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近代两党制的形成和确立】英国两党制确立的时间

　　【摘要】英国两党制形成的时间和标准众说纷纭。但较为恰当的时间是在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而1841年保守党大选获胜，上台组阁上台执政，标志着责任内阁制的确立，也是两党制形成的标志。而两党根据议会多数组建内阁制政府，获得次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反对党，是判断两党制形成的基本标准。第一次议会改革后，两党竞相组建选民登记协会。19世纪60至80年代，包括地方组织、全国性政党组织、中央领导机构和附属组织的两党的新型组织系统迅速建立起来。
　　【关键词】近代英国，两党制，保守党，自由党，组织发展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1－0064－06
　　一、两党制度形成的时间和标准
　　英国两党制的形成是该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争议最多的课题。辉格党史学家认为英国很早就出现了两党制度。他们把两党制度的形成定在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在位时期。20世纪的钦座教授屈威廉持类似观点，他在著作中强调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辉格党和托利党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作用。辉格党史学家的观点，长期以来在英国史学界有较大影响。
　　1929－1930年间，刘易斯·纳米尔首先向正统派观点发起挑战。他采用计量统计的方式，在其专著《乔治三世即位时英国的政治结构》中，对当时议会成分、议员们的社会关系等进行详细研究，指出所谓18世纪中期英国已存在两党制度的传统观点与史实不符，理由之一是“1760年以前不存在真正的政党组织，尽管流行政党名称和术语”。纳米尔的新观点激起了广泛的学术争论。其研究方法被不少学者所仿效，逐渐在英国政治史研究中形成一个新学派——纳米尔派。他们的论著多以百计。
　　除了纳米尔派的挑战和反挑战外，还有一些学者，以超脱论争的姿态参与争论，着重研究第一次议会改革前英国政党政治的某段历史、某个人物或某一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同上述两派观点有所区别的中派意见，使原有的学术争论变得更加复杂。
　　在我国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关于英国两党制度形成问题亦属众说纷纭，仅就两党制度形成的时间而言，至少有6种意见：
　　1.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即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在位时期，理由是一党内阁的先后出现。
　　2.18世纪前半期，即沃波尔领导内阁时期，理由是责任内阁制的初步形成。
　　3.18世纪晚期，即小皮特任首相时期，理由是首相要求国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而得到选民的认可。
　　4.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乃属极为个别的观点，始终未得到学界的认可。
　　5.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主要为笔者的观点，多年来得到了学界多数同仁的认可。
　　6.19世纪后期，标志是两大政党全国性政党组织的建立。
　　以上可见，前后涉及的时间界限，多者竞差近两个世纪。国内外有关著作在英国两党制度形成问题上存在种种意见，除因对英国政党政治发展史的研究不够深入系统外，关键在于：第一，对“两党制度”的理解很不一致。一些著作认为“政党政治”即“政党制度”，反之，“两党制度”即“两党政治”。第二，在判断英国两党制度的形成上缺少一个较统一的标准。有的著作把两党的出现作为两党制度形成的标准，有的以内阁制度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新型政党的出现为标准，有的则强调综合因素。故而，分别赋予“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以确切一致的涵义，探究和确定英国两党制度的形成，在英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30多年前，笔者就认为，“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政治概念。“政治”一词涵义广泛，包括了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为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彼此之间展开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因此，政治所要处理的关系，包括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其表现形式为各政党、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
