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线路理念建构随枣走廊曾随文化遗存保护利用体系

段春娥 范檬萌 张淇馨

关键词：文化线路；
随枣走廊；
曾国墓地；
曾随文化遗存；
遗产价值；
保护体系

一、文化线路理念的基本认知

文化线路的概念起源于欧洲。1960年代欧洲理事会在《欧洲文化公约》的倡议下，开始讨论文化线路项目，“文化线路”作为明确术语首次被提出；
1987年欧洲议会文化部长会议正式宣布“文化线路”计划，认定“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为欧洲第一条文化线路。1990年代前，文化线路在国际遗产领域虽有一定的认知，但主要局限于欧洲地区，且研究对象以主题性游览线路为主，遗产属性也有待提高[1]。

1993年圣地亚哥朝圣之路西班牙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此背景下，199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召开主题为“线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的专题会议，提出了文化线路的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作了必要界定，指出文化线路是一种具体的动态的文化景观[2]。至此“文化线路”开始突破原有的欧洲话题和文化旅游框架。

1998年ICOMOS成立“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CIIC）”，并陆续召开各类研讨会探讨文化线路认定、管理和保护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种种现象标志着“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型的遗产理念，得到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认同，但此阶段文化线路概念在总体表述上偏重物质性。

从21世纪开始，随着国际遗产保护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文化线路理念和实践亦得到进一步发展。ICOMOS认为文化线路是交流和对话的结果，既体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非物质层面，并于2001年在潘普洛纳“无形遗产与文化线路的其他方面”会议上，对文化线路中的“非物质文化因素”与“单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行辨别[3]；
2002年在马德里科学会议上对“文化线路”与“文化景观”的区别加以厘清[4]；
2003年“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的相关内容正式列入《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
2005年发布的第15版《操作指南》将“文化线路”正式列入四种遗产分类之一[5]，这为各国文化线路申报世界遗产奠定了基础。

2008年ICOMOS大会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以下简称《文化线路宪章》），这是文化线路遗产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件。《文化线路宪章》总结了不同研究机构多年来对“文化线路”的讨论、研究与实践，详细阐述了文化线路的定义、认定要素、研究方法、遗产管理等（见表1），建构了文化线路认知的体系框架。时至今日它仍是国际社会遗产组织间广泛认可和遵循的首要国际文件，具有全球的普适性和指导性，为专家学者研究文化线路遗产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表1中《文化线路宪章》的核心内容是认定某种文化遗产是不是文化线路遗产的关键。

从表1中可看出，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体系和一种文化遗产资源的聚集，绝不是将文化遗产单体进行简单的相加，而是有着自身的基础构架和网络肌理，强调其整体的保护方法论。通过对遗产要素的重新构建，能在更高的视野下阐释出更大的价值，展示更广更有意义的历史精神和普世价值。欧洲实践经验表明，文化线路不仅是历史时期交流合作形成的产物，也是当代区域发展和文化交流合作的平台，以文化线路视野建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既有利于文化遗产资源集群的保护，展示区域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其丰富的地域文化[7]，亦可弥合区域差异，增进互信和理解，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二、作为“文化线路”的随枣走廊曾随文化遗存

（一）随枣走廊代表性曾随文化遗存

随州地处汉水下游以东地区，其西南部的大洪山与东北部的桐柏山夹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通道，这便是随枣走廊，它地跨随州、枣阳、京山等地。两周时期，随枣走廊是周人南下和控制江汉地区的重要通道，因此周王朝在沿线分封了众多诸侯国，史称“汉阳诸姬”，曾国作为主要成员国，既是周王朝经略南方的保障，也是周人得以获取铜锡等物资的重要诸侯国。

曾国从西周早期立国到战国中期长达7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在随枣走廊一带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诸侯国文化，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文化遗存，并通过考古工作被逐步揭示。从1966年京山苏家垄出土两周之际曾国铜器群开始，期间长达50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将曾国文化的神秘面纱一步步揭开，并随着2019年随州枣树林墓地的发掘，其完整的文化序列已基本形成（圖1）。下文便以历史发展进程为序，对随枣走廊一带的代表性曾随文化遗存及其文化属性作简要说明。

