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以南宁市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为例

吴 丹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南宁 530007）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1］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要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2］的管理机制。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要求［3］。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到国家政策文件、十九届四中全会、“十四五”规划等，都将数字政府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可以说，数字政府是适应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新型政府治理形态，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引擎，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和必由之路。近年来，南宁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一部分改革成果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距离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发展需要以及人民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抓住大数据时代的重大历史机遇，深入研究政府如何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对南宁进一步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强首府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政府是指建立在互联网上、以数据为主体的整体政府，它是一种新型政府运作模式，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为着力点，通过数据驱动重塑政务信息化管理架构、业务和组织架构，形成“用数据决策、数据服务、数据创新”的现代化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具有协同化、云端化、智能化、数据化和动态化的特征。

（一）数字政府使决策走向科学化

决策科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凭“感觉”、按“愿望”“拍脑袋”而导致的错误决策，造成的损失不计其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数字政府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使得决策建立在“事实”“规律”“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如近年来，全国两会代表们会结合有关数据统计机构的分析报告，了解民情、民意，优化议案提案。又如浙江通过“浙政钉”快速科学地应对台风，浙江各级党员干部可随时通过该程序进入防台服务专区查看卫星云图，及时了解台风走势和交通状况、电力抢修、安置场所等信息，接收一线汛情反馈，高效处置灾情，大幅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二）数字政府使社会治理精准化

数字政府可以提高政府治理精准化程度。比如，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可以通过现代化手段对食品从生产到运输、储藏、销售等全流程进行监管；
在生态治理方面，可以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对空气、水体、土壤、企业排污等情况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对症下药；
在精准扶贫领域，政府可通过对一定地区农户的银行信息分析，准确地识别出贫困户，并予以针对性的帮扶。贵州“扶贫云”系统，以贵州省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据为基础，关联其他扶贫相关行业部门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拓展脱贫动态管理指挥职能，提升了扶贫的精准性。此次防疫工作中，更是催化、加快了“数字常态”，亮码出行、数字跟踪、疫情地图等，还有云课堂、云办公等，增强了发布信息的及时性、问题的针对性和服务的专业性，不仅实现了社会平稳管控，也增强了公众信心。

（三）数字政府使公共服务高效化

数字政府通过建立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整体化服务，实现马上办、简化办、网上办，减少了繁文缛节，避免推诿扯皮，让人民群众的“跑断腿”变成让“数据多跑腿”，“挤破门”“门难进”变成“不见面”办理。办理时间周期也大大减少了。如我国多地政府已在企业注册、人才引进、网约车驾驶员证申办等上百个事项上实现了人工智能“秒批”。广东创建了全国首张“微信身份证”，浙江的“政务淘宝”可办理查社保、查公积金、交通违法处理和缴罚、补换驾照、缴学费、出入境办证等多项业务，贵州的“云上贵州”系统平台汇聚了214个政府部门和机构部署的715 个应用系统，实现全省政府数据统筹存储、统筹共享。

（四）数字政府使政府治理民主化

互联网的发展将政府与民众紧密连接在一起，公民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微信、微博、政府门户网站等渠道，随时了解政府信息、表达诉求、提供建议。政府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民意、调查民情、征求意见、网络听证等，全面了解公众的利益诉求，集中群众智慧出台相应的办法解决问题，接受群众监督，让人民群众充分参政议政，保障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现在很多地方实行“政府报告我来写”，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政府治理各项工作，开启了政府与我、政府向我再到政府找我的新时代。

（五）数字政府使政府监督透明化

大数据有利于促进政府规范治理机制，使政府治理从人治走向法治，从官本位走向民本位。比如在简政放权背景下，数字政府在很多事项上采取不见面办理，审批过程“数字化”，原来的“人控”变成了“机控”，避免了人为暗中操控，使“吃拿卡要”等“寻租”现象难以发生，确保了公平公正；
同时，数字政府还能使权力运行处处留痕，“人监督”变成了“数据监督”、事后监督变成了过程监督，将权力关进了“数字”的铁笼里。例如，数字反腐成为新的治理手段。贵州用大数据铸造了“数据铁笼”，对公职人员的业务流程和个人履职行为全过程数据录入，并在民生资金、“三公”经费、执纪执法审查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建立监督系统，实现资金流转、权力运行的全程记录、追溯和预警，形成个人诚信档案，实现以大数据的方式对公务员的制约、考核、评价体系模型［4］。浙江的“浙里督”，原先属于政府内部的工作督查，现在也通过互联网打开大门，接受群众的检阅和监督，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数据打造的铁笼里。