　　比起“政党政治”来，“政党制度”的涵义要窄些。它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有关的制度，其确立和变更由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而定，是和国家性质相适应的。
　　由此可以大略地确定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基本涵义。前者涵义较宽，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政党之间的矛盾和协作关系、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而政党制度则主要指资本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的政党有组织地参加国家管理的制度。两者之间不可画等号。从时间上看，政党政治先于政党制度；有了政党就有了政党政治，而政党制度则是政党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确定和区别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涵义，有助于我们把握英国两党制度的基本特征。
　　目前发达国家的政党制度可分为“多党”和“两党”两种。其中多党制度是统治阶级的几个政党有组织地参加国家管理的制度。两党制度是统治阶级的两个政党有组织地参加国家管理的制度。
　　英国政党制度是在同议会制度、内阁制度互相依赖、彼此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两党最初出现于议会，议会中的党派对立促使内阁制度逐步成长，而内阁制度的成长又反过来影响了政党分立和两党制度的形成。可见，离开议会制度和内阁制度，就不会有两党制度。
　　再看英国两党制度的运行：国家由资产阶级的两大政党采用轮流执政的方法实行统治，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执政党，组织责任内阁制政府，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在议会中占次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在野党，行使“反对”和监督职能，并起着“后备政府”的作用。由此可知，英国两党制度实为两党根据议会多数轮流组织责任内阁制政府的制度。换言之，两党根据议会多数轮流组阁的做法体现了英国两党制度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
　　除了上述重要特征外，英国两党制度还有这样的特征：多数党党魁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阁首相，取代国王行使最高行政权，有权挑选阁员；内阁一旦失去议会多数的支持，或在大选中失败，必须集体辞职，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比较顺利地确定英国两党制度形成的时间了。这个问题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英国政党政治始终未发展到两党制度形成的水平。说明这一结论的最重要根据，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英国始终未确立责任内阁制度。具体表现在：从17世纪末到第一次议会改革的大部分时间里，内阁的组成和倒台与议会的召开和解散的时间不一致；在不少情况下，内阁首相不一定是议会多数议员所公认的党魁；内阁集体辞职的情况十分罕见。 　　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英国始终未形成内阁制并从而限制着两党制度的形成，原因亦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王权的相对强大；另外，还同当时政党组织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两个政党，又以某个或几位大贵族为核心，以亲朋故旧等私人关系为纽带，加上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划分为若干个派别。它们主要在伦敦议会中活动。不少派别常常与其“首领”相始终。更有一些“自由议员”不属于任何党派。所以，当时的政党在组织上具有局限性、分散性和短暂性等特征。
　　再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在很长的时间里，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没有建立完全宽容的政治关系。一旦某党掌权，总是想方设法排斥政敌。例如，从1714年汉诺威王朝在英国的建立，直到18世纪60年代，一直是辉格党掌权，被历史学家称为“辉格党强势时期”。1770年诺斯勋爵任阁揆以后，除了短暂的中断外，直到1830年，一直是托利党执政，形成了托利党一党寡头统治。可见，从两党产生到第一次议会改革前，两党制始终未在英国建立起来。
