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选任法规制度体系基本内涵及理论预设]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时间：2019-01-20 03:32: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法规体系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几个层次。完善干部选拔任用体系,要有一定的理论预设。 关键词:干部选拔任用;总体构成;理论预设 中图分类号:D631.1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1(c)-0019-01
一、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法规体系的基本内涵
1.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法规体系的总体构成。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法规体系,广义上主要分为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宪法及其附属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和根本任务,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性和基础性的地位。宪法附属法主要是有关国家机构的组织、职权和有关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法律以及其他一些直接根据宪法规定制定的法律。二是行政法规。这方面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三是党的规章制度。在干部人事工作中除了遵守以上法律法规外,还要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关于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见》等的严格规定,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2.初步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法规体系。目前这个初步体系的构成如下:宏观层面:《中国共产党章程》是统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法规体系的总纲。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纲领,也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因此,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法规体系必须依据党章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现行的党内规章制度,做到相互衔接、系统配套,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2000年6月党中央下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是党中央从实现跨世纪战略目标的要求出发,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多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观层面:2002年7月,党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纲要》中提出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性制度,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使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上了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微观层面:2004年和2006年集中出台了两批具体的法规文件,就党政干部选任、管理工作中的11个环节,包括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委会票决制、辞职、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清理企业兼职、任期、交流、任职回避、诫勉谈话和函询、述职述廉等作出了可操作性的暂行规定、办法、意见。这使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工作中的具体环节也有了法制化、程序化的条文。上述系列法规文件,与2003年12月颁发的《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6年3月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2006年7月印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等法规文件一道,构成了初步的干部人事工作法规体系,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法规体系的理论预设
所谓理论预设,通俗的讲,就是在论证一种理论时用以作为该理论论据的理论前提。理论预设的正确与否实际上决定了该种理论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在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法规体系进行设计,从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一般性地对制度进行了“性善论”的预设。这一预设的缺陷在于忽视了执政党公共理性和党员干部个体理性之间存在的冲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因此,消融干部选拔任用中党员干部个体需求和政治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是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法规体系的要害所在。也就是说,我们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法规体系的路径依赖是进行制度设防。总的来看,国内外学术界目前对于制度预设的理论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无赖”原则。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主要是避免“大恶”,也就是对权力及其运用施加最有效控制的问题。其实,从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到汉弥尔顿等思想家,都普遍认为,只能用制度来消除人类自身理性可能对权力的滥用。英国学者休谟在进行政治制度设计时,提出了著名的“无赖原则”,也就是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认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的原则。这条原则的目的,既在于防止“无赖”冲动产生恶果,也是为了对潜在的“无赖”行径加以控制。比如,近年来查处的买官卖官的案例中,由于买官卖官的高收益率,一些具有“无赖”劣性的官员就形成了“卖官链”,于是官员选拔必然出现“劣官驱逐良官”的现象。制度设计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取消极预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实践证明,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正义”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的行动准则。第二,非“天使统治” 原则。美国学者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这里,麦迪逊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人不是天使,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的代理人,其统治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一种“天使统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在麦迪逊看来,纯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为,人类做不到――正因为如此,需要对政府实施外在的和内在的控制。第三,权力无“休止界限”原则。孟德斯鸠提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政治权力具有公共性,政治家滥用权力会使之异化。所以,限制权力要依靠另一个权力的存在为逻辑前提,以权力去限制权力。第四,“政治寻租”原则。在政治环境中,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具有“经济人”的特点,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的动机,进行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因此必须由规范的制度去限制它。
其实,以上几种观点都是基于“人性恶”的假设。制度文化的实践证明,对人性恶的假设越充分,制度设计就越细致、越全面。“圣贤道德”的路径和各种非制度化的路径,在我们的制度实践中所遭遇的困境和尴尬,不得不让我们在审视、评价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法规体系时,以消极的防范、整肃与规范,去达到积极的政治效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
作者简介:林学启,山东省委党校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