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视域下的精神困境——论苏童《黄雀记》的意象化书写
时间：2023-06-22 09:3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许玉洁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兴起一股重“形式”的创作风潮，其中最为耀眼的莫过于先锋派，其对于文本形式的高度关注及丰富的创作实践，促使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文学倾向从热衷于“写什么”转而关注“怎么写”。先锋作家为形式写作提供了多种范式，如马原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格非以“隐藏四分之三”的叙述方式创作了中国当代最玄奥的小说《褐色鸟群》，而苏童则以“意象化写作”构筑着属于自己的香椿树街道等文学故乡。
意象在新时期叙事文学中崭露头角继而锋芒毕露，经历了复杂的变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新生代”诗人主张“非诗”，提倡语言的原生态，“反意象”的创作主张直指朦胧诗派，朦胧诗所推崇的含蓄意象成为需要矫正的传统。正当“非诗”主张使意象在诗歌领域遭遇滑铁卢之时，意象却悄然闯入了叙事文学的疆域，为自己谋求一线生机，一些作家在创作中开始有意识地使用意象，他们割断意象长时间以来绑定的意指，通过跳跃、颠覆、创新为意象赋予崭新的个人化意涵。
苏童是将意象化写作锤炼得炉火纯青的作家，他多以意象命名作品，如《米》《罂粟之家》《蛇为什么会飞》，在叙事中，意象也发挥了连缀情节、暗示走向等重要作用。《黄雀记》讲述了香椿树街三个青年男女保润、柳生、仙女的爱恨情仇，是苏童“意象化写作”的扛鼎之作，同时也体现了苏童对中国转型期人的精神困厄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
相比于传统叙事写作，苏童运用意象营构所打造的实验性叙事策略，可以给读者提供形式和内涵的双重体验和解读，打破了传统惯用的时空叙事逻辑，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弹性和张力。
1.叠加意象间层次分明
苏童在叙事中，擅长将自己的情绪和判断隐而不漏，而把诸多意象推到文本的表层，使其喧哗、连缀、狂欢。读者首先需要的就是对意象的破译，意象的形式与传统意指的分离很大程度上造成接受的困难，同时，繁多意象的叠加与交织更可谓是苏童精心构筑的文本藩篱，若是不仔细拨冗，则很难窥见真相。这些意象虽繁复交织，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随意堆积，其中不仅有核心意象与次要意象的区别，也有联类意象与独立意象的划分。
如《黄雀记》书名的关键意象“黄雀”从未在全书出现，但通读后可以发现，黄雀是命运的象征，并渗透每一情节和人物。苏童借谚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传统内涵，为每个人物设置了多重身份，在“保润的春天”一章中，仙女是蝉，保润是螳螂，柳生是黄雀；
在“柳生的秋天”一章中，柳生是蝉，仙女是螳螂，保润是黄雀；
在“白小姐的夏天”一章中，三人的身份已不能明确标明，背后似有一双命运之手在操纵着三人的关系与人生，命运的神秘气息穿梭于全书。黄雀虽未出现，却又处处存在。
在黄雀的“命运”之手统摄下，作者对季节的安排便有了一种宿命的意味：保润在春天发生青春期的萌动和觉醒，人生如春天一般灿烂光明，却被诬陷强奸仙女而锒铛入狱；
柳生操纵司法逃过牢狱之灾，但其一生都在对保润和仙女的愧疚和道德的惩罚中度过，如秋天一般萧瑟悲凉；
