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田间诗歌解殖民书写的阶段性特质

熊辉

关键词：田间；
解殖民；
诗歌创作；
时代语境

摘 要：田间是活跃在抗战时期的重要诗人，其诗歌创作则经历了复杂的时代变迁，跨越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殖民语境而呈现出鲜明的解殖民姿态。首先是20世纪20、30年代，主要针对中国人与租界洋人和巡捕的对抗，及帝国主义挑起的局部侵略战争来表达对殖民者的痛恨，并由此萌发了建设新社会的“革命”思 想；
其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田间创作了大量作品来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殖民侵略，以摆脱日本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殖民统治；
第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使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重重困难，田间此时的诗歌创作体现出维护国际和平的正义呼声，反对西方强国对民族国家的再度殖民。对田间诗歌解殖民书写的探讨，是对现当代诗歌的时代思想和民族精神的挖掘。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2）06-0001-10

On the Staged Characteristics of Decolonizing Writing in Tian Jian"s Poetry

XIONG 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25， China）

Key words：
Tian Jian；

decolonization；

poetic creatio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Abstract：
Tian Jian is an important and active poe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is poetic creation has experienced complex changes of the times， spanning the colonial context of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show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decolonization. First， in the 1920s and 1930s，he expressed his hatred for the colonialists， mainly in response to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foreigners and police officers in the concessions， and the local wars of aggression instigated by the imperialists， and thus developed the "revolutionary" idea of building a new society. Secondly， he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to get rid of the colonial war and resist the colonial rule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third stage is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emerging nation states， the arrival of the postcolonial era made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ies face many difficulties. At this time， his poetic creation reflected the just voice of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opposed the recolonization of nation-states by western political power. The discussion on the decolonizing writing of Tian Jian"s poetry i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is thoughts and national spiri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etry.

從1935年出版诗集《未明集》到1985年离世，在半个世纪的诗歌创作历程中，田间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数次巨大变迁，其作品也呈现出艺术探求及精神书写的流变。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谓命运多舛，表面上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尴尬处境，但外国势力在中国盘根错节，帝国主义的利益驱使外国人在我国依然显露出殖民者的掠夺之威。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中国一直遭受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困扰：在二三十年代，租界地的洋人和巡捕在国人面前耀武扬威，日本人挑起了局部的侵略战争；
在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屠杀中国人、掠夺财富并推行文化殖民政策；
在五六十年代，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遭遇了西方强国的封锁，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使帝国主义妄图从文化和政治方面再度殖民中国。而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关注中外国际关系且对帝国主义的殖民行径加以揭示的诗人不在少数，但能跨越帝国主义侵略或殖民中国的三个历史时期，而又在每个阶段都进行解殖民书写的诗人却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讲，田间诗歌的解殖民书写具有非常重要的诗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解殖民（Decolonization）也被译作“非殖民”或“去殖民”，该概念提出之目的是为了解构帝国主义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话语权力，寻求殖民地文学、弱势民族文学与帝国主义文学之间的平等对话，进而使民族国家文学获得生存的合法性。根据后殖民翻译理论家罗宾逊的理解，“解殖民是一个解除殖民化有害影响的渐进过程，尤其是消除殖民化状态下的集体自卑情结”。1由此来观照田间的诗歌创作，我们就会发现他在不同时期选择了三种不同的解殖民姿态，是中国新诗史上唯一针对不同时期的殖民压迫进行解殖民书写的诗人。

一、殖民罪行的申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解殖民书写

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致使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清廷保留了政府和主权，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却慢慢受制于西方强国。因此，有学者认为殖民主义在中国具有半殖民的“不完整性”，该语境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时具有层次和路径上的差异，而这种“分岔策略”（the Bifurcation Strategy）2导致中国人对殖民者的文化褒贬不一，其中也包含着部分学人的解殖民姿态。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虽然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但殖民主义的势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上海这座设有租界地的城市，“洋人”依然高傲地生活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很显然，上海时期的田间对殖民者的种种行为十分反感，他在第一部诗集《未明集》中一再呼吁乡村的农民、城市的工人和战场上的士兵等底层人民要“站起来”，呼吁大上海、东三省乃至全中国的人民团结对外，将殖民者和侵略者驱赶出中国，从而实现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当家作主的宏愿。

