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亮耕诗歌的话语形态

吴投文，熊杜娟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在中国新诗史上，吕亮耕(1914—1974)是一位值得关注的诗人。他的创作长期湮没无闻，1989年，经后人搜集整理的《吕亮耕诗选》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才使他重新回归读者的视野，并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有研究者认为，吕亮耕是“湖南现代诗坛上杰出的诗人”①蒋益：《吕亮耕诗歌简论》，《长沙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其作品“直到今天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②蓝棣之：《一位现代派诗人的去向——谈吕亮耕的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4期。，“他的名字必将永留中国新诗史，他为祖国、人民留下的艺术精品，必将辉耀百世诗坛”③潘颂德：《论吕亮耕的诗艺与诗论》，《延边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位诗人在创作中反映社会现实和表达自我情感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其特定的话语形态，并成为其创作风格的一部分。吕亮耕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中，形成了鲜明的显示着创作独特性的话语形态。其作品风格洗炼、含蓄，诗味隽永，令人回味。

在吕亮耕的早期创作中，个体精神流亡的孤寂感以及对于自由国度的渴慕与向往流动在每一首诗中，诗人沉浸于自我内心世界的浅唱低吟中，呈现出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随着抗战的爆发，吕亮耕投入了抗战文艺的洪流，从狭小的个人天地走出来，吹响了“以诗抗战”的号角，开始了由个体象征话语形态向集体抗战话语形态的转变。抗战取得胜利后，吕亮耕的创作进一步成熟，对时代和社会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多角度的描摹和呈现，实现了由集体抗战话语形态向社会反思话语形态的转变。尽管吕亮耕的诗歌话语形态在20世纪前半叶的动荡时代背景下发生了两次转变，但呼应时代变化、抒发真实情感则是一以贯之的。在吕亮耕阶段性诗歌话语形态的转变中，他一直执着于诗艺的探索与追求，始终与时代同步，注重展现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和被忽视的个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吕亮耕的早期创作呈现出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象征主义诗歌重意象、重暗示，往往在意象与暗示的神秘联系中隐现着诗人的情感流露。吕亮耕的早期创作常常将微妙的意象与个人的情感充分融合，诗的形式自由，在象征构成的世界中幽微地透露出内心的隐秘，如“哪是洋洋的鱼乐国？/——我亦志在乎乐水。/愿思维是一笠帽，一垂纶，/我好肩一肩细雨不须归”（《眼》）①见《吕亮耕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本文所引吕亮耕诗歌均出自此部诗选，下文不再一一注出。。诗的语言清丽婉转，饱含中国古典诗歌隽永悠长的韵味。诗人咏比目鱼，却自有寄托，“乐国”与“乐水”为比目鱼营构了一方能够肆意舒展自由与快乐的天地。比目鱼期待“肩一肩细雨不须归”，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期待，暗示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向往。诗中精妙的暗示和通感的运用，延展了诗情的流淌，也带动了读者对自由的向往。诗人在《纤》中将纤夫身上的重担化成了沉重的“两地思”，而水上舟可曾载得动许多愁？很容易使人想起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似乎这份忧愁在历史的漫溯中引起了两位诗人之间的心灵共通与共鸣。“我怕：三峡风吹散两地思，/化作断了消息的血潮！”诗人将纤夫职业的特质和自己对于两地分隔的忧思连结起来，加重了思念的重量和厚度。在《无题》和《海客》中，诗人都运用了“大海”这个意象。在《无题》中，诗人用广阔的大海和窖珍的遗失、无垠的沙漠和珍贵的葡萄泪相互对照，将“微小”放在“广博”中，由“小”和“大”的强烈感官对比完成了通感的传递，强化了诗人生命中留下的诸多遗憾和悔意。在《海客》中，诗人以海客自喻，“当星星挤弄倦眼，/海客睡眠如沙上的蟹足；
/黑色夜流铺开一篇梦，/浪啸是海客的枕头”。海客的四处为家与诗人的自我孤独感恰成对照，当大海的庇护消失之时，死亡的本相就在刹那间裸露出来，形成了“人形的化石”。“人形的化石”是一个极其精妙的意象，暗示了诗人和大海的相依相存及面临死亡的瞬间感受。在《Ottava Rima 四帖》中，吕亮耕采用“比目鱼”“纤背人”“海上”“沙漠”“海客”等意象寄托自己的情感，对意象的陌生化处理强化了诗人的悲苦心理，突显了诗人个人情感世界中的隐秘体验。诗人微妙的情绪变化是通过意象暗示出来的，具有幽微曲折的层次感，所传达的象征蕴涵隐现着发自诗人心灵的婉约低诉。

