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特质及发展“新”向度

邹海贵，王梦婕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3-14，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范畴。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擘画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日臻成熟。“中国式现代化”是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最新论断，是中国现代化(性)话语的最新表达，思想宏阔深邃，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现代性的哲学视域探赜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特质及其发展“新”向度。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走上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3]或“被诅咒地去现代化”[4]的道路。从时间维度分析，中国现代化发展整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840—1911年，晚清时期的现代化起步阶段；
1912—1949年，民国时期的被动的、局部现代化阶段；
1949年至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动的、全面现代化阶段[5]。1949年新中国成立拉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序幕，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进程，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新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022年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时间目标维度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百年历程(1949—2050)可以分为四个具体阶段：1949—1977年的“建设四个现代化”阶段；
1978—2020年的“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2021—2035年的“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
2036—2050年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从实践特征维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49—1977年的主动探索追赶型阶段；
1978—2012年的全面开拓赶超型阶段；
2012年至今的示范引领创生型阶段[6]。总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局部被动的“依附型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后主动探索的“追赶型现代化”，再到改革开放后全面开拓的“赶超型现代化”，最后到新时代示范引领的“创生型现代化”的质的飞跃，这是一条筚路蓝缕、波澜壮阔的百年现代化之路。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特指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泛指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体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特指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泛指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体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

比较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转型速度快，是一个时空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用7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年的现代化历程。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并联式”的发展特点，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等叠加发展。所谓“中国的现代性将过去和未来同时融入当前时代。”[4]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逻辑、中国现代化自身演进的实践逻辑共同演绎的结果。概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重超越”性质，一是对传统社会(前现代性)的超越；
二是对西方现代化(西方现代性)的超越；
三是对苏式现代化(苏式现代性)的超越。“三重超越”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复杂性、创新性和艰巨性。无疑，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现代化具有共性，但是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开放的历史进程，不同的历史方位、社会条件、文化背景和可用资源等导致了差异化和多样化的现代化面貌和特点。当今时代是一个“现代性竞争”[7]117的时代。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具有不同的现代性内涵，譬如有“欧洲现代性”“美国现代性”“日本现代性”等。当前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解释框架和现代性话语，学界概括起来主要有八种理论意向，包括“经典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多元现代性”“资本现代性”“复杂现代性”“反现代性”以及“新现代性”等[5]。这些解释框架抓住了中国现代化的部分特征，但都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具有现代性的普遍性特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现代化是世界潮流，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性客观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虽然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原生现代化，是在西方殖民侵略下被迫开启的现代化，但是“中国的现代历史是被现代性的历史叙事笼罩的历史。”[8]“历史方位或时空坐标等决定了中国道路的解释框架只能是‘现代性’范式。”[5]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相对于西方现代化是“超越”而不是“断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吸取人类一切有益成果包括西方现代化经验教训基础上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9]现代化逻辑，诸如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工业化、市场经济、科学理性主义、民主政治等是贯穿于中国现代化的一根主线，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取向和价值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的“新”特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和中国特色，与西方现代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0]344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特质是多维度的，是中国特色的充分彰显。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邓小平反复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他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1]110“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灵魂”，是异于西方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根本特质。马克思主义是在深刻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基础上诞生的科学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批判性革命性实践性的品格，是实现人类解放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294显然，社会主义制度是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而存在的，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革命性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启。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3]22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4]，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指导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真经”，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原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和规范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4]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实事求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代化过程中，我国成功超越了对“苏式现代化”的再版，经受住了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考验，化解了“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的挑战。“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指引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向着更高层次、更宽广、更美好的现代化之路阔步前进。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11。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特质和根本政治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逻辑，是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形成鲜明比较。反叛宗教神学，以“人道”否定“神道”，是西方现代化的发端；
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肯定人的现实生活，被誉为西方现代化最重要的叙事。然而西方现代化的核心逻辑是资本逻辑，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化。资本逻辑是指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具有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及自我扩张的本性。资本逻辑的演进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人的发展”蜕变为“人的异化”。西方现代化成了“见物不见人”的现代化，停留在“物的依赖性社会”阶段，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人民性的理论。”[15]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现代性逻辑的产物，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解放谋利益的科学理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283“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6]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人民“打江山”“守江山”的政党。在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满足人民需要，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我国的现代化征程实际上就是从优先关注人的发展，并大力投资教育和健康起步的”，“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17]进入新时代，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五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成效与成功，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原则，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超越西方资本逻辑现代化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走的是一条具有广泛人民性的现代化之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共享的现代化

