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政策下多措并举对我国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影响研究

陈兴鑫，高建伟，沈巍

(华北电力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2206)

2021年全国两会指出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险。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加之内外部发展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此背景下，如果执行过高的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1)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分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两部分，其中，单位缴费率即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为16%，个人缴费率为8%。本文研究基于企业角度，探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单位缴费率的下调空间。(以下简称“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无疑会给企业带来过重的成本负担，不利于基础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多支柱养老保险的发展。但另一方面，2021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达到10.1%，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不断提高的赡养率使得养老金支付压力加大，降低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会进一步加重未来我国养老金支付压力。

如何在保证养老金供需平衡的前提下为企业降低缴费负担，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2009年开始实行减持部分国有股、彩票公益金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政策；
2015年8月23日，国务院颁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投资收益率计划达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公布的8.82%；
2016年1月1日，国家放开二胎政策，2021年5月31日，我国公布实施三胎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放开有利于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养老金供给；
最新的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我国要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为此，可将解决企业缴费负担的相关措施归纳为：划拨国有资本弥补统筹账户缺口和个人账户缺口、养老金入市、生育政策调整和延迟退休等。在综合施策的作用下，我国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存在多大的下调空间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关于测算养老基金收支平衡条件下的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最优缴费率和其潜在下调空间，陈洋等(2017)将我国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和国际水平进行比较，发现我国单位缴费率水平偏高，过高的缴费率容易促使企业出现漏缴、少缴等情况，并导致低收入层级职工缴费能力和缴费需求错配，加大了低收入职工的缴费负担。

基于此，我国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存在下调的现实需求和空间。下调缴费率需要以基础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为前提，不少国外学者(如Fanti L，Gori L等，2013)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有助于改善基础养老基金供需状况，从而为缴费率提供下降空间。具体到中国实际来看，景鹏，胡秋明(2016)从福利最大化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五种生育情境下不同退休年龄的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得出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随退休年龄的延长而下降，随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而提高。刘万(2020)进一步认为延迟退休对养老金缺口有增收减支的“减轻效应”和基于现行养老金计发方式下多缴多得的“增加效应”即替代率效应，未来因为人口结构、工资水平等因素，两种效应的强弱会发生变化，净效应是不确定的，但延迟退休在短中期对抑制养老金缺口扩大有显著效果，并且能够明显降低制度赡养率，推迟养老压力高峰期。同样地，陈洋，边恕，穆怀中，张铭志(2018)在考虑了延迟退休的替代率效应后，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延迟退休仍能释放出“改革红利”，为缴费率的降低贡献较大空间。除了延迟退休，生育政策放开、养老金入市等措施也能促进缴费率下调，故仅测算延迟退休对缴费率提供的下降空间不够全面，为此，曾益，凌云(2017)在考虑延迟退休、全面二孩、养老金全面入市、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综合影响后，构建养老保险纵向收支精算平衡模型，测算得出我国缴费率可下调至23.63%～25.54%。

综上所述，虽然有不少学者就延迟退休对缴费率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但鲜有文献研究不同延迟退休方案下不同效应的作用时间和强度大小。为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在考虑延迟退休对制度赡养率和替代率的双重影响基础上，构建缴费率数理模型，测算不同延迟退休方案下的最优基础缴费率，从缴费率视角得出较优延迟退休方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在划拨国有资本补充以及养老金入市的政策影响下，缴费率的二次下调空间，最终得到最优缴费率。该研究对于如何科学制定基础养老保险缴费参数具有重要理论参考和实际应用价值。

3.1 延迟退休等多种政策对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贡献原理

根据养老保险精算理论可知，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受到制度赡养率和替代率这两因素的共同影响。理论而言，延迟退休对两因素均产生影响，调整养老金供需结构导致制度赡养率降低，同时在我国现行养老金计发方法中多缴多得的内生激励机制下，缴费年限增加使得未来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增加，延迟退休最终为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提供的下调空间需要综合考虑制度赡养率的正向效应和替代率的负向效应，且在不同逻辑路径的延迟退休政策下，两效应的作用时间和强度有所不同。

