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第二款形成考述

匡 艳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 益阳 413000 )

1885年4月18日，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日使伊藤博文等在中国天津经反复谈判后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条约中有关驻朝教习的第二款为：“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
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1](P465)目前对于这一条款的研究并不多见，仅在对中日《天津条约》的个别研究中略有提到：如王萌以伊藤使团来中国交涉的始末为研究对象，简要分析了此条款谈判过程[2]；
日本学者大泽博明分析了这一条款的执行情况[3]，目前尚没有对该条款形成始末的专门研究。本稿根据当时的中日文原始资料，以该条款的形成过程为研究对象，来考察这一条款的形成背景、原因和形成过程，从而揭示中日《天津条约》第二款所承载的中日在朝鲜问题上的战略考量，以期补充对中日《天津条约》的研究。

日本于1876年强行打开朝鲜国门后，屡劝朝鲜进行武备改革，希望插手朝鲜军事。1881年，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策动日本政府向朝鲜赠送新式大小炮和弹药等，以“帮助”朝鲜进行军事改革，此举博取了朝鲜政府好感。同时，日本派遣陆军少将崛本礼造担任教官为朝鲜训练兵士，训练出朝鲜最早的近代新式军队——别技军。

这支由日本教习训练的新式别技军，得到了当权的闵妃集团的重视和优待，其待遇薪金高于朝鲜旧式军队五倍之多。但因是日本人训练的军队，加上训练方式异常扰民，别技军在朝鲜军民当中不得人心。1882年7月，被拖欠军款长达13个月的朝鲜旧式军队，发动了攻击别技军营的“壬午兵变”。大量百姓也参与其中，军民一同袭击了日本使馆，打死日本教官崛本礼造与几位日本人，并冲进王宫杀死数名亲日官员，导致闵妃集团倒台。高宗生父大院君利用这次兵变掌握了朝鲜政权，裁撤了别技军，并将士兵分散由朝鲜人组织训练，从此恢复旧五营和三军府。

壬午兵变后，受到闵妃集团求援的清政府，为防止日本武力攻打朝鲜，派吴长庆所部6营3000人乘舰东渡朝鲜，于8月下旬诱捕了大院君，平定了壬午兵变。

是年8月30日，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该条约第五款规定：“日本公使馆备兵员若干以备警事，设置修缮兵营，朝鲜国任之。若朝鲜兵民守律一年之后，日本公使亲做不要警备不妨撤兵。”[4](P20)故日本谋取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从此“名为护卫使馆，实则酣睡卧榻、盘踞把持，用心殊为叵测”[5](P1155)。日本在朝鲜驻兵再次引发清政府对中朝宗藩关系的警觉和反思，这也成为朝鲜和清政府的一块心病，因此吴长庆所部6营军队为防范日本而留驻朝鲜。

面对如此朝鲜局势，在朝鲜编练新军成为中国和朝鲜的共同诉求。如庆军重要幕僚张謇在《朝鲜善后六策》中，主张对藩属国施行积极干预政策，提出改革朝鲜内政、为其编练新军的建议。翰林院侍读张佩纶1882年十月底上奏清政府《朝鲜善后六事》中也提议“选派教习，代为购置洋枪，为朝练军”[4](P28)。壬午兵变平定后，朝王派大臣来中国，希望清政府对朝鲜整军经武，编练军队，清政府予以应允。于是，李鸿章下令由驻朝庆军派教习为朝鲜编练新军，并赠予朝鲜练兵武器。对清政府而言，在朝鲜内乱外患交迫之时，助朝练兵之事无疑是“保朝鲜兼扶植中国军事势力，一举两得。”[6](P257)最先吴长庆派袁世凯和朱先民为朝鲜编练了两营各500人的“新建亲军营”，其后朝王又请袁世凯改编了“镇抚营”。清政府为朝鲜编练新军，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宗主国对朝鲜的军事影响力，也强化了中朝宗藩关系。

日本在朝鲜壬午驻军后，“使用了经济、外交和军事的一切手段，想要确立自己独占朝鲜的殖民地统治”，然而因为清军的驻扎和“清廷稍微加强了在朝鲜的势力”，以及“闵妃党实行反日政策而依附清廷”[7](P61-62)，使得日本在朝鲜扩张实难顺利开展。为消除清朝在朝鲜的势力、逐出驻朝清军，1884年12月，趁中法战争之机，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策动朝鲜亲日派发动了甲申政变，企图通过政变一举断绝中朝宗藩关系，达到让朝鲜独立于大清、臣服于自己的目的。然而，由于驻朝清军接到朝鲜大臣求援后果断进行了干预，甲申政变以失败告终。