1.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以随州叶家山墓地和庙台子遗址为代表，2处遗址均位于漂河东岸的随州市淅河镇蒋寨村，相距约1千米。叶家山墓地是西周初期的曾国家族公墓，年代为周初至昭王时期，至少安葬有相互衔接的三代曾侯（M65的曾侯、M28的曾侯谏、M111的曾侯犺）。庙台子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的“8”字形环壕聚落遗址，在西周时与周边的西花园、大蒋湾、小蒋湾、大宋湾、小宋湾等遗址，组成了一个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聚落群，是西周早期曾国政治中心。此时期的曾国是西周王朝分封于汉东地区的姬性诸侯国，左右文武[9]，文化面貌呈现周文化系统下的方国文化，周文化特征颇为典型，同时也逐渐有了曾国自己的文化特色。

2.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西周晚期以枣阳郭家庙墓地为代表，它处于随枣走廊西端，坐落于滚河北岸的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与邻近1千米的枣阳忠义寨城址、周台遗址构成了一处布局完整的聚落区。方勤和张昌平先生认为，以郭家庙为中心的遗址区是两周之际曾国的政治中心都邑[10]。春秋早期以地处漳水流域的京山市坪坝镇西侧的苏家垄墓群为中心。此外，在枣阳熊集段营，随州均川熊家老湾、安居桃花坡、何店何家台、万店周家岗等地，均发现两周之际的曾国遗存。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疆域已扩展到汉东、汉北至南阳盆地一带，其文化面貌仍以周文化为主体，属于周文化系统的封国文化。

3.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

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以随州义地岗墓群和擂鼓墩墓群为代表，其中义地岗墓群坐落于㵐水东岸的随州市曾都区蒋家岗社区与文峰塔社区，主要由季氏梁墓地、东风油库墓地、文峰塔墓地、汉东东路墓地、枣树林墓地组成，是春秋中期至战国早中期以曾国贵族墓为主的公墓。现对其中的重要遗存作简要介绍。

（1）春秋中期

春秋中期以枣树林墓地为代表，地处义地岗南部偏东，紧邻汉东东路。该墓地安葬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公求及曾夫人渔、曾侯得三位国君，其发现填补了春秋中期曾国历史不见曾侯的空白，也为“曾随一国”的学术争论画上句号。从遗存现象来看，春秋中期曾国的主体文化与周原地区相近，而中期较晚时期已有明显的楚文化风格，这表明曾国在春秋中期存在着一个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转变过程[11]，是曾楚两种文化交融的关键临界点。

（2）春秋晚期

春秋晚期以文峰塔墓地为代表，地处义地岗南部相对低平的岗地处，M1“曾侯與”墓葬、M2高等级贵族墓葬、M4曾侯墓葬揭示出此时曾国政治中心的变迁[12]，使得今随州市区一带成为见证曾国历史变迁的地理坐标。M4出土的曾侯编钟铭文“左右楚王、弗讨是许”的记载表明曾已臣服于楚[13]，此时曾国文化面貌已以楚文化为主。

（3）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以随州擂鼓墩墓群为代表，地处桐柏山地东南边缘，主要由随州团坡、吴家湾、擂鼓墩、庙凹坡、吕家磅、王家湾、蔡家包、王家包墓地组成[14]，是战国时期的曾国王陵区。方勤先生推测，位于溠水东岸、涢水北岸三角冲积平原上的安居遗址是此时期曾国都邑性遗址[15]，使用年代从西周延续到整个东周。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此时周王朝式微，楚国已是一统江淮地区的大国，曾国汉东大国的地位已不再，“世服于楚”成为其附庸小国，因而此阶段曾国文化面貌已基本融合为楚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楚文化的特色文化。

（二）随枣走廊曾随文化遗存的“文化线路”属性

从上文对重要遗存的介绍可看出，曾国考古已构建起“叶家山（西周早期）—郭家庙（西周晚期）—苏家垄（春秋早期）—枣树林（春秋中期）—文峰塔（春秋晚期）—擂鼓墩（战国）”这一时空体系[16]。透过这些文化遗存，曾国的国君世系、社会阶级、文化面貌呼之欲出，曾国也因此从文献记载不明到成为周代考古物质文化面貌揭示最为完整的诸侯国。至此，一部司马迁未曾闻见的《曾世家》跃然纸上，无论割裂哪一处曾随文化遗存，都不足以真实、完整地认识到曾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势必要用整体的、联系的、系统的观点去看待。

