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从萌芽到消解之路径——西方文论流变深层机理剖析

周 鸽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510420；
2.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7)

西方文论起源于古希腊。从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1]中可见人本主义意识在古希腊已开始萌芽。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艺术的研究对象来源于使我们产生快感的事物。诗人通过对事物的实在体验，对模仿对象的观察感受，呈现对象的和谐美。从亚里士多德处我们可看到主体性的潜在和萌芽。但古希腊时期人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展开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主体范畴这时并不特指人，而是指任何实体，主客体间无清晰的界限。中世纪，人的理性继续受到信仰、神秘主义的摧毁，直到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提出“我思”来对抗传统信仰。他提出只有思考是唯一不变的，是人们无法对其进行质疑的，主体意识得到强化。笛卡尔身处的17世纪是文艺复兴的末期及新古典主义兴起的时期。文艺复兴颠覆了中世纪被神学桎梏的思想，重启古典时期的人本主义来看待世界，即以人为中心取代以神为中心，注重个人意识的回归。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通过《为诗辩护》讴歌诗人的创造力、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创作中的巨大作用。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提出“镜子说”，他主张对自然事物的模仿，但是模仿的实践依托于创作者的理论基础和主观判断。因此，创作者作为作品的主宰者，不仅要运用感性去感知世界，也必须运用理性的科学知识如透视学等来捕捉事物的神韵和精华。17世纪新古典主义继文艺复兴之后，进一步强化了理性的主导地位。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开启唯理论——崇尚理性的浪潮。新古典主义时期所推崇的理性是主体运用自我意识进行判断，通过理性来认识真理。随着对理性的高扬，迎来主体性的崭新时代。

凸显主体性特点的文论以作家主体为核心，在对文本的创作过程中体现出主体思维和心智活动的复杂性。主体创作观察的方式受到古希腊诗学柏拉图(Plato)“灵感说”和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影响，从而衍生出从创作主体感性和理性两种维度生发而出的文论。18世纪末至19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文论强调天赋灵感，强调诗人的主观能动性，并辅以想象的翅膀，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流露。19世纪的现实主义及其发展到巅峰时产生的自然主义，其理论基础建立在自然科学实践上，作家用实证主义方法观察概括外物及生活环境，体现出的特征是“反映”或“再现”现实。

早期浪漫主义的文艺理论来自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提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他认为审美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活动，艺术是创作主体按照自身的感悟自由发挥的产物。创作者自身的天才加个人的感悟构成似有似无的目的性。因此，康德说“天才是天生的心灵禀赋，通过它自然给艺术制定法规”[2]。康德对创作者的天才禀赋和创作者自由心灵活动的强调，凸显了浪漫主义文论围绕作者主体展开的特点。浪漫主义倾向于感性的体悟，再经由内心催发，通过幻想把激情显现于外在，体现出艺术张力的活跃性。法国现实主义文论从亚里士多德“模仿说”及达·芬奇的“镜子说”中汲取灵感，主张诗人应重视生活细节，并把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反映出来。文学作品则应像镜子一样，客观地再现现实。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提到作家高于政治家之处，在于其能对人类事物做出某种抉择。由此可看出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

从古希腊到19世纪，文论的核心从探讨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到以作家为中心，恰好印证了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提出的从“镜”到“灯”的转变。随着主体性的觉醒，18—19世纪的浪漫和现实主义文论中创作主体的地位攀至巅峰，作家像“灯”一样用自己的心灵和想象照亮世界。在哲学层面，从笛卡尔的“我”需要借助上帝的力量才能完成思考，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3]。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把人的自我意识放到最高处。主体性的力量不断增强，自我主体成为绝对力量，能够支配社会和自然。认识论的发展使主体性过度张扬直至演变为人类中心主义。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4]主体性的弊端由此显现出来。对自我的过度关注、自我无限膨胀，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凸显。

科学的进步使主体性高估自我的力量，使人类文明陷入危机。人成为工具理性的奴役，变成“异化”的人、“单向度”的人。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忽视对心灵的关注为代价。在经历战争的残酷后，启蒙主义的神话破灭，理性遭到质疑。对自我主体性抑制的时代来临，20世纪的文论开始反驳“主体性”，开启反“主体性”文论的时代。

