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性别书写——以《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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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娜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徐汇 200030)
2019年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此之前，她曾多次斩获波兰文学的最高荣誉尼刻奖，以及国际布克奖等重要奖项，早已享有很高的世界声誉。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对日常生活有着深刻的体察与领悟，并通过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表现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是托卡尔丘克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别出心裁地采用拼贴式叙事手法，将体裁各异的小故事巧妙地整合在一起，于平淡现实中挖掘饱含哲理的事件，借角色之口发表关于梦境、生死、时间等重大问题的独到见解。托卡尔丘克的女性主义思想，体现在所描写的日常事件之中，暗含在人物的独特见解之下。从她对男性群体、女性角色、“双性同体”三方面的书写，基本可以把握作者在这本书中的性别写作特点，洞悉其女性主义思想。
大多数传统文学作品构筑了一个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世界，女性则被迫退隐到次要位置，承受男性居高临下的目光。在男性视角下，女性如一种永恒客体般的存在，她们按照男人的意愿呈现形象，甚至沦为其发泄欲望的工具。“父权制的社会把男性看作是主体和超越，而女性则是作为男性所欣赏并证明男性存在的第二性，是一种对象和持续。”[1]《德伯家的苔丝》《玩偶之家》等作品，虽肯定理想女性的纯洁善良、思想觉醒等优良品质，但却并未摆脱窠臼，仍是以男性话语讲述女性故事。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几十个零散的故事由女性叙述者“我”和老妇人玛尔塔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紧凑的整体。作品摒弃男性作为叙事主体的传统，以叙述者的女性视角为基点，展现她视野中的大千世界。视角的转换，使得女性人物成为诉情主体，女性声音得以有效传达，女性获得审视男性的主动权，颠覆了以往只能“被看”的消极状态。
小说中展现的各种男性存在形态，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
总是以旁观者身份出现、被作者边缘化的男性形象。小说当中，与其他男性人物相比，R总是伴随在叙述者左右，他的出场频率很高。但是，R被剥夺姓名，作者赋予他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化字母。R被剥夺明确身份，作为一个总是出现在叙述者身边的角色，托卡尔丘克始终没有花费笔墨来介绍他，也并未向读者表明其与叙述者的具体关系。“话语是最为微妙而又是无可逃避的权力形式”[2]，R被剥夺话语权，他没有说过几句话，更没有发表过有主见或有建设性的观点，描述他的语句往往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失去对话语权的掌握，也暗示他原有的男性权利受到压制。“R是个例外，他的在场更加突出了这种无所不在的女性气。”[3]145可见R的存在只起到衬托女性的作用，被剥夺姓名与身份，丧失话语权，沦为女性的陪衬，脱离叙事中心而变得边缘化。R的存在，颠覆读者对男女主客体认知的刻板印象，是作者对男性话语中心的质疑，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她为消解男性中心主义所做出的努力。
心理扭曲、精神癫狂的病态化男性群体。托卡尔丘克所刻画的男性形象，大都丧失本该具备的品质，走向反面乃至极端。“如此这般”是一个丑陋又耳聋的侏儒，他发现马雷克·马雷克惨死在家门口，几次经过却视若无睹，于是夜晚便频繁地陷入看到鬼魂的惊恐之中。玛尔塔对其评价道，“他的内里是空虚的”[3]15，“如此这般内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内向外看，于是便没有反射。那时他就能看到鬼魂”。[3]15“如此这般”精神空虚，代表了当时男性的思想状态。马雷克·马雷克从小家庭不幸，经常遭到父亲毒打，因此奠定了内心痛苦扭曲的基调。长大后他嗜酒如命，脾气暴躁，神经敏感，甚至总觉得自己身体里住着一只惊惶的鸟。他受尽内心的折磨，最终选择自杀，惨死家中。安杰伊·摩斯为满足自己可耻的欲望，不惜伪造身份，成为他人的替代品，欺骗克雷霞的感情。弗兰茨·弗罗斯特神经兮兮，经常因为周围发生的变化陷入惶恐不安的状态。他偶然得知天文学家发现新行星，便将一切变化归咎于行星，无所事事，几乎所有时间都花费在思索行星上，甚至被行星逼到发疯。“很长一段时间他就这样忍受着煎熬，他害怕黄昏，害怕每一个夜晚。由于这些梦，他只能靠自己的半条命活着，另一半已经死了”。[3]175最后，他以每天戴着木头盔形帽的方式来对抗行星产生的影响，也因为在战争中拒不将其换成头盔而丧命。玛尔塔的朋友“狮子”是一个未卜先知者，叙述者称其为“疯子”。他穷困潦倒，靠抚恤金过活。“他看到的未来总是那么可怕，死气沉沉，空空荡荡。里面从来既没有人，也没有动物”[3]204，所以他一直消极地等待世界末日的降临。当他所预言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时，他从此便觉得活在了虚假之中，偷鸡摸狗，举止怪异，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埃戈·苏姆本是一个正常人，上过大学，还是一位历史老师。多年前一次绝境中的“吃人事件”成为他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为此他常产生绝望无助之感。埃戈·苏姆崇拜柏拉图，当他发现自己的偶像写下过这样的话时——“谁若是尝过人的内脏，谁就一定会变成狼”[3]255——他陷入了疯狂的变狼幻想之中，每日都惊恐万分。最后他主动请缨去农民博博尔家做了长工，在打扫农场和频繁的献血之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纵观整部作品，在传统二元论中处于优等地位、代表着勇敢、坚毅、无畏的男性形象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病态化的男性：他们内心空虚、心理变态、精神失衡，甚至自我意识错乱。托卡尔丘克对男性的丑化与嘲讽，成功地从精神层面阉割了男性权威。
