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的眩晕及其他

赵大河

“北京的对跖点在哪里？”阿根廷朋友马努埃尔突然这样问我。

他正开着车带我去看潘帕斯大草原。因为堵车，出布宜诺斯艾利斯花了不少时间。突然之间，前面开阔起来，天空也格外明亮，风中弥漫着花草的芬芳。

“是这里吗？”我说。

“差不多吧，”他说，“想想看，北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化、风俗和位置，像不像处于地球的两端？”

“还真是的。”

一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首先会想到博尔赫斯。在大学时读《博尔赫斯小说集》读得如痴如醉。小说还能这样写？是的。噢，那真是一个智慧、斑斓、神奇的世界。有同学翻译博尔赫斯的诗，在宿舍里，站到桌子上朗读，手舞足蹈……那情境是很难忘却的。

因为博尔赫斯，我还没踏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就已经对这里很熟悉了。在博尔赫斯笔下：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

是我灵魂最隐秘的部分

城市在我身上

像一首无法付诸语言的诗

我要去迈普街看博尔赫斯故居，马努埃尔说：“要感受博尔赫斯，先要感受布宜诺斯艾利斯，要感受布宜诺斯艾利斯，先要感受阿根廷，要感受阿根廷，先要感受潘帕斯大草原……”

在一片开阔地，马努埃尔将车停下。

“大草原就在附近，”他说，“你能感受得到吗？”

我想，也许，大概，差不多，能感受那么一点。但我不确定。马努埃尔的表情带着寻宝者的神秘和自信。

“当年，博尔赫斯和法国人皮埃尔散步到这里，他们感受到大草原就在附近，博尔赫斯说，他突然感受到了大草原的重力。”

“大草原的重力？”

“是，他是这么说的。这很神奇。重力，在此，这是一个属于灵感的词语。”

“诗人的词语。”我说。

“博尔赫斯后来在法国讲了这个故事更为神奇的部分，他说，皮埃尔说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所有阿根廷作家都寻找过，却没有找到，如今被一个外国人一语道破。”马努埃尔停下来，卖关子。

“什么东西？”

“大草原的定义，具体地说，是潘帕斯大草原的定义，或者说是准确的形容词，不管什么，应该是唯一的，专属于这里……阿根廷作家苦苦寻觅无所得，却从这个诺曼底人嘴里绽放出来。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博尔赫斯浑身一震，马上意识到：就是它！这个词诞生了。博尔赫斯称之为绝妙的表达，壮美的比喻。”

他吊足了我的胃口，那到底是个什么词？他还没说出时，我已感受到那个词在闪闪发光，仿佛维纳斯的诞生。

他说：“地平线的眩晕。”

“地平线的眩晕？”

“嗯，地平线的眩晕！”

我确实有点眩晕的感觉，不知是来自地平线，还是来自这个词语。

参观福楼拜展览馆，最后来到福楼拜书房。我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大师。据说是AI。但完全和真人一样。拜科技所赐，福楼拜先生穿越了。我用汉语和他打招呼：“大师，您好！”

他用汉语回我一句：“你来自中国吗？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梦想游历亚洲，从陆路去中国，可惜没去成。”

大师能说汉语，我欣喜不已，马上提出一个不情之请：“大师，能和我谈谈写作吗？”

“哈，写作嘛，怎么说呢？”福楼拜说，“有时脑子空空如也，词句不来，涂鸦半天竟写不成一个句子，倒在沙发上，呆头呆脑，掉在烦恼的泥淖里……”他情绪低落，让人同情，“可是，过了一刻钟，一切都变了，心儿又高兴得怦怦跳，边写边得意，十分愉悦，简直想吹口哨，为一个想法而兴奋，为一个句子而欢喜，为能有所斩获而满足。”他眉飞色舞说了一通，稍作停顿，声音变得神秘起来，“有几次，灵光照耀，我看到高于生命的灵魂，全身震颤……哦，达到这一境界，荣耀什么的都不值一提，甚至快慰也不放眼中。”

“大师，能谈谈风格吗？”

“一部作品没有自己的风格就等于不存在。风格本身就是一种观察事物的方式。艺术的真谛，在于自身的美，首要的是风格，其次是真实。”他稍作沉思，继续说道，“风格求美。十年后，百年后，千年后，会出现这样的人才，作品像诗一样有节奏，像科学语言一样精确，像大提琴一样沉稳，像短剑一样扎进你思想，带着你的思绪像顺风船一样，在平滑的水面自在滑行。”

