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恩忆往:从胡蝶到张大千:张大千 忆远图

　　吕恩（1921—），江苏常熟人。本名俞晨，我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1938年考入国立剧专，毕业后驰骋在重庆、上海、香港和北京等地的戏剧舞台上。解放后在北京人艺工作，毕生演出了数十部话剧和电影。她说“我是从重庆起步，演小角色成长起来的”，从演《清宫外史》的瑾妃起步，演过花枝招展的交际花，演过又老又丑的妓女。别人以为演这些角色，有损个人形象。吕恩不管这些，她认为有兴趣的就演。她也挑过大梁，解放后她在话剧《雷雨》饰演的繁漪、《伊索》中的梅丽达、《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的巫婆马聂法等，虽戏份不太重，但鲜活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评论家说“她的戏的特点是没有戏的痕迹”，足见功夫之深。
　　胡蝶的风骨?周璇不“犹太”
　　吕恩六十多年的演艺生涯中，结识了我国文艺界一大批明星，胡蝶（1908—1989）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胡蝶在电影界是屈指可数的一号大腕。吕恩在30年代上海当中学生时就崇拜蝴蝶。胡蝶的演技和为人的节操给吕恩留下深刻的印象。1945年春，张骏祥导演《小人物狂想曲》，吕恩与白杨、谢添同台演出，她饰一个爱虚荣的由港来渝的青年女性。当时剧社穷，没有齐备的服装，快演出了吕恩演的角色服装还没着落。导演张骏祥给时在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胡蝶写信说好，要吕恩自己去借行头，若试穿合身就借回来。吕恩一见四十多岁的胡蝶仍风姿绰约，深为她的端庄美丽而震慑。胡蝶热情招待，并细心询问吕恩扮演的角色背景后，从自己的衣物中挑了一件给吕恩说：“大花衬衫，颜色鲜艳，符合你演的角色；一条西服裤子，表示你出门旅行。”并教吕恩香港女人走路的姿态，嘱咐吕恩“一定要穿高跟鞋，那样在出场时显得苗条、挺拔，一亮相就让观众第一眼觉得你是从香港来的。”吕恩告辞后走出老远，胡蝶又追上来，叮嘱吕恩：“演出时最好用一块花纱头巾把蓬松的头发包起来，并在额前露出几绺卷发，显出风尘仆仆感……”
　　在胡蝶悉心的指导下，吕恩对演出的新角色充满了信心。吕恩一出场，果然十分抢眼。赵丹在台下当观众，演出结束后，赵丹马上跑到后台对吕恩说：“你的上场，使台上为之一亮。”晚年的吕恩，每每想起胡蝶，十分感念她对自己的提携与帮助。
　　吕恩对胡蝶的民族气节尤为敬佩。珍珠港事变后，香港沦陷。胡蝶东躲西藏。日本的久田幸助是中国通，会粤语，找到胡蝶，以高酬为诱饵，要她到东京去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风景片。胡蝶谎说自己怀孕，不便拍片。然后，通过秘密渠道找到游击队，经策划扮装，以到九龙租界旁的教堂做礼拜为幌子，溜入中国地界，辗转到达广东惠阳。胡蝶特捐三千港币献给抗日力量。战火逼近韶关，胡蝶又逃到桂林，最后到达重庆。
　　金嗓子周璇（1918—1957）也是吕恩的好朋友。1948年周璇在香港永华电影企业公司拍的《清宫秘史》中饰珍妃，吕恩第一天到这家公司拍《山河泪》电影，在化妆室里结识了周璇。因为她们都是江苏常熟人，倍感亲切。周璇亲切地喊吕恩为“小常熟”。
　　周璇自幼家贫，是在苦水中泡大的。自《天涯歌女》一举成名，有了钱之后，过惯苦日子的周璇仍很节俭，处处精打细算。倒霉的是她赚的钱后来全被人骗走了，成为人财两空的悲剧主角。
　　有一件耐人寻味的小事，令吕恩难忘。
　　一次吕恩与周璇同到一处做客，出门后又同回公司办事。以爽气闻名的吕恩顺手招了辆出租车。周璇马上说车费由她付。吕恩拗不过，只好听她的。上车后周旋俯在吕恩耳边悄悄地说：“我要车子开到公司大门外的马路上停，不开进去。”吕恩不解问为什么。周璇笑着低声说：“出租车基数是二元，这条路我常坐，到公司大门外正好二元。拐个弯，就要多付二角。”吕恩是个爱开玩笑、好逗乐的角色：“开进去吧，这二角钱我出。”周璇急了，忘了谈话不该让司机听见，大声喊：“不许你多花这二角冤枉钱，和我一起走几步回公司。”
　　1949年春，上海解放了，吕恩准备回来。离港前夕，吕恩到弥敦道买东西，正好碰到周璇，向她告别。吕恩问她什么时候回去。周璇很伤感，说“你们有文化，回去有事做，我不识字，连剧本都看不懂。我演的这些片子，那边是不会要的……”吕恩邀她进咖啡馆小坐，两人又聊了起来。周璇说她喜欢孩子，她打算在香港多拍几部片子攒些钱，将来到上海办个幼儿园……结账时，吕恩抢付，周璇拉住她的手不肯，坚持由她付。
　　晚年吕恩回忆这件事时凄然地说，“想不到我们的那次见面竟是永诀！”吕恩认为周璇人十分朴实，生活俭朴，从不乱花钱。她也从不想沾别人的便宜。可当时电影圈里有人讥她为“犹太”（吝啬），实在不应该。“从她的节俭中更能体察她的辛酸。”吕恩如是说。
　　曹禺的温?张骏祥的厉?郁风的善
　　吕恩的从艺生涯中，受曹禺和张骏祥的影响最大。
