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儿童分享行为的研究进展及启示 熊蜂行为的研究进展
时间：2019-01-18 03:27: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分享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是儿童适应社会生活、顺利完成社会化的必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有关年幼儿童分享行为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本文对年幼儿童分享行为的发展特点、影响因素及分享行为的培养途径进行了概述，并提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分享行为；社会文化；认知因素；情境因素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07/08－0079－05
分享行为是指个体愿意与他人共享资源的一种行为。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行为，分享行为的发展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看，学会分享是儿童适应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是与他人达成交流、理解、合作的行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诸多研究对不同文化情境下年幼儿童分享行为的发展过程及特点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本文拟从分享行为的发展特点、影响因素和分享行为的培养三方面择要概括之。
一、年幼儿童分享行为的发展
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分享行为早期发展的年龄趋势以及分享行为发展的性别差异等问题。
(一)分享行为发展的年龄趋势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年幼儿童分享行为的发展并非随年龄增长始终保持平缓向上的趋势。一项名为“南伦敦同伴研究”的纵向课题对15个月、18个月、21个月、24个月、27个月、30个月、33个月、36个月共8组儿童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追踪研究，比较了半年前和半年后儿童与熟悉同伴之间分享行为的特点。结果表明，除了24个月的那组儿童分享行为较半年前有所增加外。其余7组儿童的分享行为较之半年前均有所减少(Hay&Cook，2007)。
该研究结果与以往一些研究得出的儿童社会性行为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结果不一致。Hay和Cook(2007)指出，目前儿童早期分享行为的研究数据，尤其是纵向研究数据还相当少，而以往亲社会行为发展研究的行为指标不尽相同，发展模式也很可能是有差异的，因此，并不能说明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冲突。
Hay等人认为，3岁前儿童的分享行为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的一种解释是，当儿童的语言尚未发展完善之前，非言语的物品分享是儿童与成人及同伴互动的主要方式。而在儿童的语言逐渐发展完善之后，物品分享这种互动方式就不再具有优势(Hay，Caplan，Stimson&Casde，1991)。
另外，年幼儿童分享行为的发展不能仅仅从量上加以考量，其分享行为也可能在质上发生变化。随着学步儿逐渐获得新技能，其亲社会行为的能力会有所增强，但同时他们对社会情境及习俗的敏感性也在增强，于是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会变得更具选择性，但并不一定总会表现出来。因此，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形下，分享行为的减少是可能发生的(Hay&Cook，2007)。
(二)分享行为发展的性别差异
以往的研究表明，女孩表现出的分享行为比男孩更多。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通过考察儿童在冲突情境下的分享行为也获得了相似的结果(Burford，Foley，Rollins&Rosario，1996；Rao&Stewart，1999)。Burford等人(1996)将38名3～5岁儿童分成两组：一组由10对同性别儿童组成(男女各半)，另一组由9对不同性别儿童组成。每对儿童的任务是在每人各拥有一张精美贴纸之后，如何分配剩下的一张贴纸。儿童的分配行为可能有：给予(主动把贴纸给同伴)、留下(把贴纸留在桌上)和拿走(将贴纸据为己有)。以上分配行为的达成途径可能是：协商(与同伴共同讨论如何分配)、强占(通过言语或行动将贴纸据为己有，如直接申明“这是我的”)和中性(没有表现出分配行为)。结果表明，同性别配对的女孩比男孩表现出更多的分享行为，且多使用协商的方式；而男孩更多使用强占方式。在不同性别配对条件下，女孩也比男孩表现出更多的分享行为，但男孩和女孩在协商、中性、强占这三种行为方式上并没有差异。
男孩和女孩的分享行为很早便表现出各自的性别特点。研究者一般认为，男孩和女孩在分享行为上的差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期待有关(Iha，Yadav&Kumari，1998)。
二、儿童分享行为发展的影响因素
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个体因素方面，笔者将介绍分享观念、社会认知和道德推理等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环境因素则主要从社会文化角度介绍不同文化对儿童分享行为的影响。
(一)个体因素
1、儿童的分享观念
儿童的分享观念是其分享行为的认知基础。“均分”是年幼儿童中占优势的分享观念，且具有一定的跨情境稳定性(Thomson&lones，2005)。均分观念的形成可能与年幼儿童从小接受的“与他人分享”的教育有关。也有研究者认为年幼儿童并非真正认同均分，而是因为均分是调用认知资源最少的一种分配方法，其理由是当情境过于复杂时，年龄较大的儿童也常采用均分的策略。
