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移植肿瘤学前沿论坛（2022）会议纪要
时间：2023-06-22 12:25: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022 年8 月28 日，由中国抗癌协会、南开大学主办，天津市抗癌协会、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南开大学移植医学研究院联合承办的“第一届移植肿瘤学前沿论坛2022（TOFF — 2022）暨《器官移植后新发肿瘤》编撰启动会”，在天津顺利召开。本次会议旨在为移植科、肿瘤科医生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在国际及国内范围全面系统地介绍和探索移植肿瘤学的基本原理、任务方向与发展前景，对建立移植肿瘤学的完整学科体系，推动和提高移植肿瘤学领域医务人员诊疗和科研水平，增进学术交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论坛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线上线下来自国内外50 余名专家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线上累计观看超4 万余人次，注册医生1 000 余次。
论坛开幕仪式由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沈中阳教授担任大会主席，由郑虹教授主持。原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院士、中国抗癌协会名誉理事长郝希山院士、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薛武军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对移植肿瘤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提出了要求、期望和建议。
本次会议的议题分为移植肿瘤学、器官移植后新发肿瘤、系统移植肿瘤学、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4 个专题部分，邀请了国内外移植肿瘤学相关专家做了18 个专题报告，内容丰富且集中，讨论具体亦深入，反映了在肿瘤防治背景下移植医学的复杂性、独特性。
移植肿瘤学是由肝移植领域专家明确倡导的医学概念和医疗理念，日本熊本大学器官移植中心日比泰造教授为构建这一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系统回顾了肝移植治疗肝胆系统难治性恶性肿瘤的现状与前沿进展。移植肿瘤学也是正在发展的癌症治疗概念，应用肿瘤学、移植医学和外科学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是移植肿瘤学的核心，涵盖了移植医学和肿瘤学的多个学科，移植肿瘤学旨在推动肝胆癌的治疗和研究，构成了系统移植肿瘤学的关键组成部分。移植技术在癌症手术中应用，突破常规肿瘤切除手术的限制，构筑肿瘤学和移植免疫学的桥梁，从而移植肿瘤学成为基于癌症免疫组学的一种新的抗癌策略和新见解的平台。2019 年2 月7 日，国际肝移植学会（ International Liver Transplantation Society，ILTS）在荷兰鹿特丹举行了移植肿瘤学会议。此会议可能被认为是移植肿瘤学的开端。许多因素帮助移植肿瘤学从一个概念演变为医学策略，例如基于对肝癌的启动基因组学和癌症免疫组学研究。此外，在肿瘤学中采用外科移植技术弥补了传统肿瘤切除的不足、弥合了肿瘤和移植免疫学之间的鸿沟。
大会邀请到日本熊本大学Taizo HIBI 教授介绍移植肿瘤学概念、发展及多学科应用，以“4E支柱”概括肝移植肿瘤学的任务与愿景：① 演变（evolution），以肝移植技术提升来转变肿瘤诊治的多学科治疗范式。② 拓展（extending），借助移植技术拓展肝胆肿瘤手术切除的安全界限。③ 阐释（elucidation），通过肿瘤学与移植免疫学结合阐释自我与非自我的识别系统。④ 探索（exploration），通过基因组学等技术探索疾病的生物学机制，并探讨了当前国际上关于不可切除肝脏肿瘤肝移植的移植肿瘤学理论基础和临床实践。
中国香港大学外科学系教授、肝移植及肝癌研究所主任Nancy K.Man（万钧）教授进行移植肿瘤学相关基础研究学术交流，分享了器官移植与肿瘤发生和治疗之间的免疫学前沿和热点，区域性免疫微环境调控和相关重要靶点研究，以及平衡排斥反应与抗肿瘤的免疫治疗探索。
世界移植协会主席、芝加哥大学医学移植研究所的所长John J.Fung 教授分享了肝移植术后新发肿瘤研究进展、移植术后肿瘤筛查、免疫抑制剂应用、肿瘤相关性病毒感染的新发肿瘤风险以及美国匹兹堡的相关经验。
近几十年来，随着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实体器官移植受者的整体生存率显著提高。长期免疫抑制治疗是维持宿主耐受性和获得良好长期结果的关键。然而，免疫抑制剂导致实体器官移植患者新发肿瘤风险比是一般人群的2 ～5 倍。移植后免疫抑制治疗是实体器官移植后新发恶性肿瘤的重要诱因。然而，癌症风险可能因地区、人群和移植类别（如肺或肾移植）、潜在慢性疾病、行为（吸烟和酗酒）、癌前病变以及使用的免疫抑制药物而不同。因此，需要注意早期发现恶性肿瘤。以前的系统分析仅限于肾移植，肝、心或肺领域的患者和相关研究还没有报道。了解不同实体器官移植受者的癌症风险有助于移植后恶性肿瘤的早期检测、评估和治疗（表1）。