　　曹禺（1910—1996）是剧专教务主任，30岁时因写出《雷雨》、《日出》已名满全国。吕恩印象中曹禺是为人和蔼，没有架子的先生。那时师生吃住在一起，年龄差距不很大，下课师生在一起打球、游泳，“疯”成一片。曹禺授西洋戏剧史和剧本选读。大家最爱听他的课。曹禺独自能仿读剧本中多种角色，声情并茂，很受学生欢迎。吕恩说：曹禺是典型的书呆子，生活上大大咧咧，一点不讲究。他有时穿两只不同的袜子上街，也若无其事。有趣的是，一次他穿棉袍上课，下课到休息室，脱棉衣时，一只老鼠从棉袄中蹿了出来。后来他写《北京人》剧本，就把耗子贯穿在整个剧本中。吕恩入剧专一年级时，第一次上舞台演一个只图享乐的贪官太太，十分紧张。临上场，曹禺隔着幕布对她说：“不要害怕，我就站在侧幕旁给你保驾；忘了台词也不要紧，我给你‘提词’。”有曹禺的鼓励，吕恩没有怯场。曹禺解放后的第一个剧本《明朗的天》，主角徐羡美就是让吕恩担纲的。晚年的曹禺还老想着吕恩，他在致吕恩的1980年10月6日信中写道：“你的信使我想起四十年前在渝州初见你的时候，大约你才十几岁。岁月如流，大家都有些见老了。你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演戏，演电影，都得到了观众的赞许。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已经为祖国添了光彩，我是引以为骄傲的。有一句话送你：雄心不取决于年岁，正如同青春不限于黑发，也不随着白发而消逝。”署名“曹禺”后还幽默地加了一行字：“我签错了，我该写‘家宝’。” 还幽默地加了一行字：“我签错了，我该写‘家宝’。” 存入我的阅览室 　　张骏祥（1910—1996）是吕恩的班主任，以严厉闻名。他教“导演”和“舞台美术”课。基础课学完后，三年级选专业课，吕恩选“编剧”。张骏祥认为她个子高，有形象，在台上能戳得住，建议她学表演。吕恩说自己是南方人，语言不行，没信心。张骏祥说：“语言不好可以学，以后不准你和上海人在一起就说上海话。如让我听到你说上海话，就罚五分钱一次。”在张骏祥的鼓励和督促下，吕恩步上演戏生涯。1947年，张骏祥导演《还乡日记》，大胆起用从无演电影经验的吕恩。后又让她陆续出演《蜕变》、《北京人》和《安魂曲》等剧中角色。吕恩至今仍很感激张骏祥当年为她选专业、定调，给她表演的机会，使她成为一名演员。
　　在一伙同辈朋友中，吕恩最谈得来的要属郁风了。郁风（1916—2007）是画家，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以爽直、热情、善解人意，广受友人们尊敬。1943年郁风在夏衍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工作，因桂林政局突变，为防迫害，遵夏衍之命郁风到成都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与吕恩同住一个宿舍。那时，她们穷得叮当响，1944年元旦，她们穷得连买早点的钱都没有，大过年的，又不好意思去赊账。天又冷，她俩与赵慧琛三人用被子盖着脚，靠在床上“孵豆芽”。郁风乐观，说大家谈自己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来个“精神会餐”。最后吕恩从枕头中无意发现几张零票子，但不够买三副烧饼油条，只好买了几个烤山芋回来充饥。吃完了，郁风幽默地说，“我们闭上眼睛想吧，想什么就有什么，最好想个天方夜谭中的魔匣子才好呢！”
　　抗战胜利后，大批文化人都回到上海。郁风和苗子那时住在南京，她好热闹。每逢周末他俩都回上海的家，与朋友们玩。郁风爱跳交际舞，唐纳那时在《文汇报》当副总编，是她的最好舞伴。一个周末，郁风约唐纳、赵丹、郑君里、秦怡和吕恩一起去阿凯第舞厅跳舞。乐队奏完最后一支曲子，客人们纷纷付账离开。赵丹闻风不动在说笑话，其他两位男士也不动——照惯例，跳舞是要男士买单的。吕恩觉得好奇，一问他们才知他们三人都没钱。郁风一听，马上把放在桌上的包拿到膝下，掏出一卷钞票，从桌布底下塞给斜对面的赵丹。赵丹马上精神抖擞，大声呼服务员买单，还装模作样跟服务生谈天说地摆阔，多付了一笔小费。出了舞厅，大伙笑得腰都弯不下来。
　　郁风出道早，30年代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工作时认识唐纳和江青，还在同一剧社同事过。抗战时，唐纳在重庆编《时事新报》。日本投降不久，江青秘密到重庆治牙，她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唐纳。周恩来不同意，经不住江青吵闹，周最后只同意江青进城到她的老友郁风家秘密做客。江青那时已是“第一夫人”，唐纳听说江青要找他，紧张之余，理智地找出当年与她（时名蓝苹）结婚时穿的旗袍让郁风转交，称她“江青女士”，以示过去瓜葛斩断。唐纳后来出国了，逃之夭夭。倒是郁风这个知情人倒了八辈子霉，在文革中，郁风、苗子被江青关在秦城监狱整整八年。郁风出狱后她仍对朋友们说：“我对江青（当时）确有好感，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而她自己犯糊涂，她的罪过就是知道江青的老底太多了。