2、社会性观点采择
社会性观点采择能力是指区分自己与他人的观点，并根据有关信息对他人观点进行推断以及作出反应的能力。社会性观点采择能力的获得是个体顺利实现人际相互作用的必要条件。贾蕾和李幼穗(2005)以大班幼儿，小学一、三、五年级儿童为对象，对儿童社会性观点采择与分享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性观点采择能力，尤其是认知观点采择能力对儿童的分享行为有较大影响。
3、亲社会道德推理
亲社会道德推理也是影响儿童分享行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按照Eisenberg的理论，学龄前儿童大多处于道德推理能力发展的快乐主义阶段和需要定向阶段。快乐主义阶段的儿童往往只关注自己的需要，依据是否对自己有利来决定是否为他人提供帮助，因而他们分享行为的总体水平不高。在亲社会道德推理方面超越快乐主义水平的儿童更倾向于帮助他人，并自愿与同伴分享有价值的物品(Steward&Mcbride－Chang，2000)。
(二)社会文化因素
近年来的研究在影响分享行为发展的环境因素方面主要考察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分享行为的影响。
Rao和Stewart(1999)在研究中设置了食物分享情境，以考察4岁的中国儿童与印度儿童分享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儿童和印度儿童分享行为的发生率相当，其中中国儿童的自发分享行为(分配者主动给予的行为)多于印度儿童，而印度儿童的消极分享行为(分配者消极认同接受者的拿取行为)多于中国儿童。在性别上，女孩总体来说显得比男孩更慷慨。中国儿童的自发分享行为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孩多于男孩)，但印度 儿童自发分享行为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同时，Rao和Stewart(1999)还将亚洲儿童的分享行为与美国儿童的分享行为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亚洲儿童的分享行为要多于美国儿童。亚洲儿童比美国儿童有更多的自发分享行为和消极分享行为，而引出式分享行为(分配者在接受者提出要求后给予)相对较少。当拥有较少食物的儿童提出分享要求时，拥有较多食物的美国儿童较之亚洲儿童更抗拒此类要求。有研究认为这些差异反映了东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文化差异直接导致东西方儿童教养方式的不同，进而产生了分享行为的跨文化差异(steward&Mcbride－Chang，2000)。
Stewart和McBride－Chang(2000)在探讨文化对儿童分享行为的具体影响时发现，在非匿名捐赠中，亚洲(包括中国、泰国、印度和日本)的小学二年级女孩比男孩捐出了更多原本属于自己的物品。但在匿名捐赠中男孩捐出的物品数量增加了，而女孩捐出的物品数量却明显减少了。相比之下。西方(包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南非和加拿大)儿童在两种情况下捐出物品的数量基本相同。
Pilgrim和Rueda－Riedle(2002)将人际关系和两分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对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和哥伦比亚(集体主义文化)7岁儿童的分享行为进行比较。研究表明，美国儿童的分享行为多于哥伦比亚儿童。无论是美国儿童还是哥伦比亚儿童，他们与朋友的分享均多于与非朋友的分享，友谊可能是其分享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美国儿童的消极分享多于哥伦比亚儿童，他们常常不经同伴允许而抓取同伴的糖果，这恰恰是美国儿童注重个人利益的表现。哥伦比亚儿童的消极分享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集体主义文化的特点――维持与同伴的和睦关系。同时，美国儿童的自发分享行为也多于哥伦比亚儿童，这可能和美国儿童从小接受天主教教育有关，而哥伦比亚儿童自发分享行为少可能因为实验中人为配对的同伴并非哥伦比亚儿童观念中的集体成员。在哥伦比亚儿童的观念中，家庭成员才是真正的集体成员。Pilgrim和Rueda－Riedle认为，运用简单的文化两分法考察文化对儿童分享行为的影响会掩盖其他重要因素的作用，如人际关系、宗教等。
Rochat，Dias和Guo等人(2008)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城市和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等角度，对五个国家(美国、巴西、中国、秘鲁和斐济)七种文化情境下3岁和5岁儿童分享行为的公平性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美国和巴西儿童相比，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秘鲁、斐济和中国儿童的分享行为表现出较少的利己性。尤其是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农村儿童(斐济和秘鲁)表现出更多的公平性。此外，分享行为与儿童所处社会阶层的特点有关。研究发现，同样是在巴西，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的儿童(来自城市犯罪率较高的贫民区，由父母养育)的分享行为比社会经济地位极低的儿童(无家庭，自谋生活)和社会经济地位中等偏上的儿童(来自城市中上阶层富有家庭)的分享行为更具公平性。
另外，Benenson，Pascoe和Radmore(2007)以英国4岁、6岁和9岁儿童为对象，考察了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分享行为的发展特点。实验要求儿童在匿名的情况下将部分贴纸分给班上另一个小朋友。结果表明，无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分享行为都会更具利他性，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儿童利他行为发展更快。在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影响下，儿童分享行为的差距逐渐减小，共同的社会化倾向使儿童的分享行为从利己主义朝着利他主义方向发展。