在吕亮耕的早期诗歌中，他对自我内心的深度挖掘往往投射着他对现实的深切体悟，现实往往转化成了内心情感的表现形式，凝结着诗人忧郁的诗情。他把对个体生命的思考，辐射到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注，形成了观察人生的独特视角。他善于表达微妙的情绪体验和瞬间的潜意识流露，在其早期创作中随处可见的梦醒、梦境和梦碎中，诗人“看到”了自己的过往、现在和未来。“当我瞥到SPHINX 的立姿时/猛忆起一个‘人’的悲哀/梦：碎成一串全灭的蛛网！”（《独唱》）梦醒之后回到现实，诗人的感受似乎和读者的感受刹那间融为了一体。一个“人”的悲哀是一种怎样的悲哀？是个体的悲哀，还是“人”本身的悲哀？诗人打破了这个梦境，梦碎成蛛网，浓厚的孤独感在诗中流动。

《索居》表现了个体孤独时的悲凉感，“仿佛记起那一个人的叮咛，/ 一句句从砧声里透。/梦回后：还塞一声鸡——/啼湿了梦中人手绣的枕头”。诗中以梦境为依托，表达对于梦中人的思念之情。梦中人并没有具体的指称对象，这使它反而具有了多重指代性，可以是母亲的叮咛，也可以是情人的嘱托，留给读者自由解读的空间。在《譬喻》中，诗人在抒发自己孤独感和思念之情的同时，也在沉默中涌动着难以抑制的激情：“猛一阵风雨敲碎瞌睡，/ 你看：我的激情——/ 万丈的瀑流从天上来，/我要冲翻眼前的世界！”吕亮耕的早期诗歌往往抓住自己的瞬间感受并记录下来，诗中灌注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援“梦”入诗，是吕亮耕早期诗歌的一大特色。继《独唱》和《索居》后，在《冬檐下的梦》中，诗人让阳光在冬檐下温梦，写法颇为别致。梦中，“青山不对人说世事，/ 欢乐最易冻成感慨；
/ 孩子手上的冰锣/ 使人空忆天上的乐音”。欢乐被凝结，欢快的冰锣场面留下的只是深沉的思念。冬日的寒冷与冰凉的回忆彼此交融，但诗人却表示，“悲哀再掀不起一页记忆”。诗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寒意，似乎隐喻着诗人的生命处境。诗人对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敏感的，发而为诗，往往从个体的体验出发，隐含了对时代现实的触摸，折射了时代现实的普遍情境。这构成了吕亮耕早期个体话语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吕亮耕早期诗中的冒号使用相当频繁。这一方面是瞬间感受和思想碎片的呈现形态，看似松散，却具有结构上的张力，起到了凝聚诗意的作用；
另一方面又在意象的拼贴中构成了陌生化的情境，包含着指代的不确定性，强化了诗的表现张力。如《独唱》中：“梦：载我到荒漠去，/ 千吨的风沙/吹嘘着催征的铙曲”；
“回首：沙砾砌起一座座高塔”；
“梦：碎成一串全灭的蛛网！”诗以梦为始，以梦为终，冒号的使用起到了促成诗歌结构上回环往复、互相呼应的效果。“风动：棂上一片萧萧声，/ 但悲哀再掀不起一页记忆。”（《冬檐下的梦》）“你听：远远的秋砧。”（《索居》）“你看：我的激情——/万丈的瀑流从天上来，/我要冲翻眼前的世界！”（《譬喻》）诗中这些冒号的使用不仅具有修辞意义，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意象的叠加效应，对应某种特定的生命状态，强化了意象的暗示与象征意味。实际上，这也表现了诗人的个体话语形态，是诗人早期创作风格的一个标志。