田间因为上海设有外国的租界而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厌恶情绪，这是他解殖民意识的萌芽和初始表达。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
随后在1843年10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规定英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地方，1845年11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The 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首次设立上海英租界，之后又相继设立了美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地虽然和殖民地有很大的差异，表面上主权仍然属于中国，并且租界期满后要按时归还，但很多租借地和殖民地没有太大的差别。上海租界地的外国人往往享有比在殖民地更多的特权，他们在此获得了投资公用事业、兴学办报等特权，使租界地俨然成为国中之国，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利益。正因为如此，租界的洋人和差使飞扬跋扈地走在上海的街头，他们基本不受大清律例的束缚，“殖民者”的优越感和自大形象由此可见一斑。田间在《都市的晨》一诗中从底层人民的角度出发，控诉早晨的都市：“地狱上的都市啊，/甜睡在罪恶的保姆的怀抱里，/钢铁的建筑在薄雾中凝视着；
/洋车夫，巡逻兵的步声，/击醒了死寂的柏油路。”田间所说的“都市”指的就是上海，他初到这座繁华城市的时候，对那里的一切都怀有好奇心和抵触情绪。随着东北的沦陷，中国大地遍布殖民者的身影，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后逐渐对外国租借和开放了很多区域，这些区域成为上海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全”之地，所以诗人说“罪恶的保姆”应该指的就是在上海拥有租借地的西方国家，也只有在那里，才有“洋车夫”和“巡逻兵”。与此同时，诗人不希望太阳从海上升起，因为黎明到来之后，“夜的劳动者笨重的鼾声”就要停息了，那些“乞丐”“小贩子”又要开始为生计发愁了。田间在这首诗中突出了租借地的外国人與上海市民的对立，一边是“神气”的租界“大兵”，一边是生活贫困而低贱的“劳动者”，这种对立加重了诗人对租界地外国人的痛恨之情，增强了其作品解殖民的力度。

田间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生活在本国的土地上却在殖民的阴影中产生了不安全感和漂泊感。诗人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寻找理想的生活，他在流浪中“狼狈地踏着动荡土地的支那”，在都市的大街小巷里想起这片土地的泰半沦丧，诗人找不到可以给他归宿感的“家”。“十字街头烂草堆的污浊”以及“压榨”工人生命的“铁工厂”，让他对都市产生了莫名的厌恶感。倒是曾经出走的那个乡村小屋呈现出温暖的色调，让他“想起了我的家，/三年前，墙角边种着野麻，/两间茅屋前飞着乌鸦”（《流浪人的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复杂语境中，伴随着西方列强和东洋鬼子在中国势力的逐步扩大，人们在颠沛流离中活得异常艰苦而又麻木：“被枪与刀磨出的血汗，/干在年久的衣袖里，/扎伤的手脚麻木了。”（《这一天》）因此，诗人真希望“前线没有战事的平静”，在生不如死的现实生活中“让生命在梦里复活”。无家可归的人只能靠出卖体力维持生命。《黄昏时工厂》写了一群劳工的悲苦生活，他们“菜色的脸孔上”涂抹着浓烟，“血液被榨干在回转的机器里”，但却吃着“冰冷的饭食”。虽然生活毫无希望，但他们必须继续勇敢地走下去，因为“恋着明天”。《午夜工》中修筑路面的“午夜工”，“自午夜到黎明”都在不停地劳动，“多少苦痛与酸辛”被无情地埋葬，有人理解他们工作的艰苦吗？

田间号召人们将暴戾的外国人和殖民者驱赶出中国大地，这是他早期解殖民书写最直接且最强烈的体现。《怒吼吧，中国！》是一首写给外国殖民者的挽歌，诗人在作品的开头便宣告：“你再也不能来了，/时候到了，/你们最后的日子就会来呵！”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在诗人流浪而居的上海，国人经历了屈辱的“五卅惨案”。1925年5月30日，一场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租界内爆发，大约2000多学生集会抗议日本纱厂镇压工人罢工，并打死工人的残暴行为，学生们要求收回租界。结果被英国巡逻兵逮捕一百余人，这招来了万余群众的抗议，他们聚集在英租界巡捕房大门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英国巡捕在租界地采用了更加暴力的方式来处理中国人的诉求，他们开枪打死了13人，重伤者数十人，还逮捕15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931年9月18日，同样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日本人编导的“九一八事变”让国人再次经历了殖民侵略的屈辱，殖民者借机迅速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妄图全面占领上海。面对这些非法的殖民侵略事件，作为一个中国人，田间对殖民者的罪行表示强烈的谴责，对他们在中国大地上无所顾忌的野蛮行为表示不满。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又如何把殖民者驱赶出中国？田间认为只有国人团结起来，前赴后继地与殖民者展开殊死战斗，才能获得民族的主权和自由，于是诗人怒目横对侵略者：“你开枪吗？/倒了一个，/便有整千整百的起来！”谁能容忍殖民者在本国的土地上对同胞无理地剥削和镇压？诗人对此感到不解：“庞大的军舰，/在黄浦江上划着；
/机关枪，/手榴弹，/镇压我们的怒潮，/绞杀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罪犯吗？”我们不是罪犯，也不是流浪在他国的难民，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难道还有“客人”欺负主人的天理？因此，诗人悲愤而铿锵有力地写道：“时候到了，/我们再也不能忍了！/我们的热血膨胀着，/我们相信自己。/我们的信念，/会从你们的子弹里，/爆出灼炽的火花来！”“怒吼”只是情绪的表达，要把列强从中国赶走，要让国人真正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才会形成势不可挡的巨大力量，冲决殖民者在中国的特权。

