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篇目比较]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时间：2019-01-09 03:18: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本文将《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的“南粤传”篇目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治史方法上的异同。虽然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民族观上态度迥异，但两人的治史都是沿着实证、考证、详实记载的路线发展。司马迁是史学实证的开山鼻祖，而班固则在撰写《汉书》过程中对司马迁的史学实证精神有了一定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 《史记》“南越列传” 《汉书》“南粤传” 著史方法 异同
史家通过史著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两人在各自著作《史记》和《汉书》中都或多或少阐述了一些民族问题，并从中表达自己的民族观。如《史记》的“大宛列传”、“西南夷传”，《汉书》中的“西域列传”、“司马相如传”等篇目。虽然两人在民族观上态度迥异，但作为中国古代著名史家，两人在撰史方法上基本上是沿着继承和发展的路径。本文旨在以《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为比较对象，考察这两位史家在著史方法上的异同。
班固作史，基本上都是沿着司马迁的著史路径。虽然为儒家大民族偏见所障蔽，但作为一个严谨求实的史家，在具体史实的叙述过程中仍能摆脱价值判断对史实记载的干扰，而是沿着司马迁的史实实证方向搜考核定史料。班固的《汉书》对司马迁的《史记》改动的地方颇多，既有增人增事，又有增传，还有删减错漏之处，等等。具体到《南越列传》，班固并没有过多地增加南粤朝于汉武帝时期再次归并汉朝疆土之后的历史史实，只是在《史记》原来的基础上，个别增减订改个别文字和措辞。除此之外，《汉书》增加了《史记》中所没有提到的内容，从而使史实记载更为丰富生动，也删减了一些内容。从司马迁的《南越列传》和班固《西南两粤朝鲜列传》中的“南粤传”部分的比较，可以看出班固治史是沿着司马迁的严谨求实的史学实证精神不断发展。班固的删减增订使史实记载更为准备，更符合文法、逻辑。但在个别地方应该有所商榷。下面将一一分析。
一、《汉书》增改《史记》中的个别字词，使史实记载更具逻辑性。
《史记》记载：“发兵攻长沙，败数县而去焉。”①《汉书》增一“边”字，改为“长沙边”。《汉书》中载：“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②
根据史书记载，南越国境和长沙接壤。所以当南越国犯长沙时，按照两者之间的地理关系，应该是南越国兵犯长沙边。班固加一“边”字，使人更加清楚理解南粤国和长沙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
《史记》中载南越吕嘉叛乱，武帝派兵南下协助剿灭吕嘉叛党时，“乃下赦曰：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对于这段记载其中的“乃下赦曰”，在《史记笺证》里面是这样解释的。郭崇焘曰：“方发兵讨南越，不得言‘赦’，‘赦’乃‘诏’之讹也。”泷川曰：“枫、三本‘赦’作‘诏’。”按：“下赦”亦非不可通，中央王朝当讨伐某一地区的“叛乱”时，往往发布大赦令，以彻底孤立“作乱”的首罪分子。如景帝讨伐七国之乱，皆有出兵前颁布赦令事，此处因文中未言大赦，故疑“赦”应作“诏”。郭氏谓“方发兵讨南越，不得言赦”者，非也。《汉书》于此作“乃赦天下”。③由此可见，《汉书》将《史记》中的“乃下赦”改为“乃赦天下”是避免后人非议的明举。
当南越国新一代君主赵兴继承王位之时，其母王太后曾跟霸陵人安国少季私通。“国人多不附”。……“太后恐乱起，亦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④
而在《汉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太后恐乱起，亦倚汉威，劝王及幸臣求内属。”⑤我认为班固在这里的改动不如司马迁撰写的符合事情逻辑。《史记》篇是太后害怕自己跟安国少季私通的事情东窗事发，国人又“多不附”，因此只得借助汉朝天威。因此太后多次劝赵兴和南越国中的大臣归汉。班固在这里将其改动为王太后劝赵兴和自己的宠臣归附汉朝。假设王太后在南越国朝中有一定的势力，她的身边有一批所谓的“谋臣”，实即“宠幸之臣”，他们的某些观点有可能跟太后发生抵触，比如在归附汉朝的问题上，所以王太后努力说服他们，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除了赵兴、王太后的幸臣，还有朝中其他的大臣。为什么没有提到他们是怎么“处置”的？因此，这里更有可能的是班固改错了，将“群”字改为“幸”字。看来，还是不作改动之前更加解释得通。
以下是汉朝协助南越国减灭丞相吕嘉叛乱中的一部分记载。《史记》载：“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⑥《汉书》则载：“……，道远后期……”⑦说伏波将军一行是因为道路险阻并且路途遥远，所以才会延误了跟楼船将军会合的时机。我认为班固在这里的改动更符合事情逻辑。首先，若按照《史记》中载，“道远会期后”，那么“道远”和“会期后”中间应当有一停顿。因为道路遥远和两军会合似乎没有任何承接关系。反之，班固在此则认为道路遥远，所以两军会合才会延误了期限。班固作此改动，使得文意变得通畅。
在写到南越王赵佗退位，其孙继位时，《史记》载：“至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⑧而在《汉书》中则不言武帝何年卒，只提：“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越王，立三年，闽粤王郢兴兵南击边邑。”⑨在《史记笺证》里是这样解释的：“建元：武帝的第一个年号，建元四年为前137年。”王鸣盛曰：“赵佗于文帝已自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历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即以二十余岁为龙川令，亦一百十余岁矣。”梁玉绳曰：“《汉书》无‘卒’字，以建元四年为佗孙嗣位之岁，似佗非卒于建元四年。”按：“若依梁说，则‘至建元四年’五字应移至下段开头，如此比较合乎情理。”⑩