三、分享行为的培养途径
分享行为的产生和发展有利于儿童亲社会能力的发展，有助于儿童更好地与他人交往，促进儿童与其所处的人际环境的融洽。移情训练、角色扮演、榜样示范、直接的教育引导等都是培养儿童分享行为的有效途径。
(一)移情训练
移情训练对幼儿的分享行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李福芹、叶文君、陈丽，1994)。而且，移情训练对小班和中班儿童的训练效果优于大班儿童(张莉，1998)。这是因为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小年龄儿童的消极情绪往往表现很突出，而移情训练能使儿童真实体验到作为分享者和接受者的内心感受，并在此基础上换位思考，从而增加积极的情绪体验，做出分享行为。
(二)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是指儿童扮演故事中的角色，自由抒发对所扮角色的感受的一种行为训练方式。角色扮演强调具体的、直接的、真实情感的参与，再加上儿童的情绪、情感易受感染，这种直接的情感参与弥补了中班儿童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的不足，因此对幼儿园中班儿童训练效果较好(魏玉桂、李幼穗，2001)。
(三)榜样示范
周强和杨梓(1995)研究了榜样行为对幼儿园小、中、大班儿童利他行为的影响。研究指出，由于生活中的同伴榜样具有直观性和易懂性，容易吸引儿童的注意，因而对儿童利他行为的影响也最大。同时，教师的表扬对榜样的强化作用也不可忽视，表扬能使儿童更注意榜样行为，期望作出与榜样相一致的反应，并逐渐内化和巩固该行为。
榜样训练对大班儿童玩具分享和奖品分享的促进作用优于移情训练(张莉，1998)。这是因为成人的积极强化会激励儿童去模仿，同时成人对榜样行为的解释有助于儿童较深人地理解分享行为的积极意义。在强化和认知的共同作用下，儿童逐渐习得榜样行为。榜样示范似乎比移情训练更容易提高儿童的分享行为，这可能是因为移情需要儿童反复换位体验，再加上移情比榜样缺少奖励、表扬等强化机制，因此，要使体验转化为行为并予以巩固需要耗费更长时间。
(四)直接教导
除以上三种方法外，由于年幼儿童认知能力有限，常常难以意识到他人的需要，因此成人直接对儿童进行教导，要求其做出分享行为，这对年幼儿童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研究表明，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这种高控制的直接教导难以内化儿童的分享行为，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儿童很可能不会依照成人的要求行事(McGrath&Power，1990)。
四、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分享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寻找普遍意义上的分享行为的发生、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而开始重视以生态视角和文化视角对分享行为进行分析。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儿童的发展是对社会文化的适应，任何发展都处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脱离文化的所谓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是缺乏现实意义的。同样，儿童分享行为的发展也离不开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和教育生态环境。相应地，特定情境中儿童的分享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儿童所处的文化和生态环境发展的适宜性。
跨文化研究表明，儿童分享行为及其发展特点受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即便是同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文化、教育生态环境以及家庭结构的不同，也很可能导致儿童分享行为的差异。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进入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呈现了由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由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的特点(贺善侃，2003)。社会转型造成了社会分化和各种发展不平衡现象，其中与年幼儿童分享行为联系最为密切、最具探讨价值的有三种差异：一是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二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异，三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
基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形态多样化，比较儿童的分享行为及其发展特点，不仅对教育生态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建设有所裨益，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反思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选择，为确立学前教育政策走向、平衡和优化儿童生态环境以及当代新农村建设的文化重构等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