生育政策主要作用于制度赡养率，生育政策的放开有利于增加未来我国劳动力供给，降低制度赡养率，进而为降费率提供下降空间。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动上，而作用程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

划拨国有资本和养老金入市是通过引入外部资金来降低养老金压力，进而为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提供下调空间。划拨国有资本对缴费率的贡献效应取决于划拨方式和划拨比例，划拨方式包括国有资产收益(变现)划入和股权划入，划拨比例越大越利于缴费率的降低，但会阻碍政府其他公共政策目标的实施，影响经济发展，从而对社会整体福利水平造成损害，这与降费为企业减负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相悖，因此国有资本划拨比率并非越高越好。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以实现保值增值的客观需求，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可知，最终由职业经理人进行投资运营，职业经理人的专业能力会直接影响基金投资收益率，市场运行、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也会对基金投资收益率造成影响。

3.2 人口预测

缴费率的调整受到养老金缺口的影响，而养老金缺口势必受到养老金供需人口结构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在我国现行政策下测算我国未来的人口结构。队列要素法是现行人口预测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它结合了人口变动因素和人口队列数据进行人口预测，有效的提高了人口预测精度。本文假设影响未来人口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出生、死亡、迁移。出生人口主要受到生育政策和生育能力的影响，而生育政策的放开，从数学最优解来看相当于约束条件的放松，前期由于计划生育压制的生育意愿会得到补偿性释放，并在后续产生脉冲效应，生育能力主要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死亡人口的计算依据是死亡率，死亡率的高低受到未来物质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影响。迁移主要是基于我国2050年80%的城镇化率目标以及近年来城镇化率的变动趋势来进行参数设定。

3.2.1 人口预测模型

考虑到出生率、死亡率等参数取自全国数据，为确保数据在量纲上的一致性，首先分别以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简称“六普”)和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简称“七普”)为基年，利用Matlab软件仿真模拟2016-2019年和2021-2050年全国人口数据，得到我国2016-2050年全国人口分布数据，再引入城镇化率计算得出2016-2050年城镇化人口分布(2)本文假设全国人口性别、年龄分布和城镇人口年龄、性别分布一致。，进而引入就业率得出我国2016-2050年城镇职工分布情况。

则第t+1年全国i+1岁人口为：

(1)

(2)

(3)

由此可得第t+1年全国人口按年龄组的递推公式为：

Xt+1=XtQt+Xt+1(female)Bt+1,t=0,1,2，……，34

(4)

3.2.2 人口预测模型的参数假设

分别以六普数据和七普数据为基础，测算我国2016-2050年城镇分年龄、性别人口数据，对相关参数作如下假设，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等。

③新生人口性别比rt。我国过去存在着明显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出生性别比(4)出生人口性别比指的是一定时期内，每新出生100名女性人口数对应的新出生男性人口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近20年全球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5.9。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生育管理进一步加强以及生育政策的改变，新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回归正常水平，假设2021-2030年我国新生人口性别比逐渐递减至正常水平105(王裕明等，2014)，之后一直维持在105的水平上。

④城镇化率ct。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5)本文城镇化率指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89%，《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2》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2050年将达到80%左右。达到63.89%，即将进入城镇化后期阶段，根据我国城镇化蓝图，假设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2050年达到80%，以线性递增的方式实现该目标。

3.2.3 人口预测结果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测算出我国2016-2050年城镇分年龄、分性别人口分布数据。人口预测结果如下图(图1-图3)所示。由图1可发现：我国将于2037年达到人口峰值149866万人，此后，全国总人口逐年缓慢下降。根据图2可得出：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城镇总人口逐年攀升，但城镇劳动人口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城镇65岁以上老龄人口逐年增加，65岁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重从2016年的11.39%上升至2050年的28.12%，2050年达到32290万人，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从2016年15.89%上升到2050年48.71%，人口老龄化形式严峻，社会养老负担变重。从图3可发现：对比2016、2030和2050年城镇人口年龄金字塔同样可看出，人口重心向老龄化倾斜，老龄人口的急剧增加势必给养老保险基金带来巨大的压力。