19世纪末至20世纪，随着哲学从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文论开启削弱“主体性”的三条路径。第一条主线动摇人本中心，转向文本中心——以文为本的文论：在结构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等。以文本为中心的文论发轫于独尊形式的文本封闭结构，后期发展为以文本为依托进行的文本间性交流。第二条路径以阐释学为主线的主体间性文论，把文论中心从作者主体性转移到以文本为媒介进行的作者和读者的互动。由此看出在传统认识论哲学范畴，主体意识对客体进行认识，形成以自我主体性为中心的局面。但是在语言学转向中，语言作为媒介可以实现主体间的交流，如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提出通过语言的交往活动建立主体间性。第三条主线试图颠覆主体性的中心权威，为他者即边缘群体争取话语权，以去主体中心化为旨归。伴随着后现代的浪潮，又掀起第三波反“主体性”的文论运动——从自我向他者的过渡。

(一)以文为本的文论

自我主体性的弱化始于语言地位的凸显。自古希腊起，语言仅被看作诗人的工具，为说话者服务。这种工具论语言观到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提出后才开始转变。西方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向语言学转向，语言不再作为受人支配的工具，也不再作为意义载体承载自我意识，语言的地位得到提升。

西方文论研究的重点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文本的语言性”即“物”为中心。文本即以文为本，这一概念的提出取代了传统的人本主义，文本成为自足的本体系统。文学研究不再同意识形态相联系，语言学在文学中的应用使精密的科学性被引入文学。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等文论相继出现，其秉持的理念均是凸显文本的独尊地位。文论家们关注的不是意义的最终生成，而是意义生成的机制。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打破了传统的意义固定性。意义只存在于语言符号组成的封闭系统内部，能指与所指相互指涉，形成相关联的意群。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文学性不在于使用何种语言，而在于如何把语言运用并组织起来。文学语言的特殊之处在于对普通语言的粗暴变形，从而达到使语言陌生化的效果。通过对文本文学性的追寻，读者重新认识了世界。英美新批评派代表威廉·K.维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和门罗·C.比尔兹利(Monroe C Beardsley)认为凭借作者的意图来达到对作品意义的解读是不恰当的，此谓“意图谬误”。而以读者的感受作为对作品的评判标准，会产生“感受谬误”，同样是不客观的。因此，应把文学作品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新批评通过“细读”的方法，深层分析文本的形式和构成。逐渐臻于完善的结构主义倾向于建立详尽的系统来分析语言结构，尤其是建立对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模式化分析，从而提供客观的理论模型。这些文论的共同特点都是离开文本所处的外部意识形态环境，把文本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指向内部语言或形式本身。

在西方哲学家提出的语言本体论观点中，语言是先于人而存在。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5]，这种观点为作者与读者在历时维度进行对话奠定了理论基础。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对话理论中认为“两种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限度，是生存的最低限度”[6]。读者在对文本进行理解、阐释、再创造的动态活动中，完成与作者的双向互动。同时读者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与作者进行深层次交流，体现出各异的历史性选择，在对文本的关注上，读者实现了和作者间的互动往来对话。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关于“互文性”概念的提出引出“文本间性”。文本纵向和横向的空间性使得文本同多个文本之间产生对话，在历史的海洋中文本与前文本对话，在横向上看，文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本进行交流，彼此改造、吸收、扩展，形成新的文本。文本与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流关系构成整个文本群，形成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复数文本”。文本间性背后隐藏的是更深层次的主体间性对话。耶鲁解构主义学派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其“影响/误读”理论中提出互文性，其实是读者在阅读中受到作者的压抑，产生“影响的焦虑”。读者想要同作者较量，对文本进行改写、编造，旨在争夺读者的主导地位。所以文本间性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主体间的交流与互动。

从“以文为本”这条脉络的文论梳理看，随着结构主义等文论流派的兴起，对封闭文本的分析、对多个文本的交织探索等，文论的侧重点在于文本(物)。文论从之前的以“人”为中心发展到现在的以“物”为中心，随后学者们的关注点从文本发展到文本背后的人，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到克里斯蒂娃、巴特的“互文性”。文论从以“自我”为主体发展到以文本为依托的隐性主体间性，文论仍然试图探索“人”在文论中存在的影子。但从文论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对以自我为中心主体性的压制已初见端倪。

