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忆当年登科时_遥忆当年

　　我常常感叹人生的诡谲和命运的无常。并时时想窥探隐藏在其后的奥秘。　　几十年了，梦里，时常在考试。那种惶悚得什么都不会答的求职考试。梦魇中，另一个自己却在自我安慰：不怕不怕，你是有职业的，你早就大学毕业了。梦醒后，常常有小鹿在胸口乱撞，睁眼直到天明。
　　十多年的颠沛流离，十多年的贱民生涯，十多年的风雨如晦，都终止于恢复高考的那一时刻……这一切，在我的心灵深处，投下了多么浓重的阴影，至今仍耿耿于怀。
　　一
　　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个黑黢黢的夜晚，广播里传来了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午夜时分，谁家一声锣响，引得周围锣鼓齐鸣。睡眼惺忪的人们强忍着从热被窝中搅醒的懊恼，慵懒地走向大街。游行队伍中，没有谁能说得清今天最高指示的内容，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欢呼这么一遭。两年多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我把这晚的最高指示听得清清楚楚。刹那间，脊梁一阵冰凉，全身没有一丝劲了。拉灭了灯，我软瘫在床上，脑子里一下子变成了一片真空。我觉得今天以前一下变得那么遥远，今后也将永远没有了。就只剩下这个漆黑的夜，就只有自己粗嘎、疲惫的呼吸，就只有额头的冷汗，稀湿的，冰冷的。是梦吧？似乎又不是，街上传来阵阵欢呼声，清晰可辨。
　　完了，一切都完了！十二年的求学生涯就此打住，只有回家当农民了。先是两年前的六月十八日，离高考只剩下半个月了，中央宣布高考因文革推迟半年。半年后没有谁再提高考这码事了。而今，苦等了两年多的我们被一鞭子赶回农村了。我的心空落落的难受，就像溺水者看到远方孤岛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一样。我感到委屈极了，也窝囊极了！憋了好久的眼泪终于汹涌而出。我也不去擦，我全心全意地，把哭像当做一件正事似的，让眼泪在黑暗中尽情流够。
　　两天后，我背着铺盖卷离开学校。回家的第二天，我不顾母亲的劝阻，就在生产队里出了工。我拼命地干活，一晌不缺。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父亲又因走资派的罪名关在牛棚。我知道，自己这一生，怕永远被抛在这片土地上了，就像身边这些庄稼汉一样：结婚生子，养家糊口，然后老死牖下。我变得颓废而麻木，心境悲凉至极。
　　二十五岁的时候，我成了家。理智告诉我，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的农民命运就注定了。我过着郁郁寡欢、苦涩而又平淡的日子。我似乎觉得我已走完了一生中的大部分行程，我将要迎接的，只是一片被无情岁月送过来的平平凡凡，简简单单而尤其不无悲凉的人生的黄昏。我常常静卧在广大的空虚里，让失意和孤独吞噬着灵魂。
　　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到城里给生产队拉大粪。一千多斤的粪便，每天从西安拉回村里，来回有近百里路程。我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令人掩鼻的活计，因而“破帽遮颜过闹市”，我自觉地躲避着那些有可能鄙薄我的人，包括昔日的同学和朋友。每天向晚出发，夜里赶到城墙下的居民区，装满粪桶后连夜赶回，我在那臭烘烘的天地里，在粪勺的上下旋落之中，在小市民的咒骂之中，苦度着自己一个高中毕业生的青春岁月。这其中，曾有无数个黎明和暗夜，我从我后来执教的大学门前经过，望着校园的万家灯火，如牛负重的我，也曾有过一闪念的遐想和希骥：这地方还能有我的一席之地吗？随即神经又像被火烙似的缩回。我羞赧的自责：千斤粪便，还压不住你的胡思乱想吗？这段经历和情感体验，后被路遥借去了，安在《人生》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以后的日子，下乡的“老三届”们，像候鸟一样，一个个劳燕分飞，飞到工厂，飞到城市，飞到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去了。我们村唯一剩下的，只有在精神上守寡的自己了。在修完了全县大大小小的水库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上了民办教师。那是一个由三个村子联办的高中，所需的教师实在无人可选了。我苦笑着放下粪车，放下锄头，苦笑着走向讲台，上几乎高中所开的各种课程。报酬是每天生产队计十分工，外加每月5块钱。此后的若干年中，在粉笔灰的飞落之中，在学生的笑颜稚语之中，我的灵魂得到了安详和淡定，读书和写作，又成了上课之余不二选择。三五年中，在各类报刊上短暂的发表的文章，竟有百余篇之多。