“共享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在逻辑上的延伸。“共享”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彰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共享”与“共同富裕”是紧密联系的两个范畴，“共享”是一种抽象的原则要求和价值规范，指共同、公平或平等地享有；
“共同富裕”是一种现实的目标状态和理想特征，指共同、公平或平等达到富裕的结果。显然，在我国追求“共享”客观上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实现“共同富裕”则内在地要求贯彻“共享”原则。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西方现代化实现的是少数人的富裕，大部分贫穷，不能体现发展和分配的共享性正义性。西方现代性的“精神内核是西方中心的个人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18]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其结果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质疑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他分析了当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分配的历史，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矛盾：r>g，即私人资本的收益率r可以在长期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增长率g，资本家因此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19]589-590。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37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0]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注意处理好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先富与后富的关系。进入新时代，“共享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发展与共享统一”成为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导向。我国不断补齐民生短板，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施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脱贫攻坚战，不断推进乡村振兴，消除了绝对贫困，共同富裕水平逐步提升。“共享的现代化”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具有正义性的现代化，它以强大的制度合理性、优越性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民主的现代化

民主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途径。“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上的显著特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质的区别。“主权在民”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旗帜，代议制、政党政治、三权分立构成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根本的局限性，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形式民主、片面民主。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越来越成为一种“金钱民主”“游戏民主”“选票民主”，选举蜕化为“选主”，这种形式化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治理日益丧失和背离民主政治的实质性意义，越来越脱离民主的社会实践。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1]2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开启了人民民主的政治现代化之路。70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人民民主制度设计。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完善，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入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等制度，提升了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人民群众能有效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总之，我国人民民主实现了制度化、多层次、全过程，具有全面性、真实性、实效性的特点。人民民主是实质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1]12，既充分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又全面保证和提升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效能，做到发扬民主、依靠民智、尊重民意、顺应民心的统一。“人民民主的现代化”超越西方民主的形式性、片面性和虚假性，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是一条民心所向的人民现代化之路。

(五)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人口与人力资源是大国竞争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维度。“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质之一，在现代化的规模和任务上与西方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人口因素势大力沉，影响深远。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规模巨大，是一个“巨型”国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2020年人口数量为14.1亿，人口规模超过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和(10亿)。1913年英国鼎盛时期人口只占世界的2.5%，同期整个西欧占14.6%；
2001年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人口仅为世界的4.6%[7]298。这显然无法与我国现代化人口规模相提并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现代化巨大人口规模的“量”将深刻影响世界现代化版图的“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人口增长迅速，人口规模过大一度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包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大国，把人口包袱转变为人口红利。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54.4%，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岁，技能人才、创新人才队伍不断扩大，为加快迈入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保障[17]。人口与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走向。超大型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巨大的需求，也是催生创新的土壤，是我国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可以预见，到2035年14亿中国人民将昂首迈入现代化行列，必将谱写人类历史上现代化的壮丽篇章。

(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维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性特质，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圭臬。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性与西方现代化的反生态性形成鲜明对比。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依赖自然生存繁衍，如果自然被破坏了，人类就没有了现代化和永续发展的可能，甚至面临生死存亡。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是一个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过程，一方面“人的发现”蜕变为“人的宰制”，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以及人与自然的异化对立；
另一方面“理性化”窄化为“工具理性化”，导致了科技理性经济理性对自然的僭越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成为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恶果，严重威胁到现代化的可持续性乃至人类的生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1]3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现代化发展中的短板。进入新时代，我国现代化进入了绿色发展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哲学理念，绿色低碳的生态伦理立场日益深入人心。我国坚持生态就是生产力，绿色就是民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美丽中国”。我国履行保护环境的全球责任，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行动，制定和践行“双碳”战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初步形成。天人合一，万物亨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反生态性质，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现代化之路。

(七)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

“植根于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处理现代性与传统性关系的重要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厚的软实力。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并没有与传统断裂，而且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基础上获得了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这与西方现代化的演进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逻辑与中华文明复兴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中华文明复兴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2]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的灿烂文明成果。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社会理想、哲学思想、治国思想、家国理念、道德理念、生态理念、天下情怀、人文精神等各个方面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文化滋养。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首先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也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或“文明型国家”(a civilizational-state)，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1万年文化史和5千多年文明史的绵延积淀的文明体。“中国的文化传统应该也必然是中国建构新文明秩序的一个文化资源，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4]事实上，自中国现代化发端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以隐性或者显性的方式融入到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制度和现代社会的建构之中，传统性与现代性是一个包容性的生长演化过程。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

