股市内参【一份差点让中国股市胎死腹中的内参】
时间：2020-03-11 07:38: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90年7月，就在上海和深圳两市紧锣密鼓地筹备创建证券交易所的当口，《人民日报》驻汕头、珠海和深圳经济特区的首席记者王楚写了篇文章，反映深圳股市的一些热闹情况，不想却引发了轩然大波。据王楚事后回忆，他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想说明深圳股票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的苗头，市政府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他只想引起社会的注意，希望这个因改革而产生的新事物能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不能这样继续狂热下去，不想让已经经历三年风风雨雨的股市走上歧途，断送这辉煌的改革试验。
令王楚没有想到的是，《人民日报》总编室把这份反映情况的材料中关于采取措施的部分去掉了，只把前面骇人听闻的炒股狂热情况列举出来，改写成《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346期，并作为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内参报送中央领导。情况汇编中说深圳市股票市场炒股狂热，已经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机关干部、群众不去上班都去炒股，连香港红灯区的老鸨都不做了，改去深圳炒股。结果，有五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在这份情况汇编上作了批示。有的讲，股票这种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能在中国泛滥下去，应该立刻关掉；有的则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有的语调平缓一些，认为要加强调查研究。
时任国务院正副总理的领导都作了批示，请国家审计署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联合调查组，于1990年7月3日至7月17日赴深圳进行调查，并提出了“维护股权中公股的主体地位”、“对政府工作人员参与股票买卖应作出明确的限制规定”、“严禁特区以外的内地企业、单位和个人参与深圳市交易活动”、“提高印花税和个人股息收入调节税率”等建议。
为了堵住“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责难，深圳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作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之后，中纪委也发出通知，规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这个规定就是此后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规定的由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11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就证券市场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试点的问题找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谈话。
据刘鸿儒的回忆：“1990年11月，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江泽民主席带着各部委的负责人参加庆典。他在庆典的主席台上见到我就说，鸿儒，咱俩回北京的路上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我们就在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上谈了两个多小时，他问了一系列的问题。我就说了一条，改革来之不易，试验点不能撤销，可以不扩大。我同时说，如果你相信我们这些人是能闯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市场的路，你就要允许我们试验，不能给我们扣政治帽子。因为我们都没干过，出了点问题就扣政治帽子，大家都不好做。所谓政治帽子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啦，‘搞私有化’啦，‘挖社会主义墙脚’啦，等等，我说这个不行。后来他同意了。下飞机之前，他说，咱们定了，继续试验但不扩大。”两年以后，刘鸿儒被任命为第一任证监会主席。
因此，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八五”计划建议中才会提出：“逐步扩大债券和股票的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
其实，在处理这份内参的前前后后，蕴含着的是在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至今还遗留着的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的痕迹：股份制是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股份制是不是私有制？试行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倒退？发行股票是否应该让国有股流动？证券市场红利和股息是否属于剥削？买卖股票赢取差价是否属于投机？
这种争论，无论是针对改革开放，还是针对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冲突发生之后，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后，在证券市场因为地方利益的冲动引发的市场震荡时，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转折发生在1992年。这一年，邓小平南巡，对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于是，中央表示继续进行证券市场试点，但仅限于上海、深圳两个证交所。证券市场就这样保留下来。
直到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国家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要不要市场经济的争论就此基本停歇。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确认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的问题。这时，才真正为证券市场正了名，把“关闭”这两个字从股民的心中抹去。
从此之后，中国证券市场才算在政治上有了相对长远的预期。
（博主简介：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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