　　二
　　七六年一代人的逝去，昭示着七七年另一代人的重生。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粉碎“四人帮”整整一年后宣布的。那消息登在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上，标题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进行重大改革”，第一眼看到它，我便反射似的想到了那位第三次复出的小个子老人。我无端地断定这一定是他的主意。三上三下，他总是做让国家弃旧图新的事，总是让社会从无序回归理性。等到把报纸看完，我的眼圈已是一阵温热。我依稀感到，世事真的变了，上大学要靠分数了，不看成分了。我也依稀从正开启的门扇中觑见改变命运的一线曙光。是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为这一天等了整整十二年，实在该换一个活法了。
　　秋阳高照。晴空，只有几朵淡淡的云丝，悠悠地漂浮着，像一些散佚的诗句。尽管我意识到这也许是人生最后的机会，再抓不住青春的尾巴，这种重启人生轨迹的契机，将转瞬而逝。但我仍在犹豫：这一把年纪，再上考场，这不是很滑稽吗？发了疯的范举人，千百年来，只是人们的笑料。再说，你能保证自己榜上有名吗？如名落孙山，不是自讨没趣吗？残留仅剩的那点民办教师的面子，不就丢尽了吗？
　　我的心在忐忑不安着。既不甘心失去，又无把握得到。欣喜而振奋，担忧而希骥，患得患失，进退两难。亲友师长的劝考信接二连三的寄到我的手中：“守得云开见明月”“进考场，就是你的诺曼底登陆”“叹时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今邓公开科取士，焉能袖手旁观？”而真正使我最后下决心，是白发老娘的眼泪，她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拉着我的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落到我的手背上。
　　在报名的最后一天，交了五角钱，从公社领回了准考证。
　　复习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时令已是初冬，但1977年没有冬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冬日大考把全社会角角落落搅得热火朝天，570万考生开创了有史以来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考生数量的最高纪录。而印试卷的纸张，竟是国库中储备用来印毛选五卷的。
　　十二月十五日，提着一布兜老娘精心烙的面饼，我终于坐在考场上。这一个多月，我每天要给学生上课，根本腾不出时间去复习，我是抱着拼平日老底子的想法走向考场的。既然高中的主要课程我都教过，我就有着足够的底气。 　　窗外有纷飞的雪花，像来为这被青春点燃的大考助兴。去年看到一部描写七七级大学生的电视连续剧《雪花那个飘》，我一下明白了编剧的命意。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考场。普通的中学教室里，坐了二十多名年龄各异的男女。那个系着腰带的，皱纹已爬满了额头。他一手握笔，一手不断擦着挂在鼻尖颤巍巍要掉的清鼻涕；那位穿着件大襟棉袄的女人，一边给手上哈热气，一边揉搓着胸前两块硕大的双乳，考场外边的屋檐上，她的婆婆一边向室内探头，一边不断摇晃着襁褓中待哺的孙儿；还有最后排那位胡须拉碴的老兄，烟卷不离嘴。监考老师制止了几次竟制止不了，干脆法外开恩，听之任之了。