他说到兴奋处，仿佛手中真有一把短剑，他挥舞着，如同刺客，要把短剑扎进我身体中，我不由得倒退一步。

他得意地笑笑，说和大师聊天是有风险的，你会受到影响。我说我不怕受影响，受大师影响不是坏事，是好事。接着，我向他请教艺术，他说：

“我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即其最难之处，不在于让人哭笑，让人动情或发怒，而是要得自然之道，使人遐想。一切杰作，莫不具有这种品质，外表很沉静，实际深不可测。”

“大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你谈谈理想中的书。”

“我认为的好书，愿意写的，是一本不谈什么的书，不受外在牵连，全仗文笔内在的力量，就像地球全无支撑，却在空中运行。如果可能的话，书中几乎没什么主题，至少是没有明显的主题。最好的作品，素材也最少，而表达更贴近思想，文字更加贴切，甚至隐没在思想里，这才是真的美。依我之见，文艺的前途实在是有赖于此。”

作为一个写作者，临别前，我向大师讨要关于写作的建议，大师说：“只要定下主题，或抒情，或跌宕起伏，率性而行吧。”

我走出大师书房，听到大师在我身后又补充了一句：

“永远别去考虑公众。”

我回头朝大师挥手作别。大师又坐回书桌前，开始写他的不朽名著。

我在伍德斯托克公园的长椅上打盹，一个瘦高的男人过来坐到我旁边。他一言不发。我瞥一眼，马上认出了他是谁。因为我包里装着一本他写的书《沉默》，上面有他的照片。

他叫约翰·凯奇。

伍德斯托克曾因1969年举办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而闻名于世。那一届音乐节的主题是“和平、博爱、反战、平等”。口号是“要做爱，不要作战”。将近五十万人聚集在一个农场里，狂欢三天三夜。民谣歌手和摇滚巨星轮番上台演唱。大暴雨也来助兴。疯狂的青年人冲进雨中，在泥浆中载歌载舞……

我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一个原因，凯奇是另一个原因。凯奇最著名的《4’33"》就是在这里诞生的。1952年8月29日，大卫·都铎在钢琴前静坐了4分钟33秒，演奏出了约翰·凯奇的—无。观众听到的是该时段内发生的所有声音，唯独没有钢琴声。

我看了一下表，闭上眼睛。

我谛听着：风声，汽车声，小孩嬉闹声，鸟叫声，脚步声，咳嗽声，衣服窸窣声，口哨声，狗叫声……要坚持4分钟33秒，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样，我就等于听了一次“无”的演奏。

之后，他忽然开口说：“你接受过精神分析吗？”

“没有。”我说。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我看起来需要精神分析吗？我说，在中国，没人接受精神分析。

“我也不接受。”他说，“里尔克的一个朋友建议里尔克去做，里尔克说：‘我相信他们会驱走我的魔鬼，但我担心他们会冒犯我的天使。’我去找过一个精神分析师，他说他会帮我理清思路，这样我就能写出更多的音乐。我说我已经写得太多了，不需要写更多。就这样，我再也没去见过精神分析师。”

能遇到约翰·凯奇简直是奇迹，我对自己说，不可错过交流的机会。于是我尽量不让他沉默，而是让他说出更多。

他看我是东方人的面孔，就说：“铃木大拙博士说东西方人的思维是有差异的，西方人的思维中，事物都互为因果关系，东方人的思维中，人们更倾向于把握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

尽管我不认可铃木大拙的这一观点，但我不想就此展开讨论。他是音乐家，我们应该说点和音乐相关的话题。

我问起他《4’33"》的灵感来源。他狡黠地笑了一下，似乎在说，我猜到你会问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关于劳申伯格的文章。”他说，“首先是白色绘画，随后是我的沉默篇章。”

“您如何看待结构？”

“结构没有生命就是死的。但是生命没有结构就不可见。”接着，他又补充说，“结构是通往‘无’的桥梁。”

“您如何看待方法？”

“关于方法，我所知道的只是，在我不工作时，有时我会认为自己懂得一点方法，但在我工作时，显然我什么方法都不懂。”

这让我想起圣奥古斯丁的名言：关于时间，你不问我，我很清楚，你一问我，我就不知道了。

他又说：“必须进行创造：所有技巧被遗忘后，你就会发现技巧。”

“先生，您正在做什么？”

“我在打破规则，甚至是自己的规则。”

