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和记忆中的西方】黎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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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一个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儒生到晚晴第一批外交官，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黎庶昌在其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虚心求教、平等待人，在外交的原则问题上则据理力争，受到了各国使臣的敬佩，也得到了所驻国的尊重。
关键词：黎庶昌；西方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011(C)-0279-02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贵州遵义县人，生长在一个书香门第。祖辈父辈皆饱学之士，祖父、伯父和父亲都有诗文集传世，几位从兄和两位胞兄也都是诗词作家。黎庶昌从小体弱多病，六岁丧父，家庭艰难。但他自幼勤奋好学，先后求教于杨实田、黎雪楼、郑子尹等黔中知名学者，并立志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在“庶昌方十七八岁时，读古人之书，即思慕古人之为，思以瑰玮奇特之行，震乎一世”。[1]
从咸丰五年（1855）起，停乡试达十五年之久。为了谋求自己的出路，黎庶昌毅然决定离开家乡，进京去应天府乡试。可接连两次考试，黎庶昌都名落孙山。而恰在此时，清廷下诏求言，可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无人献言。黎庶昌仔细考虑了当时的情势，写下了《穆宗毅皇帝书》，即第一封“万言书”，交到了都察院，引起了清王朝的重视，令其“将所陈事件，条分缕析，详细具呈”。[2]为此，黎庶昌又写了《穆宗毅皇帝第二书》，即第二封“万言书”。两封奏折认识深刻、语言优美，被人们所推许。
黎庶昌因上两道万言书，而被清廷“加恩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3]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因黎庶昌家贫亲老，而让其留在江南补缺，先后担任吴江县知县、青浦县知县以及扬州荷花池厘金局榷务，后因干事精细清正，于光绪二年调到通州花布厘捐的榷务。
光绪二年（1876），黎庶昌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即随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充任三等参赞，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其后，黎庶昌又先后在英、法、德、西四国使馆任职，历时五年，并游历了西欧的十个国家。在这五年中，黎庶昌在外交活动中既没有奴颜媚骨，也没有虚骄自大，而是认真观察，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地理、社会风俗等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并将其考察内容撰写成《西洋杂志》一书。
光绪七年（1881），清政府升黎庶昌为记名道员，赏给二品顶戴，派充出使日本钦差大臣，要求其办理琉球一案，后因朝鲜事件发生，琉球案就不了了之了。
驻日两年多，黎庶昌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深入的了解，昔日一切学习中国的日本，如今居然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黎庶昌把八年来考察东西洋所得的体会及对国情的认识，融汇成一套变法的方案，于1884年写成《敬陈管见折》，交总理衙门代奏朝廷。可惜，总理衙门却“以其情事不和，且有涉忌讳处”竟然“寝而不奏，将原折退回”。[4]
同年，黎庶昌母亲去世，回乡丁忧。1887年，守孝期满的黎庶昌再次出使日本，接任公使之职。驻日期间，黎庶昌向皇帝上奏折时，曾附片请求为郑珍、莫友芝等建祠奉祀，触犯了“成例”，被降官三级，任满归国，却未得提升(其他公使任满大多升巡抚或侍郎)，调任川东道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在任上，他大力提倡实业，保护我国工商业；出资创办洋务学堂，培养外语人才，送一批学生去西欧留学；个人出资修建云贵会馆，使川东民族工商业得以振兴；并仿效西方公园改建五福宫北楼等。
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以及重庆大火，使黎庶昌在精神上受到了刺激，而1895年的成都教案，更加重了这一刺激。同年，黎庶昌被人参奏处理成都教案时“办事不力”，因而辞官回籍。1898年1月12日因病逝世，享年61岁。
黎庶昌生于西南边陲闭塞的贵州，早年封闭的生活环境局限了他的视野；再加上“黎氏祖宗三代都是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从小就被引向既能光宗耀祖又能报效朝廷的科举入仕的路”。[5]因此，黎庶昌早期的西方观与当时其他的传统士大夫一样，带有很强的保守性。这在他的两封“万言书”上就有明显的反映。如：在《穆宗毅皇帝第二书》中，黎庶昌独尊孔孟，贬斥杨墨、黄老、佛氏、耶稣，把资本主义各国的先进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认为应当“禁罢一切奇技淫巧”，限制“洋货使用”，“将中国服色仿古五等之制，定为品级”，“洋货使用亦定为品级”，并“服夷服，以示区别”，[6]以打击学习外国技术、礼俗、服饰的人，捍卫中国文化的神圣地位。
“虽然黎的上书是在六十年代，但其眼界却还不如四十年代的林则徐、魏源，他的这种政治观完完全全是传统的封建政治观，是从传统的封建文化里浸泡、提炼出来的”。[7]这也就难怪当时陕西道监察御使吕序程对“万言书”很不以为然，在奏折中说其“率多摭拾史书”。[8]
但随着他进入仕途，成为了曾国藩的幕僚，开始接触西方的“奇技淫巧”，对西方的科技有了初步的认识。而当他随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充任三等参赞，走出国门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时，他开始重新观察这个他所谓的“夷狄”社会，并逐渐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1876―1881年，黎庶昌先后在英、法、德、西四国使馆任职，并游历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荷兰等国。在正式外事活动以外，他还着重观察西洋各国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风俗民情等国情，并撰写了被誉为“十九世纪西洋风俗画卷”的《西洋杂志》。