遭受质疑与冲击的父权制拥趸。父权制的产生发展与宗教文化和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关联，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环境中，性别歧视观念深植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家庭和宗教中尤甚。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的政治》一书中指出：“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4]而在托卡尔丘克笔下，家庭、宗教中的父权制拥护者都面临着极大的质疑与挑战，父权制文化遭到批判与解构。库梅尔尼斯之父在整个家族中占据统治地位，女性只能依附顺从于他。就连女儿们的婚姻，对他来说也只是巩固权力的工具。“把她嫁给沃尔夫兰·封潘内维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把她交给自己，就是说交给男性，上帝让他自己成为男性中的一分子，就是为了占有和明智地支配主的创造物。”[3]74库梅尔尼斯的反抗，使父亲的霸权地位开始动摇。“毒化他心灵的不是思念，不是一厢情愿的单恋式的爱，而是不能容忍有人敢于违抗他的旨意的恼怒和愤恨。”[3]83虽然库梅尔尼斯最终被其父迫害致死，但她对父权制传统构成了巨大威胁。她的事迹不断为后人所传颂，父权制下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逐渐式微。除了家庭，宗教对女性的偏见也根深蒂固。女性“原罪意识”总是在有形无形中压迫她们。帕斯哈利斯本是男儿身，却渴望成为女人。当策莱斯腾得知他的想法时，就用“女性原罪论”来规劝他：“女人的肉体是粪袋子，每个月自然本身就向我们提醒这一点——用不洁的血给女人的肉体作出标记……女人应为男人的罪恶受过，男人犯罪，女人必须在最后审判时付出代价”。[3]107同为修道院的修士，帕斯哈利斯却对此不以为然，始终执着于对女性的向往。策莱斯藤身患感冒而亡，帕斯哈利斯则为了使宗教承认她的女性身份奔波努力，两者结局的对比，具有挑战宗教权威的意味，是对父权制文化的有力冲击。父亲权力的式微，暗示男性主体地位的滑落；
宗教所坚持的“女性原罪论”，也逐渐为人不齿。男性作为道德秩序的制定者和男权文化的弘扬者，遭到沉重打击与质疑，男性话语世界被全面颠覆。
“父权制文化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它渗透在所有的观念、制度和行为之中，成为构成西方文明和知识大厦的一个基点。”[5]25由此可见，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波及面广且影响深远。这种社会模式下，男性在各方面享有特权，女性则受尽歧视与压迫，被排挤到边缘位置，成为一个失声集团。针对如此的社会现状，托卡尔丘克在她笔下的文学世界中对男性进行了特殊处理，文本所出现的男性人物，基本都遭到了她的抑制：她使男性失语甚至缺席，丑化嘲讽男性角色，塑造病态化男性形象，从家庭和宗教两个主要场所对父权制的忠实拥护者进行抨击，以此来反叛传统。她的这一尝试，对男性中心主义构成了巨大威胁，颠覆了传统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写作模式。对男性群体的贬抑书写，从另一层面上讲，也是其女性意识的表达。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由几十个零散的小故事组成，直观来看，女性人物在数量上不敌男性，但是，托卡尔丘克有意识地将在传统中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拉到文本中心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衡男性的作用。另外，与各式各样的男性形象相比，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就统一了许多，她们都摆脱了以往卑微、从属的影子，得到了赞扬与肯定。通过对女性角色的褒扬书写，肯定了女性身份的重要价值。所以，最终无论是从文本篇幅还是思想倾向来看，女性相比男性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我收到的信件几乎仅仅来自妇女，我写信的所有对象也几乎全是——妇女。在不看电视的时候，从这个地方看到的整个世界，似乎完全是女性的。女人在商店里出售食品，组织开会，带孩子购物，塞满往返新鲁达的公共汽车，剪头发，洒香水，约定黄昏时见面，亲吻两个面颊，在商店里试穿衣服，在邮局里出售电话卡，投送女人写的、女人读的信。[3]145
在此，托卡尔丘克试图构建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文本世界。小说的主要笔墨集中对女性生活经历的描写上，如她们的家庭生活、人际交往、内心活动等。叙述者所看到的世界，女性在其中充当重要角色，她们走出家庭，走出被边缘化的角落，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之中，这体现了作者对女性重要地位的强调。