　　吕恩始终把郁风当作大姐，有事喜欢跟郁风说。吕恩与吴祖光在香港友好分手后，吕恩花几千元买了一部莱卡照相机送给吴祖光。后来吴祖光与新凤霞结婚时没钱请客，把照相机卖了，在欧美同学会办婚礼。吕恩听了很不舒服，把这疙瘩告诉郁风。郁风开导她，批评她心眼太小，说：“送给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吕恩想想，郁风说得在理，气也消了。吕恩后来的爱人胡业祥去世后，她情绪低到极点，远在澳大利亚的郁风、苗子写很长很长的信开导她，希望她振作起来，劝她用笔写写，抚平悲哀。吕恩试照着做，果然走出了低谷。积累了不少文章，2007年居然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回首》。
　　郁风逝世已有三年了。吕恩说很早就想写一篇怀念她的文章，因心绪不定还没有写出来。她说她一定要写的，否则于心难安。
　　徐悲鸿的《猫》和张大千的《仕女》
　　吕恩不事收藏，但每遇友人赠物，她必珍如拱璧。她觉得那不止是纪念，而是收藏友谊。文革中，她家遭受造反派四次劫掠，书画文物荡然无存。最令她痛心的是两幅前辈的赠画：一是徐悲鸿的《猫》，一是张大千的《仕女》。
　　这两幅画的得失都十分传奇。尽管吕恩已是八十八岁的老太太，对往事的记忆仍十分清楚，连细节都说得绘声绘色。
　　1943年，吴祖光写出剧本《牛郎织女》，由余克稷主持的怒吼剧社演出。张骏祥任导演，丁聪是美工。耿震饰牛郎，张瑞芳饰织女，吕恩饰王母娘娘，在成都演出，盛况空前。老板余克稷赚了一笔，他为人十分厚道，给每人发了不少钱。吕恩说，“好几千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打牙祭是打不完的。吴祖光、吕恩和丁聪三人决定去玩青城山。赶到车站，误了班车，他们坐洋车到山上，住了一晚。想多住几天，但钱没带够，吕恩要回去。吴祖光点子多，说应云卫不是要你去演戏嘛，我们先玩几天再说，让他来结账。庙里的住持想揽客人生意，说山下天师洞徐悲鸿、廖静文、苗子夫妇在写生，叫他们上山与你们一块住多热闹。吕恩给郁风打电话问有钱否，郁风说没有。徐悲鸿听说后，说让他们下来罢，大不了我给庙里多画一幅画。吕恩聪明，对庙里的住持谎称他们下山接徐悲鸿，就此溜之大吉了。
　　那是吕恩第一次见徐悲鸿（1895—1953）和廖静文。是时他们还没结合。徐悲鸿请客，廖静文坐在他身旁，他不时给廖静文布菜，体贴、殷勤很到位。徐悲鸿很大方，餐毕为吴祖光、丁聪各画一匹马，给吕恩画的是只猫。吕恩撒娇装作不高兴，说猫没有马好。徐悲鸿笑着说：“我画的猫最好，我家里养着许多猫，你看我画的猫正午的眼睛多有神。人家说我画的马好，其实不怎样，总有一只脚蹩着。”大家被徐悲鸿幽默笑了。
　　这张《猫》，吕恩装裱后一直珍藏着。文革抄家，“猫”被造反派“捉”走了。据说林彪对徐悲鸿的画很感兴趣，声言要收藏100幅徐悲鸿的画。吕恩的这只猫就被林彪“养”了起来。林彪折戟沉沙后，这幅画流入故宫博物院。
　　另一幅是张大千的《仕女》。
　　那是1949年秋。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解放，吕恩演完了《虾球传》，正打算返回内地。一天苗子、郁风夫妇约她到澳门去拜访张大千（1899—1983）。吕恩生性好热闹，一听去看大画家自然高兴。苗子与张大千谈事，吕恩与郁风就去欣赏张大千的画室。吕恩说，大千先生的大画桌上摆满了一件件女人的旗袍，她先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晓得是太太小姐们送来请大千在旗袍上画荷花的。那时张大千正处两难困境：回大陆吧，有“前科”，世人指责他当年破坏敦煌；他对共产党又缺乏了解。去台湾吧，他曾应何香凝之邀为毛泽东画过画。张大千携妻儿老小一大拨人，全靠他一支笔，动乱岁月，画又不好卖，经济上很窘，只好干起在旗袍上画画的活。告辞时，张大千与他们合影留念。又送给苗子夫妇一幅“荷花”（此画文革被抄，未还）。给吕恩画了一幅“仕女”。吕恩说：“那是一件素描，风格很独特，身子是古代的仕女，而脸蛋画的是我，并题了上款。”过了若干年后，吕恩始知，苗子拜访张大千是受夏衍的委托，动员张大千回大陆的。苗子夫妇邀她同去，只不过是拉她当陪客或作幌子而已。
　　吕恩回大陆后，一直珍藏着《仕女》。文革抄家时与《猫》一道被掠走。造反派收走这幅画，后被康生要去。有趣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此画也流入故宫博物院。
　　1979年四届文代会召开，一大批知名人士联名写信强烈要求归还抄家物资。叶浅予让吕恩也签了名。因为是作为提案上交的，上面也认真。发现抄家书画大多存在故宫。按规定，凡上款明确的，归还。如是古画，无法认定主人，画主只好自认倒霉了。叶浅予的一大批古画，就无法追回。当叶知道吕恩追回两张画后，十分羡慕，说：“吕恩，你福气好。”
　　吕恩想想自己真是幸运的。1948年冬，唐纳从沪到港，准备赴美。夏衍请唐纳在浅水湾一家酒店喝茶、跳舞，吕恩等老朋友作陪。一个朋友为大家拍了张合影作纪念。文革中吕恩家四次被抄，这张照片也被掳走，不久吕恩也被送进牛棚，她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这张照片东窗事发。万幸无事，原来那些造反派不认识唐纳。文革后发还抄家物资时这张照片被退了回来。吕恩说：“如造反派认出唐纳，把事情捅到江青那里，我大概要和郁风一样被送进秦城监狱！”