吕亮耕的早期诗歌语言清新、洗练，使用虚词非常谨慎，他往往把具有声色情味的意象落实到实词的使用上，句子之间的粘连非常紧密，大都有清晰的视觉感，具有画面般的效果，这与中国古典诗词多有相似之处。比如，“低头见采采的流水/流水有琤琤的好音/田野有早春的新意/行人有春意在心中”（《低头见》），前两句采用顶真的修辞手法，后两句采用“春意”和“新意”的彼此交融而达到呼应的效果，在早春的清冷景致中流动着看不尽的春意美景和说不尽的诗情韵致。再如，“去天涯的人们拥挤在江边/都安一个希望在眼睛里/ 然而晚潮尚未至之前/ 江心的渡船咫尺若天涯了”（《欲渡之前》），去天涯的人们眼中安着希望，清冷的江上之景则涌动着人们心中的希望，现实与想象融汇在清丽明媚的语言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诗人内心情感的抒发中流动着古典的韵味，带给读者一种特别的美感。这两首诗都没有使用一个标点符号，一气呵成，自然畅达的画面感与清新洗练的语感相得益彰。

吕亮耕的早期诗歌因受自身生活环境的限制，创作视野尚未完全打开，主要局限于内心情感的表达，绝大多数作品表现的是个人的探寻、质疑、失望与苦痛，有的作品不无哀怨的色彩。诗的境界虽显狭小，在艺术上却有个性化的特色。他善于将自我内心的波动通过微妙的意象表现出来，多在清冷的景致中表达忧郁的诗情，显示出了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魅力，形成了以内心世界的浅唱低吟为情感底色的个体象征话语形态。

随着抗战的兴起，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战争和救亡发生了紧密的联系”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页。。部分现代派作家走出咏叹自我情感的狭隘天地，投入到抗战之中，吕亮耕就是其中之一。他深切地意识到了战时文学的社会功能，于是摆脱创作的个体象征话语形态，在抗战的洪流中转向了集体话语形态的书写，创作了很多的抗战诗歌。吕亮耕诗歌创作的集体话语形态转向，仍旧有内在的艺术坚守：他的创作并未陷入到当时普遍流行的标语口号式呐喊与鼓吹的模式中，而是执着于诗歌的艺术探索，题材多样，主题丰富，注重生活细节的呈现，有其处身于抗战生活中的独特观察视角。他在《大时代的诗人》中写道：“大时代的诗人——/你戍守着文化的前垒的/鼓起胸气，鼓起生命的活力，/而壮快地吹动诗的号角吧：/呼召未死的国魂/呼召未死的民心”；
“大时代的诗人——/你瞭望着人类的远景的，/用慧眼，用大悲神的怜悯，/而指点出真理的面貌来吧”。面对抗战洪流，吕亮耕清醒地认识到诗人应该作为戍守文化前垒的战士，拿起诗歌的武器为民族抗战鼓与呼。他以抗战为主题的诗歌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侵略者的控诉与谴责，二是对中国人民英勇保家卫国的鼓动与歌颂，三是对小人物在抗战中的生存境遇的具体描绘。