二、除了增订部分字词之外，《汉书》对《史记》还作了部分删减，删减部分恰到好处，进一步发展了司马迁的史学实证精神。
（一）班固将《史记》中的赘述内容删减，使文意更加简洁。
《史记》载：“伏波乃为营，遣使者招降者。”{11}繁芜词费，前“者”字应削。《汉书》无。同样，在司马迁描写伏波将军来到粤地，平定吕嘉叛乱之时，“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12}《汉书》减去“贵人”二字。“伏波又问降者，知嘉所之。”从思维逻辑判断，伏波将军对待降者，不可能还用“贵人”一词，因此这里应当剪除二字。
（二）班固《汉书》减除《史记》错漏、重复之处。
《史记》载：“楼船将军（兵）以陷坚为将梁侯。”{13}《汉书》中无“兵”字。《史记笺证》按：“兵”字亦削，盖受封为“将梁侯”者乃“楼船将军”，非“楼船将军兵”。《汉书》作：“楼船将军以推锋陷坚将梁侯。”无“兵”字。据此判断，《汉书》将《史记》的记载错漏处一一纠正。
（三）《汉书》剪除《史记》部分，对比之下，认为还是依从《史记》原文较为恰当。
《史记》载：“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乃置酒，介仅使者权，谋诸嘉等，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王北乡，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14}
《汉书》则改为：“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乃置酒，欲介使者权，谋诸嘉等，置酒诸侯者，大臣皆侍坐饮。”{15}减少了太后设宴“款待”吕嘉时宴会上各方的表现。因此，《史记》的描写更加可以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宴会上各方的心理变化过程。
《史记》载：“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16}而《汉书》剪除了大部分任嚣对秦政权的个人价值评判部分：“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立。’{17}虽然任嚣此时病重，体力并不支持他对赵佗解释过多的内容，但如果剪除上面对秦暴政的描述，较为容易影响读者对于赵佗建立的南越偏安政权的价值评判。他们有可能会认为，赵佗是搞国家分裂的乱臣贼子，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但如果加上对秦暴政的描述，赵佗建立南越政权，乃是根据情势变化而作出的明智之举。我认为，此段文字还是不删为好。
班固除了删减《史记》的部分文字之外，还做了一项工作：增加南越王传中的部分细节描写，补充史实缺失，主要是汉朝招服南越国时，汉朝皇帝的书信内容部分。
《汉书》载：“上召贾为太中大夫，谒者一人为副使，赐佗书曰：‘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并外奉北藩于代，道里撩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18}班固在《汉书》中相较《史记》，多了将近五百字的孝武皇帝写给赵佗的书信内容，以及填充了赵佗回书给汉朝皇帝的书信部分内容。通过《汉书》的描述，活灵活现地展现了汉朝皇帝和南越王赵佗之间的交流、沟通的全貌，从而使得史学记载的生动灵活性前进了一步。
综上所述，司马迁和班固在撰写边疆少数民族史事的过程中，也将自己对少数民族的情感态度灌注其中。司马迁能够以开阔的心态，将少数民族接纳到“大汉一统”的儒家文化圈中，但班固却固守“夷夏之辨”的藩篱，不能看到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文化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作用，而是将大汉朝收服边远民族看成是平定叛乱之举。同时班固对汉武帝时期武功事业评价不高。虽然两人在对待边远民族的情感价值观迥异，但两人的史学实证精神却一脉相承。司马迁是史学实证精神的“开山鼻祖”，班固在司马迁的基础上将史学实证精神推到新的高度。不管史家撰史的价值观多么迥异不同，但毫无疑问，两人都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两人的著作并没有优劣之分，都是时代精神在两人身上体现的产物。后人对司马迁和班固妄多评论，发展出所谓的“班马优劣论”，实属无谓。作为史学研究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某些方面将《史记》、《汉书》相互比对，总结经验及不足之处，从而为史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969.
②班固.汉书.中华书局：3846.
③韩兆琦编著.史记笺证.卷九・列传.学林出版社，2008，4：5681.
④司马迁.史记：2972.
⑤班固.汉书：3854.
⑥司马迁.史记：2976.
⑦班固.汉书：3858.
⑧司马迁.史记：2970.
⑨班固.汉书：3853.
⑩韩兆琦编著.史记笺证.卷九・列传.学林出版社：5671、5672.
{11}司马迁.史记：2976.
{12}司马迁.史记：2976.
{13}司马迁.史记：2977.
{14}司马迁.史记：2972.
{15}班固.汉书：3855.
{16}司马迁.史记：2967.
{17}班固.汉书：3847.
{18}班固.汉书：3849.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韩兆琦编.史记笺证.卷九・列传.［M］.学林出版社，2008.
［4］汉书补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75.
［5］周寿昌.汉书注校补［M］.书目文献出版社，1975.
［6］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M］.中华书局，1986.
［7］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
［8］刘知几.史通・六家.中华书局，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