面对租界地的外国人和殖民者的嚣张气焰和民众的艰苦生活，田间萌生了变革现实社会的想法，他的解殖民意识开始上升为对民族命运的思考，饱含“革命”意志。《滴港》是一首抒写采石工人的诗歌，他们“从天明到黄昏”一直不停地工作着，每一块石片都混着他们“一点一点的血汗”。这些采石工人“露出了红色臂膀子”，“乌头黑面”，“结着厚皮的手”举着“千斤的铁锤”不断地敲打着“崖石”。如此辛苦地工作一天后，他们只能栖居在“黑茫茫的窟洞”里，哪怕红肿的手疼痛得“像火一般燃烧着”，但因为太苦太累，还是“潦倒地睡了觉”。采石工人没有生活来源，他们离开了这份又苦又累的工作就失去了经济支撑，现实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掌控着他们，将其“囚禁”在工地里劳动。诗歌的最后，采石工人举起的铁锤是砸碎旧社会的一种隐喻，预示着他们必将获得自由和解放：“锤呀！锤呀！锤呀！/哪一天才会把窖山锤倒？/锤倒了，我们好出牢，/站在囚山之外狂蹈！”《故乡》是田间早期作品中表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作品，诗人眼中的乡村早已不复当年繁盛的模样，呈现出人烟稀少的凄凉晚景：“远近的村野里，/看不见牧童和村姑的人影，/躺着无边的凄凉。”而诗人走进村庄之后，颓败的景象让他感到异常陌生：“这是什么地方？/当我走上我已不认识的村庄；
/老年的母亲也逃亡了，/乡里看不见一只鸡，一条饿狗，/茅屋塌坍地乱剥着骨架，/路旁晒在太阳下的，/那没有埋葬的尸骸。”如此萧条不堪的故乡让诗人“热泪流下了，/滴向荒村的焦土里”，诗人不禁想起了都市的“繁华”，他愤懑的情感也油然而生：“都市巍巍的建筑里，那里有人，/那里，他们在吸人的血，/他们榨死人，也在榨死自己。”为什么田间会说都市的殖民者或富人在榨死穷人的同时也在榨死自己呢？这里面显然饱含着他革新现实、推翻剥削阶层、赶走外国殖民者的社会理想，因为他们在剥削穷人的时候也是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诗人在作品中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天暗了。走向哪里去？”在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人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田间的回答很简单却很有力量：“手上还剩下最后的一把力！”如何使用这“最后的一把力”？人在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时候，出于求生的本能，必定将最后的力气用来自我拯救，推翻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殖民压迫，迎来个人和民族的新生。

田间坚信殖民者终将失败，中国人民必然建立起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北方不永远是黑的》表达了诗人解殖民的决心，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北方很快就沦陷为日本人的殖民地，诗人因此担忧北方的“兄弟”和“百姓”是否“像往日一样的愉快，/一样的欢笑”？北方的“母亲”在“刺刀下哭泣”，“血腥的风，/吹过了那山野”和“农民的田舍”，那是怎样让人触目惊心的“北方”啊！日本侵占中国北方之后，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会让中国人感到无法接受：“八月的森林，/秋天的麦地，/几百次被粗壮的马蹄蹂躏了；
/骆驼和羊，/几万只被迁走了；
/年青的女儿/被奸淫了，/杀害了！/在沙漠的夜中，/失去了故家的人，/就那么样/摟着饥饿的肚皮生活。”“北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生长我们而养育过我们的土地”，是中国人必须世代守护的家园。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盗行为，诗人不禁问道：“世界永久不变吗？/残恶的行为永久地泛滥吗？”显然不是，一切罪恶的行径终将结束并受到惩罚。正是迫切希望中国能够摆脱殖民者的压迫，因此当非洲的阿比西利亚国家爆发了反抗意大利殖民统治的战争后，田间奋笔写下了《阿比西利亚颂》这首诗，对其英勇的抗争精神表示钦佩：“一万声的不屈服：/你勇敢，/决斗了！/我是为你，为正义而高歌。”诗人赞颂阿比西利亚的“子民们”，称赞“战士的呐喊”，正是他们的存在，让“世界弱小的一个”国家成功地站立起来。由彼及此，诗人当然希望中国人能够以阿比西利亚人为榜样，坚强地“站在一条路上”，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将民族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上海时期的田间是“左联”成员，是具有社会革命和社会理想的文艺“小伙伴”，他对苦难中国的书写自然会涉及到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对内能洞察到大众生活的疾苦，二是对外能看清民族的灾难和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殖民侵略。而田间对后者的关注和解殖民书写，使其诗歌成为上海租界地的外国人和日本殖民入侵北方大地的战斗文告，具有鲜明的解殖民色彩。

二、殖民战争的抵抗：全面抗战时期的解殖民书写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中国社会步入了反殖民战争的新语境，很多诗人调整了创作方向，努力呼应着时代和民族的需要。田间在这场民族抗战洪流中的生活经历了多次变迁，他从上海回到故乡安徽，尔后去了日本，回国后经由武汉辗转去了山西，然后去了延安，并经由延安到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时空和政治文化语境的改变，田间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做出了多次调整，其在殖民战争语境下的解殖民书写也呈现出更多的自我特点。

