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背后：《局外人》中的殖民与反抗
时间：2023-06-24 16:05: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上海大学 汪灿
“她是我真正的祖国，而且不管我走到世界任何地方，我都会从他们对我友好的笑声中分明地看出，那是她的儿子，我的弟兄。”（加缪：《加缪全集·散文卷II》，王殿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1 月版）法国作家阿尔贝 · 加缪是二十世纪文学中一颗闪耀而独特的明星。1942 年，《局外人》一经出版就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这时加缪才28 岁。
加缪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民区，祖辈是在法国军队入侵并占领阿尔及利亚之后来的第一批移民，父亲应征入伍前是葡萄种植园工人，母亲是西班牙女佣。像加缪这样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后裔，被称为“黑脚”。同许多“黑脚”一样，加缪发自内心认为，除了阿尔及利亚这片养育了他的精神和肉体的水土，再没有别的地方能称之为“故乡”。加缪对北非阳光与海水的眷恋，在他初期的文学创作中也显而易见。小说处女作往往具有自传性特征，《局外人》尽管不是加缪第一篇小说，但根据加缪好友兼《阳光与阴影——阿尔贝 · 加缪传》的作者罗歇 · 格勒尼埃所说，加缪第一部小说《幸福的死亡》与《局外人》几乎同时写作，默尔索的经历和名字都明显来自《幸福的死亡》的主角梅尔索，而梅尔索许多性格特征都与作者接近。《局外人》中，作者以“尽可能少说”的原则重塑了主角，但默尔索身上仍保留和延续着梅尔索那种默然而幸福的生活状态。梅尔索会在长着天竺葵和芦荟的白墙边流连，对夜晚、大海、阳光都近乎痴迷。在被捕入狱前，默尔索喜爱在有风的晴天散步，在沁凉的海水中游泳，喜爱太阳晒在皮肤上的舒适感。可以看出，默尔索对自然的依恋即是作者心中所感。
然而，默尔索在母亲去世、女友求婚、自己过失杀人以及被宣判死刑时的表现却十分冷淡。有观点认为，这种冷淡源于默尔索对机械日常无意义重复的麻木。其实，与麻木包含的钝感意味相反，默尔索对周围的人、事、物十分敏感。他既能敏锐感知他人的情绪，也有着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察觉到老板的不情愿时他忍不住道歉，尽管默尔索随后就反省自己并无错处，在参加母亲葬礼时他因母子间表露情感的方式向来如此沉默而无动于衷，但却注意到他人的神情沮丧，贝雷兹又激动、又难过地流泪。在阳台上遇到并不相识的运动员朝他高喊“我们赢了他们”时，默尔索也会热情回应“没错”并使劲点头。不难看出，默尔索的情绪感受远比他说出的更丰富，即使在监狱里他也仍对生活有异于常人的热情：“这样，我愈是进行回想，愈是从记忆中挖掘出了更多已被遗忘或当时就缺乏认识的东西。于是我悟出了，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里待上一百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他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决不会感到烦闷无聊。”（加缪：《局外人》，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8 月版）
默尔索言语表达的冷淡确实与他对生活的热情不相匹配，考虑到加缪对默尔索的构思是一个不愿意为自己申辩且不说假话的人，角色性格内部的冲突就可以理解了。世界的荒诞面目正是在默尔索的诚实中逐渐显露，默尔索无动于衷的讲述风格，使情节的离奇不至于突兀，荒诞感也自然而然地延续。在这里，经由默尔索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情节本身带给读者的诧异让位于默尔索的合理愿望与世界无理性之间的沉默对峙，后一种荒诞感成为角色和读者的共鸣。但令人惊讶和不解的是，默尔索简洁而真诚的解释中竟未言及杀人的愧疚，像对母亲的死也未曾流露悲伤一样。母亲的离世是人到老年顺其自然之事，默尔索的表现算是情有可原，可是，心思细腻的默尔索，为何在长久的拘役和审判期间，对被自己杀害的阿拉伯人也没有忏悔之心？
对殖民问题格外关注的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不难将这个疑问与加缪的法裔身份联系起来，但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阿拉伯人的无名和失语。后殖民文学批评旨在挖掘文本与殖民历史之间的联系，批判可能隐含的殖民话语，东方学创始人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法”就是一种重要的后殖民批评方法。萨义德认为，由法国教育体系培养的加缪，其文本中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许多细节都反映了帝国话语的渗透，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隐去了法国殖民主义的破坏性，模糊了实际存在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动荡，主要表现为阿拉伯人的失语和对殖民地社会状况的美化。被加缪喊作兄弟的，在作品中是这样一些形象：《局外人》中被法国人默尔索杀害的没有名字、没有父母也没有其他历史的阿拉伯人，被法国人雷蒙戏弄和殴打的无名的阿拉伯情妇；