……

临告别时，约翰·凯奇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送给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指着橡皮头说，“这一头比那一头更重要。”橡皮是用来擦除的。我明白他的意思，删比写重要。嗯，我记住了。

……我睁开眼，座椅旁边空空荡荡，望向四周，没有瘦高男人的身影。我大概是打了个盹，梦到约翰·凯奇了。

我伸开手，手中的铅笔是哪来的？

这三个人的一桩公案，与上帝有关。

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不久，对使者说，去把欧洲最有名的数学家请来。于是，欧拉被请到圣彼得堡。欧拉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他的十八个家人。使者说，我们要养活这一大家子吗？女皇说，这是我们的荣幸。女皇拨给欧拉和他的十八个家人一栋家具齐全的房子。又说，叫我的厨子去给他们做饭吧。

女皇又对使者说，去把欧洲最有名的哲学家请来。于是，狄德罗被请到圣彼得堡。狄德罗在宫廷大谈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让叶卡捷琳娜二世心生厌烦。但她要做一个开明的君主，不能轻慢哲学家，怎么办呢？于是，她想起了欧拉，也许欧拉能让这个空谈的哲学家闭嘴。

女皇对狄德罗说，我这儿有一个很有学问的数学家，能用代数证明上帝的存在，你想听吗？

狄德罗说，愿闻其详。这真是一件新鲜事，闻所未闻，他很想见识一下。

于是，欧拉被召进宫。

欧拉快六十岁了，视力不好，距离全盲已经不远了。他径直走向狄德罗，你说上帝不存在吗？狄德罗说是。欧拉让人抬来一块很大的石板，他习惯于用粉笔在石板上写下公式。所有朝臣都屏神凝息，看着这一幕。这真是历史性的时刻，他们不想错过任何细节。他们清楚他们会向子孙后代谈起这件事，噢，欧拉用代数证明上帝存在时，我在场，我是见证人。

欧拉一本正经地对狄德罗说，看好了，我现在向你证明上帝存在。

他拿起粉笔，在石板上写下公式：（a+bn）/n=x

欧拉说：先生，因为如此，所以上帝存在，证明完毕。

狄德罗目瞪口呆，困惑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对代数也略知一二，他看不出这个公式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周围的人开怀大笑。他马上明白他被愚弄了。真是一群野蛮人，他心里骂道。

我要回法国，他负气地说。

女皇虚情假意地挽留一番，便恩准了。

二百多年后，我参观圣彼得堡博物馆时，看到这块罩在玻璃里的石板，上面粉笔写的公式竟然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了。欧拉的公式写得很大，显得很夸张，“x”的两笔写得尤其用力，显出欧拉的坚定不移和不容置疑。解说员开玩笑地说，无神论者都应该来看看这个公式，它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狄德罗相信吗？

噢，他被气走了。

翻过亚平宁山脉，沐浴在夕阳光辉中的大教堂尖顶便出现在视野里。尖顶在放光，对于虔诚的朝圣者来说，那光仿佛来自天国。是旅行社故意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这样一个角度，让我们认识佛罗伦萨吗？

导游说并非故意为之，她说1811年司汤达就是走的这条线，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教堂的尖顶。导游是个长发美女，有着东方女性的美。她叫艾米，她说她是混血儿，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中国台湾人。她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当时，司汤达坐的是长途马车，赶了很远的路，非常疲惫，昏昏欲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精疲力竭，浑身湿透，颠散了架，还得在邮车前辕占住一个立足点，坐在一个狭窄的位置上睡觉。”当他看到大教堂的尖顶，精神为之一振。他从第一眼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说城市中马粪的味道都是特别的。多年之后，回忆起马粪的独特味道还能让他流泪。

司汤达那时叫贝尔，还不叫司汤达，当时只是个穷困潦倒的小作家。他到佛罗伦萨，要换乘长途马车去罗马。因为买不到票，不得不滞留三天。在这三天中，他游览了佛罗伦萨，并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到底有多爱呢？他说他死后要葬在佛罗伦萨。后来，他这个愿望还真的实现了。他的骨灰有一部分葬在佛罗伦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一个作家所能想到的最美的墓志铭：

