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不惑――试论严修的道德生命】 智者不惑
时间：2019-02-06 03:30: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严修融汇新旧学,具备了全面而新的知识结构;以开阔的胸襟和眼界,做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坚定恒毅,不空言高蹈,在教育上开一时风气之先。
关键词:智者不惑;严修;道德生命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10-0080-02
晚清社会动荡,对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来说,他们安身立命的方式也遇到了亘古未有的挑战,仅有热情和激情已经远远不够,不仅不够,甚至有害。对自己安身立命路径的把握更需要的是智慧和理性,唯有“智者不惑”。余英时先生在谈到知识分子的特点时说:“知识分子有几个重要的特性最值得注意。第一是他比较具有全面的眼光,因此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整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动向和需要。第二是作为基本精神价值的维护者,他比较富于使命感和正义感,因此具有批判和抗议的精神。第三是他比较能够超越一己的阶级利害,因此而发展出一种牺牲小我的精神”。相比而言,后两者较容易做到,因为就算社会变化,知识分子的心理和意识还不会瞬间凋逝和断裂,而要求他们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整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动向和需要则比较难,中国超稳定的社会形态让传统的士大夫们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无所适从,在保守和激进之间显得焦躁不安,道德生命的完满要求真正智慧。
严修的不惑,就在于他与时俱迁,他拥有新的知识结构,或许他不是什么新知识的学问家,但他却有新的意识,这让他有了别人不具有的洞察力;他有开放的心灵,真正做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唯其如是,我们才发现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没有任何矫饰和做作;他更是一个实践者,认准了教育事业,一心为国惜才,苟有利于家国,虽万死不辞。杜维明先生曾道:“在受到西方的冲击之前,东亚的社会从作为个人认同、社会群体参与和道德领导阶层的动力的儒家伦理价值中受益匪浅。与此同时,他也蒙受了政治化的儒家价值的灾难。它们必须承受政治权力对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支配、强制性地操纵道德价值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僵化的社会结构的礼仪化,以及没有能力迎接新的挑战的文化体系”。严修却使我们了解到他怎样调整传统的儒家价值以通向现代的转化。但必须指出,他并没有将这种转化当作一种普遍原则提出来,这只能看作是他个人怎样通过现代的方式,实践“读书治学之士”传统气节的一种示范。
一、新的知识结构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号梦扶,天津籍。年二十四,成进士,选庶吉士;年二十七,庶常散馆,改编修,补国史馆协修,至三十五,授贵州学政。由此可见,严修早年走的是传统士大夫路子,而且比较顺利。他出任贵州学政时共携书十四大箱,有经类、史类、子类、集类、丛书类和类书类,共六十五种,可谓“书虽不多,已纵贯古今,横及四部”,如其侄孙所言“窥其内容,于考证、义理,无问汉宋;于诗、赋、骈、散,不持偏倚。启迪士子,于文章外,兼及经世之学。而于版本(士礼居丛书)、金石(金石萃编)之类,亦稍稍道及,以增学子之精博”。拥有传统士大夫根柢的他,并不囿于已有的知识结构,相反,他大力提倡西学,他在贵州任学政时,请张之洞推荐算学教师,且自己时常演习,在各地的考题中也常有算数题出现,如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二月二十八日(3月31日),在铜仁,演习代算数,其代数题为:“有卖果子者,初次买进若干果,其价为每两枚一文;二次又买进若干果,其价为每一文三枚,及售出均作二文五枚,共三本四文,求两次所买果之数。”在遵义时,出算学题:“有绿、练二营兵不知数,但云裁六百人以益练,则练为绿之三倍。裁练二百人以益绿,则绿为练之三倍。问二营原兵各若干。”
