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天津红色文化遗产活化保护与传播路径研究
时间：2023-06-28 19:05: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赵雅琳
根据《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的意见》指出：“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因此，保护红色文化遗产、传播红色文化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所谓“近代中国看天津”，天津作为“五四”的主要基地、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无论是“平津战役纪念馆”还是“引滦入津纪念碑”，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种种红色文化遗产都足以证明天津在新中国蓬勃发展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在当今时代的新媒体语境下，部分天津红色资源一方面缺乏异质化的保护手段，另一方面未能及时转变传播策略，传播效果受阻。基于新媒体背景下短视频、UGC的迅猛之势，需创新传播方式，提出活化保护策略，构建新型红色文化矩阵，吸引受众前来体验红色文化旅游。
红色文化遗产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界人民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初期及改革开放时期进行历史实践活动中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包括遗址、遗存（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地、陵园、工业/革命教育基地、红色文化村、故居）及红色文化景观等。红色文化遗产承载着诞生于历史长河的红色精神，作为党同广大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创造的物质载体，不断提醒着今天的人们用红色精神谱写新的篇章。
摆脱“遇冷”困境，保护文化遗产。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支持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红色精神。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红色文化遗产镌刻着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记忆，作为一本活的教科书，具有增强人民文化自信、树立正向思潮的教化作用。
但在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我国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只追求短期效益而忽略长期效益、重经济收益轻社会效益的情况。在开发工作中，相关部门时有盲目开发、缺乏全局意识的问题出现；
过度的旅游开发使部分红色文化遗产遭到人为损毁，得不到有效修缮；
停留在浅层次的保护和泛性整合，缺乏VR、数字化影像、虚拟现实等在内的现代化科技手段对红色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记录；
传播路径上固步自封，忽视了新媒体、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可能性，一些不可移动的老基地因交通闭塞、缺乏有效的传播方式而被冷落；
依托红色旅游的文创周边存在“为销售而销售”、文化底蕴不够深厚、产品寓意不够明晰的问题，导致周边滞销。基于以上在实际保护和传播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我国的红色文化遗产亟待深度挖掘，寻找有效传播的新路径。
扩大传播视域，弘扬红色精神。通过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来保护和传播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已屡见不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发达国家开始通过互联网将数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发展网络文化的一部分。以欧美国家为例，“美国记忆”工程作为美国政府建立的国家级虚拟图书馆，通过互联网向大众提供包括纸质材料、书籍、图片、音视频等在内的多种数字化资源。法国的“加利卡”项目也通过音乐、电影等文化产业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通过构建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档案和数据库，可以实现信息网络化，使其得以通过互联网拓宽传播路径。当今技术赋权背景下，数字化、传媒业重新解构，红色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从单一扁平的纸媒转变为丰富立体的音视频影像传播，短视频、社交媒体拥有的大量受众群体成为新媒体下红色文化传播的红利，打破了原本局促的传播范围，解构和颠覆了传播过程中存在的时间、空间壁垒，红色文化遗产得以在更广大的视域，以更高的效率向受众讲述红色故事，补足精神之“钙”。
分类。天津红色文化遗产按存在状态划分为以下三大类：红色遗址、红色遗存、红色文化景观。红色遗址指的是现已废弃失去功能性、保存状态较差的战争遗迹，红色遗存则表现为失去用途但保存状况良好的文化遗产，这类遗产在天津分布广泛，又可将其分为纪念碑、纪念地、陵园和革命遗址。红色文化景观则表现为功能性和物质性同时得到延续的文化遗产，如津南小站稻耕文化特色小镇。
根据各时期文化遗产所反映出的不同精神来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以反映红船精神、长征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遗产；
以反映爱国主义精神，大庆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红色文化遗产；
为以反映艰苦奋斗精神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红色文化遗产，如引滦入津纪念碑。