　　由于文革中吕恩常在太阳下暴晒，1973年得了“红斑狼疮”病，差点丢命。治愈后即告别舞台，现在京颐养天年。时年八十八岁的吕恩，对人生深有感悟：金钱、名誉、地位等等，对我们历经沧桑的过来人来说，实在没有意义。她说：“平安是福，活着就能多看看这美好的世界！”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张昌华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本文有删节） 　　张骏祥（1910—1996）是吕恩的班主任，以严厉闻名。他教“导演”和“舞台美术”课。基础课学完后，三年级选专业课，吕恩选“编剧”。张骏祥认为她个子高，有形象，在台上能戳得住，建议她学表演。吕恩说自己是南方人，语言不行，没信心。张骏祥说：“语言不好可以学，以后不准你和上海人在一起就说上海话。如让我听到你说上海话，就罚五分钱一次。”在张骏祥的鼓励和督促下，吕恩步上演戏生涯。1947年，张骏祥导演《还乡日记》，大胆起用从无演电影经验的吕恩。后又让她陆续出演《蜕变》、《北京人》和《安魂曲》等剧中角色。吕恩至今仍很感激张骏祥当年为她选专业、定调，给她表演的机会，使她成为一名演员。
　　在一伙同辈朋友中，吕恩最谈得来的要属郁风了。郁风（1916—2007）是画家，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以爽直、热情、善解人意，广受友人们尊敬。1943年郁风在夏衍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工作，因桂林政局突变，为防迫害，遵夏衍之命郁风到成都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与吕恩同住一个宿舍。那时，她们穷得叮当响，1944年元旦，她们穷得连买早点的钱都没有，大过年的，又不好意思去赊账。天又冷，她俩与赵慧琛三人用被子盖着脚，靠在床上“孵豆芽”。郁风乐观，说大家谈自己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来个“精神会餐”。最后吕恩从枕头中无意发现几张零票子，但不够买三副烧饼油条，只好买了几个烤山芋回来充饥。吃完了，郁风幽默地说，“我们闭上眼睛想吧，想什么就有什么，最好想个天方夜谭中的魔匣子才好呢！”
　　抗战胜利后，大批文化人都回到上海。郁风和苗子那时住在南京，她好热闹。每逢周末他俩都回上海的家，与朋友们玩。郁风爱跳交际舞，唐纳那时在《文汇报》当副总编，是她的最好舞伴。一个周末，郁风约唐纳、赵丹、郑君里、秦怡和吕恩一起去阿凯第舞厅跳舞。乐队奏完最后一支曲子，客人们纷纷付账离开。赵丹闻风不动在说笑话，其他两位男士也不动——照惯例，跳舞是要男士买单的。吕恩觉得好奇，一问他们才知他们三人都没钱。郁风一听，马上把放在桌上的包拿到膝下，掏出一卷钞票，从桌布底下塞给斜对面的赵丹。赵丹马上精神抖擞，大声呼服务员买单，还装模作样跟服务生谈天说地摆阔，多付了一笔小费。出了舞厅，大伙笑得腰都弯不下来。
　　郁风出道早，30年代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工作时认识唐纳和江青，还在同一剧社同事过。抗战时，唐纳在重庆编《时事新报》。日本投降不久，江青秘密到重庆治牙，她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唐纳。周恩来不同意，经不住江青吵闹，周最后只同意江青进城到她的老友郁风家秘密做客。江青那时已是“第一夫人”，唐纳听说江青要找他，紧张之余，理智地找出当年与她（时名蓝苹）结婚时穿的旗袍让郁风转交，称她“江青女士”，以示过去瓜葛斩断。唐纳后来出国了，逃之夭夭。倒是郁风这个知情人倒了八辈子霉，在文革中，郁风、苗子被江青关在秦城监狱整整八年。郁风出狱后她仍对朋友们说：“我对江青（当时）确有好感，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而她自己犯糊涂，她的罪过就是知道江青的老底太多了。
　　吕恩始终把郁风当作大姐，有事喜欢跟郁风说。吕恩与吴祖光在香港友好分手后，吕恩花几千元买了一部莱卡照相机送给吴祖光。后来吴祖光与新凤霞结婚时没钱请客，把照相机卖了，在欧美同学会办婚礼。吕恩听了很不舒服，把这疙瘩告诉郁风。郁风开导她，批评她心眼太小，说：“送给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吕恩想想，郁风说得在理，气也消了。吕恩后来的爱人胡业祥去世后，她情绪低到极点，远在澳大利亚的郁风、苗子写很长很长的信开导她，希望她振作起来，劝她用笔写写，抚平悲哀。吕恩试照着做，果然走出了低谷。积累了不少文章，2007年居然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回首》。
　　郁风逝世已有三年了。吕恩说很早就想写一篇怀念她的文章，因心绪不定还没有写出来。她说她一定要写的，否则于心难安。
　　徐悲鸿的《猫》和张大千的《仕女》
　　吕恩不事收藏，但每遇友人赠物，她必珍如拱璧。她觉得那不止是纪念，而是收藏友谊。文革中，她家遭受造反派四次劫掠，书画文物荡然无存。最令她痛心的是两幅前辈的赠画：一是徐悲鸿的《猫》，一是张大千的《仕女》。