在新旧知识中,他有自己的取舍,在给其子智崇信中,他谈到读书之道:“总而计之,有当熟读者,有当常看者,有当检备者,有当精习者。《九经・语・孟》、《近思录》、《史》、《汉》、《韩文选读》,当熟读者也。《通鉴》、《明史》、《十朝圣训》、《经世文编》,西洋格致诸书及近世汇编、岁计政要之类,当常看者也。《通礼》、《皇朝三通》、《五礼通考》,西洋各式之图,各类之表,当备检者也。”而“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虽不学可也。骈文,古近体诗,不学可也。极而言之,时文试帖,律赋,不学可也。字则小楷最切用,求速求匀,而能事毕矣。篆隶不学亦可也。”从他读书之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经典,儒家入世之道与处世之方贯穿其一生,这些都属于要常看和检备的,而要精习的则有算学、化学和洋文,而训诂之学等则大可摒弃。他不仅如此说,更是如此行。直至晚年依旧如此:“先生年来究心格致、理化,旁及法政、经济,虽非精通,均能明其大意,故对图书局或各省所编教科书,均亲自细读审查,提供意见。本年先生仍继续学习英文,并以写小楷为日课,其余有暇,则赴各处参观讲学,并赞助陈宝泉发起化学研究会,为之亲改会章。”
佐藤慎一认为中国近代士人都到古籍中去寻找解决现实的办法,而且学识越深湛越忽视西方文化,对一部分士大夫来说确实如此,但并不适用于严修,因为道德是需要践履的,孔孟之道只是一种原则,大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一个最高标准,达到最高的仁就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对自我的超越。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面前,僵化地理解或据守儒家的章句只是误解了儒家的精神。在严修看来,儒家只是一种最高标准,而实现的途径则因人因事而易。他或许并不是精深的学问家,但却是与时俱进的人物,他把握了儒家的真精神,那就是己欲达而达人,不断自我完善,因此方可但开风气不为先。
二、开放的心灵
严修开放的心灵最能从他的处世之道中见得。对新旧各色人等,他不是加以简单的区分,而是全面而立体地看待,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便是他与袁世凯的交往。他与袁的交往主要始于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所关注的是教育改革诸政,其时袁为直隶总督,提倡新学,设有学校司。严修时在天津办学,成绩斐然,袁乃力邀先生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而1905年袁与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此事促成,初出于先生力陈。卢弼撰《严公墓碑》有:伯兄(按指卢靖)常谓:曩与先生同谒项城,力陈科举之弊,非罢废不足以言新学。项城毅然约江、楚二督入奏。数百年痼弊民智之举,一旦廓清,最为愉快。他与袁的交情,实在是出于共同的志趣,此时的袁世凯也堪称众多人心目中的一时之选。
袁被赶走时,“仓皇出都,旧识无敢通音讯者,惟学部侍郎严范孙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等语,同列代为之危,旋以病去官,当时颇为难得。”近人陈藻青《新语林》载:项城放归彰德,亲故无敢送者。……独严范孙、杨皙子便衣送至车驿,袁曰: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我且被祸,盍去休?严修替袁说话,也是因为“项城�柱其间,不可谓无干济之略。环顾当时,亲贵权要,类皆畏葸庸懦者流。先生为国惜才,欲其共济艰难”当袁氏再起为总理内阁后,以朝旨召为度支大臣,又“复派充南北议和大臣,国变后,徵为参议院参政。两次推为教育总长,终不一就。”而袁欲称帝之意愈彰时,严修致书张仲仁,托其向袁进言,信中写到:“顾念本国关系之重与我总统缔造之难。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尤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且国亡不亡,视乎政治之进退,宪法之良否,人才之消长。今之议者,将以无信立国,以无耻导人,金钱诱其前,斧钺劫其后,誓词等于谐谈,明令悉为诳语。如此而欲有良好之宪法之产生,清白人才之出现,此比不可得之数矣。以我大总统之明哲,断不能不虑及此。特以夙受总统恩遇之隆,罔有伦比,爱之诚不觉忧之切,敢求乘间为我言之。词不宣意,当待垂�。”在与袁世凯的交往中他更多是为国计画,他们的友情也是因此而培育起来的,但他绝不为自己谋私利,相反,更多都是扮演的一个谏臣、一个诤友的角色,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在袁氏得势之时不阿附,在失势之时则尽一个朋友的本分。袁氏死后,他则前去吊唁,而且对其家人的照顾不遗余力。不仅对袁氏如此,对其他当时的显赫人物他也是如此,“继袁当国者,如黎冯、如徐段、如曹张,或与有旧,或慕其名,皆欲罗致而不能。”从严修对党派的看法我们可以窥其政治倾向之一斑:党人之谬点,一在不查吾国之情势,欲躐几泰西之文明;一在不肯联络协商,动辄出以暴烈之手段,其误国不待言。……然保孔教亦需有世界知识,并有组织能力者出面规画,方有实际。若犹是往年袍笏诸公,空言从事,绝不能与耶教争胜也。他给自己的定位则是:吾书生,无政治才,行当避贤路耳。