现状。天津近邻首都北京，经历了五四运动、党的组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天津的解放和腾飞，在此期间遗留下的红色资源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但近年来天津红色文化遗产传承中暴露出许多问题，这既和时代环境的蝶变有关，也和传播方式滞后有关。从其地理位置的分布来看，天津的红色文化遗产整体布局分散，有57.7%的红色文化遗产位于四郊五县，其中郊区近70%的红色文化遗产处于交通较为闭塞的乡镇，对游客吸引力较弱，且由于缺乏整合宣传路径，不为大众所知，因而难以产生良好经济收益，面临消亡风险。从保存状态来看，天津部分红色文化遗产修缮不及时、保护不到位，数字化档案建构缺失。从传播路径来看，缺少现代化技术手段与新媒体的统筹运用，“酒香也怕巷子深”，宣传不到位就无法起到传达红色精神、“寓教于游”的作用。以天津“李大钊纪念馆”为例，在互联网上其具体地址和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含糊不清，受众不能了解到开放时间和馆内的具体情况，也没有申请进入许可的渠道，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目前的主流视频平台，具有数字化影像资料的天津红色文化遗产多位于交通发达的市区，如平津战役纪念馆、觉悟社旧址等。多数位于四郊五县的红色文化遗产缺乏专业团队拍摄的影像资料对其进行数字化保护，在传播路径上的探索也较为匮乏，如位于宁河县较为偏远的“于方舟故居”等地。虽然自媒体时代中受众在内容生产上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单一UGC模式下的红色文化遗产视频质量稂莠不齐，也很难获得良好传播效果。
整合红色资源，建立数字化信息库。目前天津部分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单一，缺乏系统化、专业化的数字化保护形式。活化保护就是要激发红色文化遗产自身的活力，突破静态、孤立的单一化保护，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捕捉展品全方位立体动态画面，弥补单纯静态摆放的展品文物、图片文字资料的不足。在对天津红色文化遗产按照资源规模、地理位置等信息进行实地调研和数据化整理后，需利用大数据、算法决策等技术进行统筹规划，构建系统化数据信息库，对天津红色文化遗产进行网络化保护。
利用多模态话语，纪录红色文化遗产。多模态话语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在推进天津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进程中，要以文字书写红色情怀，用相机定格下历史的瞬间，从视觉层面增强红色文化遗产的具象性与可视性，使用真实再现等手法和声画语言立体化记录，让观众置身作品中，获得沉浸式体验感。通过调动多种感官，在多种模态相互交融中让红色文化遗产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在制作上要注重天津红色文化遗产背后深层次思想内涵的挖掘，做出能表达红色文化思想灵魂，揭示红色文化背后时代精神内核的纪录影像。
社交媒体时代下天津红色文化遗产在传播路径上要“活起来”“亮出来”“走出去”，打造红色文化的“互联网+”，网上网下齐头并进，以洪亮的声音传达好红色故事。
政府集聚优势资源，规划顶层设计。政府具有创造和推动社会热点的能力。宣传红色文化不能靠单一的开发红色文化遗产，政府需要有效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对天津红色文化遗产的传播进行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以点带面地开发长尾市场，促进偏远欠发达地区的红色文化遗产的传播。同时，基于议程设置理论设置红色文化议题，引导媒体和大众在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发布天津红色文化遗产的短视频、纪录片，鼓励学生和社会各界专业人士积极创作，从校园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一股合力，拧紧这根“红绳”，加强保护与宣传，在社会上广泛形成红色文化认同的导向，传播主流价值观，让主流意识形态占据网络主阵地。
UGC与PGC交融下，厚植文化土壤。当前在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UGC以技术赋权给予了受众表达权和话语权，但用户生产内容伴随着海量化、同质化和泛娱乐化等问题，这时立足于垂直领域，为受众提供专业知识的PGC迎来了新的机遇。以短视频为例，快手的“去中心化”机制带来了海量泛娱乐化信息，但是受到制作者专业水平等问题的掣肘，冗杂、缺乏深度的信息能否被大众听到是UGC面临的困境之一。而专业机构所拥有的资源和影响力都是普通用户难以企及的，20%的专业机构收获了80%的注意力。因而部分UGC生产者逐渐接受转型，走向专业化内容生产的道路，正如“Papi酱”“李子柒”逐渐转向专业化团队运作那样，但这并不意味着UGC的穷途末路。它具备的草根性、低门槛生产模式，充分调动了用户主体的创作激情，受众能够通过UGC内容身临其境地观察、感受红色文化遗产。UGC模式通过互动让受众获得情感共鸣，其独有的社交互动行为模式同样也是PGC无法替代的。
UGC平台在与PGC（专业内容生产）博弈中逐渐与之结合，“业余的专业化”是未来互联网内容发展的新趋势。在内容生产上，天津红色文化遗产类视频需依托UGC机制厚植天津本土红色文化的土壤，凭借低门槛创作优势，广泛激发受众创作热情，使传播从一种垂直链式结构发展为多元互动，形成网状传播，在“寓教于乐”中让红色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激发文化认同感。与此同时，内容生产还需承PGC之势，以历史为轴，通过专业化的视角阐释天津红色文化遗产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的红色精神，让专业化内容生产成为传播天津红色文化的主要声音，引领正向的价值观导向，提高平台视频质量，实现商业属性的变现。
分众化传播，多平台打造红色文化矩阵。在新媒体视域下，新技术、新平台层出不穷，受众通过自主选择不同的媒体平台获取信息内容，其分众化特征日趋明显。基于分众化理论，天津红色文化遗产的传播需要针对受众群体进行细分，采取合适的传播策略，获得最大程度的传播效益，形成红色文化矩阵。
以短视频为例，从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可以得知，截至2021年12月，我国互联网移动端手机用户比例高达99.7%。基于移动端的高度普及化，短视频应势成为新媒体的巨头之一，收获了大量具有黏性的受众。面对错综复杂的受众，短视频在投放时需事先做好目标群体分析，勾勒受众需求，形成差异化定位，注重内容与受众的接近性，进行分众化传播。天津红色文化遗产类视频的主要目标群体画像为40岁以上的天津人，相比于B站等视频平台，抖音理所当然地覆盖了更为广泛的受众面，能更精准地捕获目标群体，凭借其“附近的”推送算法对受众进行再次的细分，天津红色文化遗产类视频被推荐给与其地缘位置更近的受众，从而得到平台的流量扶持和更多受众的关注。
针对各投放平台的受众群体，视频也需要采取不同的叙事方式。受众观看短视频时访问频率高，但持续时间短，具有零时消费的特征，因此短视频在前三秒内呈现的内容显得尤为重要。有数据显示，短视频的“黄金前3s”在极大程度上干预了65%的受众继续观看的诉求，因此想要留住观众，就需要将在拍摄中最有特色的内容在前三秒内呈现给受众，吸引受众继续观看下去。因此，在内容的编排上，要把受众最想了解的信息放在前3秒，这样“直抒胸臆”，既做到了对受众进行细分，留住对视频感兴趣的目标群体，也满足了受众对信息的需求，通过多平台的矩阵传播，让天津红色文化遗产被更多受众认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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