　　这两幅画的得失都十分传奇。尽管吕恩已是八十八岁的老太太，对往事的记忆仍十分清楚，连细节都说得绘声绘色。
　　1943年，吴祖光写出剧本《牛郎织女》，由余克稷主持的怒吼剧社演出。张骏祥任导演，丁聪是美工。耿震饰牛郎，张瑞芳饰织女，吕恩饰王母娘娘，在成都演出，盛况空前。老板余克稷赚了一笔，他为人十分厚道，给每人发了不少钱。吕恩说，“好几千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打牙祭是打不完的。吴祖光、吕恩和丁聪三人决定去玩青城山。赶到车站，误了班车，他们坐洋车到山上，住了一晚。想多住几天，但钱没带够，吕恩要回去。吴祖光点子多，说应云卫不是要你去演戏嘛，我们先玩几天再说，让他来结账。庙里的住持想揽客人生意，说山下天师洞徐悲鸿、廖静文、苗子夫妇在写生，叫他们上山与你们一块住多热闹。吕恩给郁风打电话问有钱否，郁风说没有。徐悲鸿听说后，说让他们下来罢，大不了我给庙里多画一幅画。吕恩聪明，对庙里的住持谎称他们下山接徐悲鸿，就此溜之大吉了。
　　那是吕恩第一次见徐悲鸿（1895—1953）和廖静文。是时他们还没结合。徐悲鸿请客，廖静文坐在他身旁，他不时给廖静文布菜，体贴、殷勤很到位。徐悲鸿很大方，餐毕为吴祖光、丁聪各画一匹马，给吕恩画的是只猫。吕恩撒娇装作不高兴，说猫没有马好。徐悲鸿笑着说：“我画的猫最好，我家里养着许多猫，你看我画的猫正午的眼睛多有神。人家说我画的马好，其实不怎样，总有一只脚蹩着。”大家被徐悲鸿幽默笑了。
　　这张《猫》，吕恩装裱后一直珍藏着。文革抄家，“猫”被造反派“捉”走了。据说林彪对徐悲鸿的画很感兴趣，声言要收藏100幅徐悲鸿的画。吕恩的这只猫就被林彪“养”了起来。林彪折戟沉沙后，这幅画流入故宫博物院。
　　另一幅是张大千的《仕女》。
　　那是1949年秋。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解放，吕恩演完了《虾球传》，正打算返回内地。一天苗子、郁风夫妇约她到澳门去拜访张大千（1899—1983）。吕恩生性好热闹，一听去看大画家自然高兴。苗子与张大千谈事，吕恩与郁风就去欣赏张大千的画室。吕恩说，大千先生的大画桌上摆满了一件件女人的旗袍，她先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晓得是太太小姐们送来请大千在旗袍上画荷花的。那时张大千正处两难困境：回大陆吧，有“前科”，世人指责他当年破坏敦煌；他对共产党又缺乏了解。去台湾吧，他曾应何香凝之邀为毛泽东画过画。张大千携妻儿老小一大拨人，全靠他一支笔，动乱岁月，画又不好卖，经济上很窘，只好干起在旗袍上画画的活。告辞时，张大千与他们合影留念。又送给苗子夫妇一幅“荷花”（此画文革被抄，未还）。给吕恩画了一幅“仕女”。吕恩说：“那是一件素描，风格很独特，身子是古代的仕女，而脸蛋画的是我，并题了上款。”过了若干年后，吕恩始知，苗子拜访张大千是受夏衍的委托，动员张大千回大陆的。苗子夫妇邀她同去，只不过是拉她当陪客或作幌子而已。
　　吕恩回大陆后，一直珍藏着《仕女》。文革抄家时与《猫》一道被掠走。造反派收走这幅画，后被康生要去。有趣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此画也流入故宫博物院。
　　1979年四届文代会召开，一大批知名人士联名写信强烈要求归还抄家物资。叶浅予让吕恩也签了名。因为是作为提案上交的，上面也认真。发现抄家书画大多存在故宫。按规定，凡上款明确的，归还。如是古画，无法认定主人，画主只好自认倒霉了。叶浅予的一大批古画，就无法追回。当叶知道吕恩追回两张画后，十分羡慕，说：“吕恩，你福气好。”
　　吕恩想想自己真是幸运的。1948年冬，唐纳从沪到港，准备赴美。夏衍请唐纳在浅水湾一家酒店喝茶、跳舞，吕恩等老朋友作陪。一个朋友为大家拍了张合影作纪念。文革中吕恩家四次被抄，这张照片也被掳走，不久吕恩也被送进牛棚，她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这张照片东窗事发。万幸无事，原来那些造反派不认识唐纳。文革后发还抄家物资时这张照片被退了回来。吕恩说：“如造反派认出唐纳，把事情捅到江青那里，我大概要和郁风一样被送进秦城监狱！”
　　由于文革中吕恩常在太阳下暴晒，1973年得了“红斑狼疮”病，差点丢命。治愈后即告别舞台，现在京颐养天年。时年八十八岁的吕恩，对人生深有感悟：金钱、名誉、地位等等，对我们历经沧桑的过来人来说，实在没有意义。她说：“平安是福，活着就能多看看这美好的世界！”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张昌华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本文有删节） 存入我的阅览室 　　张骏祥（1910—1996）是吕恩的班主任，以严厉闻名。他教“导演”和“舞台美术”课。基础课学完后，三年级选专业课，吕恩选“编剧”。张骏祥认为她个子高，有形象，在台上能戳得住，建议她学表演。吕恩说自己是南方人，语言不行，没信心。张骏祥说：“语言不好可以学，以后不准你和上海人在一起就说上海话。如让我听到你说上海话，就罚五分钱一次。”在张骏祥的鼓励和督促下，吕恩步上演戏生涯。1947年，张骏祥导演《还乡日记》，大胆起用从无演电影经验的吕恩。后又让她陆续出演《蜕变》、《北京人》和《安魂曲》等剧中角色。吕恩至今仍很感激张骏祥当年为她选专业、定调，给她表演的机会，使她成为一名演员。