《鼠疫》中同样无名并死于瘟疫的阿拉伯人群体；
《不贞的女人》中那些沉默到让雅尼娜忽视其存在，也因语言隔阂无法沟通的阿拉伯居民；
《叛教者》中折磨和残害法国传教士的无名阿拉伯土著。萨义德指出，《局外人》中任何一个不起眼的法国角色都拥有姓名。文本细节与现实的不对应令后殖民批评者担心，在荒诞主题所包含的道德困境和戏剧性冲突中，读者很容易会被加缪的“零度”风格引导着忽视阿拉伯人的痛苦命运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真实景象。
事实上，适时法—阿局势动荡不安，身份特殊和人道主义立场坚定的加缪，对阿尔及利亚的社会问题极为关注。在写作《局外人》之时，法—阿冲突虽未激化，他已然在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发声。他曾在1939 年深入贫困山区调研，目睹阿尔及利亚内地平民的穷苦生活和殖民者的种族歧视行为，呼吁法国社会理解赤贫的阿拉伯人。加缪用非虚构写作记录和曝光的真实状况，让我们可以肯定，文学作品中的阿拉伯人无名和缄默不可能是作者殖民心态的无意识表现，而是有意为之。
回到《局外人》，默尔索在沙滩上因阳光刺眼误杀了一名阿拉伯人，在接受法庭审判时，由于对母亲去世没有表现出悲痛而被指责为冥顽不化的冷漠之人，甚至被指控在精神上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并判处死刑。法庭对与此案无关事件的关注超过对犯罪事实和受害者的关心，恰恰是作者有意借阿拉伯人的被隐身来表现当时社会现实的荒诞。这荒诞不是单独由默尔索在法庭上遭受关于母亲去世相关事情的指责构成的，没有人为受害者惋惜才是问题的中心。受害者阿拉伯人作为本案的主角却被法庭忽视，对默尔索的道德谴责只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才更显荒诞。现实社会法律体系对阿拉伯人的漠视不是通过作品被加强，而是经过艺术处理得到深刻反省。此外，小说中比阿拉伯人出场更多的监狱看守、法官、养老院院长与门房也都没有姓名，这些法国角色以他们在事件中的作用存在，并非如萨义德所说的任何一个不起眼的法国人都拥有姓名。
1940 年，加缪来到巴黎，此后因工作、战争等原因在法国久居和流浪，愈发思念故乡。后来他在自传式小说《第一个人》中尽情书写了对童年时光的赞美和怀念。他并非仅仅怀念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群体中度过的岁月，也并非只贪恋阿尔及利亚的阳光与海水，却无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苦难。他诚恳地面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和他所认识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一样为他们的故乡所自豪，即使在面对宗主国法国时也不会消减的自豪，当默尔索的女友玛丽问他巴黎是什么样，默尔索说：“很脏。有不少鸽子，有些黑乎乎的院子。人们有白色的皮肤。”（加缪：《局外人》，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8 月版）几乎可以把这些描述等同于加缪本人对巴黎的看法，与北非的自然环境相比，工业现代化都市巴黎显得“很脏”和“黑乎乎”，更令人怀念阳光、大海、灼热的沙滩和晒得黝黑的皮肤。
但是，加缪和其他“黑脚”们所认同为故乡的阿尔及利亚，是法属阿尔及利亚，尤其在加缪这一代，一个世纪之久的殖民史已经让两族人民共同生活成为习惯。这种无法割舍的乡土情催生了加缪不切实际的法—阿共同体想象。这一想象的问题在于，共同体注定建立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上，平等对被殖民者而言有如天方夜谭。长久积压的怨恨使得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的情绪高涨，对普通欧洲移民也十分排斥，法国不断加强镇压力度，两国暴力冲突持续升级，加缪的处境愈发艰难。创作《局外人》时，阿尔及利亚尚未爆发武装反殖民运动，但加缪由于在《阿尔及利亚共和报》的活动与当局有利益冲突，被当局针对，不得已到巴黎谋生。巴黎并没有给这位法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以归属感，他始终怀念故乡温暖的阳光和淳朴的人民，指责巴黎人在道德上的某种平庸。加缪自我认同是无法融入法国社会的阿尔及利亚人，但阿尔及利亚民族视他为可憎的外族侵略者，使得加缪成了任何一方的“局外人”，并意识到了自身与生活环境的分离，也即荒诞。