有民族责任和苦难担当意识的诗人应该加入反抗日本殖民战争的行列，成为解殖民的重要力量。1943年11月，作为胡风主编的“抗战诗丛”之一种，希望社出版了田间的诗集《给战斗者》，收录了诗人对中国诗坛充满期待的文章《论我们时代的歌颂》。在这篇“战斗性”的宏论中，田间认为抗战时期诗坛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歌颂动员”，即歌颂伟大的抗日群体，动员人民大众投身抗日队伍。在田间看来，抗战时期歌颂的诗篇应该飘荡在“铁与血之间，在子弹与泥土之间，在夜与黎明之间，在侵略中国的仇敌与保卫中国的人民之间”。而“我们的忠勇的战斗者”如诗人、战地记者、剧团演员等，应该加入歌颂的行列，很多热血青年已经走出个人生活的小天地，奔赴一场血腥而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他们已经离开了母亲的爱护，妇人的怀抱，儿女的呼唤，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村落，个人的房舍，而奔走，而叫啸于亚细亚暴风雨的年代的狂暴的天空下，于充满着忿恨的中国人民自己的大路上，穿过射击，穿过肉搏，而开始了一个贯穿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屠杀的这殖民地的遍野的群众的歌颂，行列的歌颂，合队的歌颂。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我们的残暴的悲剧里，以骨肉抵御，以血反抗，在写着百万年代一直不可磨灭的，一直照耀着中国已生将生的子孙们的回忆的日子的史诗。”1抗战诗歌书写的不仅是抗战的历史和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而且是中国的历史以及可以传世的民族精神。因此，当前方的战士为了保卫家园而奋力战斗的时候，诗人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诗人不能满足于抒写看似情绪饱满的“狂喊”式的口号，应该突出人民大众颠沛流离的艰难处境，或者表现中国人挣扎的愿望，因为对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而言，诗人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改进和拓展。

殖民地诗人除直接参加反抗殖民者的战争外，还要鼓舞殖民地人民勇敢抗日。面对国土的不断沦陷，全中国人民应该“勇敢地，泼辣地，坚强地，响亮地，不可受欺侮地，不可受禁止地，不可受迫害地，站在我们燃烧的火夜之中歌唱着，把新的歌颂，斗争的歌颂，从我们的手里，从我们的灵魂里，从我们的宣誓与祝福里，传达到这殖民地的”2每一个地方。当殖民地的普通人躲进黑暗中过着惬意的小日子时，他们看不到即将发生的杀戮和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殖民地诗人的任务，是应该赴汤蹈火的，是应该再把中国和她的人民推动向这神圣的民族战争的疆场，更进一步，更进一步，而中国和她的人民，会热叫着殖民地的诗人，再把中国和她的人民唤醒啊”！3抗战时期，诗人的任务除了鼓舞人民大众积极参与抗战之外，还要把殖民地人民萎靡和退缩的情绪调整过来，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就像匈牙利诗人裴多斐创作《起来哟马加尔人》一样。中国诗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应该创作属于本民族的史诗和诗剧，全面表现抗战时期中国大众斗争的故事。《棕红的土地》便是一首号召人们走上战场的诗篇，诗人在作品中反问道：如果国家都灭亡了，我们的耕种和放牧又有什么意义呢？田间号召“祖国的耕牧者呵，/离开卑污的沟壑，/和衰败的/村庄，/去战争吧，/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是的，只要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停留一天，我们丰收的粮食和肥硕的羊群就会成为他们的战利品，唯有走上前线去和他们一拼到底，方可迎来我们的新生。为此，在抗日战争年代，既然“战斗的人们/已经出发了”，那“母亲”只能安慰参军的儿子“莫要害怕”，不管是“大炮的吼叫”还是“枪弹的来到”，“我们”都要勇敢地面对。只有在前线英勇作战，才能换来人民的自由和祖国的独立（《这年代》）。诗人从来没有忘记被殖民者侵占的北方土地，那里的“沙漠”“野園”“荒血”以及“婴孩”等，一直“被仇敌的眼睛监视着，/被铁的镣铐/不幸地/锁着”。诗人同情北方人民的殖民生活，他在诗歌中写道：“北方，/战争来了，/我们来了！”（《回忆北方》）作为同胞，岂能对沦陷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悲惨现状漠然视之？中华民族必须进行一场收复失地的战争，以解救北方苦难的人民。