（一）南宁市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

在国家政策、纲要等指导下，南宁市不断深化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加快了将大数据应用于政府治理的步伐，积极融入中国—东盟信息港重大战略部署，在政府数字化转型方面有不小成就。

1.积极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

一是数字政务统筹协调机制有效运行。建立政务数据统筹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制定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完善全市统一的电子政务云平台，实现集约化管理、运维。

二是政务数据资源归集、共享初见成效。南宁市建立数据资产登记管理系统，编制《南宁市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标准》《南宁市数据资产登记管理系统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务信息系统和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工作。

三是南宁市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该平台具有全媒体采编、问政互动、智能检索、绩效考核、运营管理、运维管控等功能，实现对全市各县（区）、市直各部门共70 多个政府网站的集约化管理，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四是南宁市政府公共资产负债管理智能云平台作用显现。按照“控债、保全、增收、节支”的要求，不断升级完善政府公共资产负债管理智能云平台，大力推进云平台在财政一体化、国资监管、融资服务、精准扶贫等领域的应用，打通数据壁垒，使信息流、资金流、实物流三流合一。

2.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一是打造城市级公共服务移动应用平台——“爱南宁APP”。这一APP 整合了60 多个厅局单位的便民应用，实现用户统一认证、统一信用、统一支付，市民可通过该平台申领个人数字证照，比如社保卡、身份证、驾照、行驶证、公积金卡、电动车服务卡等，并可随时查询各类政务信息，线上办理各类政务事项，目前注册用户突破500 万，成为全国领先的城市级移动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做到了“应上尽上，全程在线”。

二是全国首创“24 小时不打烊”全自助（不动产）登记办证模式。南宁市以“互联网+不动产登记”为理念，在全区率先全面实现市、县（区）不动产登记同城通办。

三是建成南宁市公安局一站式便民网上服务平台。市民可以在网上查询和办理包括治安、交警、出入境、人口、消防等警种在内的98项业务。

四是建设“智慧人社”系统平台，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人社全业务的南宁“智慧人社” 系统。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打造集就业、社保、人事人才、劳动关系为一体的线上线下融合平台，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人社公共服务。在全国首创手机“刷脸”申领失业保险待遇，率先推出惠民利企就业社保补贴“免办”服务等，此举获得人社部发文表扬并成为“南宁样本”在全国推广。

3.大力推进数字社会建设。

一是推进智慧医疗，打破部门壁垒推进医保报销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为解决市民群众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在医疗保障服务方面的跑腿、垫费难题，南宁市主动打破部门壁垒推进部门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在全国率先运用人脸识别开展医疗费用实时结算，创新建立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一站式结算平台，实现全市600 万城乡参保居民报医保、领救助零材料、零跑腿。南宁市通过智慧健康大数据展示平台，及时掌握各级各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信息数据情况，有效利用数据的分析、挖掘、预测为政府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科学决策提供支持，进而持续调整医疗服务模式及服务政策。

二是建设南宁市扬尘治理“慧眼”系统。通过整合全市土方作业建设工地、搅拌站、消纳场以及运输路线监控视频等资源，进行统一监控，搭建了一个扬尘治理源头实时监控、部门监管监督、大数据分析、信息共享、部门联动的智慧化综合监管平台，实现城市精细治理新突破，进一步守护“南宁蓝”。

三是建设南宁市河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南宁市河长制信息的扁平化管理，解决河长困扰，防范突发事件，落实河长职责，助推南宁市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好蓝图。

4.注重推进产业数字化升级。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核心基地规模持续壮大。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

一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南宁高新区获批广西首个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示范带动效益日益凸显，引进了包括以色列纳安丹吉、捷佳润等57 家行业重点企业和93 家创新企业，初步形成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科技服务、信息技术四大产业微集群。

二是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核心基地规模持续壮大。中国—东盟新型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中心、大数据产业园、南宁启迪东盟科技城等30 个项目加快建设。充分发挥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核心基地这一重要国家战略平台作用，开展精准招商，积极引进华为、浪潮、科大讯飞、奇安信等一批知名信息技术企业、大数据运用企业入驻南宁，开展合作，带动本地产业发展。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在获得可喜成绩的同时，还需看到南宁市距离现代化的政府治理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政府大数据意识和认知尚不到位。

