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两让总书记]张闻天传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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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竭力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摒弃了个人包办和独断专行。为了党的事业，他曾经两次主动让贤。一次是长征途中，张国焘拥兵自重向党争权，张闻天主动提出“让权”，将“总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二次是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遵照共产国际“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精神，提出“让位”给毛泽东，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体现了一位真正革命家的高尚胸怀。因此，毛泽东不止一次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一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改组后的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组成；取消了“三人团”，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张闻天非常谦虚，再三推辞，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了二十多天。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中央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上任后，兢兢业业，尽心尽责，重新建立新的中央领导与中央苏区间的组织联系，积极组织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宣传、贯彻和落实，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特别是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5年6月12日中午，在夹金山、达维之间，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前锋胜利会师。6月25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来的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一见面，张国焘向周恩来询问中央红军的实力，周恩来告诉他，现在可能不到三万人。张国焘获悉后，自持四方面军有八万人之众，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特别是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到面前。中共中央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却提出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康、青海、新疆等地，两种方针存在严重分歧。6月26日，在依山傍水的小镇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两河口会议，会议先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关于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方案的报告，基本内容是夺取松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与会者一致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完全陷于孤立，最后不得不表示同意中央北上方针，但是实际上他还是想避敌主力，西移川康边。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没有满足他的权欲。6月30日，离开两河口时，张国焘的心情十分沉重，他认为毛泽东、张闻天等是联合起来对付他。对于中央任命他为军委副主席一职，也甚为不满，觉得自己拥有八万大军，只给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职位，未免有点看轻他。张国焘深深感到在两河口会议上自己人单势孤，无法形成多数意见，致使自己的方案和意图无法得到认可。他决心利用一切机会，一方面为自己争权，一方面在中央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尽量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向党中央讨价还价。
7月初，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后，张国焘在与慰问团成员的谈话中，一再提出解决统一组织问题，建议充实总司令部，让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李富春认为事关重大，便于7月6日致电中央作了汇报。7月8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抓住《前进报》批评“西北联邦政府”这件事，“大肆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进行反对党中央、破坏红军团结的派别活动。”7月10日，张国焘急不可耐，向中共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对《松潘战役计划》，则极力拖延，不予执行，目的是要获取更大的权力。
对于张国焘延迟北上的行为，中共中央提出了批评。与此同时，党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对他在“组织问题”上提出的要求，还是做出了让步，尽量满足。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就中央的人事安排问题反复商量。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红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德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从团结北上的全局出发，主动表示愿意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他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总书记是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既拥有实权又具象征意义。所以，在同张国焘斗争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宁可让出全军的最高领导，也不同意张闻天让出这个可以代表中央号令全党、召集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总书记。因此，毛泽东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三个人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毛泽东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既可以满足张国焘的要求，又不能让他把军权全部抓去。对此，担任总政委的周恩来欣然表示赞同。
7月16日，张国焘到达芦花镇。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中心议题是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并首先提出人事安排初步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在讨论中，张国焘强调要提拔新干部，还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张国焘只得暂时作罢。会议经过讨论，通过张闻天所提的方案：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此时，张国焘的心情是愉快的，他本人虽未能担任军委主席职务，但能任总政委也很好。这样一来，军队行动的决定者主要是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四人，权力将掌握在他手里，于是欣然就职。
7月21日到22日，张闻天在芦花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会议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成绩，同时指出了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等问题。张国焘对中央的批评十分不满，认为只批评四方面军而不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不公平的。他召开了一个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与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了十分忍耐的方针。8月4日至6日，在三面环山、树木葱笼、隐蔽静寂的藏民小村子沙窝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正式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增补陈昌浩为正式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候补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原意图是增补四方面军干部九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便在数量上形成压倒多数。中央的这个名单并不符合他原来的意图。对此，张国焘不满意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作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又提出：“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毛泽东、张闻天等看透张国焘的用心，所以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坚决不再松口。但是为了同张国焘搞好团结，在组织问题上还是作了一些让步，决定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决心一意孤行，彻底放弃北进的方针。9月5日，在张国焘的强令下，已经到达噶曲河畔的左路军第一纵队开始返向阿坝，二过草地。9月9日，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以种种所谓困难为借口，反对北进，鼓吹“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背着中央，发密电给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这封密电送交时，恰好陈昌浩在会上做报告，陈示意坐在旁边的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先阅。叶剑英一看电文，立即敏锐地觉察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中央的阴谋，遂离开会场，赶到党中央驻地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致认为事态严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已无可能，继续滞留下去将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二