　　在一伙同辈朋友中，吕恩最谈得来的要属郁风了。郁风（1916—2007）是画家，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以爽直、热情、善解人意，广受友人们尊敬。1943年郁风在夏衍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工作，因桂林政局突变，为防迫害，遵夏衍之命郁风到成都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与吕恩同住一个宿舍。那时，她们穷得叮当响，1944年元旦，她们穷得连买早点的钱都没有，大过年的，又不好意思去赊账。天又冷，她俩与赵慧琛三人用被子盖着脚，靠在床上“孵豆芽”。郁风乐观，说大家谈自己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来个“精神会餐”。最后吕恩从枕头中无意发现几张零票子，但不够买三副烧饼油条，只好买了几个烤山芋回来充饥。吃完了，郁风幽默地说，“我们闭上眼睛想吧，想什么就有什么，最好想个天方夜谭中的魔匣子才好呢！”
　　抗战胜利后，大批文化人都回到上海。郁风和苗子那时住在南京，她好热闹。每逢周末他俩都回上海的家，与朋友们玩。郁风爱跳交际舞，唐纳那时在《文汇报》当副总编，是她的最好舞伴。一个周末，郁风约唐纳、赵丹、郑君里、秦怡和吕恩一起去阿凯第舞厅跳舞。乐队奏完最后一支曲子，客人们纷纷付账离开。赵丹闻风不动在说笑话，其他两位男士也不动——照惯例，跳舞是要男士买单的。吕恩觉得好奇，一问他们才知他们三人都没钱。郁风一听，马上把放在桌上的包拿到膝下，掏出一卷钞票，从桌布底下塞给斜对面的赵丹。赵丹马上精神抖擞，大声呼服务员买单，还装模作样跟服务生谈天说地摆阔，多付了一笔小费。出了舞厅，大伙笑得腰都弯不下来。
　　郁风出道早，30年代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工作时认识唐纳和江青，还在同一剧社同事过。抗战时，唐纳在重庆编《时事新报》。日本投降不久，江青秘密到重庆治牙，她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唐纳。周恩来不同意，经不住江青吵闹，周最后只同意江青进城到她的老友郁风家秘密做客。江青那时已是“第一夫人”，唐纳听说江青要找他，紧张之余，理智地找出当年与她（时名蓝苹）结婚时穿的旗袍让郁风转交，称她“江青女士”，以示过去瓜葛斩断。唐纳后来出国了，逃之夭夭。倒是郁风这个知情人倒了八辈子霉，在文革中，郁风、苗子被江青关在秦城监狱整整八年。郁风出狱后她仍对朋友们说：“我对江青（当时）确有好感，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而她自己犯糊涂，她的罪过就是知道江青的老底太多了。
　　吕恩始终把郁风当作大姐，有事喜欢跟郁风说。吕恩与吴祖光在香港友好分手后，吕恩花几千元买了一部莱卡照相机送给吴祖光。后来吴祖光与新凤霞结婚时没钱请客，把照相机卖了，在欧美同学会办婚礼。吕恩听了很不舒服，把这疙瘩告诉郁风。郁风开导她，批评她心眼太小，说：“送给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吕恩想想，郁风说得在理，气也消了。吕恩后来的爱人胡业祥去世后，她情绪低到极点，远在澳大利亚的郁风、苗子写很长很长的信开导她，希望她振作起来，劝她用笔写写，抚平悲哀。吕恩试照着做，果然走出了低谷。积累了不少文章，2007年居然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回首》。
　　郁风逝世已有三年了。吕恩说很早就想写一篇怀念她的文章，因心绪不定还没有写出来。她说她一定要写的，否则于心难安。
　　徐悲鸿的《猫》和张大千的《仕女》
　　吕恩不事收藏，但每遇友人赠物，她必珍如拱璧。她觉得那不止是纪念，而是收藏友谊。文革中，她家遭受造反派四次劫掠，书画文物荡然无存。最令她痛心的是两幅前辈的赠画：一是徐悲鸿的《猫》，一是张大千的《仕女》。
　　这两幅画的得失都十分传奇。尽管吕恩已是八十八岁的老太太，对往事的记忆仍十分清楚，连细节都说得绘声绘色。
　　1943年，吴祖光写出剧本《牛郎织女》，由余克稷主持的怒吼剧社演出。张骏祥任导演，丁聪是美工。耿震饰牛郎，张瑞芳饰织女，吕恩饰王母娘娘，在成都演出，盛况空前。老板余克稷赚了一笔，他为人十分厚道，给每人发了不少钱。吕恩说，“好几千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打牙祭是打不完的。吴祖光、吕恩和丁聪三人决定去玩青城山。赶到车站，误了班车，他们坐洋车到山上，住了一晚。想多住几天，但钱没带够，吕恩要回去。吴祖光点子多，说应云卫不是要你去演戏嘛，我们先玩几天再说，让他来结账。庙里的住持想揽客人生意，说山下天师洞徐悲鸿、廖静文、苗子夫妇在写生，叫他们上山与你们一块住多热闹。吕恩给郁风打电话问有钱否，郁风说没有。徐悲鸿听说后，说让他们下来罢，大不了我给庙里多画一幅画。吕恩聪明，对庙里的住持谎称他们下山接徐悲鸿，就此溜之大吉了。