一是对数据价值的认知。政府拥有大部分的数据，而很多数据没能被有效地挖掘和利用，处于休眠和沉睡的状态，缺乏“用数据说话”的意识，海量数据无法有效利用于政府治理中，造成公共资源浪费。二是对数据开发应用的认知。一些部门在数据的共享整合、分析使用方面意识淡薄，担心数据开放对政府管理造成冲击，不愿开放、使用数据，仍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开展治理。三是对数据概念的认知不到位，认为大数据就是“大量的数据”，因此在采集数据过程中不注重筛选，海量信息使得信息甄别和筛选成本变得无比高昂，造成“无用数据爆炸”和“有用数据短缺”。于是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盲目崇拜依赖数据。现阶段，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做出的预测也并非精确无误、完美无缺的，因此要避免盲目崇拜依赖大数据，误判误用大数据。还有的为了收集数据，开设各类APP、微信群，数据重复，增加负担，令人反感，形成“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2.政府数据应用、回应能力亟待提高。

在数据应用方面，政府决策将告别传统的决策方式，建立在科学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有些部门没有及时应对社会变革而进行转型，不擅于新的决策模式和工作流程，不会运用大数据掌握民情民意，治理手段还局限在通过发文办会来传达政令等传统的方法上，落后于时代发展，离“数据民主”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在数据回应方面，一是在回应速度上，有些地方仍以传统的被动响应方式来回应社会民众诉求，远远跟不上网络的扩散速度，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二是在回应质量上，将媒体问题行政化处理，用行政的力量解决舆论问题，效果有待提高。

3.政府数据整合不能充分满足要求。

南宁在数据开放数量和质量上与国内外先进地区还有很大差距，数据汇聚开放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从政府层数据源来看，南宁市政府部门数据开放起步较早，交通局、人社局、公安局、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在各自领域已存储丰富的数据资源，但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共用以及对外开放深度不够。北京、山东等地已有案例开放部分政府数据用于企业开发交通、金融等领域，区域政务数据资源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其开放与共享对于促进政府自身转型、社会需求获取模式以及催生新型产业模式都具有重要意义。从数据整合层来看，目前南宁市数据标准的不统一、数据脱敏以及数据挖掘、分析技术的不成熟制约着多维数据整合。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的数据标准，南宁市尚未建立统一的数据交换中心，不同业务部门在共用数据方面存在较大阻碍，如税务局与统计局对于企业所属行业数据的共享共用有待提升；
公安局的地址字段标准与自然资源局的标准不统一；
交警部门在与自然资源局、交通局、人社局等数据共享时，都会有不同标准的数据格式问题等，系统间标准与规范不统一，造成了“信息孤岛”和“信息烟囱”。在数据挖掘与分析领域，中国—东盟地信卫星园正在尝试汇聚政府资源与企业资金，引入广西院校的地理信息、北斗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在地理信息领域整合、挖掘分析地理时空数据，但目前南宁相对缺乏真正专注各个领域的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企业。

4.政府维护数据安全难度增加。

数据在社会运行中扮演了“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只手”，同时，也成了“第三只眼”，随着我们越来越透明，隐私问题、数据安全问题就显得特别紧迫。网上黑客的入侵、病毒的泛滥、信息间谍的潜入、内部人员的违规操作等，都是当前政府治理工作中正在面临或将要面临的重大安全挑战。这些隐患将会触及个人隐私、商业机密甚至是国家安全。如个人隐私方面，大数据“杀熟”是当前最普遍的问题之一。因此，如何在开放数据与隐私保护之间把握好尺度，寻找到平衡点，是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面临的巨大挑战。