(二)以阐释学为主线的主体间性文论

与结构主义等文论并行于20世纪的还有阐释学与接受理论，这一文论流派受到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的“主体间性”理论影响，旨在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模式中主体的主导地位。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理论把外部事物以及“自我”悬置，从而获得“先验自我”。以“先验自我”作为基点构造他人，由此构建出的他人会在“先验自我”中显现。个人意识与他人意识交互，共同组成自我对世界的认识。虽然在胡塞尔理论里出现的他者是意向性的对象，但是其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指明一条消解自我主体性的道路。

日内瓦学派批评家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说：“我通过一种行为回溯到某一确定的作者对这种行为的意识，正是这种行为本身使我就在这意识实现其精神行为的时刻活生生地抓住一种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它在其中得以发展的那种环境的含义。”[7]普莱认为作品本身包含着一种同作者相连的主体意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沿着意识之流回溯，从而抓住独特的意识。读者的意识同作者的意识通过文本媒介达到交流，表面上是读者与作品的主客关系，通过现象学把客体意识形态化为精神实体，就演变成读者与作者间的主体间性关系。普莱把胡塞尔现象学的主体间性运用到文论中，而接受理论及读者反应批评理论都受到普莱的理论影响，虽然接受理论表面更关注主客(即读者和文本的)间性。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时间距离”为现在与历史的对话提供了理论契机。他认为“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出来”[8]，正是有了时间距离，读者与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才能成为新阐释的源泉。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空白”、罗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的“未定点”、 萨特(Jean-Paul·Sartre)的“路标之间”都表明文本内部存在作者未明说的部分，因此伊塞尔“召唤”“暗隐的读者”通过与文本的互动赋予文本以确切的意义，使作者预先设定的空白、空缺能被关注，使文本重获新生。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提出作品“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9]，文学的解读同读者的“期待视野”紧密联系，在共时与历时上生发出对文本新的考察。

接受理论乍看更多关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但其实文本背后隐藏的作者意识若隐若现。作者的思想寄居文本中，成为文本背后的意识主体。读者与文本的交流也是间接以文本为媒介，达到与作者思想的交织，从而构成阅读的阐释活动。英伽登的观点“文学的艺术作品不是一个自主存在的客体，而是一个非自主存在的客体……它的确定性质……是由作者的适当意识行为意向性地赋予和归属于它的”[10]，这正是对阐释学和接受理论的主体间性的最好诠释。

阐释学和接受理论是在“以文为本”对主体性进行反驳基础上的第二次革命。它修复了结构主义文论中片面地将文本同社会历史的隔离，把文论的目光从对文本的形式结构转移到对人，特别是对读者接受的关注上。以文本为媒介，实现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的动态交流。在互动的背景下，在对话交流中重新关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文论。

(三)以他者为核心的文论

“五月风暴”后，结构主义转向了后结构主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主张“权力与话语的合谋”，反映主体意识形态权力化对他者的压迫。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从主体间性中推出自我与他者相互参照。“人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他者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11]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对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为他者寻觅位置的文论产生影响，对主体性的削弱从以文本为媒介转向关注他者。20世纪后半叶由此开启以他者为核心的文论，以他者来限制自我主体性的膨胀。

他者指与自我相对的其他人或物。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主人和奴隶间存在一种辩证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与他者都希望占据主体地位，两者博弈，失败者成为奴隶，获胜方变成主人并得到认同，从而获得独立的主体地位。这一地位的获得是依赖于奴隶对它的承认，因此建立自我主体的前提是必须获得他者的认可。自我通过占有或否定他者而得到认同。“他者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性的边界才得以界定，权威才得以建立。”[12]20世纪60年代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女性主义等弱小势力觉醒，不再满足偏安一隅或者被征服、被占有，后殖民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等应运而生。

