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市华侨城梓木村_“稳控”梓木村纪实
时间：2019-05-11 03:26: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每天早上，门“吱”一声打开时，那只小黄狗总会迅速扑向房门，兴奋地摇着尾巴。但最近一个多月来，小黄狗再也等不到开门声。因为主人谭惠桃，已“突然”去世。 74岁的谭惠桃，是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洪山殿镇梓木村村民。生前，因反对政府在这个闭塞的乡村里建“垃圾场”，她多次找政府评理并阻碍开工。今年5月17日，她又去了，这一次，谭惠桃“意外死亡”。
县政府称，谭的身体不好，当天工作人员把她“带到”车上后发现，她脉搏微弱，经抢救无效死亡。双峰县政府联合调查组5月18日晚形成的调查报告认定：洪山殿镇工作人员对施工现场阻工行为的处置符合娄办发〔2009〕13号文件等规定；处理阻工的过程未发现工作人员有不当行为；谭惠桃的死亡可排除外力所为，系意外事件。
家属并不相信“因病死亡”的结论，因为一张照片显示，谭的脖子上有大面积淤青，儿子秦美才怀疑母亲生前被人掐过脖子，表示还要继续上访。但在县政府联合调查组的报告中却提到，谭惠桃的家属亲友代表表示完全同意县联合调查组对谭惠桃因病死亡的调查结论，并申请不对谭惠桃进行法医学解剖和鉴定，该事已妥善处理完毕。据《南风窗》记者了解，秦美才的确在调查结论上签了字。
谭惠桃去世后没几天，另一个村民、大旗组组长的儿子陈天勇被当地派出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网上通缉。奇怪的是，派出所明知对方在家却不实施抓捕。
选址
村民说的“垃圾场”是指娄底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处置中心（以下简称“医废中心”）。
“这几年来，因为这项目，矛盾和冲突不断。”见到《南风窗》记者时，洪山殿镇党委委员胡志辉直言。
医废中心的选址在洪山殿镇梓木村靠近钟家组的一座山坡上。这是娄底市的一项重点工程，占地约2.8公顷，工程投资近2000万元，投入使用后，每日可处置医疗废物5吨。
但项目进展很艰难。项目附近的每户村民家，镇里分管这项工作的党委委员谢林辉跑了不下20趟。“他们理都不理我，和我说话，已是很看得起我了。”谢林辉说，“你问我项目为何选在那里，就像问我1+1为何等于2一样，我们只是执行者。”
据谢林辉介绍，项目选址及安置和补偿等问题，“一切都是上面说了算，我们只负责实施”。他还强调，镇政府没有决定的权力，只有一张反复去做村民思想工作的嘴。
推进项目落地的工作，镇政府工作人员确实遭遇难处。但对村民而言，这个项目事关他们当下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
其实，医废中心早在2003年7月就选址梓木村了，但村民不知情。当时村干部宣传时只说，“有个工厂要建在我们村，村民可以到那上班。”村民并不知道这个将到来的工厂，到底是干什么的。
直到2009年4月，村民秦学光捡到一张纸，村里有文化的人看后就闹开了：“不得了，我们这里要建个医疗垃圾处理厂，这玩意有毒，会糟蹋我们的环境！”
钟家组组长秦根深和大旗组组长的儿子陈天勇等，一起到湖南省环保厅反映情况，省环保厅要求娄底市环保局妥善处理。结果，娄底市环保局工作人员抱怨：“不都同意了吗？怎么又反悔了？”
村民代表后来才明白，原来已有很多村民签名了，但大都是“被签名”的。有知情的村干部向陈天勇透露，当时签名同意搞医废中心的人很少，村干部就伪造村民签名。“村委和镇政府联手骗县政府，县政府没下来调查，一层层往上骗，项目就落户到这里了。”
国家对医疗废弃物集中焚烧处置的厂址选择，有严格要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显示，焚烧厂内危险废物处理设施距离主要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距离，应不小于800 米。但落户梓木村的这个医废中心并不符合这一距离要求，尽管官员从风向、排放值以及医废中心和村庄间有山体阻隔等因素强调排放的科学性，但仍难取得村民信任。