和而不同，生生不息。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反对文明冲突论，主张文明之间的平等、包容、开放、交流、互鉴。中华文明不是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是与西方文明敌对的文明，更不是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23]“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拥有5千多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全面迈向现代化，必将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八)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既是现代化的要素，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是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空间维度。“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新型全球性特征和重要特质。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具有和平性的新型全球性特征。全球化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全球扩张，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性也就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的内在特征。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史也就是侵略战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演进史，是世界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的演进史，暴力、战争、霸权构成西方现代化的具象。当今时代，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等乱象丛生，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弊端丛生、风险丛生，严重威胁世界安全和人类福祉。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充分运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但是我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与西方殖民暴力的现代化之路不可同日而语。习近平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1]16。“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13]267讲信修睦，天下和合。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入新时代，我国展示全球担当的大国形象，关注人类命运、担当全球责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霸权主义，秉承“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新型义利观，“包容互鉴、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一带一路”“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多层次的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习近平创造性提出并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产生了强烈的世界影响。“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超越“国强必霸”的西方现代化逻辑，指引中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谱写和平发展的世界现代化新篇章。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蕴涵以上八个方面的“新”特质，涉及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以及文明与文明的关系等多个维度，互相联系、互相支撑，构成完整的体系，展示出独特的、全面的中国式现代化风貌。易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根”、有“魂”、见“人”、见“物”(自然)的现代化，是具有人民性、民主性、共享性、正义性与和平性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时空高度压缩和“三重超越”的复杂性艰巨性，是前无古人的宏大课题和伟大事业。在理论上，需要树立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现代性)话语体系、思想理论体系的自我建构，改革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构建，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思想动力和制度保障。在实践上，需要聚焦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各领域，深入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向度。

(一)消除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阿碦琉斯之踵”

习近平深刻指出，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阿碦琉斯之踵”[10]203。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史，科学技术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科技理性是现代化的精神特性，英国、美国分别利用科技革命崛起为现代化强国，德国、日本等也分别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现代化。因此通过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无疑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强起来”的关键一招。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紧紧抓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增加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破解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现代科技理性精神，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创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等为主导的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以科学技术现代化推进国家现代化。

(二)做好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大学问”

“落实共享发展是一门大学问。”[10]216共享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共享性、正义性的充分体现。从世界范围看，共同富裕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世界意义，“(收入和财富的)历史会怎么演变取决于社会如何看待不平等，以及采取怎样的政策和制度去衡量和改变不平等。”[19]36党的十九大作出了重大政治论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直面我国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问题，让“共同富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长期性的“中心课题”[11]364。做好“驾驭资本”的“大学问”，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规范资本行为，整体推进财税、金融、收入、房地产、社保、教育、人口、医疗、慈善等制度改革，推进化解贫富差距问题的制度设计。做好“乡村振兴”的“大学问”，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解决共同富裕的短板。做好“示范引领”的“大学问”，推进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和上海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建设，探索实现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引领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路径。

(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生命力”

文化发展与文明转型是现代化之要义。习近平深刻指出，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3。中国式现代化是有“魂”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本体，其主导性地位不容动摇。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是有“根”的现代化，其“根”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当代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只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生命力”，实现“根”与“魂”结合交融，“魂”引导、催化“根”；
“根”滋养、熔铸“魂”，才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良性演化，进而从先进文化的深层超越西方现代化，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使命和深层理论实践课题。对此，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也有独到的洞见：“中国的现代性只能在一种情况下成功，那就是让中国人民感觉其现代性进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中国现象。”[7]112对待传统文化，显然不是简单延续文化“母版”，是唯物辩证法的“扬弃”，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一方面，要防范文化保守主义，克服对传统文化的盲目优越感和自大心理，勇于摒弃制约现代化发展的保守封闭和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譬如封建主义的人治思想、等级思想、官本位思想、平均主义思想等，以及利己主义的圈子文化、人情文化、潜规则文化等，这些都是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文化负担。另一方面，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掘传统文化精髓，特别是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激活其生命力，实现其现代转型。

(四)跨越所谓“大国崛起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

当今时代，“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24]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跨越两大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前者主要是政治层面的，后者主要是经济层面的[10]240。当代世界“现代性竞争”最突出地表现为中美现代性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将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对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对于“守成大国”美国而言，失去第一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全方位的遏制和打压战略已成定局。“不畏浮云遮望眼。”我国需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开放发展战略，遏制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潮流，深入推进新型全球化发展，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更广阔领域更高层次发展。“人间正道是沧桑。”置身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我国需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发扬斗争精神，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增强打赢正义战争的能力，此即“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捍卫现代化安全的必然要求。唯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才能跨越所谓“大国崛起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达致“协和万邦”，天下和平。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曲折发展的时代，也是“现代性竞争”的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科学性真理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创造力感召力，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将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构建出中国现代化(性)话语体系，将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思维定式和西方“神话”，也将实现对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话语体系的真正祛魅，破除“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偏狭，宣告“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的过时，“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也将打破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垄断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必将从根本上改写世界现代化的版图，塑造更加正义和谐的世界秩序，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人类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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