甲申政变失败后，明治政府深知以当时日本国力和战备，根本无力与中国开战，且法国欲占台湾的消息使日本不敢联合法国对清作战，若法国占领台湾，将严重妨碍日本对台湾和琉球的战略目标。因此，日本政府决定通过分别与朝鲜和中国进行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取得政变未竟之目标：撤出在朝的所有清军，以求改变在朝鲜不得势的状况。所以日本政府明知甲申政变之责在于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却设法把政变责任归咎于中国和朝鲜，先是派井上馨外务卿强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推卸了日本在政变中的所有责任，然后再与中国谈判。谈判前有意引导日本国内舆论对中国强硬，并大肆渲染战争气氛，佯装以战争为后盾，积极营造“如果谈判破裂将大兵压境”[8](P194)的气氛来威胁中国以达其目的。

1885年2月8日，井上外务卿致电驻华公使榎本武杨，明确提出对清国交涉的主要目标为：“第一，要求清国适当处理营官；
第二，为今后与清国和平交谊，继续保持友谊且避免冲突，我政府提议撤回两国在朝驻兵。”即惩官和撤兵。并且电报中井上还提出“为维护朝鲜和平秩序及内地警察，可将朝鲜士兵四、五百人编成一队，形成如宪兵一般的军队。然后从没有纠葛关系的英、德或者美国聘请二三名士官训练此等军队，无疑六个月内便可达成目的。鄙人在朝鲜京城将此事与朝鲜官员交谈之时，彼等答曰：此乃良策，当可实施。”[8](P192-193)由此可知日本所谓撤兵，是撤出包括中国教习在内的所有清兵，且计划待中国教习撤回后，由朝鲜“从没有纠葛关系的英、德或者美国聘请二三名士官训练此等军队”[8](P193)，显然这些没有纠葛关系的任何一国充任朝鲜教习，都比留任中国教习对日本有益，且对于将来朝鲜的练兵方式也已考虑好具体方案，还曾就此与朝鲜官员有过交流，朝鲜官员自然不敢反对。可见井上馨对于撤回清军教习目标明确且准备充分。

“日兵驻扎王城，原约一年为期，现吴长庆既平内乱，本可撤回，臣因日兵未撤，……俟日军一年期满撤尽，庆军乃酌量抽撤。”[9](P204)对于壬午中国驻朝军队，甲申政变前李鸿章曾考虑过撤回，但因为日本驻军不撤而仍需防范，且即使“日军一年期满撤尽”，庆军也只是“酌量抽撤”。甲申政变后，清政府自认为在政变中毫不理屈，且日本如此挑唆朝鲜开化党人离清亲日，准备筹划清军久驻朝鲜以加强防范。所以，政变后吴大澂从朝鲜打听到日本要求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兵时，“该国乱党未靖，尤不可撤”[4](P42)，清政府予以坚决拒绝。又，朝鲜国王在甲申政变中被迫几经移宫，曾惊恐中请求清兵一路护送，深感“向无戒备”之苦。于是，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朝王函寄李鸿章称：“照得敝邦向无戒备，所有兵士不知操练，壬午冬请袁司马督练亲军左营及沁营兵，三年之间蔚有成效，现值时事多虞，不可忘危，添建前后别三营，以资宿卫。唯此三营或招募民丁，或步伐殊法，难以齐整，请贵大臣札派袁司马再行督练，应如左右两营一律教练，俾成终始之美。”[10](P1653)朝王肯定了中国为其练兵的成效，内外交困之时，希望延请袁世凯继续为之添练三营新军，以资宿卫。收到朝王请求添派教习之函后，李鸿章于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准允，因政变后袁世凯请假回国，李鸿章让吴长庆暂行派教习为之练兵：“查袁丞现已内渡，暂行请假，应饬吴提督暂行派员照料督练具覆。”[10](P1653)由此可知，甲申政变后，清政府为防范日本不仅不打算撤兵，还计划应朝王之请添派教习，且政变使朝鲜和中国对于朝鲜练兵强军更为重视。