作为呼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代表性作品，田间的《给战斗者》可谓不朽的诗篇。日本侵略者在寒冷而黑暗的夜晚，把很多“无罪的伙伴，/关进强暴的栅栏”。从此，这些中国人的身上便“裸露着/伤疤”，他们的心里也“呼吸着/仇恨”。但在大连或东北“满洲”等地，侵略者“喝了酒”并“吃了肉”，然后还要残忍地用他们的刺刀“嬉戏着——/人民的/生命，/劳苦的/血……”如此荒唐而又不可理喻的行为，就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发生在可怜的中国人民身上，诗人心中涌动的愤懑情绪怎能不爆发呢？为此，他强烈赞美人民大众的力量，只有他们“在辽阔的大地之上，/巨人似地/雄伟地站起”，丑恶的日本殖民者才会被赶出中国。在《给战斗者》的第二部分，诗人直接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姿态，在火辣的“七月”，中国人民“睁起悲忿的/眼睛”，在祖国的中部和边疆“开始了伟大的战斗”。抗日的号角“昼夜地吹着”，我们决定“一齐奔上战场，/决心消灭强盗”，在“保卫中国”的同时拥抱“生与幸福，/自由和解放”，然后在这片热土上，哺养“幼儿”，畜牧“牲群”，砍伐“树木”，收获“禾麦”，饮品自己酿造的“麦酒”，收藏自己纺织的“祖国的/白麻”和“祖国的/蓝布”，在这片土地上“活着，——永远不朽”！《给战斗者》的第三部分赞美了“劳动者”，他们是“伟大祖国的伟大的养子”，用“筋骨”和“脊背”开拓着自己的“生活”。伟大的劳动者曾经在“扬子江和黄河的/热燥的/水流上”，自由而喜悦地“摇起/捕鱼的木船”，也曾经在“呼和浩特砂土与南部/草地的周围”，兴高采烈地“负起/狩猎的器具”。就连这块土地上的女性也是“强壮的”，她们曾经“在亚细亚夜间篝火的/野性的/烈焰的/左右”，在纺车前“辛勤地/纺织着”，用双手耕耘着幸福的生活。但这一切宁静而美好的生活随着殖民者的到来而瓦解，敌人突破“海岸和关卡”，中国的土地到处“散布着/炸弹和毒瓦斯”，他们面对热爱和平的善良劳动者，“恶笑着，/扫射，/绞杀”。在如此悲伤而屈辱的时刻，我们“是战斗呢，还是屈服”？《给战斗者》这首长诗给出了明确答案：“我们/必须/战斗了。”在殖民者肆意的掠夺和烧杀下，中国人必须下定决心团结起来反抗和斗争，因为中华民族作为“古老的民族，/不能/屈辱地活着，/也不能/屈辱地死去”。而在这场解殖民战争中，广大人民群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他们拥有“更顽强”和“更坚韧”的品质，是中国大地上最“光荣的名字，/——人民”！中国是世界上最高贵的民族，“我们是一个巨人，/生活就要战斗，/高贵的灵魂，/宁死也不屈服”。实际上，就算我们不去战斗，“匍匐地/活着，/也是死呀”！因此，诗人号召所有的人“高高地举起/我们/被火烤的/被暴风雨淋的/被鞭子抽打的/劳动者的双手”，从“木厂里”“墙角里”“泥沟里”拿出武器来“痛击杀人犯”。殖民地人民在斗争中“胜利/或者死”，比一味苟且地活着更有意义，“人民呵！/前面就是胜利”，我们团结起来战斗吧。在历史的星空下，就算是“战士的坟场”，也比“奴隶的国家/要温暖，/要明亮”。作为中国人，在面对殖民侵略的危急关头，我们就是应该去战斗，诗人就是要鼓励人们奋起抗日，把殖民者驱赶出中国。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面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田间祈愿中国人民继续团结抗日，取得解殖民战争的彻底胜利。《警告》这首诗是田间给全体中国人民的“警告”：“假使全中国不团结，/等于把大门打开，/让敌人随便地进来，/给他们抢劫”；
同时，“我们有多少人，/就要沦为亡国者；
/被关在铁窗里，/或者在荒野上徘徊”。不团结抗战的后果是严重的，也是大家都能设想到的，田间创作此诗的目的是在严正地“警告”当时破坏团结抗战的国民党势力，希望他们以民族的解放为重，与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旦解除，一些中国人又开始过上了与抗战无关的生活，田间认为人们应该保持抗战的热情，《提高警惕》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希望国人保持抗日的士气，不要因为“我们身边/有的是大山，/有的是大军”，就感到“百事大吉，/就要享受太平”，只要没有“把敌人赶出国境”，我们就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如果说田间早期在上海创作了很多反映旧社会大众疾苦的诗篇，也创作了一些反抗外国殖民者的战斗性诗篇，但当他来到延安，深入边区生活之后，其创作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即田间开始关注解放区普通民众抗击殖民者的英勇事迹。比如《芦花荡》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在白洋淀的芦花荡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不是正规的抗日军队，但他们灵活多变的作战方式却使敌人闻风丧胆。这支队伍是当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由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后来的100多人，他们时而出现在敌人的碉楼里，时而出现在敌人的铁道运输线上，时而插入敌人内部暗杀汉奸，时而隐藏在芦苇荡里伏击日本鬼子，是一支作战能力超强而又十分活跃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敢死队员》这首诗刻画了在“陈庄歼灭战”中，有位十多岁的孩子要求加入敢死队，“他的生命/比铁还要坚，/站到，站到/抗日的前线”。孩子在战斗打响之后冲到了最前面，英勇牺牲在“山尖”，他脸上的“笑”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他是为了民族解放而勇于战斗的真正的“敢死队员”。田间的诗歌赞美普通士兵抗日的勇敢行为，《一杆枪和一个张义》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叫张义的普通战士的杀敌故事。在阻击敌人的残余部队时，乐观的张义埋伏在雪中与敌人“对峙；
/沉着地/向敌人射击”。然后他再度将自己埋到雪堆里，等敌人经过后，从后面扫射致使敌人措手不及，从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田间之所以将自己的视线锁定在普通劳动者和士兵的身上，是因为他深深地懂得，只有这些普通人的积极抗战，才是赶走殖民者的希望所在。农民同样是田间抗战诗歌打量的焦点，《一百多个》刻写了在敌人惨无人道的“大扫荡”中，很多觉醒的民众加入到抵抗的行列，他们的精神是敌人永远无法消灭的，“敌人，你/即便你举起/一万枝枪，/也打不倒他们”。这首诗中所写的“一百多个农民”包括孩子和女人，他们在雪地里“揩着眼泪喊：‘打倒敌人！”同时高唱着反“扫荡”的歌。中国有了这样一群农民，或者说，倘若所有的中国农民都如此，那么，日本侵略者还有什么存活的空间？