在吕亮耕的三类抗战诗歌中，对侵略者进行控诉和谴责的主要有《写示日本天皇》《写示阿比西尼亚皇塞拉西》《海的怀念》《哀曲》《割去这些历史的赘疣》《海誓》《给日本被俘士兵》《圣诞节》《两个半球上的烽火》《雪的抗议》《破坏》《一面敌旗》等。在《写示日本天皇》中，吕亮耕揭示了侵华战争是由日本的军阀制度造成的这一事实。他这样控诉：“你好比见鬼，做着傀儡戏，/ 还当自己的权威无比；
/让军阀的魔手指挥你/还没头没脑没灵魂的。”对日军士兵愚钝无知、甘当战争傀儡的行径，吕亮耕发出了尖锐的嘲讽；
对日本军阀制度的存在，他发出了严厉的控诉和谴责。吕亮耕的抗战诗歌呈现了真实的抗战情景，与读者达到了高度的情感共鸣，起到了鼓舞抗战的作用。在《写示阿比西尼亚皇塞拉西》中，吕亮耕写道：“我劝你，真不如去沿街擦皮鞋，/别稀罕那一份血腥气的赡养费。/丢了皇冠，可要挣份硬气，/不要给帝国主义半点脸！”诗人用口语化的诗句和看似平实的语气，揭露了帝国主义屠杀民众的罪恶，表达了对中国人民饱受侵略者酷虐的同情，同时鼓舞人民起来反抗，“不要给帝国主义半点脸”。在《给日本被俘士兵》中，吕亮耕对日本被俘士兵的心理进行剖析，表示愿“用浓烈的人类爱来一个个拥抱你”，彰显了人道主义的情怀。正如他在《大时代的诗人》中所言，诗人应该“用慧眼，用大悲神的怜悯”“指点出真理的面貌”，呼唤“和平的盛景”。将《写示日本天皇》和《给日本被俘士兵》联系起来看，吕亮耕在对战争的冷静思考中，偏离了其早期创作中对个人情感的沉迷，诗人的精神境界日益提高，其诗作中的人民性内涵更显丰富。抗战时期的吕亮耕超越了个人的一己悲欢，认为诗人应该“忧民，忧国，忧世界，忧人类”，要求诗人“必须有预言者的敏感”②吕亮耕：《诗与真》，《文艺》1947年第6卷第1期。，为祖国的明天歌唱，为美好的未来前景歌唱。

吕亮耕惯用“大海”意象来表现中国人民的反抗。他的抗战诗歌赋予大海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感，呈现出一种杂糅着沉郁的“力之美”，如《海的怀念》《海愁》《海誓》等诗中的大海都带有公共象征性质，从中可以窥见诗人对个性化表达某种程度上的抑制。他更多地把自己的声音融合在抗战诗歌的主潮中，创作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忧郁的情绪减少了，沉郁的气质增加了，“为了达成救亡与审美的融通，诗歌的内质和形态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①荀利波：《救亡与审美的融通——全面抗战时期叙事诗的艺术演进》，《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海誓》写得回肠荡气，诗中多用短句，如波翻浪涌，带着大海冲击的力量，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从另一方面来看，《海誓》又与当时的大多数政治抒情诗有别，艺术上显得更为完整，意象的运用与主题的表达浑然一体，抒情和叙事的结合也形成了鲜明的节奏感，适合朗诵，在战时具有较好的传播效果。

对中国人民英勇保家卫国的鼓动与歌颂，也是吕亮耕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同样体现出了抗战诗歌的集体话语形态。面对着血淋淋的现实，诗人“为血火的现实而歌唱”（《诗人》）。他的很多诗歌从多角度、多侧面对抗日战士的形象和品格进行了力透纸背的描绘和刻画，如《给战士》《宝剑篇——赠壮士》《宝刀行》《拟木兰辞》《给蒙古骑士》《江南曲》《慰劳》《送别》《两半球上的烽火》《入伍》《行色》等诗，把一幅幅真实的抗战图画呈现在读者面前，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在《给战士》中，诗人写道：“我叫冲锋号鼓舞你，/华夏健儿好身手——/继后羿射日的雄姿，/洞穿那一面面日章旗！”诗人采用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衬托抗日战士的英雄形象，对读者来说显得亲切可感，既突出了抗日战士的英勇形象，又宣示了抗战必胜的决心。诗的情感饱满真挚，血肉毕现，骨气淋漓，极能打动人心。