　　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英国两党制度迅速形成。主要在于：第一，由于英国近代两党制度是同新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生并存的，恰恰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演变成为保守党和自由党；第二，新的政党需要新的政党组织机构。恰恰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两党在议会内外尽力发展政党组织，整个下院分成为界限分明的两大政党；第三，两党制度是同完备的责任内阁制相依共长的，恰恰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英国确立了比较完善的责任内阁制度。说明此点的最典型、最突出的史实，是皮尔在1841年领导保守党，在缺少王室支持的情况下，竞选胜利得以组阁。此类内容，前面已有许多，这里不再列举。
　　除以上原因外，19世纪中叶两党制度的形成，还同社会变化有很大关系。当时英国，议会改革使新兴资产阶级分享了政治权利，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此他们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威胁到现行的国家政体。社会中下层力量的崛起迫使英国统治集团改变和完善政治体制。两大政党角逐的轮流执政颇富民主色彩，它不仅有助于继续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以“你上台、我下台”的轮流执政模式给下层人民以某种虚虚实实的希望，可在一定时期内缓和社会矛盾，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故深为统治阶级所推崇。
　　统治阶级内部成分的变化也有助于两党制度的实行。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成长为统治阶级中最强大最富有的阶级，土地贵族的寡头统治迅速崩溃。统治阶级各部分经济实力的变化，终究要体现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在政府和议会中一步步地扩充势力。1832年格雷组阁时，所有13名阁员中有9名是领有爵号的贵族，其余4人中仍有3人出身于贵族世家。但在5年后墨尔本领导内阁时贵族阁员下降为5人，又过了数十年，当德比伯爵第3次组阁时，内阁中的“平民”比贵族阁员多了1倍。下院议员成分的变化与内阁相似。1830－1865年，代表地产者利益的议员由占议员总数的66％下降为44％；而工业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所占数额由24％上升到56％。
　　在英国，比较看来，主要经营农业生产的土地贵族政治上相对保守，崇拜君权，满足于寡头统治。他们一旦执掌政权难免要排斥异己，打击政敌，有时还把议会反对派中的中坚人物污蔑为阴谋分子和叛国者。而从事大规模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工业资产阶级胸怀则较宽阔，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时具有更多的可变性和兼容性，迫于形势发展和维护其长远利益，能对国家政治制度实行更多的政治改良。根据本国历史经验和为了保持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愿意循照责任内阁制的原则，采用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方式，和平地交接内阁职权。从经济发展来看，19世纪中叶的英国处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高峰阶段。“自由主义”成为中产阶级热烈鼓吹的经济纲领和口号。这种意识表现在政治上则是他们对本国两党在议会和政府内展开“平等”竞争的容忍和支持。
　　从政党自身来看，19世纪中叶各类常设性政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也提高了自由党和保守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政党新型组织系统的形成
　　托利党和辉格党产生后，长达一个多世纪都没有建立系统的全国性政党组织。党派斗争主要是在伦敦的议会中进行。地方上的选举活动属于自发性质。到了18世纪60年代，以罗金厄姆侯爵为首的一部分辉格党人聚集一起，才打破了亲朋故旧等社会界限，组成“罗金厄姆派”。因他们在议会中行动一致，被称为“有组织的反对党”。19世纪初，两党较为严密的议会督导员体制建立起来。但组织上的分散性和局限性特征依旧存在。
　　1832年议会改革是英国两党议会外组织发展的分水岭。新年选举法实施后，若干小选区被废除或丧失一个席位，一些新选区建立起来，选民数目有所增加。一时间全国出现了许多“政治真空”。传统的操纵选民的方式难以奏效。建立和发展议会外组织的工作被提上了日程。
　　自由党捷足先登。沃威克郡的自由党人首先建立了选民协会，其他地方的自由党人立即效尤。保守党后来居上。1833年，第一个保守党选民登记协会在德拉姆建立。4年后，该党的登记协会多达数百，遍及全国。