当然，在这场持久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反殖民战争中，田间除了通过创作来进行解殖民书写外，还和其他诗人一道组织发动了很多诗歌活动，比如街头诗运动、朗诵诗运动等，这些活动同样发挥了鼓舞民众抗战的作用，体现出诗人的解殖民努力。

三、自由和平的同盟：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解殖民书写

新中国成立以后，田间的诗歌创作因为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解殖民的新动向，那就是解构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企图。欧美国家在外交上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加以封锁，社会主义建设陷入举步维艰的局面。面对国际社会的重重阻力，中国政府做出了战略调整，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在积极争取欧美国家承认的同时，与亚非拉国家结成坚固的同盟，共同对抗国际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文化压迫。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万隆会议，迈出了新中国寻求国际社会认同的关键步伐，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控制和话语权力，开辟了落后国家联合反抗殖民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先河。这次会议之后，中国作家形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视野，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卫士。新中国成立后，田间自觉地加入了反帝反殖民的行列，投入到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1958年出版的《田间诗抄》中的很多作品均表达了诗人热爱和平的夙愿，比如《大海之歌》《鸽讯》《写在和平书上》《当太阳出山时》等，即是这方面的先声。作为和平的维护者，田间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解放战争的胜利，十分热爱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鸽讯》这首诗中，他借助和平的使者“白鸽”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作者自喻为一只幸福的鸽子，他要把丰收的喜悦与和平的生活传到四面八方，“不但飞进城，/还要到乡村，/告诉好乡亲，/快打山上狼，/决不许野心狼，/再把田地咬伤”。诗中的“狼”是破坏民主政权的旧势力或境外的殖民势力，“田地”则是指在新政权领导下，人民大众分得的田地，暗指新生的人民政权，诗人在作品中呼吁人们与邪恶的旧势力作斗争，坚决维护民主政权的稳定。

在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田间的诗歌体现出宽广的国际视野和高度的人文情怀。诗人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比如《杨树》这首诗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给日本提供军事武装而作，《给志愿军》这首诗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而作，《给志愿军司令员》表达了诗人要“抓住美国杀人犯，/我来押他进法庭”的正义之举，《渔夫之歌》和《兄弟之歌》等表达了中朝人民团结御敌的革命友谊。田间站在民主政权的角度，呼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消灭殖民主义侵略，维护和平生活。在《我是和平的歌者——给莫斯科》这首诗中，诗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聚集到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身上：“渴望和平的人们，/应当像雷霆一样；
/把天上乌云打散，/把革命火种高扬”；
同时站在莫斯科红场上呼吁：“那些被压迫的民族，/请听我歌者的歌唱——/在你们痛苦的心上，/要点起熊熊的火光！”田间在《写在和平书上》中直接以“和平歌者”的身份展开抒情：“我是和平歌者，/我向你们高呼：/兄弟们，姐妹们，/起来保卫和平。”这首诗是田间站在解殖民的高度上，自觉地与刚刚取得解放战争胜利或民族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人民站在一起，歌唱和平，捍卫和平。田间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情怀得到了外国诗人的回应，有外国诗人写信给他汇报本国的反殖民斗争现状，并希望田间能为他们写诗助威。比如1958年12月，越南诗人济亨给田间写信说：“田间同志，过去你曾经揭露美蒋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并曾到朝鲜参加过抗美斗争，我相信当你听了这个消息之后，你一定非常愤恨。希望你以创作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吴廷艳的罪恶，这是越南人民等待着的回音！”1作为回应，田间创作了《守住篱笆！——给越南》这首诗，他站在越南人民的角度，要求“法国侵略者”的脚步不许跨过“和平的墙——篱笆”，因为越南“是自由的国境”，是属于“越南人”的土地。