吕亮耕在诗歌创作中较好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也是其创作契合抗战诗歌集体话语形态的一个重要表现。现代派诗歌那种迂回曲折的深度表达模式，与战时大众读者的阅读需求存在较大的距离，在抗战现实的峻急情形下，显得曲高和寡，“把诗歌写得与大众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时代的”②穆木天：《〈新诗歌〉发刊词》，《新诗歌》1933年创刊号。。吕亮耕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敏锐地“捉住现实”，摄取中国古典诗歌元素，使其创作呈现出了靠近“大众歌调”的特色。诗人在《宝剑篇——赠壮士》中写道：“也许你听了宝剑匣鸣，/ 遂卷起无边壮心；
/ 犹如远天的鼙鼓，/ 在催促慷慨的长征。”宝剑的匣鸣催促战士投入到战场中去，诗句铿锵有力，诗中遍布的古典意象宝剑、剑穗、剑气、剑铭、剑誓等，完全切合抗战的现实情境，凸显了战士舍生忘死的豪迈气概，符合战时读者的审美期待。诗人将抗日战士比作古代的壮士，将抗日战士手中的武器比作宝剑，表现出了一种壮阔、厚实的“力之美”，作为一种创作风格追求，显得锋利而切实，契合了抗战时期的现实审美需求。在吕亮耕歌颂抗战的诗篇中也不乏口语化的直白咏叹，如《拟木兰辞》：“今日，祖国需要你们。

/ 你们不再是男子的附庸。

/ 不再是温室的花朵。而是/ 萌发的草芽，被风雨摇醒……”尽管诗的语言浅白平实，具有急就章的特点，可能在艺术上稍显粗糙，却也有一种刚健、粗犷的美。诗中不仅内置了木兰从军的典故，显示出鼓动性的力量，而且消解了男女性别对立的传统偏见，肯定了抗战中的女性摆脱附庸于家庭的束缚、积极参与抗战的历史作用。吕亮耕的抗战诗歌，避免了现代派诗歌追求洋化的写作模式，也打破了沉醉于风花雪月的写作局限，将个人的真挚情感与服务抗战的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鲜明地体现出了自我与集体、“小我”与“大我”的结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现实意义。同时，吕亮耕的抗战诗歌与当时抗战诗歌的主流话语形态不尽相同，仍然保留了自己的艺术个性。有研究者指出：“吕亮耕的诗有别于抗战时期见惯的口号诗，是因为他的诗有独特风格，有自己的个性，很光亮，很开朗，形象特别地鲜明。”③蒋益：《吕亮耕诗歌简论》，《长沙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在吕亮耕的抗战诗歌中，始终贯穿着一个贴近抗战现实、契合而不是消融于抗战集体话语形态的民众视角。他的一些诗歌往往集中描绘战时民众的生存状态，表达民众对抗战胜利的希冀，如《望金陵》《茶粥站》《寒衣词》《难民的列车》《哀曲》《纤夫》《寄到陪都》《消息》《公路》《迎春篇》《拂晓》《冬日》《山民》等诗，都从不同的侧面直接描摹时代现实，呈现出了广大民众战时漂泊流离的悲惨生活情状，承接了中国古典诗歌“关注现实与民间疾苦，表达平民百姓的呼声，朴素、刚健的诗风等精神传统”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如“当战争的飓风袭来——/我们聚居的城市，村落，/ 巨大的悲哀的气氛，/ 使我们如同坠入/ 烈火燃烧的炼狱”（《难民的列车》），原本聚居的村民因为“战争的黑手”逼着他们“从一地播迁到另一地”，流离失所，“飓风”“烈火”“炼狱”等意象强化了诗中悲哀的气氛。“十里秦淮，可犹有桨声棹影，/描绘出南朝不夜的豪华？/河面如今让寂寥去盘踞了，/ 吁：笙歌绝响，灯光沉沉！”（《望金陵》）原本繁华的都市成了一片废墟，灯光寥落，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生机。诗中采用今昔对比的方式，既表达了对侵略者的强烈谴责，又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透露出了“重飘起红旗一面”的希望。