　　议会外政党组织的普遍发展，使两党争斗的气氛增强。1836年，一个叫沃尔什的爵士不无夸大地断言：“整个英国已分裂为两大对立政党。”在新建选区伯明翰，有人惊叹：所有的选民“都站在这一党或那一党投票。”除了选民登记协会之外，还有形形色色政治俱乐部和选区协会。然而，这时期的英国正处在较大政治变革的起点上。土地贵族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优势地位尚未根本动摇，这决定当时两大政党的组织发展带有双重性特点。一方面，格雷政党组织摆脱了宗亲关系的束缚，在全国各地长期驻足。另一方面，他们在组织形式和成分上仍保留不少旧痕迹。两党总部和各地选区协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导与被指导，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尽管如此，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两个大党组织建设还是具有生机的，并为以后建立系统完善的全国性组织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议会改革是英国近代政党组织发展的又一里程碑。新选举法使选民和选区又有所变动，为政党组织发展注射了新的激素。1872年议会通过《投票法案》，确立了秘密投票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选举自由。议会民主的扩展，要求英国两大政党在代议制的基础上，重建政党组织，吸引和控制选民。
　　19世纪60至80年代英国政党组织的发展包括几个方面：
　　1.地方政党组织的改进。
　　第二次议会改革后，伯明翰的自由党人率先行事。新选举法刚刚宣布，该市自由党协会就改组为代表制组织。会章规定：凡捐助一先令的自由党人均可成为协会会员；定期开会，推选职员和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下设分选区委员会。新党团的正式名称是“伯明翰自由党总委员会”，通常人们又根据它的成员数称之为“四百人委员会”。鉴于该市自由党协会书记威廉·哈里斯在组织创建工作中作用突出，以及该委员会在英国政党发展史上的地位，他被称为“英国党团之父”。
　　1873年，自由党伯明翰党团领袖约瑟夫·张伯伦当选为该市市长，他利用其号召力，立即改组了伯明翰自由党党团。规定以后“分选区”为党团的基础组织，每年开会一次。降低条件尽量发展会员。年会选出的主席、秘书和代表都可参加市党团的总委员会。几年后，该党团全体委员会的人数多达594人，称为“伯明翰六百人会议”。其活动范围，除了决定党团的政策、提名议会候选人外，还扩大到提名学校董事会候选人和支持各分选区候选人等方面。很快，伯明翰自由党党团的作用明显增强。它在几年里选出了所有3名下院议员和学校董事会的多数委员；在市议会选举中，赢得了70个席位中的68席。使市议会几乎成为清一色的自由党机构。市长张伯伦顺利施展身手，使该市成为地方市政改革的典型，并为他晋身政界上层准备了阶梯。
　　于是，自由党的地方协会散布全国，1887年增加到700多个。
　　保守党在发展地方组织方面，工作更加广泛、迅速，注重吸收工人选民，该党党魁、中央总部和全国委员会自始就积极指导。1874年大选时，他们在下院获得了几十年以来的第一次多数议席。
　　2.全国性政党组织的建立。
　　在建立全国性政党组织方面，保守党先行一步。1867年11月，该党54个城市和伦敦大学的代表在首都成立了“保守党协会全国联合会”，鼓励会员以多种方式捐款，换取名誉会员、副会长或名誉会长的名号。1872年，联合会的副会长、名誉会长和名誉会员多达584人。即便如此，保守党人全国联合主要是协助建立地方协会和收集传递信息，以帮助该党获取大选胜利，但无权指导党的政策。
　　1877年5月末，95个自由党协会的代表在伯明翰召开了“自由党全国总会”成立大会。市长张伯伦被推选为主席。会议决议案表示：新组织是要在自由党政策的指导下，安排议会所应做的工作和议员们应该采取的立场。为此，以后自由党所有重大决定的创制权，大部分将由议会“前排议席”转移到自由党全国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各地自由党人，建立代表制协会，协调各地协会采取一致的行动。
　　自由党全国总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加入它的协会逐年增多。1880年大选时，它帮助自由党候选人在各地获胜，使格莱斯顿重新组阁，张伯伦入阁。总委员会还干预本党议员活动，鼓励地方协会去迫使各自议员支持内阁。这些施压做法在议员中引起不满，但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1886年，自由党上层因爱尔兰自治问题发生严重分裂。双方争夺全国总会领导权的斗争也立即开始。统一派首领张伯伦虽然是自由党总会的创建者，其威望毕竟难比肩全党首脑格莱斯顿。总会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修正案，支持政府的爱尔兰自治计划。为使之摆脱张伯伦的影响和控制，一年后格莱斯顿下令将总会的常设办公机构迁往伦敦，与“自由党中央总部”同占一座大楼。这就加强了该党领袖对总会的控制。
　　自由党总会的积极活动反衬出保守党联合会的弱点，最突出的是它缺乏代表性。1886年5月，600名来自各地的保守党代表通过新会章，规定联合会的目的是：组织协会的一致行动，互通消息和通力合作；协助建立地方协会；宣传保守党的政治宗旨，等等。在改组后的联合会中，最大的变化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10个区分会的设立。它们是保守党地方协会和全国联合会之间的中介，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各区分会之间相对独立。经过这一变动，保守党的整个组织机构变得比较协调，其效率不亚于自由党的同类机构，并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政党组织。1887年它拥有地方协会1100个，会员总数超过了自由党总会。