Scrisse.Amo.Visse.（写过，爱过，活过。）

这让我想到凯撒的墓志铭，同样简洁，同样骄傲：

Veni.Vidi.Vici.（我来，我见，我征服。）

爱到心心念念要埋骨于此，可谓爱得深沉。喜欢司汤达，源于《红与黑》。他写于连，能让你感觉到他是于连肚子里的蛔虫，他对于连的了解甚至超过于连本人。关于写小说，沈从文有句话很有名，被很多写作者奉为圭臬，叫“贴着人物写”。看《红与黑》，你能感到的岂止是贴着人物写，司汤达简直是住在人物的心房里写。心房，这个“房”，正好可以住人。很少有人能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如此生动逼真。到了乔伊斯，我们才看到这方面的突破。

因为喜欢司汤达，所以看到“跟着司汤达游佛罗伦萨”这个主题旅游的广告，我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

我们坐的是旅游巴士，比司汤达乘的马车舒服多了。导游艾米说，在司汤达眼中，佛罗伦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作家都喜欢夸张，只有司汤达这句话没有夸张的成分。佛罗伦萨配得上这份荣耀。

司汤达到佛罗伦萨，在一个名叫尼科利尼的小教堂里，被里面的壁画所震撼，他沉浸在对壮美的静观中，获得至高无上的感受力，艺术的神示与情感的炽烈融为一体，以至于他从里面出来时，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心悸，一阵眩晕，差点瘫倒在地。司汤达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这种病有了一个名称，叫司汤达综合症。这是一名佛罗伦萨医生起的名字，他接诊过一百多例这种病例，都是观赏佛罗伦萨艺术珍品时出现眩晕和恶心，他灵光一闪，头脑里冒出“司汤达综合症”这个名字。

导游艾米说，有司汤达综合症的游客应该避免参观以下景点：有乔托壁画的圣十字教堂，收藏米开朗基罗大卫像的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和收藏波提切利的《春》的乌菲齐美术馆。

—怎样才知道有没有司汤达综合症？

—等游览这些地方之后你就知道了。

艾米的潜台词是：来佛罗伦萨，想要感受艺术的震撼，这几个地方值得一游。

好吧，我们乐颠颠地跟着导游浏览了这些地方，我们一行十二人，没有人出现司汤达综合症。也就是说，没人感受到审美的狂喜，没人晕倒。我们到底都是俗人，对美不够敏感。

我们和司汤达一样，用三天时间游览佛罗伦萨。瞻仰过米开朗基罗和伽利略的墓地，也在但丁、薄迦丘和彼特拉克的遗迹处逗留过。广场上，一个玻璃艺人展示制作玻璃器皿的技艺。我想起安德烈·马金的《法兰西遗嘱》里面有一个比喻，说一个女人像玻璃吹管中熔化的玻璃，灼热美丽。灼热、柔软、流体状的玻璃，有一颗透明的灵魂，渴望呈现惊心动魄的美，让人心醉神迷。

高潮必须放到最后。最后一天，艾米带我们去参观尼科利尼教堂。让司汤达患上司汤达综合症的壁画，就在这个教堂里。

四幅绘着女先知的画，让他狂喜不已。画家是谁？沃尔泰拉。我孤陋寡闻，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不奇怪，我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有限得很。同行的其他人和我一样，也没听说过沃尔泰拉。看来沃尔泰拉名气不够大。另一幅画，描绘的是耶稣降临地狱边界时的情景。这幅画让司汤达亢奋了两个小时。这幅画出自布隆奇诺之手。又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画家。司汤达说：“我从未见过如此美轮美奂的东西……没有一幅画给过我这等愉悦。”司汤达就是在这幅画前眩晕的吗？

艾米说，是的，司汤达眩晕了，你们呢？

我们之中没有人眩晕。这让我们羞愧。站在同样一幅画前，感受为什么如此天差地别。参观太多博物馆，我们审美疲劳了吗？时间流逝，艺术品丧失了感动我们的力量吗？风尚有变，我们心浮气躁吗？没有答案，或者答案在风中飘扬。

离开佛罗伦萨的前一晚，我和两位朋友到酒吧喝酒，出来时，下着牛毛小雨，空气中没有独特的马粪味，但有一种暧昧的气息，像什么呢？像烟草与藏香混合后的味道。这是三月份，空气清凉。路灯的光线昏暗，与夜色十分相称。