　　试卷发到手后，我先浏览了一遍，心里一下踏实了。题真的不难，岂止不难，应该说，实在太简单了。我用一半心思答卷，令一半心思竟向未来张望。我庆幸这一步走对了。不经意从我身边驶过的列车，搭上是肯定无疑了。因为，没有一道题让我为难，我的笔，竟像重逢老友那样酣畅利落。
　　等待成绩和录取的日子漫长而焦灼。但我知道，一场历史性的战役已经打胜，往后的日子，再不用靠力气来衡量自身的价值了，再不用屈辱中偷生并赚取温饱了。后半生肯定是另一种活法了。元旦过后不久，省、市报纸上用“一考生”署名赫然刊登出我的考场作文。这得了满分的作文，一下变得洛阳纸贵，成为全县几所高中班的示范教材。一夜之间，我的名字被传得沸沸扬扬。那种种传说，显然被夸大了，带着种种演义的色彩。
　　每天早晨，我总要尖着耳朵，巴望着邮递员自行车的铃铛声。望着绿色邮政制服的离去，今天又过去了，我对第二天又产生了新的期待。终于在除夕的前一天，当邮递员刚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来不及穿好衣服就冲出去了。我一眼就看到鼓鼓的落款是大学名称的信封。鬓角的筋在砰砰直跳，心一下像被融化在胸膛里了。我害怕幻想会又飞走，几乎是从邮递员手里夺过信来。当我真真切切地看到自己的名字时，盈眸的热泪，便当着邮递员，毫不知羞地滚落下来。
　　三
　　春光明媚的七八年二月，带着梦想成真的喜悦，走进了我的大学。入学后的专业教育，用了三天。这三天，让人血脉喷张，心潮澎湃。每个人的发言都是控诉和庆幸，都在涕泪交流中感恩戴德。我们是三班，比前两个班年龄都大，平均二十七岁，大家彼此以对方的姓氏称呼“老×”。
　　学校介绍，当年全国考生共570万，仅招了27万。录取率29︰1，且一半为专科，本科且教育部直属高校招录的，基本上是百中选一了。同时录取时按年龄分段，年龄越大，分数线越高，已婚考生由本省录取，无论你分数考得多高。辅导员还透露，十年浩劫，教师断层，招我们这个班，是从学校本身的发展建设考虑的。四年后，果然我们三班留校任教的比例最高。现在这所教育部直属的“211”大学，从书记，校长到副校长，几乎是清一色的七七级毕业生。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在忙碌，紧张得喘不过气中度过的。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十年弥补回来对我们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教室晚上十点统一关灯，但宿舍的灯十二点后才会熄灭。早上七点响起床铃，但微曦的晨光中、路灯下，早已书声琅琅。背着大书包，永远地步履匆匆，是我们的校园形象。有几位小女生甚至苦读到面无血色，表情木然，被大家戏称兵马俑的程度。我们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背诵名家名篇是我们的基本功，四年下来，光老师布置的背诵篇目就有二百篇之多，更别说还有人给自己加码。所做的各种作业，被老师推荐公开发表的，更是数不胜数。各种考试，监考老师在把试卷下发之后，就只管埋头去看自己的书了，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学生作弊的。因为没必要，教材已背诵得滚瓜烂熟了。
　　负笈到大学求学，我师从的导师是阎景翰先生（笔名侯雁北）。他是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大名鼎鼎的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的叔父。
　　阎先生是那种传统的读书人。清心寡欲，淡泊自守。对上峰绝不逢迎，对同僚素无拉拢，活得很简单，安详而纯净。他曾拟联自况：“书本本，本本书，只读书本；片片面，面片片，光吃面片”，终其一生都在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教书，孜孜矻矻创作。大学推崇做学问，搞研究，文学创作素被视为吃力不讨好的旁门左道，当然也难以换得某些实益。但阎先生不改初衷，矢志创作。他始终认定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评论这文学的三大分类中，创作是第一位的。它的原创性，独一无二性，不可复制性，代表着文学的基本生产力。没有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罗贯中，那成千上万的索隐派，考据派红学家，那些讲授四大名著的教授们，怕只有去喝西北风。