图1 人口变动趋势 图2 城镇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图3 城镇人口年龄金字塔注：左侧为城镇女性人口占比 右侧为城镇男性人口占比

3.3 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数理模型

在不引入外来资金的情况下实现基础养老保险供需平衡，根据基础养老保险供需平衡精算模型推导可知，缴费率等于制度赡养率和替代率的乘积。基础养老保险供需平衡包括期间平衡和年度平衡，现实中，基础养老保险年度存在结余和赤字情况，很难完全实现年度平衡。因此，本文基于期间平衡，即在目标测算期间2016-2050年，在没有引入外来资金的情况下，当基础养老保险供需平衡时，研究基础缴费率。

(5)

(6)

在基础养老保险供需平衡时，即S=D时，得出基础缴费率，h为制度赡养率，即：

(7)

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基础养老保险供需人口结构会发生双向变动，即缴纳基础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多，领取人数减少，制度赡养率下降；
考虑到基础养老保险内生自我激励机制，随着缴费年限的增加，后续替代率升高，由于我国当前基础养老保险制度存在性别差异，男性职工、女性工人以及女干部法定退休年龄不同，在延迟退休方案中应考虑性别差异和工作性质差异等因素，由此导致男性、女干部、女工人替代率变化情况会有所不同(6)基础养老保险替代率表示为职工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领取的基础养老金=(参保人员退休时上一年度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个人累计缴费年限×1%。不同的延迟退休方案使得男职工、女工人以及女干部退休时的累计缴费年限不同，导致退休时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不同，因此替代率有所不同。。综合效应下，基础缴费率模型变为：

(8)

式(8)中，Kt表示第t年因延迟退休改变动劳动人口数，ηfw,t、ηfc,t、ηm,t分别表示第t年女工人、女干部、男性职工比重，φ表示未实施延迟退休工作年数，φ′表示因延迟退休而增加的工作年限。不同逻辑路径的退休方案下，Kt、φ′等参数有所不同，最终得到的c′有所不同，c′最低时即为最优基础缴费率。

通过上述分析，从缴费率视角得到最优延迟退休方案，即当c′最低时，对应的延迟退休方案被视作最优方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划拨国有资本和养老金入市对缴费率的影响，除了每年在职职工缴纳的基础养老保险，另外划拨国有资本增加基础养老保险供给，并发展养老基金可持续投资，令Cap表示国有资本划拨运营收益，i为基础养老基金运营收益率，F表示累计基金结余，当养老金供需平衡时，即S′=D′时，得到最优缴费率c″，此时：

S′=S+Cap+F×(1+i);D′=D

(9)

(10)

根据公式10可知，国有资本划拨和养老金入市对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的下调有积极的促进效应。社会平均工资与最优缴费率负相关，w越高，为维持养老供需平衡要求的最优缴费率就越低，降费政策的可操作空间就越大。替代率、制度赡养率越高，要求的最优缴费率就越高，降费空间就越小。最优缴费率最终取决于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3.4 参数指标选择与延迟退休方案设计

本文测算期为2016年至2050年，根据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数理模型，对模型涉及的参数作如下设定：

①人口数据。包括城镇就业人口(Ni,t)与退休人口(N0,t)以及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每年就业变动人口(Kt)、男性(ηm,t)、女工人(ηfw,t)、女干部(ηfc,t)比重等数据。前文进行了城镇分年龄、性别人口预测，以该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城镇就业人口按照大部分文献的做法，选取20岁作为个人工作的起点年龄，通过梳理《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近10年数据可知，城镇实际就业人口与适龄就业人口的比值逐年上升，近五年均值为85%，女干部占女性职工比重在20%左右，假设2016-2050年该比重保持不变；
对于退休人口而言，在人口普查中，将100及100以上的人口作为一个年龄段统计，人口预测以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因此本文假设退休人员极限生存年龄为100岁。在不同的退休方案下，每年的城镇职工、退休职工人数会有所差异，部分年份数据如下：