村民获悉真相后，项目的进度自然面临很大阻力。项目动工时，附近村民聚集到现场进行阻止。很快，村民被派出所民警拖走。这样的场景上演过多次。以大旗组为例，该组20多户中，近一半曾被洪山殿派出所抓走过。谭惠桃生前曾被抓走4次，她丈夫秦如升也被抓走3次，其间多次被推、被打，乃至住院。
据村民王小兰描述，从开工到点火运营，镇政府每次都叫上百人进村应对村民反抗，来的人中，有镇干部、派出所干警，也有“小混混”。显然，在村民眼里，镇政府的权力，可不是只有“嘴”，还有拳头和棍棒。
陈天勇以自家为例说：“父亲被打得住院，母亲被拘留10天，老婆被手铐铐走好几次，我本人被通缉。”接连的遭遇，也让陈天勇成为村里上访维权的代表。
每次依靠强制力的行动都以加深干群矛盾为代价。村民统计，仅2009年10月到2012年5月17日，当地政府与村民就发生过8次激烈的冲突。
持续冲突中，2010年，医废中心终于建成了。2011年4月20日，该中心正式点火运营。
安置
医废中心点火运营，也进一步点燃了村民的怒火：安置没搞好，就点火运营？
点火运营近半年后，洪山殿镇政府才召开安置区征地工作动员大会。一年多后的今天，《南风窗》记者在位于梓木村雷公山的安置地看到，土地才刚平整好。
安置地在陈家大塘上方，陈家大塘是个大池子，下雨时，附近山坡的雨水通过明渠流入池子里，梓木村陈家组和大旗组村民，就靠这个池子灌溉和饮用。
村民认为，在饮用和灌溉水源上方安置，日常生活污水会冲刷到池塘里，影响到他们生产和生活。另外，安置地在平整时，将明渠覆盖，取而代之的是水泥管道，池塘无法通过明渠收集到更大范围的雨水，导致池塘水位不断下降，也无法满足灌溉需要。
“我们会采取雨污分流，还将从远处引自来水到你们家中，还负责把陈家大塘的边沿加固、硬化。”这样的话，谢林辉不知说了多少遍，但此前和镇政府合作曾吃亏的村民很少理他，他们对地方政府已经缺乏信任。
对选址不满，对安置也不满的村民，最终选择了上访。他们不仅到湖南省环保厅，还去了北京，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很快，国家信访局将他们反映的情况转回湖南省信访局，湖南省信访局又转回娄底市信访局。 “不相信地方，才跑到北京告状，结果层层往回转发。”秦美才对此感到沮丧。
见到记者时，说了一辈子方言的谭桂桃，用晦涩难懂的普通话努力向记者挤出这样的话，“我姐姐是为大伙牺牲的，她不能白死”。72岁的谭桂桃，是死者谭惠桃的妹妹。尽管记者多数时候听不懂她说的话，但她不断重复着姐姐出事的那天：今年5月17日早上，安置地再次动工时，村民陆续到现场说理、阻工，其中有姐姐谭惠桃和姐夫秦如升。
村民说，这一次，政府出动了15辆车（包括中巴车）、约200人，对阻工村民进行殴打。当天，被拖走后的谭惠桃，突然去世。
“她身体硬朗，死前一天，还见她拿菜刀去砍茶树。”提起谭惠桃，大旗组组长陈永奇说，他们人缘好，村里人都喜欢他们。以前每次医废中心动工，谭惠桃夫妇几乎都去阻工，所以镇政府对他们两个尤其不满。
据那天的冲突中同样被拖走的王小兰说，谭惠桃被单独扣上一辆车，秦如升和她则被扣上同一辆面的。面的里，有3个男的在等候，王小兰看到，其中一个男的当场抽了秦如升的嘴巴。“他都70多岁了，你们还打他！”车内，王小兰叫了起来，很快她的大腿就被踢肿了。王小兰因此住院治疗一个多星期，费用是政府出的。
冲突加剧
谭惠桃的死亡，使政府和村民的关系骤然紧张。
洪山殿镇政府和死者亲属约定，5月18日在镇政府协商解决。早上，谭的家属拉横幅、抱遗像、抬花圈到镇政府门口讨说法。见状，政府开始清场。行动中，谭的6个亲属被打伤。
“进入镇政府院内，铁门关起来，手持铁棒的人追打我们的亲属。”谭惠桃的儿媳陈建清说，政府院外的亲属，也被追打。政府叫来的这些人，大概300多人，大都是一些年轻的“小混混”。尽管民警没有参与追打，但他们也不阻拦。
胡志辉否认镇政府叫人打村民，他指责谭惠桃的女婿刘罗贤叫来了“黑社会”，有七八十个人，分两批围攻镇政府。
“第一批来的30多个人，个个穿白衬衣，手上还戴白手套，6个人的肩上还扛着砍刀，在镇政府门口晃荡。”胡志辉说，防暴队抓了34个人，发现有10几个是吸毒的，好几个有案底。第二拨赶来的“小混混”，听说这边人被抓了，他们才没有来。