文化线路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可以将不同的人群、文化、空间、自然环境串联起来，构成链条的文化遗产状态，真实地再现历史上人类的迁徙与活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赋予文化遗产载体更深刻的人文意义和文化内涵[17]。从考古工作所揭示的曾国发展历程来看，伴随着周昭王、周穆王南征伐楚，曾国政治中心由最初的随州庙台子一带逐渐迁向汉水流域，至西周晚期已发展到枣阳郭家庙一带，后随着楚国攻随的步伐，于春秋早期迁至京山苏家垄一带，春秋中期，因楚国的逐步强大，其活动中心又回迁至随州市区。这一迁都历程表明曾国在随枣走廊一带不断发生变迁，且在长达7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推动了曾与周、曾与楚及曾与其他诸侯国之间跨地区的文化、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创造了熠熠生辉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文中的每一处文化遗存便是这历史演变进程中“时间过程”与“空间序列”的重要一环，彼此前后相继、相互关联，能有机融入到一个动态系统中，反映了当时人类的互动行为，符合《文化线路宪章》中文化线路的定义，能够形成文化线路遗产，具有世界性与唯一性。

通过文化线路的联系观，找到曾随文化遗存内涵的“线性”联系，建构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势在必行，这是展示空间大格局、整体认知曾随遗存价值的基础，也是正确认知曾国发展历程和特征、探索中华文明演进规律的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根据《文化线路宪章》中其认定要素“背景—内容—环境”的指引来明晰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的组成要素，即通过线性联系（政治活动中心的迁移）、面状圈层（重要历史时期形成的遗址区）、点状网络（遗存单体）来串联它所途经的自然地理区域内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此来反映曾国丰富多彩的历史信息，从而揭示曾国初创、发展、衰落、融合之过程，展示这条当时连接中原大地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通道内所发生过的中原文化、曾文化、楚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对话、融合之历程。

（三） 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遗产价值

如按照我国《文物保护法》中对文物“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评判维度，以及《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版中遗产价值的认知框架，只能站在遗址的角度对曾随遗存进行评判。然而《文化线路宪章》指出“文化线路最大的意义在于其整体价值，且整体价值中的文化重要性已日益达成共识，即文化线路通过各组成要素之间的价值系统和共同特征，使它具备更重大的文化意义”[18]。因而，文化线路视野下的随枣走廊曾随文化遗存具有新的价值认知高度，其整体意义远远大于单个曾随遗存价值总和，具体如下：

（1）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枣树林、文峰塔、擂鼓墩等曾随遗存，其选址布局呈现出系统的规划性和渐进性，不仅是展现中国古代墓葬形制演變和礼法的实物载体，而且它们共同构建了周代封国中考古学文化序列最为完整清晰的曾国历史发展脉络，建立了中国南方周代青铜文化标尺[19]。

（2）曾国在历史上的存续时间正是中国文化发展定型关键期，通过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世人得以看到日益清晰的曾国历史，它们如同一个个切片，见证了中原文化影响地方文化，地方文化被强势文化渗透后，又逐渐融入到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圈，最终在秦、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汉文化这统一思想的形成过程，为学界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载体。

（3）不仅见证了“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演进之路，而且使统一的中华文明演进之路日益清晰[20]，向国人和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灿烂辉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4）在文化线路视野下对随枣走廊曾随文化遗存进行有效的串联沟通，既是对随枣走廊南北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通道历史功能的再现，也是塑造和建构“国家记忆”的有效载体，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留住历史根脉”等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

三、基于文化线路视野建构随枣走廊曾随文化遗存保护体系

（一）以文化线路视野建构随枣走廊曾随遗存保护利用体系的必要性

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中大遗址众多，无论是从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还是从其出土文物的等级，亦或是从其学术贡献来看，它们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遗址价值之高，意义之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政府、学界、业界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如随州市公布了《随州市曾随文化遗址保护条例》（2021年）；
建议将东周文化大遗址纳入荆楚大遗址传承保护工程；
业内相关学者多次召开专题学术会议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论证，对其重要性进行探讨。然而应清醒地看到，曾随文化遗存的保护利用状况并不令人满意，总体来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曾随遗存本体与周边环境存在一定的破坏且其关联性被割裂

据实地调查，曾随文化遗存本体与周边环境均存在一定的破坏。以叶家山墓地为例，绝大多数墓葬在考古工作结束后已回填，几座重要墓葬虽格局完整性较好，但随葬品取出后未回填保护，大坑裸露，墓坑侧壁坍塌严重，墓葬本身的完整性基本无存。又如，义地岗墓群的几处重要遗址，目前除了枣树林墓地已通过原址回填、建设临时保护棚进行保护之外，文峰塔墓地已被建成居住小区，汉东东路墓地已成为汉东东路东延道路的一部分，季氏梁墓地、东风油库墓地已成为现代城市的一部分，这几处遗址不仅遗存本体已无存，而且地下文物埋藏区大片区域已被现代建筑占压，墓葬空间环境受到较大破坏。