　　那是吕恩第一次见徐悲鸿（1895—1953）和廖静文。是时他们还没结合。徐悲鸿请客，廖静文坐在他身旁，他不时给廖静文布菜，体贴、殷勤很到位。徐悲鸿很大方，餐毕为吴祖光、丁聪各画一匹马，给吕恩画的是只猫。吕恩撒娇装作不高兴，说猫没有马好。徐悲鸿笑着说：“我画的猫最好，我家里养着许多猫，你看我画的猫正午的眼睛多有神。人家说我画的马好，其实不怎样，总有一只脚蹩着。”大家被徐悲鸿幽默笑了。
　　这张《猫》，吕恩装裱后一直珍藏着。文革抄家，“猫”被造反派“捉”走了。据说林彪对徐悲鸿的画很感兴趣，声言要收藏100幅徐悲鸿的画。吕恩的这只猫就被林彪“养”了起来。林彪折戟沉沙后，这幅画流入故宫博物院。
　　另一幅是张大千的《仕女》。
　　那是1949年秋。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解放，吕恩演完了《虾球传》，正打算返回内地。一天苗子、郁风夫妇约她到澳门去拜访张大千（1899—1983）。吕恩生性好热闹，一听去看大画家自然高兴。苗子与张大千谈事，吕恩与郁风就去欣赏张大千的画室。吕恩说，大千先生的大画桌上摆满了一件件女人的旗袍，她先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晓得是太太小姐们送来请大千在旗袍上画荷花的。那时张大千正处两难困境：回大陆吧，有“前科”，世人指责他当年破坏敦煌；他对共产党又缺乏了解。去台湾吧，他曾应何香凝之邀为毛泽东画过画。张大千携妻儿老小一大拨人，全靠他一支笔，动乱岁月，画又不好卖，经济上很窘，只好干起在旗袍上画画的活。告辞时，张大千与他们合影留念。又送给苗子夫妇一幅“荷花”（此画文革被抄，未还）。给吕恩画了一幅“仕女”。吕恩说：“那是一件素描，风格很独特，身子是古代的仕女，而脸蛋画的是我，并题了上款。”过了若干年后，吕恩始知，苗子拜访张大千是受夏衍的委托，动员张大千回大陆的。苗子夫妇邀她同去，只不过是拉她当陪客或作幌子而已。
　　吕恩回大陆后，一直珍藏着《仕女》。文革抄家时与《猫》一道被掠走。造反派收走这幅画，后被康生要去。有趣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此画也流入故宫博物院。
　　1979年四届文代会召开，一大批知名人士联名写信强烈要求归还抄家物资。叶浅予让吕恩也签了名。因为是作为提案上交的，上面也认真。发现抄家书画大多存在故宫。按规定，凡上款明确的，归还。如是古画，无法认定主人，画主只好自认倒霉了。叶浅予的一大批古画，就无法追回。当叶知道吕恩追回两张画后，十分羡慕，说：“吕恩，你福气好。”
　　吕恩想想自己真是幸运的。1948年冬，唐纳从沪到港，准备赴美。夏衍请唐纳在浅水湾一家酒店喝茶、跳舞，吕恩等老朋友作陪。一个朋友为大家拍了张合影作纪念。文革中吕恩家四次被抄，这张照片也被掳走，不久吕恩也被送进牛棚，她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这张照片东窗事发。万幸无事，原来那些造反派不认识唐纳。文革后发还抄家物资时这张照片被退了回来。吕恩说：“如造反派认出唐纳，把事情捅到江青那里，我大概要和郁风一样被送进秦城监狱！”
　　由于文革中吕恩常在太阳下暴晒，1973年得了“红斑狼疮”病，差点丢命。治愈后即告别舞台，现在京颐养天年。时年八十八岁的吕恩，对人生深有感悟：金钱、名誉、地位等等，对我们历经沧桑的过来人来说，实在没有意义。她说：“平安是福，活着就能多看看这美好的世界！”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张昌华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本文有删节） 第一夫人”，唐纳听说江青要找他，紧张之余，理智地找出当年与她（时名蓝苹）结婚时穿的旗袍让郁风转交，称她“江青女士”，以示过去瓜葛斩断。唐纳后来出国了，逃之夭夭。倒是郁风这个知情人倒了八辈子霉，在文革中，郁风、苗子被江青关在秦城监狱整整八年。郁风出狱后她仍对朋友们说：“我对江青（当时）确有好感，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而她自己犯糊涂，她的罪过就是知道江青的老底太多了。
　　吕恩始终把郁风当作大姐，有事喜欢跟郁风说。吕恩与吴祖光在香港友好分手后，吕恩花几千元买了一部莱卡照相机送给吴祖光。后来吴祖光与新凤霞结婚时没钱请客，把照相机卖了，在欧美同学会办婚礼。吕恩听了很不舒服，把这疙瘩告诉郁风。郁风开导她，批评她心眼太小，说：“送给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吕恩想想，郁风说得在理，气也消了。吕恩后来的爱人胡业祥去世后，她情绪低到极点，远在澳大利亚的郁风、苗子写很长很长的信开导她，希望她振作起来，劝她用笔写写，抚平悲哀。吕恩试照着做，果然走出了低谷。积累了不少文章，2007年居然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回首》。
　　郁风逝世已有三年了。吕恩说很早就想写一篇怀念她的文章，因心绪不定还没有写出来。她说她一定要写的，否则于心难安。
　　徐悲鸿的《猫》和张大千的《仕女》
