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与诗人创作个性的融合统一】朦胧诗人的时代精神及艺术成就

时间：2019-04-16 03:31:2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女神》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和贡献在于表现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及对于光明和力量的歌颂，而奇特的想象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诗的抒情性与个性化的本质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关键词：《女神》；艺术成就；五四精神；创作个性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女神》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和贡献在于，集中而强烈地表现了冲破封建藩篱、扫荡旧世界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是鲁迅所张扬的“摩罗诗力”的具体展现。奇特雄伟的想象扩大了新诗的表现领域，诗的抒情性与个性化的本质得到了充分重视与加强。
　　一、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与光明和力量的歌颂
　　《女神》共分三辑，第三辑主要是郭沫若早期受泰戈尔影响而创作的一些清新恬淡的抒情小品。如果说五四以前的这小部分诗作还郁积着诗人的忧伤疾愤，格调哀婉低沉，那么占据《女神》一、二两辑主体部分的五四以后的诗作，则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格调雄浑豪放，唱出了民主科学的时代最强音。
　　1、呼唤新世界的民主理想的强烈体现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凤凰涅槃》，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充满彻底反叛的精神和对光明新世界的热切向往。诗的结构从“序曲”开始，依次展开“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凤凰更生歌”，诗人借用凤凰集香木自焚而更生的神话，愤怒诅咒和否定“冷酷如铁”、“腥秽如血”的旧世界，热烈向往华美芬芳的“美丽新世界”。凤凰自焚，象征着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凤凰更生，象征着新世界的诞生。一场漫天大火终于把旧世界化为灰烬，然而就在这漫天大火中，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着力渲染了大和谐、大欢乐的景象。“光明”、 “新鲜”、“华美”、“芬芳”，是对崭新世界的颂词；“生动”、“自由”、“雄浑”、“悠久”，是对时代精神的赞美。《凤凰涅架》以凤凰和涅槃两种宗教或神话意象化合而成，典型地体现了死亡——再生模式。既表现了凤凰在死亡过程中的悲壮意味，又渲染了复生后的欢乐场景，具体而又生动地再现了古典神话中死而复生的原型意象。而且，这种原型意象又具有鲜明的现实象征，它不仅仅是凤凰的死亡与再生，同时也“象征着中国的再生”，这种对新中国更生的欢呼，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沉眷恋和愿意为之献身的赤诚。
　　在《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篇中，郭沫若凭藉地球、大陆、海洋、宇宙等宏观物体和诸多意象，激励人们“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拥抱一个崭新的世界!这种崭新的世界就诞生于凤凰涅槃的熊熊火光之中。五四以后的祖国，在诗人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因此，他为“年青的女郎”“燃到了这般模样”(《炉中煤》)。他在“千载一时的晨光”中，向“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扬子江、黄河、长城，向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口气喊出了27个“晨安”(《晨安》)。这种爱国热忱是诗人呈献给五四运动的最美好的诗情，也成为《女神》全书的诗魂。
　　2、对自我崇尚和对自然礼赞的充分表达
　　《女神》中的很多篇章，就是五四个性解放的烈火中升腾起来的“自我”的精魂。《天狗》中飞奔、狂叫、燃烧着的“我”气吞山河。这个狂放不羁的“自我”与天地并生，具有无法遏制的激情和无穷的神奇力量。作为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五四觉醒而奋起的一代，他们否定世间一切的传统偶像，摧毁封建的精神枷锁，以期高张本我，获得彻底解放。在这些无羁的诗作中，人的自我价值第一次得到了肯定，人的创造力第一次得到了承认，人的本性第一次得到了张扬，显示了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氛围中，长期习惯于封建意识形态泯灭个性价值的民族意识，已经获得伟大的苏醒，开始了自我解放的历程。还有《梅花树下的醉歌》，赞美梅花即是赞美“自我”，这种“自我”是“宇宙的精髓”，“生命的泉水”，具有主宰世界的力量。
　　与此同时，《女神》表现了诗人对自然的礼赞，在《地球，我的母亲!》一诗中，诗人由赞美地球，进而赞美劳动，赞美在地球上为人类造福的工人农民，称他们才是“全人类的保姆”，“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在这里，自然与人类已经融为一体，表达了诗人愿作自然之子以报答大地母亲的深切感情。在他眼里，无限的大自然，生机勃勃，气象万千。诗人大量描写自然，讴歌自然，赋予自然以无限的生命力。在《太阳礼赞》中，他礼赞太阳，把太阳的光辉视为创造光明、创造生命、创造灵感的源泉，“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沤!”诗人心中的自然，是力的象征，是创造的结晶，充满着欢乐、高昂的情调。
　　3、彻底破坏和大胆创新的精神