2.曾随文化遗存管理体制明显落后于文化遗产管理要求

《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市、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各级文化遗产的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由他们负责文化遗产日常管理和保护工作。《随州市曾随文化遗址保护条例》虽已出台，但曾随文化遗存目前基本上没有设置单独的管理机构，如叶家山墓地和庙台子遗址的管理机构为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义地岗墓群的管理机构为曾都区文化和旅游局。在无专门管理机构的情况下，也就存在着人员不足、经费短缺、专业人员缺乏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曾随遗存的保护管理与展示利用，难以满足新形势下文化遗产工作要求。

3.曾随文化遗存展示利用理念陈旧，割裂了与区域发展的统一

目前擂鼓墩曾侯乙墓地建有遗址博物馆，但原址仅存椁室和少量文物原件，可观赏性差。庙台子遗址、叶家山墓地、郭家庙墓地、苏家垄墓群、义地岗墓群仅竖有展示牌对遗址情况进行简单介绍，将其出土的重要文物陈列于湖北省博物馆或随州市博物馆供公众参观。这种脱离遗址环境易地展示文物的方式，途径单一，以文物论文物，既缺乏对遗址核心价值的提炼，也无法阐释其文化内涵，难以讲好曾随历史文化故事，其传承民族记忆和唤醒文化自信的作用大打折扣。文物保护单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一般的曾随文化遗存。在遗产利用方面，既没有将其纳入随枣走廊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目标，也缺乏对曾随历史脉络的整体认知，缺少曾随文化遗存整体保护与区域发展相关联的利用视野，导致已有的利用方式呈现碎片化、同质化的局面。总之，曾随文化遗存保护管理、宣传阐释、展示利用的方式与力度，与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匹配，致使它们在国内影响力不强，国外知名度不高，在发挥遗址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社会发展力等方面任重道远。

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壮大，遗产保护理念亦不断发展。《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文物既要保护，也要合理利用，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政策、机制、管理、实践中创新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认知传播方式，推动文物工作融入现代社会、融入生产生活”[21]。在当前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背景下，以历史文化价值整体性认知为基础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理念开始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即在研究文化遗存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将以往“点”的保护转向“面”的保护，从“点状遗产空间”向“区域性遗产空间体系”保护转变[22]。这也就意味着今后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式要将以往单一的保护行动向以人为核心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转变，使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民生、环境生态在融合中共建，在共享中发展。

如今，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题。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自信最鲜活有力的载体，无疑是坚定文化自信、彰显文化力量、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23]。因此以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为载体，与周边区域发展相结合，发挥遗产资源优势，以曾随文化支撑襄（阳）十（堰）随（州）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大别山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综上，像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这样大体量文化遗产的保护，必定要走出既定框架，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目标，统筹各方资源，以更先进的方法去探索适宜的保护利用路径。

（二）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保护利用体系的建构

文化线路“整体—共享—增值”的价值系统为正确认知隨枣走廊曾随文化遗存的内涵和关系提供了诠释框架，也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价值，探索正确的保护利用路径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文化线路遗产往往覆盖广阔的地域，因而沿线及两侧范围内相关的文化遗产，甚至是那些现行价值评判体系下价值不高的遗产都可以纳入到整体保护行动之中，这样既有利于国家保护措施的宏观调控，又利于社会资源的集中利用[24]。为此，基于文化线路环境特定性、丰富层次性、整体系统性、文化共塑性、互惠共享性的特点，下文将从自然与人文、个体与整体、历史与未来相关联三个方面探讨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利用方法。

1.调适自然环境与人文要素，实行整体保护

《文化线路宪章》指出“区域的自然环境不仅对文化线路的形状和路线造成影响，而且也是文化线路的组成元素，沿线不同地理区域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塑造了文化线路整体的多样性特色”。随枣走廊因山为屏，山岗众多，河流密布，正是因为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曾国才得以成为随枣走廊最重要的诸侯国，在生态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共同作用下创造了灿烂的曾随文化遗存。因而其整体保护传承务必要遵循“自然环境与遗产本体高度统一”这一基本原则，形成自然生态资源与文化元素相关联的遗产保护模式，这是整体保护曾随文化遗存的前提条件，也是推进随枣走廊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这一模式指导下，依托桐柏山与大洪山山脉建成自然山体保护带，以漂水、涢水、滚河、㵐水等河流为基础，打造滨河景观带，并将曾随文化遗存点缀其间，衔接外围山水通廊，形成绿色廊道，赋予绿道生态、文保、环境、旅游、运动休闲等功能。一方面，将曾随文化遗存点作为绿道的空间节点，既解决了沿线的配套服务问题，增加了绿道的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曾随遗存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将会注入社会公众生活所必需的空间化产品中，其背后所表达的历史信息将会为公众所体验[25]，并通过这些遗存场所的解读，动态地感知曾国70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再现中原大地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周、曾、楚及其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场景，将曾国的历史与随枣走廊当下和未来的发展相关联，既有利于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易于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