新时代的文论从他者角度出发重新看待自我。世界不再是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认为的由自我与非自我组成，而是自我与他者组成。他者逐渐崛起，想要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空间。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认为传统主体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对他者的同化或压制两种手段来实现他者与主体的同一化，使他者为主体所用，被主体征服。如果他者没有采取顺从态度，主体就对其打压或抛弃，从而建立主体霸权。列维纳斯指出主体同他者不具有同一性，他通过“面貌”概念指出主体和他者的绝对差异性。其他者理论为弱者同主体争取话语权开辟了可以施行的理论空间。

他者概念首先被运用到女权主义文论中。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女权运动蓬勃发展，随之兴起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权主义文艺理论。它对男权主义控制下的文本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批判，这些女性形象或为天使或为恶魔，“她们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己的舒适，或自我愿望”[13]，这些形象的塑造是男性为增强自身优越感而对真实的扭曲，或变相在意识形态上对女性的控制。天使是顺从的女性形象，恶魔是反抗者的形象。女权主义文论家试图从女性阅读者的角度揭露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推翻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地位，把女性从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中解救出来。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爱莲·西苏(Hélène Cixous)在TheLaughoftheMedusa中呼吁“女性必须书写自己，必须写女人，让女人参与写作”[14]。女权主义者批评把作为他者的女性从边缘地带向中心推动，她们更多关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模糊性和统一性，反对以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待男人/女人，尤其是把女性作为弱势的他者。

紧随女权主义文论的后殖民主义文论在推翻西方的主体地位上不甘示弱，二战后各民族纷纷扬起独立的旗帜，试图摆脱西方长久以来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殖民统治。西方学者从哲学、文学、心理学等领域出发，在后现代思潮消解主体性和权威性、倡导多元文化的思潮引领下，批判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美国学者弗·杰姆逊(F.Jamseon)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处于中心地位的第一世界把自己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强制输送给第三世界国家，而第三世界作为边缘性的他者只能被动接受这种文化殖民。杰姆逊希望第三世界能以他者的身份打破第一世界的霸权，重建自身文化。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认为所谓东方主义，其实只是西方为显示自己的优越地位而强加给东方的虚构镜像。逐渐强盛起来的东方作为他者，因不满西方的文化霸权，双方产生激烈的文化冲突。而在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中，赛义德想要寻找能超越冲突对立的路径，即消除中心化，达到多元共存的新局面。在盖雅特丽·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看来，他者重新找回话语和身份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书写历史，因而为女性、少数族群、殖民地群体等弱势方发声，反思自身、重写历史的文论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对他者的关注使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阐释文论。无论是女权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还是生态主义文论，都是想要为失语的他者重新找回话语权。他者的身影在文学中越来越清晰，打破了主体的独尊地位。他者力量的崛起制约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展。主体受限，其能动性减弱，他者获得与主体同等的权利。

每一种新文论的诞生、兴起和衰落总会经历漫长的历史，且文论之间总存在着相互渗透的交叉关系。同时，文论的发展会受到政治、经济及主流文化的影响，并同哲学、美学紧密相连，互为促进生发。但不管文论的发展如何错综复杂，新文论是在前文论的传承或拒斥的基础上诞生的。本文从哲学角度考梳文论流变，拨开其中的重重迷雾，试图使其呈现清晰的脉络。“主体性”是把繁复文论串联起来的关键词。主体性的诞生和发展来源于理性中心主义的萌芽与高涨，但主体性过度膨胀带来的后果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科学发展推动了文论进步，语言学被引入文本分析中，文论带有了科学的精密性。但科学研究的关注点在客观事物，缺乏生命温度。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后现代哲学思想占据主流话语权之后，学者们开始质疑科学理性的膨胀，呼唤人文主义的感性回归。从传统的“作品”到“文本”，到对“文本”的改写，文论不再限于体系化和模式化的形态，而是重新转向用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研究文学。文学作为“人”学，如果失去人的情感，就失去文学的生命。西方文论在20世纪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随着接受美学以他者为中心的文论兴起，文论实现了对主体性的消解。虽然主体性文论逐渐势弱，但文论的中心思想仍然关注人。不过主体性过度膨胀所带来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因而文论的关注点虽然是人，却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是更关注他者话语的崛起和主体间性的交流。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所体现的主体间性和他者特点，是对自我过度膨胀的遏止，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是对他者地位的恢复。主体退位，多元共存，从而消解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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