田间创作的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诗篇同样具有强烈的解殖民意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侵犯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将朝鲜战争引向中国的鸭绿江边。出于自我保护和支援朝鲜人民抗美的需要，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顽强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合军队。在这场艰难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与朝鲜人民一道取得了反殖民战争的伟大胜利。田间作为和平的使者，曾两次深入战争前线，用笔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志愿军战士在反侵略和反殖民战争中的各种英雄事迹。田间书写抗美援朝战争的诗篇主要是组诗《志愿军凯旋歌》，他参加板门店谈判后写出了散文集《板门店纪事》，这些作品集中表达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中国志愿军战士的赞美，为他们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和牺牲由衷地歌唱；
二是歌颂中朝人民的友谊，两国人民在阻止侵略和殖民的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共同缔造了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三是鞭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国家，揭露他们侵略的面孔和政治文化殖民的本质。比如在《寄朝鲜人民》这首诗中，田间亲切地将朝鲜人民称为“好兄弟”，鼓励他们顽强而勇敢地保卫国土：“愿你好兄弟，/胜利加胜利，/不怕流热血，/保住好土地！”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朝鲜要依靠自身单薄的力量打败美国是困难的，但在维护和平与驱赶殖民者的道路上，朝鲜人民并不孤单，他们抵抗侵略和殖民的正义行为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两国人民携手抗击侵略者：“对强盗，钢刀砍，/对亲人，好心攀。//中朝兄弟心连着心，/守着一座高山。//在一个阵地上，/壕沟连着壕沟。//不分艰苦不分你我，/同生死共患难。”（《兄弟之歌》）中国人民的热情援助感动了朝鲜人民，他们视中国志愿军为亲人，在《老人之歌》中，朝鲜“老人”毫不掩饰对中国军人的喜爱之情：“我有一个儿子，/儿子已经牺牲，/现在我的亲人，/就是你——志愿军！”

田间对西方殖民者的憎恨之情溢于诗行，因为他们制造了各种惨状：“暴雨打在路上，/雷声响在路上，/在狂风暴雨中，/幼儿叫着亲娘，/亲娘已经被炸伤，/强盗的炸弹片，/穿进她的胸膛。//幼儿叫着亲娘，/抚着母亲的胸膛，/暴雨打在路上，雷声响在路上。”这首《雷之歌》通过微观的镜头，揭示了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黎民百姓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战争带来的灾难使百姓家破人亡，无数房屋夷为平地，无数的儿童失去了母亲或父亲。美国侵略者的屠杀行为更是犯下了滔天罪行：“是强盗把他们/赶到壕沟里面，/是强盗用机枪，/沿着壕沟来扫射。”《给一千死者》是一首悲怆之作，与其说这是一首悼亡诗，毋宁说它是一首谴责诗，充满了对屠杀者强烈的“审判”和对杀人行径的控诉，凸显出侵略者和殖民者的残暴本性。歌唱和平与反对殖民侵略是田间诗歌情感的注脚，因此他“隔着重重的山巅”也能看见“板门店的帐篷上，/烟雾消散曙光出现”，他高呼着“和平万岁”，“光荣的板门店”万岁，但也时时不忘守护好来之不易的和平：“板门店和平的门，/时时刻刻要保卫”（《寄板门店》》）。

田间一生都在与殖民主义作斗争，即便独立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也没有停下脚步。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面对国际殖民主义势力的封锁和围攻，田间毅然用自己的诗篇来捍卫难得的民主政权，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奔赴前线，记录下了中朝人民反侵略和殖民的英雄气概；
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亚非拉作家同盟阵营中，田间与其他国家的诗人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三座大山奔走呼号。1962年2月，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在埃及的首都开罗举行，田间与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夏衍等一同参加了此次盛会。这次会议指出：“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仍然是亚非团结的主要目标”，对亚非作家而言，“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对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好贡献”。田间因此明确了该时期作家的神圣使命：“作为亚非的主人，我们必须继续粉碎美帝国主义灌输给人们的自卑感，打断敌人的刺刀，粉碎美国‘和平队的种种谎言。在敌人的心目中，亚非人民一钱不值，只配作奴隶，颂扬‘西方文明。我们不，千万个不。亚非人民过去和今天，都有自己的伟大的历史和诗篇。我们相信人民的力量，能用亿万双斗争的铁手，建造人民最辉煌的殿堂。”1这次会议使田间深受鼓舞，他根据会议行踪创作的诗篇充满了无尽的热情，充满了对世界民主和自由解放的高声呐喊：“我们横渡大海，飞过重重山岭，来到金字塔旁，和地中海附近。在这里，我们会见了许多来自战斗岗位的朋友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见英勇不屈的旗，为自由独立解放、为争取民主和世界持久和平而战斗的旗。现在，我们要让这灿烂的旗子，和金字塔比美，让我们革命的歌声，和地中海比歌喉。”2