　　正是阎先生的引领和陶冶，让我一入大学，便走上了创作之路，成为文学的僧侣，我来自农村，像相信土地一样地相信文学，一段时间为了纠正我的新闻视觉和报章语式，他循循善诱，费尽心思。终于，我学会了主动把自己的生活描绘成小说。有了这样一种本领：把原本自己舒缓、平淡的生活节奏打乱，然后在一个致命的点上。让某一次很正常的邂逅事件有个开端，下来悲剧性的结局就不可避免——于是一篇篇小说便在各文学刊物的目录上出现了。并且，我发表的多篇小说，竟作为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等课程的老师宣讲的教材，让同学们讨论。
　　其实，平心而论，大量的日常生活的确平淡了些，甚至连一篇精致的散文都够不上，滋味既不隽永，余味也不悠长，是阎先生给了我一双文学的慧眼，让我用文字这把尺子去丈量生活，剪裁生活，重构生活。
　　随着解放思想的思潮汹涌而至，我和同学们办起了一本叫《渭水》的文学期刊。古城另一所百年老校中文七七级办的杂志叫《希望》，我们同气相求，遥相呼应。由于杂志上有些时评文章有棱有角，招来官方的冷言冷语，为了寻求保护，我曾到省委造访李尔重书记，他是著名作家，作品曾入选过中学语文教材。我们把他的题字放在目录中最显眼的位置，让找麻烦的部门有苦难言。随着李书记一年后的调离，官方打压升级，这本出了五期的杂志终于寿终正寝。它是学校有史以来唯一由学生主办的铅印杂志。装帧上乘，设计大气，至今仍在学校图书馆珍藏。为它我曾倾注了全部精力。从筹资到印刷，从组稿到销售，光自行车胎就磨光了三条。办这份杂志的诸君中，梅绍静后来到《诗刊》就业，孙志光到了《人民铁道报》，明琪、保安则做了陕西师大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总编。 　　大学四年，我们这个班没有改选过班干部，一直是开学初辅导员指定的那几位同学主事。从书记，班长到各种干事，都称得上尽心尽责。每到新学期辅导员提议要重新选举，大家便一哇声地说好着呢不用再选了。人人都避之不及，唯恐选到自己头上，耽误了自己学业。其时，班干部还真有些权力，如发展党员，评定助学金，确定贫困补助之类。
　　大学四年，我们这个班，已婚的没有人婚变，未婚的没有人谈恋爱。一位已婚的老婆生了二胎，羞愧得没敢让班上同学知道。其时还没有限制二胎的计生政策。但他却觉得够丢人了。谁都觉得时间太紧迫了，对知识的渴求太强烈了。实在不敢做那些没名堂的事。
　　大学四年，没有交学费之说，每月还发21.5元，其中伙食18.5元，外加3块零用钱。食堂的伙食和家里比起来，唉！天上和地下怎么能相比呢？三毛五就能打一碗坛子肉。白生生的蒸馍，不少同学回家当礼物带呢。我们三班只有五名女生，她们饭票吃不完，常支援饭量大的男同学。我不是带薪学生，但我也许是班上的富翁。因为我每月都会收到几张从报社、杂志社寄来的稿费单，合起来总不下五十多块。每到周末，小寨的义祥楼泡馍馆常常变成被同学们敲竹杠的地方，吃完三角五的泡馍还得给每人发一包大雁塔牌香烟。
　　呵呵！那是风清气正的四年，卧薪尝胆的四年，心无旁骛的四年，其乐融融的四年！
　　四
　　一九七七年的高考，今天看来，那绝不是一个常规的教育事务，也不是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考试制度的简单恢复，而是一个涉及千家万户，攸关亿万中国人命运沉浮的社会博弈。这个时代的拐点，造就了著名的七七级，有人把它比作当年的黄埔一期。如今，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界名流，七七级群星灿烂。这批人懂得感恩，懂得付出，懂得坚守，懂得担当。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高考已从深远的政治意义走向正常的考试意义。透过高考，透过社会变迁，年逾华甲的我作为桃花园中人，会捋出了哪些社会认知？