5.政府大数据人才严重匮乏。

一是人才引进困难。由于现阶段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整体数字发展水平较高，尤其是一线发达城市在相关硬件设施及软环境供给质量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使得数字化高端人才大多聚集在北上广等东部城市，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则更多地集中了制造生产型人才，本身的数字发展水平以及环境均存在较大劣势，导致像南宁这类中西部城市在引进数字经济高端人才方面难以与东部沿海地区竞争。二是本土人才供给不足。南宁市本土高端科技型院校相对较少，数字技术人才本土培养数量不多，且绝大多数本土人才被一线城市吸引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南宁数字化发展人才供给不足的困境。三是对高端复合型人才吸引力不足。高端复合型人才是推动本地区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由于南宁市目前经济发展软硬实力不具备显著优势，因而较难通过人才引进方式提高本地区数字高端复合人才。同时，由于数字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具有培养难度大、周期长、短期效益小等特征，目前南宁市针对高端复合人才的培养整体重视程度与投入明显着力不够，进而阻碍了南宁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建设“数字中国”，到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将“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之一。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所在，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数字化转型。因此，“十四五”期间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一）国内外数字政府建设的探索与经验

1.国内经验。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有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打造精准化治理型的数字政府，把“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到底的浙江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以政务服务为突破口打造高效化服务型的数字政府，着力建成“一网通办”总门户的上海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以机构改革为突破口打造集约化整体型的数字政府，集约政府服务建设“指尖办”的广东模式；
第四种模式是以秒批改革与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打造智能化高效型的数字政府，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深圳和上海徐汇模式；
第五种模式是以数据融合为突破口打造数字化平台型的数字政府，以城市“治”理向“智”理升维的杭州模式。这些模式得以成功并推广，有几个方面的经验启示：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理念，这是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制定数字政府建设的战略规划，注重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谋划好“一张网”蓝图；
三是深化政务数据的开放和应用，最大限度地开发数据价值，释放数据红利；
四是注重政务数据的融合与共建共治共享，打破数据壁垒，促进政府治理结构扁平化、多元化、高效化；
五是注重科技创新，不断探索更智能化的政府。

2.国外经验。

美国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建设，其数字化转型之所以成效显著，主要是建立了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新型政府模式。美国政府数字化转型遵循四个基本原则，即以信息为中心、共享平台、用户至上、安全和隐私。因此美国数字政府建设有以下几点启示：一是用户导向，坚持以公民的需求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二是不断完善制度法规，为数字政府的有效运行提供保障；
三是注重培训和宣传，提升政府人员相关能力；
四是重视信息安全，大力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英国的数字政府建设领先全世界，其提出的发展目标为“跨政府部门业务的整体转型，培育数字文化，优化工作流程，共享开放数据、改进数据挖掘工具、建立数据安全体系等措施”，体现出了英国政府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和很强的包容性。该国的主要经验有：一要践行“数字政府即平台”的发展理念；
二要建立强有力的转型推进机制；
三要加大社会动员，广泛争取力量协助政府共同推进数字服务。

（二）南宁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的对策建议

当前，数字政府建设进入中场。从前关注的是软硬件建设，比如数据中心、云等，而现在则更关注数据本身；
以前重在建设，如今注重整合、运营；
过去拼硬实力，现下重在拼软实力与智慧。

1.树立对大数据的正确认知。

一是要注重培养大数据意识，正确认知大数据的应用价值，消除为了部门利益而权威控制信息数据的狭隘理念。坚持以用户需求的视角优化服务管理理念，倒逼政府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和业务协同。要摒弃以往工作中“认章不认人”的思想，打破有证明、有签字才能办理的固化工作套路，实现理念创新。

二是要树立互联网思维。群众就是用户，要树立“用户思维”，以用户评价为标准开展和改进政府服务。要树立“流量思维”，以用户“爱不爱用”“常不常用”为标准，评价政府服务。要树立“平台思维”，将政府各部门整合成一个统一平台、主体，这样就能让群众办事从面向多个部门交多份材料，变成“只跑一次”，甚至“不见面”，再也不用交繁琐的证明材料。要树立“整体思维”，即从体制机制入手，打破信息孤岛、数据分割，将分散的、碎片化的各部门数据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系统。

三是要有向权力开刀的自我革命的勇气。数字政府建设表面看是个技术问题，实质上是对权力的态度问题，是如何看待权力、使用权力的问题。如行政审批改革后，审批事项大量削减，这实质上是让手中的权力“缩水”；
办理过程中由原来的“跑多部门”变成“不见面”，实质是传统权力的“让渡”；
政府在运行程序优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大数据时代、运用数字技术而自觉进行的自我革命，实质是对原有组织结构、工作流程、自身权力大动“手术”的结果。因此，政府要数字化转型，就必然会面临这些“缩水”“让渡”“手术”，只有勇于向自身权力开刀，才能做到彻底的变革。