这时的黎庶昌对于西方的思想认识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不仅抛掉了“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而且赞叹西方的先进科技，敢于正视当时中国的落后，并且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已由略嫌保守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变为与时俱进、较为进步的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改良派了”。[9]
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有所论述，却“只作客观记述，少发主观评论”，[10]也许是受到郭嵩焘因写《使西纪程》而被撤去公职的教训，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些许倾慕，如：在《与莫芷升书》中，黎庶昌介绍“凡国家大事，皆由上下议院商定，国主签押而行之，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11]瑞士等国 “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12]尤其在黎庶昌1879年代表中国参加巴拿马运河筹备会后，有了更切身的感受。但黎庶昌也并非全盘肯定，对于西方人的“嗜利无厌，发若鹜鸟猛兽”，[13]“外假公法与维持，内怀狙诈以相贼害”，[14]黎庶昌并不欣赏，曾将其比为礼崩乐坏、群雄兼并的“春秋战国”时代。
而对于东西方文化方面的差别，黎庶昌并没有一概而论，而是试图寻找其共性的部分，并且为西洋“夷狄”之称正名。他引用孔子关于“夷狄”的定义“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义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知夷狄无定名、定形，褒讥予夺，一本正教而言。非为舍己以外，综地球七万里而皆可禽兽畜也”。[15]同时，黎庶昌还引用儒家学说证明西洋文明的先进性和合理性，他曾说：“使孔子而生今世者，其于火车、汽船、电报、机器之属，亦必择善而从矣!”“令孟子居今日而治洋务，吾知并西人茶会、音乐、蹈舞而亦不非之，特不崇效之耳”![16]
对于西方的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方面，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皆有所涉及。书中不仅介绍了他所参观的治炮厂、印书局、织呢厂、瓷器厂、造纸厂、玻璃厂以及学堂等西方先进的科技教育事业，而且与当时中国的企业进行了对比，如参观完赛勿尔瓷器局，认为“若论做法之精实远在中国之上，所以不及中国者，特瓷质松脆，不能如徽、饶等处所产之佳也”。[17]由此可见，黎庶昌对于西方的科技也并非一概而论，而是认真观察、虚心学习其优点。
在《西洋杂志》一书中，黎庶昌除了对于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几方面有所涉及外，还详细描述了西洋各国的城市建设。尤其对巴黎、伦敦，黎庶昌极其推崇，不仅介绍了街道、公园，对于下水道、骨圹都有所论述。
在结束五年的西洋外交生涯后，黎庶昌又先后两次被任命为驻日公使。当时的日本已经经历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已步入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行列。中日两国属同一文化圈，彼此有着更深厚的联系，并且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与中国一样受到列强的侵略，因此，有更强烈的对比感。
随着对日本了解和认识的深入，黎庶昌在1884年写了《敬陈管见折》，交总理衙门代奏朝廷。最终虽然被“原折退回”，但却得到了李鸿章、曾纪泽较高的评价，而且从中可以看出，这份折子包含了他八年来对于国情的认识和考察东西洋所得到的体会，以及他有感于自1877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以来，清廷“遣使八年，出洋诸公从未有将中外情形统筹入告者”[18]的现实。
相比于1862年的两次上皇帝书，《敬陈管见折》与其反差极大。“万言书”防“夷”的观念十分鲜明，而《敬陈管见折》不仅完全解除了防“夷”之念，而且要求朝廷学习西法，即用“夷人”之法治国。这其中出现如此重大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因为他受我国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郭嵩焘、马建忠、薛福成等人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亲自走出了国门，亲眼看到了世界，实际考察了西洋社会。
作为晚清第一批外交官，黎庶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外交使命。在出使英国时，浩罕酋长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建立所谓“喀什噶尔王国”， 黎庶昌站在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立场上，建议郭嵩焘拒斥英国外交部的照会，坚决支持左宗棠消灭侵略势力。出使日本期间，坚决维护国家尊严，保障侨民权益，并成功解决了长琦巡捕殴毙华侨案。
在其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他虚心求教、平等待人、在外交的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并利用其特有的学者身份，运用不一样的外交方式――文化外交，不仅扭转了因国力衰弱而受到的歧视，而且在他第二次驻日公使离任时，“去之日，攀送者塞巷盈途，或追饯至数百里外。泰西各国使臣啧啧称羡，谓为从来使臣返国所绝无也”。[19]
作者单位：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作者简介：吴建征（1982― ），男，汉族，河北唐山人，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黎庶昌.与李勉林观察书.西洋杂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3]黎庶昌.穆宗毅皇帝书.拙尊园丛稿卷一前编.
[4][7][18]黎庶昌.敬陈管见折.折后附记.拙尊园丛稿.卷五.
[5]危兆盖.黎庶昌的文化观.齐鲁学刊.1991年第2期.
[6]黎庶昌.穆宗毅皇帝第二书.拙尊园丛稿.卷一前编.
[8][10][19]黄万机.黎庶昌评传.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7.170页.
[9]刘毅翔.贵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9期.
[11][13]黎庶昌.与莫芷升书.拙尊园丛稿.卷六.
[12]黎庶昌.西洋游记第二.西洋杂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4]黎庶昌.与李勉林观察书.西洋杂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5]黎庶昌.尊攘纪事序.拙尊园丛稿.卷五.
[16]黎庶昌.儒学本论序.拙尊园丛稿.卷五.
[17]黎庶昌.赛勿尔瓷器局.西洋杂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