　　3.中央领导核心的完善。
　　在完善中央领导机构的过程中，各党党魁的产生问题也很重要。长期以来，两大政党的最高领导权主要按照惯例传递，而非根据任何固定的章程和理论。就宪法意义而言，19世纪任职最久的利物浦伯爵和其他首相都是以国王首席大臣的身份，而非以政党领袖的名义就职的。所以，家世、财产、社会关系、任政府大臣或反对党领袖时所表现出的才干等，都是成为首相的条件，但不必正式选举产生。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受到限制。一些任职较长的首相，如利物浦、墨尔本、罗素和帕麦斯顿等，都不是在议会内外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家。他们掌握最高行政权力后，往往忽略党外民众的支持。英国第一位刻意争取公众支持的首相是皮尔，但他并非一贯如此。德比和迪斯雷利是第二代保守党领袖中最善于诉诸公众者，可他们在演讲时也要标榜自己如何尊效忠和服从女王，难以树立起比较丰满的党魁形象。
　　英国历史上毫不掩饰自己党魁身份的高层政治家是格莱斯顿。他在1868年兰开夏大会上，以自由党最高领袖的姿态发表演说。当年自由党大选获胜后，他以党魁身份组阁。1880年，自由党再次取得大选胜利，维多利亚想借机压制格莱斯顿，故意邀请自由党下院领袖哈廷顿和上院领袖格兰维尔组阁，二人婉言谢绝。延宕周余，女王不得不向她所憎恶的自由党公认领袖格莱斯顿发出邀请组阁的公文。
　　在英国议会内，政党民主制出现很晚。下院领导人的选举最早出现在1830年，但以后多年并未形成制度。1876年，下院实行半正式的领袖选举。即先由督导员主持投票，再把投票结果报告另一院本党领袖和所有竞争者；上院领导人表示没有异议，得票最多的哈廷顿即被认为是赢得了选举，随后在党的会议上宣布他为下院领导人。以后这种做法还是偶然试之。因为按照流行观点，议会政党领导人最好是在长期的议会活动中“自然涌现”出来，而非选举产生。 　　某党有了两院领导人，谁任党魁?这亦无明确规定。首相无疑是执政党最高领导者。反对党党魁通常由“前首相”担任。若没有“前首相”，则由“自然涌现”出来的地位较高的某院领袖充之。当某党两院领袖声望不相上下时，由二人联合领导本党议员。一党二领袖的弱点是不利于该党在行动上协调一致。当执政机会到来时，可能发生权力之争。
　　平时，各党党魁和前排议员既要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又要出席议会，所余时间不多，难以亲自处理议会内外党务工作，许多事情交付督导员们办理。在各类党务人员中，议会督导员(尤其是下院督导员)的工作最为繁重。他们的职责主要有三项：其一，作为本党最高参谋部和情报部，经常向本党领袖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提出建议；其二，作为党内最高顾问机构，指导、协助或直接参与本党全国联合会(或总会)的工作；其三，作为本党议员的管理机构，组织本党议员参加辩论和投票。这是他们工作的中心。
　　由于督导员的努力和党派意识的增强，各党组织纪律都有明显提高。1860－1894年间，自由党人参加分组投票的百分率由59.8％增长到86.9％。保守党人同一百分率由57.3％增长到94.1％。由于党内纪律的约束，每个议员都不可独立表达自己的真正意愿。他们必须在本党领袖、督导员的严格监督下顺从地投票表决，否则会断送政治前程。仅此可见英国议会民主的局限性。
　　4.附属性组织的出现。
　　英国两大政党的附属组织形形色色。最重要的是中央总部。自由党中央总部于1860年重建于伦敦，任务是帮助各地自由党人建立登记社和指导它们的工作。总部一建立就由该党督导员控制，成为他们处理院外党务工作的办公处。
　　保守党中央总部的重建经历了一个过程。1868年1月先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指导各地保守党协会竞选。两年后建立正式的“保守党中央总部”。中央总部作为议会政党领袖们的最高级附属机构，工作范围广泛：除了众所周知的指导各地本党选民登记、协助建立新协会、主办报刊、印发宣传品、提供信息和咨询之外，还向选区介绍推荐议员候选人和向本党候选人提供竞选费用。经费主要靠本党富人解囊赞助，其回报是爵位官职或各种荣誉称号。当然，这种钱、权交易是非常隐蔽的。
　　英国两大政党的其他附属组织名色繁杂，主要是政治俱乐部、妇女协会，等等。篇幅所限，不再列述。
　　以上可见，在1867年议会改革后的20年里，自由党和保守党均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化组织系统。它们在结构上都呈金字塔形，塔的顶端是党魁。党魁不仅直接控制督导员、本党议员、中央总部和全国性组织，还通过它们间接地操纵着本党的基层组织和附属组织。
　　19世纪最后几十年是英国两党制确立和稳定发展的时期，也是自由党、保守党的代表制组织网络形成的时期。两党新型组织系统的组成不但反过来促进了两党制度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使一些工人和工人团体的活动受两党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影响和控制，沦为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争权夺利斗争的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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