表1 不同方案下未来城镇就业、退休人口数量(单位：千万)

②替代率(ft)。采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 2012》中的计算方式，即人均养老金支出占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2020年我国基础养老保险替代率不足50%。2021年两会报告支出要建设以基础养老保险为第一支柱、企业年金为第二支柱、个人储蓄型养老为第三支柱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基础养老保险作为我国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目标替代率设计为60%。根据世界银行建议，如果要保障退休后与退休前生活水平相当，养老金总替代率要达到70%以上，若第一支柱替代率为60%，那么留给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发展的空间较小，发达国家第一支柱替代率在30%-40%。结合老、中、新人的分布情况，2036年左右最先工作的第一批“新人”退休。基于此，2016-2020年采用实际数据，现实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等；
2037-2050年，不实施延迟退休情况下的替代率保持在30%。2021-2036年，不实施延迟退休下的替代率以非线性方式拟合(7)2020年我国基础养老保险替代率为46.02%，本文假设从2020年到2036年替代率以固定速率非线性递减至30%。。

④养老基金运营收益率(it)。2015年8月23日，国务院颁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布计划投资收益率达到8.82%。

2016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开始受托运营基础养老保险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850.69亿元。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官方网站公布数据来看，2017至2019年投资收益率分别为5.73%、2.56%、9.03%。投资收益率变动较大，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有持续达到目标收益率的动力，因此本文假设从2020年开始基础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年均收益率为8.82%。

⑤累计基金结余(F)和社会平均工资(w)。2020年我国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54623.3亿元。我国历年平均工资增长率在10%左右，2016-2020年采取实际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2021-2050年假定增长率保持不变。

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男性职工为60岁、女工人为50岁、女干部为55岁，“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敲定2050年退休年龄延长5到10岁；
“十四五”规划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1963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年，到2022年底，有大量的60岁人群退休，人社部最新消息称预计最早2022开始实施延迟退休方案。对此，本文拟定三种不同逻辑路径的延迟退休方案(9)参考“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政策精算设计及决策方法研究”课题组研究结果，从职工效用以及再就业角度考虑，本文最终选取65岁作为城镇男女职工退休年龄。。

方案一：用25年的过渡期，从2022年开始，男性职工每5年延迟1岁；
女干部每年延迟0.4岁；
女工人每年延迟0.6岁，直至2046年三者退休年龄同时达到65岁。

方案二：用25年过渡期，从2022年开始，女工人每3年延迟2岁、女干部每3年延迟1岁，到2036年女职工退休年龄达到60岁，从2037年开始，男、女职工每2年延迟1岁，到2046年三者退休年龄同时达到65岁。

方案三：用15年过渡期，从2022年开始，男性职工每3年延迟1岁；
女干部每3年延迟2岁；
女工人每年延迟1岁，2036年，所有职工退休年龄同时达到65岁。

方案0表示不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方案四表示考虑国有资本划拨和养老基金入市。

根据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数理模型，结合相关参数选择和方案设计，本文对我国2016-2050年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不同延迟退休方案，得出最优基础缴费率，进而得出最优延迟退休方案，在此基础上，考虑国有资本划拨和养老基金入市的影响，最终得出最优缴费率。

4.1 不同延迟退休方案下最优基础缴费率的测算分析

在不实施任何政策情况下，根据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模型设计，测算我国2016-2050年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制度赡养率上升，缴费率升高，同时，随着我国多层级养老保险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老、中、新”人结构的变化，“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分担了部分养老压力，替代率有所下降拉动缴费率下降，但总的来看，并不足以弥补制度赡养率的上升带来的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增加，在期间平衡的假设条件下，长期均衡缴费率为27.22%，高于政策设定缴费率16%，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难以通过自身调节实现供需平衡，在此条件下，缴费率不存在下降空间。因此需要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调整参数设计，为缴费率提供下降空间。

表2 不同延迟退休方案下缴费率的变动情况 (单位：%)