　　吕恩不事收藏，但每遇友人赠物，她必珍如拱璧。她觉得那不止是纪念，而是收藏友谊。文革中，她家遭受造反派四次劫掠，书画文物荡然无存。最令她痛心的是两幅前辈的赠画：一是徐悲鸿的《猫》，一是张大千的《仕女》。
　　这两幅画的得失都十分传奇。尽管吕恩已是八十八岁的老太太，对往事的记忆仍十分清楚，连细节都说得绘声绘色。
　　1943年，吴祖光写出剧本《牛郎织女》，由余克稷主持的怒吼剧社演出。张骏祥任导演，丁聪是美工。耿震饰牛郎，张瑞芳饰织女，吕恩饰王母娘娘，在成都演出，盛况空前。老板余克稷赚了一笔，他为人十分厚道，给每人发了不少钱。吕恩说，“好几千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打牙祭是打不完的。吴祖光、吕恩和丁聪三人决定去玩青城山。赶到车站，误了班车，他们坐洋车到山上，住了一晚。想多住几天，但钱没带够，吕恩要回去。吴祖光点子多，说应云卫不是要你去演戏嘛，我们先玩几天再说，让他来结账。庙里的住持想揽客人生意，说山下天师洞徐悲鸿、廖静文、苗子夫妇在写生，叫他们上山与你们一块住多热闹。吕恩给郁风打电话问有钱否，郁风说没有。徐悲鸿听说后，说让他们下来罢，大不了我给庙里多画一幅画。吕恩聪明，对庙里的住持谎称他们下山接徐悲鸿，就此溜之大吉了。
　　那是吕恩第一次见徐悲鸿（1895—1953）和廖静文。是时他们还没结合。徐悲鸿请客，廖静文坐在他身旁，他不时给廖静文布菜，体贴、殷勤很到位。徐悲鸿很大方，餐毕为吴祖光、丁聪各画一匹马，给吕恩画的是只猫。吕恩撒娇装作不高兴，说猫没有马好。徐悲鸿笑着说：“我画的猫最好，我家里养着许多猫，你看我画的猫正午的眼睛多有神。人家说我画的马好，其实不怎样，总有一只脚蹩着。”大家被徐悲鸿幽默笑了。
　　这张《猫》，吕恩装裱后一直珍藏着。文革抄家，“猫”被造反派“捉”走了。据说林彪对徐悲鸿的画很感兴趣，声言要收藏100幅徐悲鸿的画。吕恩的这只猫就被林彪“养”了起来。林彪折戟沉沙后，这幅画流入故宫博物院。
　　另一幅是张大千的《仕女》。
　　那是1949年秋。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解放，吕恩演完了《虾球传》，正打算返回内地。一天苗子、郁风夫妇约她到澳门去拜访张大千（1899—1983）。吕恩生性好热闹，一听去看大画家自然高兴。苗子与张大千谈事，吕恩与郁风就去欣赏张大千的画室。吕恩说，大千先生的大画桌上摆满了一件件女人的旗袍，她先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晓得是太太小姐们送来请大千在旗袍上画荷花的。那时张大千正处两难困境：回大陆吧，有“前科”，世人指责他当年破坏敦煌；他对共产党又缺乏了解。去台湾吧，他曾应何香凝之邀为毛泽东画过画。张大千携妻儿老小一大拨人，全靠他一支笔，动乱岁月，画又不好卖，经济上很窘，只好干起在旗袍上画画的活。告辞时，张大千与他们合影留念。又送给苗子夫妇一幅“荷花”（此画文革被抄，未还）。给吕恩画了一幅“仕女”。吕恩说：“那是一件素描，风格很独特，身子是古代的仕女，而脸蛋画的是我，并题了上款。”过了若干年后，吕恩始知，苗子拜访张大千是受夏衍的委托，动员张大千回大陆的。苗子夫妇邀她同去，只不过是拉她当陪客或作幌子而已。
　　吕恩回大陆后，一直珍藏着《仕女》。文革抄家时与《猫》一道被掠走。造反派收走这幅画，后被康生要去。有趣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此画也流入故宫博物院。
　　1979年四届文代会召开，一大批知名人士联名写信强烈要求归还抄家物资。叶浅予让吕恩也签了名。因为是作为提案上交的，上面也认真。发现抄家书画大多存在故宫。按规定，凡上款明确的，归还。如是古画，无法认定主人，画主只好自认倒霉了。叶浅予的一大批古画，就无法追回。当叶知道吕恩追回两张画后，十分羡慕，说：“吕恩，你福气好。”
　　吕恩想想自己真是幸运的。1948年冬，唐纳从沪到港，准备赴美。夏衍请唐纳在浅水湾一家酒店喝茶、跳舞，吕恩等老朋友作陪。一个朋友为大家拍了张合影作纪念。文革中吕恩家四次被抄，这张照片也被掳走，不久吕恩也被送进牛棚，她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这张照片东窗事发。万幸无事，原来那些造反派不认识唐纳。文革后发还抄家物资时这张照片被退了回来。吕恩说：“如造反派认出唐纳，把事情捅到江青那里，我大概要和郁风一样被送进秦城监狱！”
　　由于文革中吕恩常在太阳下暴晒，1973年得了“红斑狼疮”病，差点丢命。治愈后即告别舞台，现在京颐养天年。时年八十八岁的吕恩，对人生深有感悟：金钱、名誉、地位等等，对我们历经沧桑的过来人来说，实在没有意义。她说：“平安是福，活着就能多看看这美好的世界！”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张昌华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本文有删节） 存入我的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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