吕亮耕的抗战诗歌加入了时代主题的合唱，因此其诗中的“我”所代表的不再是一个沉溺于浅唱低吟而显得孤独渺小的个人，其诗中的声音有着沉郁的底色，显得音域宽广而带着泣血的力量。在抗战峻急的情形下，诗人们面临着艰难的艺术抉择，“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沐浴在疾风暴雨里，许许多多的诗歌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发现”②穆木天：《〈新诗歌〉发刊词》，《新诗歌》1933年创刊号。。吕亮耕正是如此，他摄取抗战风云画面，发现了包蕴其中的中华民族强韧的生存意志，体现了一位诗人感应时代神经、书写时代真实的艺术追求，形成了具有创作独特性的抗战话语形态。吕亮耕的抗战诗歌做到了简洁的诗体结构和复杂的情感色调的统一，虽然他的创作体现出了与抗战进程的某种同步性，总是及时地用诗歌的形式为抗战鼓与呼，显示出了充沛的政治激情，但他摆脱了抗战诗歌的普遍模式，并没有把抗战题材作简单的政治化处理，而是注重诗歌的形象化特征，在诗中注入了个性化的艺术力量。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吕亮耕并没有简单地把‘抗战诗’理解为题材问题，而是提出了既要面向现实，又要注重诗艺的综合主张，开创了‘抗战诗’写作的新风格”③段从学：《中国现代金陵诗人群述论》，《文艺争鸣》2016年第7期。。

吕亮耕诗歌的话语形态在抗战胜利后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局面依然存在，国统区的社会黑暗触目惊心。尽管这一时期吕亮耕在创作中有对过往生活的回顾，但随着严峻的社会问题不断暴露，他的创作主要聚焦于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反思，同时也包含诗人对中国美好前景的期盼。他的创作开始了由抗战时期的集体话语形态向抗战胜利后的反思话语形态的转变，多采用絮语表达自我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心理情感状态，真切地映照出了时代的普遍之痛，从中可以发现吕亮耕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拷问和对民众生存状态的关切。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吕亮耕此前诗歌中的“我”被迫流离失所，远离家乡，现在的“我”则是漂泊在故乡，居无定所，生活窘迫，故乡不再是“我”熟悉的地方。面对生存境况的惨淡，“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战争所留下的巨大创伤，故乡使“我”觉得比陌生的异乡更加陌生。

诗人在《我漂泊在故乡》中写道：“我曾经/肩一肩风尘/快乐地在天涯流浪:/怀着一颗猎奇的心，/去追寻/瑰奇的人生异景。/迷人的远景，/陌生的地方啊——/是有如恋者温柔的呼唤，/召引我走近她的身旁。”先前的“我”为追寻瑰奇的人生异景，徜徉在流浪天涯的快乐中，现在的“我”厌倦了漂泊，希望能够鸟归旧林、鱼回故渊，但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图景：“我像倦飞的鸟/投向他的旧林；
/我像浪游的鱼/泳回他的故渊，/我也就携带幸福的渴慕，/欣欣地奔回我的故乡！/而故乡啊——/ 如今却是这般的荒凉，/ 没有集市，没有树林……/甚至失去了我寄身的祖屋。”“我”熟悉的故乡，现在已变得面目全非。诗的结构层次清晰，回忆与现实形成对照，诗中流露出非常复杂的情绪体验——诗人身在故乡也是处于漂泊的状态，诗人的情感失落可想而知。诗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回忆“我”往昔流浪天涯的快乐和对故乡的惦念，第三节是一个转折和过渡，道出自己已厌倦漂泊天涯，希冀回归故乡的愿望。第四节和第五节描述了故乡的现状：“故乡已成了火后的荒场，/田园正成了不毛的瘠地，/百年的老屋也失去了——/给战火吞噬了去！”最后，“我”决定远离故乡，“举起诀绝的手臂向你告别”。诗人既不粉饰现实，也不逃避现实，显示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诗人此时是冷静的，并没有为抗战的胜利冲昏头脑，他在揭露黑暗现实的同时有清醒的反思，这就是他最后又离开故乡的原因。