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根据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数理模型，测算不同延迟退休方案下我国2016-2050年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如下表2所示。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缴费人口增加、退休人员减少，这对于缓解基础养老保险基金供需平衡有着重大意义，如下图4所示，在人口老龄化急剧上升期间(2026-2036年)，延迟退休政策有效缓解了养老金供需平衡压力。整体来看，方案一长期均衡缴费率为21.22%，方案二长期均衡缴费率为21.71%，方案三长期均衡缴费率为19.44%，均低于不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长期均衡缴费率27.22%。

图4 不同延迟退休方案下缴费率的变动情况

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进，该政策的第二效应逐步显现，即在多缴多得的内生激励制度下，替代率上升，但在不同延迟退休方案下，替代率对缴费率的拉升效应有所区别。具体分析不同延迟退休方案对缴费率的贡献效应：

方案一和方案二相比，调整路径不同，方案一中男女职工同步调整，方案二遵循女先男后、分类推进的原则。在整个测算期间，方案一、二的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动趋势相差不大，2022-2037年处于快速下调期间，此时制度赡养率的下调效应显著，2037-2046年缴费率下降速度变缓，主要是替代率效应开始显现，但替代率对缴费率的拉升效应仍低于制度赡养率对缴费率的下调效应，2046年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完毕后，替代率效应更加显著，开始拉升缴费率，但在整个测算期间，方案一下的缴费率普遍低于方案二中的缴费率。整体来看，方案一的延迟路径优于方案二的延迟路径，即同步调整会优于男女分类推进。

图5 不同方案下我国2016-2050年缴费率的变动情况

再对比方案一和方案三，两者都是男女同步调整，但两者政策实施时间长度不同，方案一的调整时间为25年，低于方案三的调整时间15年。方案三在整个测算期间，缴费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动趋势。在政策实施期间(2022-2036年)，缴费率快速下调，政策实施完毕后，从2037年开始，此时替代率对缴费率的拉升效应明显强于制度赡养率对缴费率的下调效应，缴费率开始上升，但仍低于方案一下的缴费率水平。整个测算期间，方案三的长期均衡缴费率19.44%低于方案一下的长期均衡缴费率21.22%，整体来看，方案三的延迟路径优于方案一的延迟路径，即快步调整优于慢步调整。方案三长期均衡缴费率19.44%与国办发[2019]13号文件出台前我国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19%相比，相差不大，但仍高于现行政策制定缴费率16%，若通过进一步缩短政策实施时间，虽然能得到更低的长期均衡缴费率，但可行性不高，本文最终确定15年为最合适的延迟退休政策实施时间。由此可见，仅依靠延迟退休政策并不足以为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提供足够的下降空间。

表3 划拨国有资本和养老金入市后我国城镇职工基础缴费率

4.2 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和养老金入市

结合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数理模型和相关参数设计，得到缴费率视角下的最优延迟退休方案，在此方案基础上，测算划拨国有资本和养老基金入市后，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的第二次下降空间，最终得到最优缴费率。此时长期均衡缴费率为7.16%，与美国(6.2%)、日本(7.67%)、德国(9.95%)等发达国家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相差不大。同方案三相比，考虑国有资本划拨和养老金入市后，缴费率再次下调了12.27个百分点；
同不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相比，下调了20.06个百分点；
同政策制定缴费率16%相比，延迟退休、划拨国有资本和养老金入市等多种政策组合为缴费率提供了8.84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且整体来看，测算期间缴费率均低于政策制定缴费率。

本文基于人口老龄化要求我国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上调以及为企业减税降费要求缴费率下降这一矛盾，根据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精算模型，在分析延迟退休对替代率和制度赡养率双重影响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缴费率数理模型，探究不同延迟退休方案对我国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影响。同不采取任何延迟政策相比，测算出缴费率的第一次下调空间，并从缴费率视角得到最优延迟退休方案，在此方案基础上，考虑国有资本划拨和养老基金入市对基础养老保险基金供需平衡的影响，计算缴费率的第二次下调空间。研究发现：