我们很难给严修某种精确的定位,他有士大夫的影子,但不是保守僵化的士大夫,他也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更不是国粹派或革命者,然而这些特性他都具备一些,但是我们却没有觉得任何不自然或别扭。
三、不空言高蹈而务实干
较之于当时与之齐名的张謇,严修少了些凌厉之气,更多了些温和与敦厚,但他内在的坚定与果决却没有丝毫的逊色。在贵州思南致陶仲敏的信中:“见今良法美意,议者纷纷,然铁路不成终恐无处下手。……无铁路则苦口无功,有铁路则藉手可为。……至设书局,创书院,立学会,人才为异日所必须,即目前急务;树木十稔,收效犹迟,求艾三年,后时便毁;此又与铁路之举,并为切要者也。”他对铁路的关注还可见于在他致徐菊人的信中:“康长恕(素)之疏,真卓识也,而以入手太晚为恨。……京津支路之速成,卢汉干路之并举,枢机一发,有不烦言而就理。可使由不知使知,此非可以口舌争也。”可见,他不以空洞的号召为意,相反,期待在自己的事功中实现自己的安身立命。
早在他任贵州学政时,就不避险途,上疏力陈开办经济特科,此实为开风气之作,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的原点”。从创办私塾到南开大学,他动用了一切他可以调动的资源,苟有利于家国天下,他不惜放下身段,甚至卖画筹款。他并不像佐藤慎一所说:“摸索危机对策的士大夫们无非是从古典或先例中寻求答案,这如同试图在没有出口的迷途中找寻出路。”严修从古典中得到的是儒家的积极精神,是儒家变通而不僵死的处世之道。古典的根基让他勇而谨慎、果决而谦逊的新时代人物,他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更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和时代的契合点,并孜孜以求,虽万死而不辞。
他一生研读不辍,从不标新立异,各类人物,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以及商界,都对他尊敬有加,应当说,他有大量的资源可以利用,他也确实利用了,但从未为自己谋过一己之私。正因为他是个智者,所以才清晰地洞察到我们这个国家所真正需要的是人才、耐心和韧劲。杜维明说:“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当可洞察这三千年未有的大变,绝不能靠激情主义来应付。然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迫使有血性的青年志士放弃深思熟虑的智性事业而投身气魄承担的革命行动。在以燃烧自己生命来发光发热的革命洪流中,不参与即是堕落,针对民族自救的大课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反思,无形中变成了不可企及的理想主义。”显然,严修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认准了方向的实践主义者,是一个真正融中庸之精髓于骨血的睿智者。他选择了教育这个百年事业,因为他知道,今日之弊,绝非一日之习成,欲革今日之弊,更非朝夕可就,虽然他所做的只是其间很小的一部分,但已经值得他用全部的生命来践履。
在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严修让旧学和新学完美地融入自己的生命中,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淡定和睿智,以开阔的胸襟和眼光,顺应并且引领了时代的风潮,克勤克俭,以点滴锱铢之积汇成了宏大气象,而其道德生命也达到了圆融无痕的至高境界。
参考文献
[1]见《论语・子罕》
[2]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页。
[3]杜维明:《一阳来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0页。
[4]《严修年谱》,严修自订,齐鲁书社1990年,第55页。
[5]据《黔轺信草》,转引自《严修年谱》,严修自订,齐鲁书社1990年,第89页。
[6]《严修年谱》,严修自订,齐鲁书社1990年,第225页。
[7]据《掌故拾零》,转引自转引自《严修年谱》,严修自订,齐鲁书社1990年,第223页。
[8]卢弼撰:《清故光禄大夫学部左侍郎严公墓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编辑部主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9]据《黔轺信草》,转引自《严修年谱》,严修自订,齐鲁书社1990年,第345页。
[10][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11]杜维明:《一阳来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