日朝《汉城条约》签订后，井上馨开始向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提出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兵的要求，遭到徐承祖和清政府的坚决反对。由于其后井上馨多次“游说”徐承祖，并以战争相威胁，还暗示俄使有意与日本商谈分占朝鲜，引导了徐承祖态度的转变。[11](P68)于是，亲见日本国内反华形势和备战状态的徐承祖转而认为：中法战争之际为免腹背受敌，可采用缓兵之计的暂撤策略同意从朝鲜撤兵，并致信李鸿章表达了撤兵建议，认为“即有未妥，不难俟法事定后再与理争，谅蕞儿日本，必可就我范围”，并提出“与日人议明，俟一年或半年后，韩廷练兵足以自卫，再行撤防”。[10](P1650)也就是说徐承祖在“蕞儿”日本面前有着明显的高位姿态，虽然迫于形势建议先同意“暂撤”驻朝清军，但认为等朝鲜练兵足以自卫的一年或半年之后再撤兵，故徐承祖设想的清军教习撤回时间至少是“朝廷练兵足以自卫”之后。

李鸿章原来就有撤兵打算，只是不准备全部撤回，但当时正值中法战争，日本趁机要求撤兵的态度强硬，且“日君谕于三日内出阅广岛、熊本两镇兵操，以备缓急”[5](P1123)，即日本国内战争准备有序开展。于是，李鸿章收到徐承祖撤兵建议后，致总署函中言：“适接孙麒(徐承祖)去腊十五日来函：拟似一半年后，朝鲜练兵足以自卫，彼此再行撤兵，为暂时转圜之计。”“如果日人允即尽撤，我军亦未尝不可暂撤；
由敝处代为选雇德弁往朝教练，期其渐成劲旅，自行保卫；
徐察局势随时酌办，仍可常派兵船赴朝巡探，似亦可备一策。”[5](P1140)由此可见，李鸿章同意徐承祖所言撤兵时间，即待朝鲜练兵足以自卫的一半年后，同时李鸿章认为在我军“暂撤”之前，“由敝处代为选雇德弁往朝教练，期其渐成劲旅，自行保卫”。由此看来李鸿章和徐承祖都建议以“转圜之计”同意暂时撤兵，但不放弃为朝鲜练兵强军的计划，而且由于日本的共同撤兵要求，帮助朝鲜练兵强军变得更为迫切。其意见得到清政府采纳，但撤兵的时间、范围、方式等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考虑。

综上可见，甲申政变后，对于清军在朝鲜的教习，中日两国各有筹划：日本政府企图撤尽驻朝清军，并已盘算好清军教习撤回后，由朝鲜聘请二三名外国武弁训练朝军；
而清政府迫于形势，面对日本的共同撤兵要求，计划以暂时撤兵相妥协，但教习撤回时间计划在朝鲜练兵足以自卫之后。

中日双方对于教习撤派问题各有筹划，且差之甚远，将如何达成共识，必定是中日撤兵谈判的重要内容。中日双方在天津第四次谈判中，对教习撤回问题经过了激烈论争，虽最后也无定论，但李鸿章已无意继续坚持教习留任，内心转向妥协。

1885年2月底，日本派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谈判，伊藤博文向来主张积极的朝鲜政策，这次作为对华谈判的全权大使来到中国，无疑做好了充分准备。4月3日下午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伊藤博文率日方谈判代表开始与中方谈判全权大臣李鸿章等的首次交涉。伊藤方面提出“商办朝鲜之事约有两层，一为以前之事，一为将来之事，请先说将来之事”，其中伊藤所说“将来”之事是指因中日在朝鲜驻兵数量悬殊，中多日少而难免猜忌，“恐将来中日因此失和，莫如由中国撤兵，使两国永远和好。”李鸿章表示若中日同撤，中国亦可考虑撤回。伊藤表示中国可商撤，日本亦可；
“如中国不肯撤仍留多兵，日本亦须照数添兵，两国兵力不相上下，更易生事。”[4](P23)谈判伊始伊藤就试探到了中方对于撤兵的主张。其后伊藤就以往之事提出要求中国惩办镇压甲申政变的清军营官，以及对政变中遇难日本人进行赔恤。接下来第二、三次谈判双方都在争执事变中的责任问题，伊藤确实准备很充分，让自以为理直气壮的李鸿章倍感谈判艰难，惩官、赔款的论争陷入僵局，为打开局面李鸿章提议将来之事可谈。

4月10日下午，双方进行第四次谈判，李鸿章首先提议商议撤兵一事，伊藤表示赞同。在撤兵数目和时间上，伊藤以两国互相均一为宗旨，提议尽数撤兵和尽早撤兵，以免在朝鲜再生冲突，并根据皇帝批示和撤兵准备的实际时间，提议以四个月为期限，李鸿章没有发表异议。李鸿章原计划“拟待朝鲜练兵足以自卫的一半年后”再行撤兵，只因为前三回合的谈判过于艰难，李鸿章希望谈判有所进展，所以没有在时间上多做坚持。[11](P75)撤兵问题，因为双方已早有考量，所以很快达成初步共识。