因此，萨义德对加缪及其文学文本的阐释可能是一种误读。就默尔索对杀人行为的表现而言，比起后殖民的指责，默尔索是服务于荒诞主题的寓言式人物应该是更合理的观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庭不可能将一个杀死阿拉伯人的法国人处以死刑是荒诞的，以对母亲不孝为由给出死刑判决是荒诞的，默尔索过失杀人之后的无动于衷对于他个性中具有共情力、感受力的一面而言也同样是荒诞的。加缪有没有意识到默尔索形象中的裂缝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如前文所言，他不会贬低和忽视阿拉伯人。这一点使我们必须作这样的假设：默尔索是真诚的，但并不值得读者同情，因为这个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的、拼凑的。他有着对自然的归属感，有着对他人情绪和行为的洞察力，同时又具备淡薄的生死观，颇似一种非人的、近似于幽灵的存在。但《局外人》无意塑造超现实人物，我们只能将默尔索对生活的热情表达，看成是作者的声音介入，同时默尔索作为寓言故事的主角其实是主题的传声筒。小说修辞与寓言主题的结合赋予了默尔索形象的丰富意涵，也导致了其性格和行为的前后矛盾。
《局外人》中还有一处明显来自作者的价值判断是值得注意的。默尔索无意间在狱中的床板和草褥子之间读到一张旧报纸，上面刊登着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外出务工二十多年的男人发了财，带着妻小回到家乡见母亲和妹妹，却独自一人住进母亲开的旅馆。男人发现母女俩没有认出二十多年未见的家人，于是特意显露财富却不透露姓名，想给母亲和妹妹一个惊喜，却不料在当天夜里，母女合谋杀死男人、夺取钱财。第二天男人的妻子来寻夫，母女得知真相后双双自尽。默尔索是这样评价这则新闻的：“不论怎样，我觉得这个店客有点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加缪：《局外人》，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 月版）这同他面对法庭的态度一致，但他的诚实无法与社会伦理公约达成一致，于是默尔索被判处死刑。
1942 年《局外人》出版时，加缪正在创作以同一新闻为原型的戏剧《误会》，两部作品由此产生了互文性——在这空间中，默尔索的言与不言都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内涵。被杀害的男人在《误会》里名为若望，若望对真相的掩饰反将自己葬送在母亲和妹妹玛尔塔手中。试想若望能像默尔索一样坦白解释，也许不必遭此横祸。只是，默尔索的解释与若望的掩饰都通向了死亡，这或许暗示我们个体的言语可能是无效或无力的。换言之，当默尔索被送上法庭，当若望走进旅馆，他们就已经成为这一场景要献祭的对象。无论默尔索被判死刑前经过怎样荒谬的过程，只要他与社会伦理规范格格不入，就必然要面临社会公共伦理的审判。若望之于旅馆相当于默尔索之于法庭，母亲、妹妹玛尔塔和旅馆构成了一个正常社会之外的残酷世界，来自正常社会的若望一旦进入旅馆，就必须接受旅馆规则的审判。这种规则与加缪对身体感受的重视有内在一致性。若望原本也和默尔索一样拥有充满海水与阳光的幸福生活，当他们分别作为法庭和旅馆的局外人，身体从自然环境脱离，进入到人为构建的决定生死的场景中，言语随即失去效用。巧合的是，在后来的法—阿冲突中，加缪真实地面临着解释无效的痛苦，来自两方面的敌视最终使他选择沉默。
玛尔塔和默尔索作为加缪文学创作中两个截然不同的“反抗者”形象跨时空相遇了。《误会》中，旅馆难以维持生计，玛尔塔“不得不”通过对房客行凶敛财，这样的生活令她厌倦。若望口中充满香气与色彩的海边春天令玛尔塔神往，自己生活的春天和若望描述的比起来就只是荒芜院子里墙角那一株可怜的玫瑰。对生活无意义的发现使玛尔塔感到怀疑和痛苦，在“无理性的场景与不公正的难以理解的生活状况之中”（加缪：《加缪全集·散文卷I》，吕永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1 月版），反抗行动产生了。反抗最初就伴随着忧虑，忧虑在行动中愈发加深反抗者改变现状的渴望，急于清除一切障碍以建立全新的秩序，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在过度的反抗行动中，手段和目的的界限模糊了，原本反抗是为了幸福生活，一旦超过界限，便不再正当。
但默尔索的反抗契合了加缪重释西西弗神话的哲学精神，即承认并注视荒诞。西西弗被诸神惩罚推一颗必然会滚落的巨石上山顶，于是西西弗日复一日地推着巨石、看着巨石滚落，承受着永无尽头的无意义重复。加缪认为，西西弗在每一次从山顶回到原点时，都超越了自己的命运，他知道不幸终将会来，仍然坚定地推动巨石，是荒诞的英雄。默尔索正是如此，即使在狱中熬着漫长而无聊的时光，即使面对着千夫所指和死亡的威胁，默尔索也绝不说谎。加缪正是如此，贫困和阳光教给他的真诚和热情，即使在不断的流亡和被谴责中，也不曾减损半分，直到生命尽头仍在书写“爱”的主题。
大概，默尔索、西西弗、加缪都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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