从闹哄哄的酒吧到安静的街道，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不知是街道狭窄，还是两旁的墙壁过于高大，总之，我们感觉在峡谷中。突然，一个黑衣少女骑自行车从我身旁飞驰而过。她飘动的衣衫如一缕清风滑过我的皮肤。我看了一眼，看不太真切，只觉得她好白，皮肤像雪一样。像月光下的雪。快回头，快回头。她仿佛听到我内心的声音，回头看了我一眼。就是这一回头，她的容颜便镌刻在我头脑里。此刻，所有形容美的词语都显得苍白，缺乏表现力，不能胜任描述的需要。她是一道光，一闪而过。我眩晕了。几乎站立不住，若不是扶着墙壁，我会倒下去。这就是司汤达综合症！如此不期而至，猝不及防。

这里与尼科利尼教堂一墙之隔，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啊。

他出来了。表面强装镇定，其实失魂落魄。

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时刻。

他必须面对的时刻。

羞辱时刻。

他是公认的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但就在刚才，他看到徒弟超越了自己。他很清楚，他的时代结束了，他徒弟的时代开始了。接下来，登上艺术之巅的将是他徒弟。他该高兴，还是该悲哀呢？尽管他一直鼓励徒弟超越自己，但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他发现自己并没做好准备。

这一刻来得太早吗？

是的。他以为要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徒弟才能超越自己，没想到这一刻来得这么早。

再者，徒弟采取的方式，也让他难以接受。他刚画了一幅最棒的画，《圣母的婚礼》。这是他的杰作。他一生中画得最好的得意之作。徒弟迅疾也画了一幅《圣母的婚礼》，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构图，竟然比他画得更生动，更具神采。

两幅画放在一起展览，如同打擂台，正面较量。不待别人评判，他已心知肚明：胜出的是徒弟。

真是残酷！

他叫佩鲁吉诺，他的徒弟叫拉斐尔。

在遇到安杰伊·巴吉尔之前，我不太理解这种冒险。

征服K2？有四分之一的人不能生还，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安杰伊没有使用征服这个词，他说的是梦想。

“梦想可以将你带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安杰伊说，“我的梦想将我带到了K2。”

K2指乔戈里峰，是喀喇昆仑山脉的主峰。乔戈里是塔吉克语，意为“高大雄伟”。“K”指喀喇昆仑山脉，“2”表示它是当时喀喇昆仑山脉第二座被考察的山峰。另外，乔戈里峰恰巧在世界上海拔8000米以上的十四座山峰中排第二，海拔8611米，仅次于珠穆朗玛峰。

安杰伊的壮举，不仅在于他不带氧气瓶独自爬上K2，更在于他完成了滑降。这个句子中有几个关键词：不带氧气、独自、滑降。每个词语都意味着将生命置于成倍的危险之中。

滑降，就是踩着滑雪板，从8611米的峰顶一路滑下来。一些地方的坡度是75度，可以想象有多么陡峭吧。当然，危险远不止这些，还有突变的天气、看不见的冰隙、白雪掩盖的岩缝、无法预料的雪崩、偏离路线，等等。

他给我看他弟弟用无人机拍的影像，他沿山脊向下滑，两边是万丈深渊—地狱。看着那么陡峭的山峰，我手心里捏了一把汗。即使他已完成了滑降壮举，就坐在我身旁，我还是紧张得发抖。

“你害怕吗？”我问。

他说：“这是我做出的最困难的决定。”

他在滑降时，一度天气突变，云雾涌来，能见度为零。这种情况是无法滑雪的。稍稍偏离路线，一个错误的转身，就会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他弟弟说下面天气晴好。要等吗？他弟弟说冷风正在袭来，必须立即做出决定。他很清楚，冷风袭来，他会被冻死。冒险下滑，则后果无法预测。有什么办法呢？必须滑下去！成败在此一举。害怕吗？他说没时间害怕，你必须专注于滑降。

他看上去像个大男孩，十分腼腆。他话语不多。他说出的每句话都带着自身的经历和体验。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登山滑雪，他说他少年时用一副乒乓球拍和朋友换了一副滑雪板，从此，他就爱上了滑雪。这是命，他说。

“很久以前，我认识到梦想不会自己实现，必须努力去争取。”他说。

“你如何看待冒险呢？”

他说：“我们必须冒险，这是我们的天性。”

稍作停顿，他又说：“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然后，他又说：“我不会为了成功牺牲一切。”

虽然没有人活着从K2滑下来，但这并非不可能。他详细地勘察过路线，每一个细节都注意到了。他用无人机一遍遍地观察山峰，规划下滑路线。直到认为可行，他才实施自己的计划。安全至上。

“成功意味着什么？”

“成功只是体验中最为渺小的部分。”他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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