(1)不采取任何政策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持续性拉高我国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在2050年达到32.05%，长期均衡缴费率为27.22%，远高于我国政策制定缴费率16%，在此背景下缴费率不存在下调空间。对比之下，延迟退休政策能够有效缓解我国未来养老金供需平衡压力，方案一长期均衡缴费率为21.22%，方案二长期均衡缴费率为21.71%，方案三长期均衡缴费率为19.44%，均低于不采取任何政策下的长期均衡缴费率27.22%。基于此，延迟退休对缓解人口老龄化下的基础养老金压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我国基础养老保险的发放制度赋予了替代率内生自我调节机制。在此条件下，延迟退休政策对缴费率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通过改变基础养老保险供需人口结构降低制度赡养率，同时多缴多得的内生激励机制会导致替代率上升，政策的最终效果取决于制度赡养率的正向效应和替代率负向效应的综合结果。在不同延迟退休方案中，两种效应的显著性存在差异。男女同步实施延迟退休优于女先男后、分类推进的延迟退休方案，方案一对缴费率的贡献度比方案二多了0.5个百分点；
政策实施时间较短的延迟退休方案的替代率效应在后期会更加显著，但对缴费率的贡献效应明显优于政策实施时间较长的延迟退休方案，方案三对缴费率的贡献度比方案一多了1.78个百分点。

(3)在实施延迟退休基础上，划拨国有资本给承接机构自主运营和养老金入市能够有效的降低缴费率。方案三同方案0相比，缴费率存在7.78%的下降空间，方案四进一步为缴费率提供了12.27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同不采取任何政策相比，延迟退休等多种政策组合为缴费率一共提供了20.06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
对比16%的政策制定缴费率，方案四为缴费率提供了8.84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最终得到2016年-2050年最优缴费率7.16%，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差异不大。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建议：

第一，延迟退休政策对于缓解基础养老保险供需平衡压力具有显著作用，建议根据“十四五规划”中延迟退休的基本原则和人社部最新公布的延迟退休基调，根据客观实际需求选择较优延迟退休方案。基于缴费率视角，十五年的政策调整时间优于二十五年较长的政策调整时间。男女同步调整优于女先男后、分类推进，政策覆盖范围越大，延迟退休对于缓解养老金供需平衡压力的效果越显著，且男女职工同时实施延迟退休有利于提高政策公平性。

第二，仅依靠延迟退休政策并不足以为缴费率提供足够的下降空间，为此，在延迟退休基础上，应采取组合政策为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提供更大的下降空间，多法并施增加基础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应加强养老基金投资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完善养老金入市、退市制度安排。国有资本划拨的方式应尽快从社保基金享受分红收益过渡到由承接机构自主运营，以自主运营产生的收益补充基础养老保险基金，进而为下调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提供足够的操作空间，达到在人口老龄化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为企业减税降费的目的，为企业、个人发展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提供基础条件。

第三，建议发展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从而弥补基础养老保险替代率的不足。基础养老保险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水平，为了进一步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应加强养老金供给端多层次、多支柱发展，提供个人递延型商业保险、养老目标基金等金融产品，鼓励个人投资由普通储蓄向养老金储蓄过渡。加大个体对养老保险体系的支撑作用，为企业减负的同时保障养老金待遇水平。

本文的研究可为科学制定基础养老保险缴费参数提供参考，即多政策组合能够有效下调我国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至7.16%，为企业减负。并从缴费率视角为延迟退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较优的逻辑路径，即男女同步调整优于女先男后、快速推进优于慢步调整。然而，本文拟定的最优延迟退休方案调整期只对比了15年和25年，最终敲定15年为较优调整期，而实际最优退休方案调整期可能与此有所出入。未来研究中，可从延迟退休对缴费率的综合效用(替代率的正向效应和制度赡养率的负向效应)角度，以最低基础缴费率为基准确定最优调整期，再系统考虑国有资本划拨和养老金入市后基础养老保险的最优缴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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