表1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新发肿瘤风险因素
移植后新发恶性肿瘤已成为长期生存的器官移植受者的主要致死原因，是移植医疗中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针对器官移植后新发肿瘤问题，国内专家先后汇报各自领域内的最新临床实践和研究成果。
北京友谊医院田野教授就肾移植术后新发尿路上皮肿瘤的特点、危险因素和治疗进行汇报，提出新发尿路上皮肿瘤具有发病率高、女性多见、多灶性等特点，强调了需对既往马兜铃酸暴露史致癌风险的重视，推荐肾移植术后密切监测患者原肾、输尿管及膀胱，对于新发尿路上皮肿瘤患者建议采用“SOAP”综合治疗方案。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建永教授介绍了肾移植术后肿瘤的发生、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方案，提出移植术后新发肿瘤患者应系统评估肿瘤的发生情况，采用调整免疫方案、手术联合放化疗等综合治疗方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长希教授分享了华南地区肾移植术后新发消化系统肿瘤特点，并分析了不同地区肾移植术后新发肿瘤类别的差异和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诊治经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黄洁教授分析了心脏移植术后新发肿瘤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吸烟史、环孢素应用及糖尿病史，并提出早期密切随访和定期肿瘤筛查具有重要意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陈静瑜教授进行了肺移植术后新发肿瘤的诊治报告，提出“早发现、动态调整免疫策略、必要积极手术”的诊疗策略。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国生教授对小肠移植与新发肿瘤进行报告，总结了小肠移植后新发恶性肿瘤的类型及治疗方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饶伟教授总结了肝移植术后新发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病特点，提出应重视术后科学管理，加强多学科合作，积极治疗，以期获满意的预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冯钢教授对胰腺移植术后新发肿瘤进行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提出胰腺移植受者新发肿瘤以消化道肿瘤和妇科肿瘤为主，受体新发肿瘤预后主要与肿瘤恶性程度密切相关，建议降低免疫抑制强度，转换CNI 类药物为雷帕霉素，但是需密切监测移植物排斥反应的发生。
几位专家的主题报告群峰共鸣、精彩纷呈。围绕移植术后新发肿瘤的发病特点、危险因素、治疗方案等进行讨论，提出预防新发肿瘤发生的策略应基于已识别的风险因素（表2）。除了如种族、性别、年龄或移植适应证是不可改变的一些风险因素，移植受者的一些可改变风险因素包括吸烟、酒精、生活方式、行为、代谢管理。肥胖是已知的恶性肿瘤危险因素。推荐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适当的体育活动和合理饮食，以避免肥胖。积极处理移植后出现的代谢性疾病也有助于降低癌症风险。建议对于移植术后新发肿瘤应重视早期、定期筛查，争取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治疗中要多学科合作，积极治疗的同时注意调整免疫抑制治疗方案以及移植器官的功能保护。
表2 预防新发肿瘤发生策略建议
移植肿瘤学概念的内涵局限于肝胆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领域，现通称为“肝移植肿瘤学（liver transplant oncology）”。系统移植肿瘤学研究每位器官移植受者均面临某些确定或不确定的系统性肿瘤学问题或风险。广义而论，系统移植肿瘤学是在现代医学范畴与背景下，基于临床肿瘤学与器官移植学交融化临床实践形成的整合与共生的学科领域，其应以免疫抑制状态下的全部移植受者为关注对象，应以移植医疗中的全部科学问题为课题线索，应以追求移植医疗的医疗效用与社会价值为宗旨目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郑虹教授领衔系统移植肿瘤学的学术交流，从移植肿瘤学历史、发展探讨系统肿瘤学概念对移植肿瘤学概念的延伸和拓展，给移植肿瘤学赋予新的内涵和历史使命，并且介绍了具有潜在抗肿瘤效应免疫抑制剂-卡培他滨的最新研究成果，为移植受者肿瘤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药物选择和免疫抑制剂转换方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王辉教授围绕移植受者罹患恶性肿瘤的风险评估与筛查、器官移植时机的决策进行阐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张玮晔教授对供体传播恶性肿瘤的风险进行评估，提出规范并执行捐献者筛选流程，可降低供体传播肿瘤风险。