　　在五四时代氛围中，诗人反抗、叛逆的精神得到充分的张扬。诗人对太阳、山河、海洋、生、死、火山、光明、黑夜等一切具有破坏与创造力量的事物，都无比崇拜。《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我崇拜创造底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 这些象征热、力、雄伟、崇高与生命的事物，都成为诗人否定一切人为偶像，否定一切扼杀生机的旧传统的工具。在《匪徒颂》中，诗人更是对历来备受污蔑的敢于反抗陈规旧俗的革命者，对一切投身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予以热烈赞颂，向他们三呼“万岁”。
　　诗人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歌唱的“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 则体现了创造的精神。《女神》中创造精神与反抗叛逆精神融合一体，构成了一个互补的整体。诗人相信自然和社会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中，不断的毁坏和不断的创造正是万物发展的规则。“创造哟!创造哟!努力创造哟!／人们创造力的权威可与神祗比伍!”(《金字塔》)同样，诗人大声地诅咒漆黑阴秽的旧世界，要用刀剑、炸弹去毁灭它，正是因为他对新的光明、对创造新世界怀有坚定的信念。而光有信念还不能使新世界变成现实，关键是要自己动手去创造。“你们要望新生的太阳出现吗?还是请去自行创造来!”(《女神之再生》) 　　无论是对自然的礼赞，还是对创造精神的颂扬，都与诗人早期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泛神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泛神便是无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这种否定神明、蔑视权威、张扬自我的精神是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真正内涵。同时，诗人诗化了神即自然，自然即我的泛神论思想，自我由个体升华为与自然同体、与宇宙并存的力量，由此生成出对自然的礼赞，对创造精神的颂扬和对一切旧事物、旧秩序的反抗与叛逆。
　　二、浓郁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
　　自然神力的人格化，使整部《女神》表现出奇异的壮阔感和动态的诗化美。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激越的音调、华赡丰美的语言和浓烈瑰丽的色彩，赋予《女神》浓郁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
　　1、“大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诗人创造了全新的现代诗歌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女神》中处处可见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的抒情形象，他熔铸着诗人的主观意志与美学理想，以突出的姿态和鲜明的色彩渗透在奇特优美的诗意诗境中。五百岁的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凤凰涅槃》采用这一传说，表现希望古老中国新生的理想。其中凤凰的涅槃，即是抒情主人公的涅槃，也是中华民族的涅槃。它“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这里所说的“我”，既是诗人自己，也代表了当时五四进步的青年。追求新生，是当时进步青年的共同愿望，而这种愿望又是和整个民族解放的要求完全一致的。可见，诗中凤凰形象的内涵极为丰富。
　　《女神》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叛逆者和战斗者，又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者，诗人主要以直抒胸臆的姿态出现。如《天狗》一诗，用29个“我”作为诗句的开头。《我是偶像的崇拜者》九行诗句开头也是醒目的“我”字。《浴海》中的“我”更为丰满真切，体现了诗人追求圆满人格实现的迫切心情。这个“大我”，占据宇宙的中心，具有伟大的气魄、健全的人格。这个“大我”，感情奔放，胸襟开阔，意态超拔，具有无比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他是五四时期诗人自我灵魂与个性的真实袒露，也是中华民族时代觉悟的自我形象。他是勇于破旧创新的五四时代觉醒的民族形象的象征，他胸襟博大，雄视整个世界与人类，充满了崇拜自我的现代感受与乐观精神，热烈执着地追求着革命理想与个性解放，完美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2、自由体新诗真正达到诗的境界
　　《女神》在艺术形式上的成功创造，使自由体新诗真正达到了诗的境界。文学革命开始后，诗人郭沫若的《女神》才真正将“诗体的大解放”变为了现实，他的诗几乎是一首诗一种形式，而每一种形式都是一个成功的创造。可以说《女神》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
　　《女神》在形式方面实践了诗人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主的艺术主张，这是与诗人的让感情“自然流露”的诗歌主张相一致的。如《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完全服从诗人感情自然流泻的需要。既有独到的诗剧形式，更有自由活泼的自由体诗；既有《凤凰涅槃》那样的数百行长诗，也有只有三行的《鸣蝉》；既有汪洋恣肆的自由诗，也有少数外在格律相对严谨、节行押韵大体整齐的《晴朝》《黄浦江口》等等。多数篇章情绪消涨的内在节奏与外在格律的节、行音韵一致和谐，如《凤凰涅槃》中，激昂悲愤的凤鸟可以一连向宇宙提出十一个疑问，构成很长的诗节，而《春之胎动》渲染融融的春意则只需两行一节的两行体。诗行可以长到《胜利的死》中浩荡的语言行列，也可以短到《天狗》每行二、三字，以短促的排句传达某种跃动激荡的情绪。诗人采取了与内在感情和谐一致的全新形式，创立了多姿多彩的自由的诗歌形态，给读者以全新的审美感受。
　　还需强调的是，创作形式自由多变，大量采用比喻、象征手法，化用古代神话、历史故事甚至西洋典故，形象选择巧妙、恰切而新颖，证明新诗在艺术上的许多方面超过了旧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