　　人是鱼，社会是水。水清则鱼乐，水浊则鱼悲。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的摆布。在巨大的社会潮流面前，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对不能改变的只有忍受。社会则要为个人提供一条上升的通道，让个人通个公正合法的努力获得地位的进步，让每条鱼都有可能去跳龙门。这一通道如被堵塞，则社会将岌岌可危。这种“社会契约”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如有中断或撕毁，必有恢复和传承。事所必至，理有固然。在新旧交替的晚唐时期，白居易告诉元稹：“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凤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与元九书》在短暂的人生中，当碰不到风云际会的时代机遇时，你需要为它的到来做好准备。“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回乡十多年我从没放弃读书，那是一种本能的热爱；没放弃过写作，那是心灵在歌唱。在加上当民办教师教遍了高中的主要课程，高考试题就是小菜一碟了。十多年来，我无法预料还有这么一天，更不曾从功利的目的奢望从读书中得到回报。但是回报竟在一个早上来叩门了。它告诉我们普世的价值观无论遭到怎么样的亵渎，都不要对之绝望，通过诚实努力使自己变得崇高的信念，一天都不能泯灭。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潮流，但我们却可以完善自我。
　　从当年的百里挑一到如今的一大半考生都能进入大学，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诚然，大学生就业难已是不争的事实，诚然，工农子弟入名校的比率在逐年减少。但，这能怨谁呢？七七年的570万考生中，改变命运的也是极少数，通过不断地扩招，如今的大学生含金量与七七级已不可同日而语。大部分考生都能录取，这生源质量又从何说起？把本来就属落榜的考生录入大学，这教学质量何以保证。无须怀疑知识改变命运这一铁律，国家重点大学（如985大学，211大学）的毕业生基本上就没有就业难的困惑，知识仍在改变着这批学子的命运，问题是你要能进入这类大学，它要的是高分，你得争取。随着国力的强大，如今国家重点大学录取的比例，已远远超过当年七七级的若干倍。
　　七七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中，不少人在农村蜗居十年之久，他们风霜在脸，老茧在手，忍饥挨饿，战天斗地，说起吃苦耐劳精神，大部分人是具备的。毋庸讳言，能吃苦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品质，不少人总以能吃苦而自诩。但这些人大多落榜了，足见能吃苦不是成功的唯一条件，也不是成功的资本。天下能吃苦的人多的是，君不见，大多数能吃苦的人最终都平庸一生。看在建筑工地那些打工者吧，看在矿道里那些采煤工吧，看在山洞里那些风钻工吧，他们哪个不能吃苦，但成功却与他们基本无缘，他们只能在劳苦中度过一生。以此看来，能吃苦充其量是在关键时刻咬紧牙关的一段力挺，是置身于非人境遇保持生存的几许坚韧。它的有效性是短暂或是相对短暂的。仅靠能吃苦并不能保证你走向成功，相反，长期的能吃苦，你会适应它，迎合它，在吃苦中变得麻木，你的创造力便会扼杀净尽。说到底，在逆境中，在困顿中，还是要有成功的追求和进取的渴望、要有崇高的憧憬和期盼，不论眼下的地位如何卑琐，一定不坠跻身高尚岗位的青云之志，不放弃更上一层楼的竞争和创造。并为之做好准备。甚至在未来的日历上，为它设想一个位置。
　　三十五年了！俱往矣！时光流逝，岁月燃烧。如今我已两鬓染霜。青葱的往事，苦难的磨砺，突降的惊喜……早已烟消云散。但我庆幸，我的大学是在冰雪解冻的季节开始的。这份骄傲常使我一想起就会落泪，一旦抓住机遇，我便没有虚度。我是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是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中的一个，既非望族，更无贵胄。我常常以弯榆自况，弯榆长在贫瘠的山野，它的木质顽劣，难得成为殿堂之材，但它不会因之放弃生长，也不因之而失去对自己的敬意。
　　刘路 陕西长安人，著名学者、教授。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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