2.串联遗存要素与整体文化环境，实现系统保护

为了整体保护曾随文化遗存，必须从文化线路的价值视角审视随枣走廊曾随文化遗存，使其价值系统与遗存空间结构相关联，以曾国在随枣走廊空间区域内通过政治活动中心的迁徙而表现出的曾国初立、发展、融合进程之路为骨架线路，每一重要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曾国文化遗址区为面域，曾随文化遗存单体，如墓葬、城址、宫殿为遗产节点，与自然历史环境相结合，建构点线面相结合的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线上串点，点联成面，上串下联，将以往“点”的保护转向“遗产空间体系”保护，对接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化改革，实现曾随遗存系统、多层次的保护。

首先，高标准定位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曾随文化遗存具有世界性、唯一性，且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具有“沟通南北”的功能，在历史上便是“南土门户”，承担着重要的战略、交通要道功能，如今在推动随枣走廊走向中国、面向世界又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要以国际文化线路及其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准则对其进行定位。同时鉴于它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中，在确保曾随遗存文化线路底线保护空间的同时，也要给其预留遗产展示的协同管控空间和遗存利用时的支撑保障空间[26]。

其次，要讲好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故事”。遗址展示是理解遗址内涵和价值的中心环节。作为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应该是一片开放的历史文化教育社区样本，要向全社会阐释其文化线路核心价值，发挥其传承民族记忆和唤醒文化自信的在场教育功能，激发社会公众内心深处的历史文化观念和历史责任感，因而其展示主题的选择、合理的线路设计及高质量的展示方式便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既决定了曾随遗存文化线路价值传承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是其有效整体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键前提。

在此基调下，根据曾国历史发展进程和遗址主要文化属性，将随枣走廊曾隨遗存分为六大遗址片区，并确定各遗址区的展示主题，最终形成展示“西周文化”的叶家山墓地—庙台子遗址区；
展示“曾文化”的郭家庙遗址区；
展示“曾文化+青铜矿冶工业”的苏家垄遗址区；
展示“曾楚文化交融”的义地岗遗址区；
展示“青铜礼乐文化”的擂鼓墩遗址区；
展示“曾楚文化”的安居遗址区。在此基础上，以六大遗址片区为面域，根据文化线路的联系观将其相连，自西向东形成叶家山—庙台子遗址公园、郭家庙遗址公园、苏家垄遗址公园、枣树林遗址公园、擂鼓墩遗址公园、安居遗址公园六大主题文化遗址公园，沿线串联随州古城、随州文化公园、古村落等其他曾随文化遗存，形成汇聚山水精华景观的世界级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实现随枣走廊曾随文化遗存的系统保护与集中展示。

3.凝聚文化共识，构建“文化+”产业集群，实现区域共享发展

文化线路以文化内涵为纽带，跨越多样的自然环境、相差异的经济发展区，使得不同地域的人们产生身份、情感、品牌认同感，目前它已成为国内外遗产保护、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前沿领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优质核心资源[27]。在此背景下，以文化线路带动区域共享发展与乡村振兴，应成为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的建构标准。