田间对这次亚非作家会议精神的理解是准确的，即作家的创作要反对“新殖民主义”。何谓新殖民主义？那就是西方强国不再以物质财富的掠夺为目的，转而用文化来发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侵略，因而田间才会将消灭“黄色文化”和“文化侵略阴谋”作为新时期作家的首要任务，这其实也是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作家所面临的主要课题。正如后殖民理论先驱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在其著作《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New-Colonialism，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中所说，在依靠低廉的代价征服了非洲和美洲之后，进入18世纪或19世纪，西方殖民国家也能轻易地征服亚洲大片土地；
但到了20世纪，亚洲国家表现出极强的抵抗性，他们往往能够使配备有飞机、坦克、大炮、摩托车的现代化军队陷入困境，从而消耗了殖民国家通过掠夺、税收、贸易赚取的钱财。这迫使殖民者在控制殖民地时不得不做出选择，“尽管直接征服的难度增加，但由于对海外资金的需要，对于殖民地的控制仍然不能放弃，于是有了种种以经济控制为主的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间接统治方法的出现”。3但新殖民主义控制殖民地国家的方法并非仅仅只有经济之路，“新殖民主义者的手段是巧妙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进行活动，而且也在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进行活动”，并且还要假惺惺地为殖民地国家的发展“提供‘援助”。4田间在诗集《非洲游记》的序言中所说的“新殖民主义”与恩克鲁玛所说的“新殖民主义”具有相同的内涵，因为田间创作有关非洲诗歌的时间大体上是在1962年至1963年之间，而恩克鲁玛有关新殖民主义的理论则是在1966年前后被翻译到中国，二者所面临的时代境遇和世界格局具有诸多的相似性。也即是说，田间看清了殖民主义发展到20世纪中后期的本来面目，他立意反对的也正是西方国家对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国家实施的经济控制，以及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殖民输出。

田间热情歌颂非洲各国人民，他们是全球解殖民的主要力量。首先，田间号召非洲人民为独立和自由而战，要让全世界受苦受难的殖民地大众过上安稳的生活，“先得把帝国主义刺刀打断”！为此，田间鼓励非洲的诗人擂响战鼓，把被殖民者侵占的土地打造成花一样美丽的乐园：“地中海就是一面金鼓，/诗人们和它比赛歌喉吧，/高举起千千万万支火把，/把宇宙织成一朵红花。”（《寄非洲诗人》）田间期盼非洲人民能够从殖民者的统治中取得独立和自由，他在《狂歌一首》中以“战友”的身份鼓励非洲大陆受难的民族崛起抵抗，赢得自我解放和救赎：“牢牢记住吧战友的吩咐，/不妥协、不投降、勇敢向前去！”其次，田间愿意和非洲人民一道共同抵抗殖民統治。诗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与非洲人民结成朋友，与他们一道努力打败殖民者。在《赠画家》这首诗中，田间以戏谑的语气嘲讽殖民者对非洲人民的掠夺和欺压，表达了与非洲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情谊：“我到非洲无所求，/不找象牙和石油；
/非洲你笑我也笑，/非洲怒吼我怒吼。”接着诗人阐明了与非洲人民并肩作战的“盟友”关系：“我到非洲无所求，/为的是共同战斗；
/亚洲非洲紧握手，/打倒美帝刽子手。”田间在《致地中海》中同样抒发了与非洲人民的“战友”情：“我加入你们的合唱，/来作争自由的巨浪；
/把镣铐还给殖民者，/给他们戴在手上。/前面那一座悬岩，/将是惩罚敌人的刑场！”再次，田间赞美为自由而战的非洲勇士。正因为田间抱着与非洲人民一道战胜殖民统治的想法，因此他对那些勇于抵抗殖民者的英雄人物肃然起敬，比如在《卢蒙巴》这首诗中，他赞美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刚果英雄卢蒙巴，认为他是“正义的金字塔”，用生命谱写了“自由的诗句”。在《天使》这首诗中，田间赞美了一位黑人女战士，她是“英雄的妻子，/战士的儿女”，更是“光明的歌者”和“革命的火炬”。田间在《向光明》中赞美了阿尔及利亚那些为自由而战的士兵：“阿尔及利亚战士心，/是用金刚石雕成，/千丈的石柱向天顶，/上升上升再上升。”在《金字塔》这首诗中，田间更是赞美了埃及与非洲人民的“战斗”和“革命”精神：“除了战斗的人民，/谁能为斗争作阶石？/除了革命的兄弟，/谁能为自由作天梯？”最后，田间坚信非洲人民一定会取得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面对苦难和殖民者的压迫，田间除了号召非洲人民奋起反抗之外，也饱含着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他坚信非洲人民最终会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朝日红霞旗上染，/同为劳动人民唱凯旋。”（《月和船》）

四、结 语

田间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的独特存在，他是“作为一位抛弃了旧的因袭而走在时代前列的新一代诗人形象站立起来的”1，人们往往根据胡风的评价将其称为“战斗的小伙伴”2，根据闻一多的评价将其称为“时代的鼓手”3，但实际上这些称呼只能概括田间诗歌创作的一面。根据前文的论述可知，田间的“战斗”形象并非局囿于国内的民主斗争，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参与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敌入侵或政治文化殖民的战争，更是民族斗争的勇士。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像田间那样一以贯之地关注各种殖民行径与民族命运的潜隐关系；
即便是很多诗人如田间般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鲜有人关注到殖民、解殖民及其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各种缠绕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田间诗歌的解殖民书写不但是个人对时代的感悟，更是民族精神的建构行为，承载着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迸发出来的自救勇气和独立决心。本文所论述的田间诗歌的解殖民姿态，虽然展现了诗人开阔的诗歌创作国际视野和民族立场，但对他诗歌丰富的情感内容、审美艺术和观照视角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只有这样，方能还原并建构诗人的历史形象。

责任编辑：钱果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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