2.提高数据应用能力。

一是从“为什么”到“是什么”。传统的政府管理流程是以“为什么”为导向的事后“救火”模式，即“出现问题—逻辑解构—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对策”的被动响应流程。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对问题的思维模式发生了改变，是以“是什么”为着力点的管理流程，即“采集数据—结构化分析—找出逻辑关系—提出优化措施”的主动性正向思维模式。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分析出传统技术方法看不到的关联关系，提高整体理性认知水平，进而促进政府治理目标更精准，治理措施和方式方法更加符合客观事实，治理效果更加满足社会需求，从信息发布者、形象展示者、危机处理者向内容分发者、问题预防者、价值创造者和关系管理者转变。

二是从“被动回应”到“前瞻性预测”。“被动回应”的思维方式已跟不上问题产生、传播和发酵的速度，同时又会迸发很多新问题，错过了最佳应对处置时机，激化矛盾。因此，“前瞻性预测”的思维模式就变得愈加重要。大数据能弥补传统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不足，超越时间、空间的制约，最大限度地搜集信息，从庞杂的数据中分析、预判，为政府的治理提供前瞻性预测。因此要善于应用大数据，通过科学预判，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

三是走好走实网上群众路线。要注意打捞沉没声音，及时主动回应和解决民众诉求，提升政府的回应性。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5］他明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5］因此我们要建立线上线下沟通机制，善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

3.建立融合汇聚的数据共享体系。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各地各部门领导高度重视，才能做好全局性统筹、战略性部署和通盘性谋划。要加强政府数据体系建设，健全政务数据机制体制，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开展数据治理能力评估，为数据共享流通扫除制度障碍。集约化构建统一平台，赋能各级政府部门灵活调用资源，集约化利用新技术创新政府数字化发展。更加注重区域均衡，从顶层设计上实现区域间的平衡，进一步提升政府整体的服务水平。

二是建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与交换的规范和标准，形成有机协调的数字政府建设框架，着力破解数据共享开放后难以集约统一的难题。依托自治区政务云平台实现各地方政务数据的融合汇聚。加大数据开放力度，构建跨部门联动机制，根据统一的数据采集与交换标准，推动数据在各部门间的对接和互联，实现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跨地域的高效协同。加快建设数据资源共享交换目录，明确政府部门间共享、交换、协同的责任和义务，实现各类基础数据的联通。在保障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开放“负面清单”之外的政府数据，充分挖掘和释放政府的数据“红利”［6］。还可以通过引进相关机构，细化数据目录、数据采集等相关标准规范，解决数据目录不规范、格式不统一等问题。

4.加强可管可控的大数据安全保障。

数据安全是数据开放的前提，数据开放是不碰触数据安全底线的开放，政府是保障数据安全和维护数据开放秩序的“守护者”，要最大限度为数据开放保驾护航。因此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切实有效的法规制度、措施和技术保护好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一是要加大对数据安全和产权的保护力度，对数据采集、开发、应用等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和规范，厘清数据采集者、拥有者和使用者各自的权责。在技术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明确各方安全责任，建立协同的安全监测、响应、处置和防范机制，确保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平稳推进和有序运行［7］。二是要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将海量数据分成国家、商业、个人等不同的等级，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对数据进行分级管控。厘清开放与安全之间的界限，对不同主体在拥有和使用数据时界定清楚，明确数据使用的程度，防止某些部门个别人员为了私利违规使用数据。三是要增强相关工作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为适应信息共建共治共享对安全的要求，必须要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要有敏锐的嗅觉看到潜在的安全风险，时刻保护政府数据和信息的安全。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电子政务网络信息安全政策与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与应对能力。

5.协同创新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

针对大数据人才需求量大、复合型强、专业跨领域广的特点，要根据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根据市场与行业需求，改变现有教育结构，加强大数据相关专业在高校、科研院所中的设置，“订单式”培养大数据复合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二是形成政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大数据技术优势，通过项目合作开发人才培养机制，架起政府与专业机构的桥梁，“引人”变为“引智”。三是加大激励措施与引进政策，积极从国内外引进大数据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和技术团队，为大数据人才的引进和留住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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