2020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指出，“为了实现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要对遗址进行遗址价值利用和遗址相容利用，积极发挥遗址在游憩休闲、社会服务、环境提升、产业协调等方面的作用，妥善处理文物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28]。鉴于此，应树立随枣走廊发展一盘棋的理念，充分发挥文化线路的集群效应和联动效应，围绕文化发展上下游产业，将生态、农业、体育、旅游、音乐等遗址相容性产业贯穿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其间，构建以 “文化+” 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首先，塑造文化认同，凝聚发展共识，以曾随文化助推随枣走廊一盘棋发展。随枣走廊跨越随州、枣阳、京山等地，虽有着行政上的分割，但它们地域相近，文脉相亲，其共同拥有的曾随历史文化能作为一种有机黏合剂，跨越地域限制，塑造整体文化认同。曾随文化线路作为记录与延续曾随历史文化的空间实体，是随枣走廊在日益趋同的全球化竞争中保持独特吸引力的文化积淀，也是托举襄十随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面对目前曾随文化遗存缺乏整体性保护利用的局面，要调动制度势能，成立管理机构，搭建统一信息平台，建立并完善区域协同的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机制，努力实现统一协同的工作统筹力和联合开发力；
也要促进随枣走廊各地区在文化线路系统衔接、主题营造、宣传推广等方面加强合作，建立起曾随文化遗存高度认同的文化符号和品牌形象，并通过品牌活动的营造，唤醒沿线遗产地居民对曾国历史的共同记忆，提升社会公众对曾随遗存文化线路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的认知，聚集起曾随文化遗存保护的圈层力量，提升居民参与遗址保护利用和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热情，实现其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让曾随文化真正活起来。

其次，依托随枣走廊曾随遗存文化线路，结合六大遗址片区，将遗产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与所在地的其他资源禀赋相关联，发展差异化的、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形成各具特色的曾随文化产业组团，最终串联成集遗产保护和区域发展于一体的曾随文化产业发展轴。例如，叶家山墓地—庙台子遗址区位于随州近郊，遗址区交通可达性良好，有大量的田园景观，可围绕叶家山—庙台子遗址公园，对接城市绿道系统，以“西周文化+生态”为构架，构建集遗址参观、生态游赏、运动休闲于一体的田园遗址综合体，承担城市生态休闲功能；
郭家庙遗址区位于枣阳农村，遗址被农田环绕，因而以郭家庙遗址公园为中心，打造“曾文化+农业”的发展模式，使遗址核心价值贯穿农业景观打造过程始终，以景观形态隐喻文化内涵的同时，引入创意农业、绿色产业，赋予农产品文化内涵，在农产品开发、商标设计、包装、宣传方面注入曾文化元素，将农业、文化、旅游、休闲相结合，使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乡村振兴；
义地岗遗址区位于随州老城区，紧邻随州古城，区内枣树林墓地保存完好，此外，还有季氏梁墓地、东风油库墓地、文峰塔墓地、汉东东路墓地及随州文化公园等多种文化元素，因而该区可借鉴大明宫遗址模式，以“曾随文化交融+随州老城”为构架，围绕枣树林遗址公园，构建集遗址展示、科学研究、文化体验、文化创意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发展引擎区，以独特文化引领随州发展；
擂鼓墩遗址区毗邻㵐水、涢水交汇处，既有依山傍水的历史环境风貌，也有浓厚的编钟音乐文化积淀，曾侯乙墓博物馆、随州博物馆点缀其间，因此该片区以“青铜礼乐文化+小镇”为构架，依托擂鼓墩遗址公园，以青铜文化、礼乐文化为核心，打造青铜文化和编钟古乐小镇；
安居遗址区位于涢水、溠水西南交汇处，南侧为安南山，区内老街格局保存良好，文化元素丰富，可借鉴良渚文化村模式，以“曾楚文化+居住村”為构架，以安居遗址公园为核心，以府河与安南山为自然基底，打造集遗址保护、旅游休闲、文化宜居于一体的曾随文化村。总之，通过发展以曾随文化为内核的文化产业，实现曾随遗存文化线路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使其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以此助推随枣走廊高质量发展。

四、结语

文化遗产不仅见证历史，还关注当下和未来，是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财富。文化线路既有将沿线文化资源整合的优势，亦有使各组成部分共享整体价值的能力，因此基于文化线路视野探讨随枣走廊曾随文化遗存保护利用体系，既能从更高视野上赋予遗存更高的价值，亦可解决遗址展示单一、碎片化等问题，为将来保护利用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思路。从自上而下明确线性联系、面状圈层、点状网络各要素，到自下而上拓展遗产整体保护与活化利用途径，以实现遗址价值阐释与展示的关联性、遗址保护与遗产活化利用、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的协调性，这样既可保护遗址，又可发展新型产业，助推区域发展，最终形成以文化资源撬动发展，驱动发展，同时以发展形成保护的圈层力量，达到既让珍贵的曾随文化遗存活态传承，又要用文化的力量致力于社会发展的双赢目标。同时，在文化线路理念的指导下，构建随枣走廊曾随文化遗存体系的认知方法、整体价值和保护利用路径是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有力探索，这既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不断发展的需要；
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依托文物资源讲好中国故事，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传承，增强中华文明生命力和影响力，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和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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