刘罗贤向《南风窗》记者坦承叫过人，但没有胡志辉说的这么多，“总共才叫了50多个人”。刘罗贤开始不在协商现场，后来他听说有几拨亲戚被追打后，就决定叫“小混混”去治治他们。
这帮“小喽啰”浩荡赶赴洪山殿镇政府途中，就被双峰县防暴队给“端”了。刘罗贤说，这些人是他花钱请来的，每人每天500块钱，他们被抓后，另外按每人每天80块钱支付给拘留所做伙食费。刘罗贤说，他为此共花了17万元。有村民笑话刘罗贤，“你看你，请的都是些啥混混，事没办成，半路就被端了。”
被抓的34个“小喽啰”，是分4批放出来，最晚的是6月7日放出来。刘罗贤的亲友抱怨说，被抓的“小混混”，政府故意让拘留所先放出六七个人来“咬”刘罗贤：“我们那么多弟兄还被关在里头，你每天得给我们2万块钱。并且尽快让政府放了他们，要不费用就收得更高！”
与此同时，政府展开攻势，让家属在“完全同意双峰县政府调查组对谭惠桃‘因病死亡’”的调查结论上签字，否则“不放人”。
“‘小混混’逼着我们，政府压着我们，两头一夹，我们只好签字认可政府的结论。”秦美才说。《协议书》中还写明，“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镇政府一次性给秦如升4.5万元家庭困难补助”，条件是“谭惠桃所有家属、亲属都保证：不就此事上访、信访，不在网络上发表信息”。不过，秦美才并不肯放弃“告状”，“我母亲被打死了，这回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
“高压态势”
秦美才不甘心，陈天勇也表示将和村民代表一起继续上访维权。可没过两天，镇政府官员就借村民之口放风：“陈天勇被通缉了！”
这消息被证实是真的。6月21日，《南风窗》记者通过公安系统的朋友从公安内部的网站上看到，今年5月21日起，陈天勇就被洪山殿派出所通缉了，理由是他“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让陈天勇疑惑的是，上访是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怎么就成了扰乱社会秩序呢？被通缉的一个多月里，陈天勇不跑不逃，天天呆家里，但就是没人去抓他。陈天勇说，通缉的目的是阻止他上访，一旦拿身份证出门买票或住宿，就被抓起来了。
在被通缉前，陈天勇即使晚上在村里串门，也会被政府派来的人拦住：“你又去搞串联？又去宣传、发动群众了？”甚至有人还威胁他说：你再上访就会影响到你小孩，他将来即使考上了，也因为你有案底，没法去读书。
“他们随随便便就通缉我，我担心会影响到小孩的未来。”一向很坚持的陈天勇，也开始有顾虑了。
对反对项目落地的干部，政府则动用纪委立案查处。双峰县纪委的官网上，至今还有洪山殿镇纪委供稿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称，为推进医废中心项目的安置工作，“镇纪委对阻碍工程进展的退休老干部陈某某立案查处”。文中，洪山殿镇纪委还提到，“部分村民思想非常顽固”，但在“高压态势下，安置区土地终于平整到位”。
认为村民“顽固”的，不只是乡镇官员。双峰县政府的官网在介绍当地人文时，对当地民众的秉性，也用了“民性倔强”的提法。
双峰县地处湖南中部，率领湘军威震华夏的晚清重臣—曾国藩，就出生在这里，当初湘军成员的构成中，很多来自双峰县。双峰县素有盛产革命先烈的传统，但在和平建设时期，这一传统，正让当地官员变得异常头疼，进而成为官员眼中的所谓“刁民”形成的文化肇因。花钱雇用“小混混”冲击镇政府，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
不过，正如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所说，“在任何地方，我们的政府都是有说服力的教员。不论是好是坏，他的榜样教育着全体公民，如果政府本身成为犯法者，那么他就孕育着对法律的蔑视，他鼓励着所有的人‘各自为法’，从而助长混乱。”
在梓木村这个故事的复杂关系中，官员们又扮演了什么“榜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