初到陕北后，张闻天主持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张闻天为争取实现和平解决的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7年8月2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洛川会议，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纲领和政策，规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红军在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斯大林、共产国际为了不使中共独立自主原则破坏统一战线，使蒋介石继续抗战，从而拖住日本，决定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回国，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王明回国之前，先后会见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乘苏联专机飞回延安。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都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致《饮水思源》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通称“十二月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盛气凌人的王明对党中央各方面工作都表示轻视与不满意，对洛川会议以来党中央在统一战线中的纲领、主张和实际工作中的处置，大多持否定看法。对张闻天的政治报告，也不以为然。他在发言中虽然讲了一些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正确意见，但是在怎样巩固统一战线、怎样争取抗战胜利方面，他对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批评很多，提出了一套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加上大家认识水平所限，因此，他的主张在会上得到了多数同志的同意，毛泽东、张闻天也只好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只是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在根本路线、方针问题上进行了抵制，“十二月会议”对统一战线和抗战问题才没有重作新的决议。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5人组成并担任书记，仍由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王明担任书记。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当时，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李维汉回忆说：从王明十二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约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又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在毛泽东和王明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
“十二月会议”使王明头脑发热，目空一切、独断专行，他对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屡屡不经毛泽东、张闻天同意就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在长江局与中央闹独立性，开始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在王明要求下，1938年2月至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亦称“三月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王明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明显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张闻天等抵制他那一套的不满，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右倾错误主张。在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对王明的错误观点，表示了明确的否定态度。“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在党内的影响，使王明感到在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可以稳稳成为党的总书记。
为了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的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因此，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3月底抵莫斯科，4月14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书面报告。这时，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是王稼祥，任弼时到达后，王就准备回国。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7月，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季米特洛夫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他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政治上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从组织上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无异于解除了王明右倾的武装。 9月14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的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谈话。为了总结五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对此，王明竟然无理要求到汉口召开党的六中全会，中央拒绝了王明的这个要求。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由武汉回到延安。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礼堂开幕。会议首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会议同意政治局对各中央局的调整，决定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对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的领导。会议期间，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当下去。毛泽东曾几次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所以，张闻天也就没有将这个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去讨论。有同志向张闻天提出以毛泽东为总书记的提议，张闻天按照毛本人的主张，也没有提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在会后，张闻天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和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决议精神，主动将总书记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张闻天回忆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1939年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自‘神仙会议’后，我一方面提出要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在任弼时、周恩来两同志未回国前提过，1940年3月在他们回来之后，我更正式提过，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1940年5月间也搬了过去，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来了。”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绝大多数与会者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拥护毛泽东对土地革命后期“左”倾路线的批判，进行了深刻的检讨，承担了主要领导责任，并在实际工作中注意改正。而王明不仅没有作自我批评，还声称全国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要到共产国际去告状。王明的攻击遭到书记处其他成员的反驳。从10月13日开始，王明一直称病，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从此在政坛上逐渐消声匿迹。在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后，为了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毛泽东整风的号召，张闻天下决心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得到党中央同意后，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神府、米脂、绥德等地做农村调查。在绥德调查期间，张闻天接到要他立即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通知。于是，张闻天中断调查，于1943年3月3日返回延安。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进行了重大调整，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担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作者单位：郑瑞峰，空军航空大学；彭学涛，空军航空大学；孟威佳，空军航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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