从文本描写的女性形象来看，虽然她们各具独特性，但都统一展现出女性的美好品质，得到了作者的肯定。托卡尔丘克着墨最多的女性人物是玛尔塔，她是个只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年老体衰，冬天消失，春天复出，行为举止异于常人。但在叙述者“我”看来，她整个人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宛如一位生活的哲学家和预言者。玛尔塔勤劳能干(“如果玛尔塔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会在它们自己的位置上，一切都是整整齐齐，有条不紊的”[3]4)，富于创造力(“玛尔塔创造了类型学，学会了将她记忆中特定的时间细节同当时世界的色调联系起来的本事”[3]288)，具有哲学思辨力(“大地上的任何瞬间都不可能仅仅是明亮、紧张和有声有色的；
在行星的另一面必定有个黑暗、流动、无声和混乱的瞬间跟平衡”[3]120“最美的是那不太完美的东西”[3]344)，还时常发表超乎常人的精辟见解(“人最重要的任务是拯救那一种正在瓦解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3]126)。玛尔塔没读过书，她的知识大都来自于所身处的自然，来自于对生活的细微洞察。作品中的很多故事，离奇古怪的逸闻传说，对生活道理的中肯评价，以及涉及人生和死的暗示，都是出自她之口。“她以自己的主观见解无意地激发叙述者剖析自我的超意识”[3]3，叙述者自始至终都对她怀有深深的敬意。除玛尔塔外，其他女性形象也生动具体，她们属于不同的时代，从事不同的职业，却都殊途同归地展现了理想女性的优秀品质。库梅尔尼斯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性，她是肉体美和精神美的统一体，其他人仅仅只是站在她身旁，心灵和精神就会得到净化。库梅尔尼斯纯洁善良，精神崇高，甘于奉献，面对父亲的迫害和魔鬼的威逼利诱，丝毫没有委曲求全之意，誓死捍卫自己的内心秩序，她为反抗父权制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后世人们所崇敬的对象。克雷霞是银行里最雅致的职员，她不仅对公司的发展作用重大，也是家庭中的顶梁柱，“家里靠她赚钱、购物、把买好的东西用母亲缝制的手提包拎回家。”[3]37当自以为遇到了对的爱情时，她行动果敢，不计得失，勇于追求梦中的爱人，虽追寻无果，也毫无怨言，最终她逐渐调整自我，重新恢复了内心的平静。在小说中，即便是后母，也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辉：“小姑娘爱自己的这位后妈胜过爱自己的生命……每当她望着这位后母的时候，她就想，自己将来也会是这般模样——袅袅婷婷，仪态万方，娇柔如绒羽。”[3]70库梅尔尼斯的后母拥有美丽的容颜、甜美的嗓音、灵巧的双手，是温柔美丽的化身，打破了读者对以往后母形象的刻板印象。
除正面描写女性角色的美好品质来肯定女性身份外，托卡尔丘克还通过文本的很多细节，来表达对女性价值的认同。在《书信》《火》等章节中，作者揭露了某些波兰词语背后所流露出的不平等性。波兰词语的阴阳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作者质疑“英勇”“老人”“哲人”等阳性词的阴性对应物，直指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本质，为女性正名。在论文OlgaTokarczuk’sHouseofDay，HouseofNight:GenderedLanguageinFeministTranslation中，作者Urszula Paleczek通过分析波兰原文指出：《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充满了各种波兰语言的性别语法。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有意识地创造了很多新的阴性词汇，以使整部文本的语言具有母系语言特征，并以此来试图颠覆波兰语言的父权秩序[6]。另外，《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房子”这一意象也饱含深意，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中，内指的是家庭，“房子”便是女性负责的区域，是她们施展身手、发挥价值的地方，这是一个与女性相关的私人领域。托卡尔丘克将房子作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地点，并将其定义为女性权力的场所，肯定了女性在其中的重要地位。英国著名小说家伍尔夫在她的代表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到，“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子。”[7]2房子，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是心灵停靠的港湾，它象征了女性脱离男性束缚取得独立自主地位的信念与理想。
对于男性角色的刻画，从侧面反映了托卡尔丘克的女性主义思想；
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则直接彰显了她的女性主义意识。在小说中，她以“房子”为主要意象，建构了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新世界，她们摆脱边缘化处境，走到文本舞台中央，女性声音得以有效清晰地传达。文中的女性形象，无不受到作者的赞扬与肯定，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的重视。另外，托卡尔丘克认识到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本质，并通过幽默讽刺的语言对此现象进行质疑，努力为女性争取更加平等的地位。凡此种种，都从正面直接肯定了女性身份的重要价值。