但是谈及朝王聘请的中国教习，李鸿章认为“我兵撤回时，在朝鲜营中酌留教习之人，此不在兵队之数，须与伊藤大人言明。”但伊藤回答“莫若两国一律办理，不至互相猜忌。”并表示如果中国仍留教习，日本也将会派教习，如此“彼此争胜，又恐生衅，似武弁总不宜留在朝鲜。”李鸿章列举了清军教习应该留任的数条理由，如朝鲜各营已随清军改用德国操法、朝鲜人不愿西欧人教习、朝鲜贫弱无力重资聘请西欧教习等。然伊藤坚持“总须两国均一办理方好”，表示若中国仍留教习，“我国亦有愿往朝鲜自备资斧充当教习之人。”而“两国教习留任难免彼此争胜易生事端”，所以仍然反对清军教习留任。李鸿章问伊藤：“朝王留我教习，愿练兵以自强，伊藤大人既与朝鲜要好，岂不欲其自强乎？”伊藤回答：“若除去中国武弁便无教习之人，可说我不愿朝鲜自强，如他国之人均可当教习，何必定用中国人方能自强。我意不愿朝人立党，并非不愿华人当教习。”且“二十人教习未免过多，似与带兵官一样。”吴大澂插言“中国人教习专为教操，不能与闻营政。”伊藤认为中国士官留驻于朝鲜若仅为训练朝鲜兵，双方当劝告朝鲜国王选雇外国士官：“不必请中国人教习，亦不必请日本人教习。他国武官能当教习者甚多。如论格致功夫精益求精，原不容易，若仅操演步伐口令技艺，寻常小兵头皆能教习。教成一队又可由本营之人自行推广，教习亦不必多用外人。”李鸿章解释“朝鲜贫甚不能多费钱”，然伊藤借穆麟德之口，道出朝王“并不愿中国各营在彼驻防”[4](P38-39)。穆麟德乃德国人，1882年被李鸿章派往朝鲜，主要监管朝鲜海关和外交，但他却在中日筹划从朝鲜撤兵之际，鼓动朝鲜政府引进俄国势力保护朝鲜，“朝鲜王室与戚族为图自保，接受了穆麟德的所谓‘联俄拒清政策’，制造了‘朝俄密约’事件。”[12](P122)俄国势力的乘虚而入、朝鲜的离心，都给中朝宗藩关系带来了新的压力。综上可知，中方及李鸿章不愿撤回朝营中的清军教习，但伊藤主张劝朝王聘请其他外国士官、而不请中日两国士官为之练兵。

伊藤始终坚持“两国均一”，坚决要求中国教习撤回。日方史料详细记载了李鸿章无奈转换了话题：“唯恐待我兵一朝撤回，贵国趁机直接吞并朝鲜。”伊藤以朝鲜极其贫弱且日朝有约否认日本有觊觎朝鲜之心。李鸿章表示日后若有侵略朝鲜之他国，中国将举国之力以保朝鲜独立。提议“若将来他国有侵朝之举，中国必当派兵，日本亦可便宜出兵。”伊藤狡黠回答“支持朝鲜为独立之国”。[13](P593-598)李鸿章不愿撤回教习，是不愿完全解除对朝鲜的军事影响，担心会给日本吞并朝鲜以便利，也担心俄国势力会让中国猝不及防，所以李鸿章在教习问题谈判尚未结果之时，转而向伊藤表明中国保护朝鲜的决心，得到伊藤否认有侵朝之心后，又提议若他国侵朝，中日共同出兵保护朝鲜独立，伊藤回答甚为狡黠“支持朝鲜为独立之国”[13](P593-598)。伊藤此话也是日本一贯以来的对朝政策，一是不愿承认中朝宗藩关系，二是反对俄国侵朝，但在此处用于回答联日防俄、共同保护朝鲜的邀请，李鸿章收到的信息无疑以后者为主。

对于教习撤回，李鸿章据理力争之后，内心转向妥协，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伊藤态度强硬，始终坚持“两国均一”，李鸿章不希望因此谈判破裂。另一方面，李鸿章认为强邻俄国趁机插足朝鲜，比日本威胁更大，为联日防俄做出妥协。因此，中方在撤兵时间、范围上都大打折扣。

