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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三大误判] 经济结构包括哪些

    时间:2019-04-06 03:12: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年4月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由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经济活动疲弱,全球增长率预计将从2011年的4%降至2012年的3.5%。在2011年9月期《世界经济展望》付印后不久,欧元区再次经历严重危机。2012年1月《全球经济展望》继续下调预期。当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过度投资而内需不足”、“扩内需、促消费”的论断主导着舆论与决策。从已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看,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总是一马当先,而高储蓄率也支持这种投资拉动模式的持续。但如果把这些关键性指标系统地做一个相关性分析,会发现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错乱。6月5日,海通证券副总裁李迅雷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刊发文章《中国经济存在误判》认为,官方统计的缺失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资产投资被高估,消费被低估、高储蓄率导致内需不足、 “ 普惠”制政策下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三方面误判,认真分析这三个误判中的数据关系,其背后可能隐含着中国深层次的消费、储蓄和投资结构。本报告主要观点摘编如下,其中,部分图例根据作者博客文章比照后有所修正。
      误判之一: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消费被低估
      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均超过最终消费,即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靠投资拉动。但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进行一致性分析后发现,自2004年起,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发生了明显的背离现象,比如,在2005-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的过程中,GDP增速却出现了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的背离现象就足以引起人们对投资规模数据可靠性的怀疑了。
      2011年7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署绩效报告(2010年度)》提道:“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审计机关共对京沪高速铁路等已投入资金1.9万亿元的5.4万个投资项目实施了审计或审计调查。通过审计,核减工程价款和挽回损失、节省工程投资283亿元,占相关项目投资总额的3.5%”。由此,我们认为固定资产投资至少被高估了3.5%。
      投资被高估,不仅在统计上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且也需要对居民收入进行重估。因为国家统计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是抽样调查数据,存在误差。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数测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必然也存在误差,长期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被低估的。据测算,居民实物消费被低估4%-10%(高端消费品被低估较多),服务性消费被低估18%-21%(主要存在于文化娱乐、居住和医疗等领域)。
      误判之二:居民储蓄率被高估,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属全球最高之一,但很多人通常把高储蓄率的成因归咎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下的子女教育、婚嫁和防病养老等需求。中国的高储蓄率甚至为发达国家所诟病,因为中国多储蓄少消费,导致发达国家贸易赤字。但事实并非如寻常想象的这样简单。中国百姓的实际储蓄水平并没有表面数据反映的那么高,尤其是中等及中等以下收入的居民。经过修正,除2009、2010年外,消费对GDP的贡献都超过了投资,2011年最终消费对GDP贡献为57%,明显高于资本形成对GDP47%的贡献。内需不足并非因为高储蓄率。过去10多年来货币超发大部分变成了政府、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储蓄,导致储蓄率提高。比如,1992年国民总储蓄与总可支配收入之比为36.3%。基于同一口径,2008年国民储蓄率达到51.3%的历史高点,储蓄率快速上升主要是由于政府和企业储蓄的增加,而居民储蓄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20%左右。即便是国民总储蓄率中贡献最少的部分,居民储蓄率也还是被高估的,因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明显低估现象。
      误判之三:“ 普惠”制政策下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政府除了不断地提及“扩内需、促消费”,并希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西部能赶上东部,推出了一系列区域发展优惠政策。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了19个区域振兴规划,大家对政策效应的预期也在递减。“普惠制”的局部性区域鼓励扶持政策使得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却没有明显缩小。中西部地区从投资效率看(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GDP产出)远低于东部地区,如西部地区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产出的GDP已经从2000年的2.8元下降至2010年的1.32元,而东部地区的产出率都在2元以上,上海更以产出率3.36元遥遥领先。在“普惠制”的区域性政策下,一方面,沿海地区大部分企业自身还不愿意放弃低端产业,甚至还不愿意在省内进行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大多数中西部地区不具备产业转移的承接力:一是规模不经济造成中西部地区投资效率低下;二是近十多年来的高投资使中西部地方政府负债率和当地银行不良资产率出现上升,降低了未来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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