“二元论是男性中心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按照西方形而上学的比喻与策略，男女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建构出了两组相互对立的品格。”[5]26所以，这一思维模式是导致男女疏离的重要原因。在此之下，男性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确立为主体，拥有各种正面的品格，女性则被迫成为客体。两者分裂为“看”与“被看”两大群体。“双性同体”的提出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性别二元对立的状态。
“双性同体(androgyny)”原作为生物学领域的术语，运用到心理学范畴则指同一个体兼具男性与女性的双重人格特征。这一思维模式在神话时代就已经出现，美国学者卡莫迪指出，“古代人通常将神圣者描绘为两性兼体的，即它既是男的又是女的。”[8]随着近代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发展，弗洛伊德、荣格等人也对“双性同体”这一概念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与阐释。而真正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学创作与女权批评领域的，应归功于英国作家兼女性主义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的多部作品都切实地实践了自己这一理论。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用“双性同体”理论探讨了文学创作问题：“假使女人像男人那样写，像男人那样生活，长得像男人，也是十分可惜的事，因为既然两性都不是很完美的，再想想这世界之大，其变化之多，我们要只有一性，该怎么能对付呢？”[7]123伍尔夫之后，“双性同体”理论成为20世纪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与持续地探讨。法国女权主义家埃莱娜·西苏对伍尔夫的思想进行了更深入的阐发，“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9]在此，埃莱娜·西苏所认同的是一种承认两性差异的“双性同体”理论。激进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如米利特和费尔斯通也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倡一种理想的雌雄同体状态。“双性同体”强调男女品格的同等重要性，站在理性的角度上提倡男女平等，是对男性中心主义传统的有力打击。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托卡尔丘克用大量的篇幅，刻画了两个“雌雄同体”的角色：库梅尔尼斯和帕斯哈利斯。
库梅尔尼斯是造物主的杰作，一方面，女性气质在她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她袅袅婷婷，千娇百媚，温柔善良，精神崇高……另一方面，当她受到父亲的压迫时，她没有表现出女性柔弱的一面，反而激发了她某些深藏的男性气质：理性、隐忍、不屈不挠，甚至到最后，她长出了一副基督的面孔来保护自己不受男性欲望的伤害。“库梅尔尼斯站立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但已经不是大家认识的那个少女。她的脸上长满了丝绒般的胡须，披散的头发垂落到双肩上。”[3]86柔弱的库梅尔尼斯受尽父权制的迫害，却愈发坚定了她反抗的决心。女性与男性气质的有机结合，使得她的形象更加伟岸，精神更加崇高。
帕斯哈利斯虽长有一副男性的身躯，却有着极强的女性气质。“他有一头长发，垂到后背。连衣裙紧紧裹住他圆润的胸脯，以柔和神奇的波浪垂到地面……那时他就这样跪在礼拜堂中，双眼紧盯着圣母画，看上去美得令人心疼，美得令人难以自持。”[3]105尽管男修道院的策莱斯腾兄弟总是向他灌输“女性原罪论”的思想，他始终不以为然。在他眼里，男人才是“粪袋子”，女性则是美好神圣的化身。他喜欢借助去女修道院送食材的机会，观察修女们的言行举止，模仿她们的行为动作；
甚至只身前往罗马，渴望享有与其他修女一样的权利。作为《圣女传》的作者，他特有的女性气质使他能够更好地把握女性心理，从而能够将库梅尔尼斯的生平和心灵历程完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由此可见，托卡尔丘克继承了前人所提出的“双性同体”理论，强调男女两性品格在同一个体中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她并没有通过晦涩的语言来阐发这一观点，而是发挥自己的想象，直观地塑造了两个“雌雄同体”的人物形象，这样便产生了陌生化的阅读效果，对读者造成的冲击力更强。这两个人物的完美性，表达了作者对理想人格的畅想与追求，也是她为追求男女平等所做出的努力。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包含了很深刻的女性主义意识。托卡尔丘克通过对男性群体的抑制书写，颠覆以往高大优越的男性形象，冲击男性中心主义传统，质疑男权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她以女性视角为基点观察周围世界，展现女性日常生活，刻画女性真实自我，表达了对女性身份与价值的认同。除此之外，她还对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有新的畅想，托卡尔丘克对于“男性中心主义”的摒弃，对女性价值的强调与肯定并没有导致极端情况的发生，她通过对“双性同体”人物的刻画，构建了一种“两性融合”的理想模式，既突出性别，又超越性别，最终达到了一种两性平衡的状态。这一观点，对当下社会过分强调女性主义的社会现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总体来说，托卡尔丘克的性别书写，是为了突出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而她表现的女性主义，是一种理性的、审慎的女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