不过，吕亮耕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的同时，并没有沉落在消极的情绪中，而是对民族精神的提振倾注了热情。他在《望》中写道：“站在十二月的门槛上/眺望那为寒冷封锁的道路/ 寒冷的道路是通向春天去的/ 春天却还在远方迟延着未来// 我要枝桠再绽生花朵/我要大海再壮阔地奔流/我要那给时光卷走的生命的绿色/ 重新缀满在大地的胸前。//我要太阳似火球/ 冲破那死气沉沉的雾幕/我要一个鸢飞鱼跃的日子/携着爱者的手跑向原野。”诗中有一种特别的明亮，洋溢着希望和快乐的气息，表达了诗人向旧的世界告别的信念，显示出诗人对新的世界的降临充满信心。这表明，在黑暗与光明交战的黎明前这一时刻，诗人感受到了时代即将发生巨变的春讯。

在吕亮耕的创作中，《都市的文明在哪儿》是一首显得很特别的诗，它直接描绘抗战胜利后大都市的堕落图景，带着犀利批判的锋芒：“有高贵的酒家，豪华的旅邸/ 有麻醉剂、春药、席梦思底床/魔鬼为你安排好罪恶的深坑/ 用花灯招你，用梦呓的音乐唤你/跳罢，跳罢，顺从撒旦的邀请/疯狂地感染一万个神奇！”诗中的图景与破败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都市里的五光十色、醉生梦死反衬了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也隐喻了虚假繁荣背后城市文明的消亡。《世纪末的病态》中同样呈现了腐朽、衰败的社会现实：“绿灯映出邪恶的自杀者似的眼色/ 红灯再翻出贪婪吸血鬼的血盆口/每个混蛋的脑袋都在这样盘算:/ 抢掉别人的粮食给自己吃/剥掉别人的衣裳给自己穿/抽干别人的骨髓来营养自己/啊！你们这批做着同一淘金梦的人们/披着病态的世纪末的尸衣踊舞的鬼魅/你们是黑市，黄金潮，贪污，囤积，窃盗的制造者/是这世纪末的黑暗时代底罪恶的毒痈!”诗中，旧上海的种种病态现象暴露无遗，黄金掮客、买办、官僚、大富贾、匪徒……各色人等敲骨吸髓，大肆攫夺人民的财富。在此，诗人猛烈“抨击了旧上海那些做着淘金梦、制造黑市、弄黄金潮以及贪污、囤积、盗窃等形形色色的鬼魅”①潘颂德：《论吕亮耕的诗艺与诗论》，《延边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吕亮耕的这些诗歌切入了反思现实的视野，真实地反映了抗战胜利后腐败、黑暗的旧中国都市，透露了当时社会黑暗、人民渴望光明的原因。同时，吕亮耕成熟地运用了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手法，使诗歌产生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让人耳目一新。因此，这些诗歌不只是具有认识价值，也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综观吕亮耕的创作历程，他的早期创作起点较高，深受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诗中流露出浓郁的感伤情绪，形成了自伤自怜的抒情语调。他往往运用暗淡、神秘、晦涩的意象，追求朦胧、含混、缥缈的艺术表达效果，呈现出独特的个体象征话语形态。他的中期创作摆脱了早期创作的低吟浅唱，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内涵，体现了诗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炽热的爱国情怀。诗人忧国忧民，书写国难，讴歌正义，发出了带血的富有感染力的抗战呐喊，其诗歌情感饱满，在悲郁中包蕴着强劲的力量，形成了独特的集体抗战话语形态。他的后期创作转向了对抗战胜利后社会问题的揭露和反思，对旧世界发出诅咒，诗中燃烧着愤怒，也表达了社会大转型期人们对新生活的希冀。三种不同的诗歌话语形态体现了吕亮耕创作的丰富性，也体现了他对诗歌审美意蕴的多样化选择。在诗歌创作的不同阶段，吕亮耕对真实情感的抒发和诗艺的探索有着始终如一的坚守。吕亮耕创作的转变是应和着时代的变化自然地形成的，“从纯属个人的低声哀叹开始，几经变革，最终发出战斗的呼号和光明的礼赞”①蒋益：《吕亮耕诗歌简论》，《长沙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由此形成了其鲜明的具有探索性的艺术风格，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了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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