第四次谈判中，中日双方就教习撤回与否进行了激烈争辩，伊藤态度始终强硬，最后李鸿章内心转向妥协。第五次谈判中，中方副使吴大澂和伊藤各拟草案，双方主要就草案进行谈判。双方草案中关于教习的条款分别为：中方草案第2款“朝鲜练兵各营之中国教习武弁，酌留十余人至二十人为度，定立年限，年满再行撤回。”和日方草案第4款“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使其团练精良巡兵足以自护其国，兼保护驻留外国人，又依两国所协同认可由朝鲜国选他国武弁一员或数员，委以教演之事”[4](P2)。对于中方第2款，伊藤表示：“第二款欲留中国教习亦难应允”[4](P2-3)，日方史料记载更为详细，伊藤云：“就吴氏草案第二款，正如本大臣昨日当面向吴氏陈述的那样，本大臣不得不断然抗议，此事前一次已经亲自向阁下陈述，若欲贵国士官驻留朝鲜，我国亦须派驻士官，因为要以贵我双方相互均一为标准。”[13](P605)李鸿章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再与争执，因他在第四次谈判已经准备妥协，这里拟入草案主要是吴大澂认为让步太多而做的最后争取。在日方草案第4款中，并没有再提教习撤回之语，但第5款中提到“将现在彼此派驻朝鲜国兵员于画押盖印之后，四个月限内均行尽数撤回”[4](P2)。由此可知伊藤把朝营中的中国教习都归于“驻朝鲜国兵员”的撤兵范围。当然，如果中国教习全部撤回，李鸿章无疑希望朝鲜继续练兵自保，也只能聘请他国武弁进行教练。所以双方没有再过多讨论教习撤派问题，接下来双方主要争辩了将来派兵问题，本文不多论述。

到第六次谈判，伊藤再拟约款三条，其中第二条是：“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使其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他外国武弃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13](P637)相对于前次草案，已去掉“兼保护驻留外国人”字句，又将“又依两国所协同认可由朝鲜国选他国武弁一员或数员”改为“又由朝鲜国王，选他外国武弃一人或数人”。李鸿章将伊藤再拟草案上奏以后，于三月初一日申刻，与伊藤第六次谈判开始之时，接到总署转来谕旨：“至教练兵士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4](P9)于是李鸿章将伊藤的再拟草案“再三斟酌，添易字句”[4](P9)，加进“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4](P15)，然后条款基本确定。三月初四日，伊藤与李鸿章正式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关于教习的第二条款最终形成。

该条款使中国撤出已派教习，且放弃了应朝王所请再派教习添建三营的既定计划。而日本自别技军解散后，原本没有理由和契机再向朝鲜派遣教习，所以，该条款看似两国均等，实则让日本如愿以偿地达成预期目标，而使清政府撤兵考量大打折扣，失去助朝练兵的权力。

综上所述，日本打开朝鲜国门后，为控制朝鲜军事，达到“征韩”目标，最先开始“帮助”朝鲜练兵；
朝鲜壬午兵变后，清政府为保护属国、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开始帮助朝鲜练兵自强。因为中国在朝鲜军事实力具有绝对优势，阻碍日本的朝鲜侵略政策，所以，日本在武力不足与中国正面抗衡、策动政变又失败的情况下，却趁中法战争之际，采取武力为后盾的和谈方式达其目标。由于中法战争、俄国势力乘虚深入朝鲜以及朝鲜离心等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清政府不可能集中力量对付日本，经不起日本再乘人之危对华开战。所以谈判中李鸿章为求和局、也为联日防俄而妥协，无奈放弃据理力争的教习留任，同意不再向朝鲜派遣教习，最终形成事与愿违的中日《天津条约》第二款。

该条款使明治日本如愿以偿地从朝鲜撤出包括教习在内的所有清军，将来勿派教习约定等于切割了朝鲜和中国的军事联系，为日本的朝鲜侵略政策扫除了障碍。依照该条款中国教习从此退出朝鲜，往后既不能有力保护朝鲜政权，又不能助力朝鲜自强，势必加剧朝鲜的离心。日本乘人之危不遗余力的挑衅加上朝鲜离心，危机四伏的清政府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已是力不从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传统宗藩关系，建立在中华强大国力和优秀文化的向心力基础之上，这种关系的维持“是以中国比周边各国更具实力为前提的”[4](P138)。然而，晚清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来，在列强的侵略之下，清政府已是风雨飘摇，国内危机尚且自顾不暇，保护属国更是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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