器官移植候选者既往罹患恶性肿瘤或罹患潜在性恶性肿瘤，可直接影响器官移植的临床决策与临床转归，评价所患肿瘤治愈率、筛查肿瘤疾病或癌前疾病是值得关注与重视的肿瘤学问题。移植供者传播恶性肿瘤疾病的筛查与风险评估，亦是无法回避的尖锐又复杂的肿瘤学问题。专家们从系统肿瘤学角度分析和探讨移植受者罹患肿瘤与移植供者传播恶性肿瘤疾病的风险评估与筛查策略，科学规避移植医疗中可能发生的肿瘤相关不良预后事件。由于缺乏移植人群的数据，器官移植受者的筛查指南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普通人群的特定癌症筛查指南。临床强化筛查计划可提高生存率。表3 表4 概述了针对实体器官移植受体的筛查和治疗策略建议，应将其视为基线和起点，系统移植肿瘤学科作为肿瘤学、移植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应继续努力填补实体器官移植受体癌症筛查方面的知识空白。
表3 实体器官移植受体新发肿瘤筛查建议
表4 实体器官移植后新发肿瘤治疗策略建议
移植后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PTLD）是实体器官移植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一组淋巴组织肿瘤，可发生于需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避免移植排斥反应的各类别移植受者。PTLD 的成人总发病率为1%～3%，儿童为6%～10%，标准化发病比为3.9%～21.21%。PTLD 最常见于成人LT 后早期 （通常在第1 年内），主要是因为免疫抑制剂的剂量较高。PTLD 出现于移植后20 d 至移植后几十年，导致早期和晚期PTLD 是2 种不同的临床和病理表现。EBV血清阴性且接受EBV 血清阳性供体移植物的LT 受体比其他LT 受体发生PTLD 的风险高1.5 ～2 倍。监测EB 病毒DNA 水平在这些高危受者中具有重要价值，患者可能受益于免疫抑制的减少和/或抗病毒治疗。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汝昆教授从临床病理角度探讨了PTLD 的前沿诊断技术以及淋巴瘤分子分型在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郑卫萍教授则从儿童PTLD 与EB 病毒感染的关系中探讨了肿瘤的治疗经验和前沿研究动态。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邓琦教授探索性尝试CAR-T 治疗难治性移植术后淋巴瘤，分享了如何平衡CAT-T 治疗与免疫抑制剂使用的临床经验。
本次会议期间举行了《器官移植后新发肿瘤》编撰启动会。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立项并签订出版合约。本书内容涉及基础理论以及临床实践，以临床问题为向导，理论结合实践，全面介绍近年来临床技术发展和实际经验，突出实用性，是第一次在国内及国际范围内全面系统地总结归纳器官移植后新发肿瘤的基本原理、任务方向与发展前景。
本次论坛通过4 个专题部分、 18 个专题报告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表明，长期接触免疫抑制剂与实体器官移植相关肿瘤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移植相关肿瘤问题错综复杂，包括风险评估与控制、移植相关肿瘤强化筛查、免疫抑制治疗的平衡管理等。面对移植肿瘤学相关问题，移植后一般免疫抑制处理应将CNI 减少到最低可能剂量，以降低肿瘤风险。对于可根治手术受者，可以按照与一般人群相同的原则进行手术，但需要移植医生参与，多学科合作，避免移植状态本身带来的手术风险。而针对肿瘤的系统治疗，由经验丰富的肿瘤学家与移植专家合作，充分考虑移植患者药物的协同和叠加作用，对细胞毒性化疗或TKI 治疗的治疗监测进行个体化评估。器官移植受体肿瘤状态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应用与移植物排斥反应、移植物丢失和病死率的发生显著相关，通过多学科讨论、仔细审查风险、平衡效益和治疗个体化才能减少风险发生。放射治疗(伴或不伴化疗)可作为保留器官的首选疗法，用于许多癌症的治疗意向，也可用于缓解无法切除疾病的症状，如骨转移。放射治疗可以在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中安全进行，用于根治意向性治疗，或根据肿瘤类型和临床情况选择姑息性治疗。
该论坛的举办初衷是普及和发展移植肿瘤学知识和发挥移植肿瘤学科在移植领域中的重要作用。移植肿瘤学是移植技术广泛普及、移植学与肿瘤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众多移植肿瘤学专家的加入，给论坛增添了许多色彩，希望该论坛今后成为移植、肿瘤等学科专家学者的交流平台，为更多的移植肿瘤医生提供学习交流和共同进步的机会，为提高移植相关肿瘤患者的健康生存提供保障。
本届移植肿瘤学前沿论坛为在津举办第一届移植肿瘤学的学术会议，亦是首次全国性国际化移植肿瘤学专题会议，问题聚焦精准、学术氛围浓厚、交流讨论热烈、成果传播广泛，达到预期效果，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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