仙女(即白小姐)泼辣乖张，任性恣意，如夏天一般绚烂，但这繁盛的景象过后即将迎来的是堕落自弃、流落风尘的枯败，“仙女以‘夏天’的姿态介于‘保润的春天’和‘柳生的秋天’间，隐喻着焦灼张扬之后的堕落无奈。”[1]命运的流转变迁和无所不在预示了三人的状态和未来，“春天—秋天—夏天”的反向循环预示命运即黄雀的永不停息，这两个全书最大的实体意象和抽象意象相互映照，营造了作品原始、基本的文本生态。基于此，其他诸如水塔、老屋、怒婴、河流等意象均在这两个基本意象的映射下徐徐展开。
2.意象自身矛盾多义
除了不同意象之间以主次分明、交织递进的方式扩充文本的弹性外，同一意象也包蕴着多种含义，甚至彼此间相互矛盾。井亭医院的水塔，原是一块荒废之地，是柳生犯下强奸罪的地方，是仙女被绑、失贞之地，也是保润葬送人生、锒铛入狱之地，可以说是充满罪恶、肮脏、凄惨的地狱，却被修缮、改造、装修成香客络绎不绝的菩萨庙，而选址、监工的人竟是柳生，他是把水塔变为地狱的罪魁祸首，也是把水塔变为宗教圣地的实施人，天使与魔鬼在他身上兼容，良善与罪恶在水塔下共生。善与恶在撕扯，罪与赎在较量，水塔意象的这种矛盾和转变带有作者戏谑的意味，借用意象的多义进行反讽更是展现出世界的荒诞和文本世界的巨大张力。
仙女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存在也有着多义性。她有着姣好的面容，“谁都承认仙女容貌姣好，尤其是喂兔子的时候，她歪着脑袋，嘴巴模仿着兔子食草的口型，一个少女回归了少女的模样，可爱而妩媚。”[2]48有着能歌善舞的才艺天赋，15岁时便会跳小拉(一种交谊舞)、贴面等新兴舞蹈，酷爱听流行歌，离乡后在深圳以在酒吧当歌手为生，还自刻唱片。除了在外貌上人如其名，在生命力上更是有着仙女般的能量。怀着身孕的仙女在遭遇车祸后竟然母子平安，毫发无伤，选择溺水自杀，竟然被水流托举，一路漂到善人桥，酷似先知摩西的经历。但与仙女的特质所共存的，是她妖妇的特性。她乖张任性，为实现自己买录音机的愿望，无故吞下保润80元抵押金；
在被柳生强奸后，因接受了柳生家大笔财富而将强奸的罪名嫁祸给保润，使自己从一个受害者变成强奸犯的同谋者，至此她二元性格中的仙女被妖妇压制，成年后以出卖肉体为生更是与仙女这一美名背道而驰。仙女与妖妇形象在一个人物身上公然并存，在无数神秘经历的背后，我们感受到的是仙女人物形象的深邃和多元。
3.意象作为叙事动力
意象的张力体现在上述形象多元、意象错落有层次等方面，更体现在其叙事功能——故事的动力上。“苏童许多叙事文本中，在每一次故事情节的转折处，意象都会运载着作者特定的意念出现，成为支配整个文本的一种笼罩性存在。”[3]
如果挑选连缀全文、提供情节发展动力的意象，非“丢魂”莫属。“丢魂”是指人猛然间陷入了一种飘忽、不受理性控制、不能理智分析的超自然状态。《黄雀记》每个主人公都有过失魂的经历，“丢魂”成为左右人物行动的推力，也构成故事的隐形助手。首先是祖父丢魂后被送进医院，使保润得以进入井亭医院见到日思夜想的仙女，给保润提供了学习五花八门的绳子绑法的契机，为水塔事件做了铺垫。保润丢魂的表现是执着于与仙女跳上一支小拉，甚至不惜与柳生做交易，捆绑仙女，客观上为柳生的强暴行为提供了便利。柳生第一次丢魂是任凭荷尔蒙爆发强暴仙女，给三人带来毁灭性的危害。第二次丢魂是十年后面对归来的仙女不能自已地接近她，引出了白马事件。可以看出，小说中人物不停地受到丢魂的摆布，祖父丢魂挖地—保润丢魂绑仙女—柳生丢魂强奸仙女—十年后柳生丢魂接近仙女，由此形成了故事发展的隐形动力。
苏珊·桑塔格说，“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4]可知，疾病已在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成为人们潜意识中不可抹去的一种隐喻，所以桑塔格才力求揭示并摆脱这种根深蒂固的隐喻思维。同样，丢魂作为一种精神状态的异常，在作品中也被赋予了别样的隐喻意义。
1.传统伦理的消解与人性冷漠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生产模式的巨变，社会风气也在悄然间更替，脱贫致富、精致利己、消费至上等思想充斥着人们的思想。通过祖父丢魂这一线索，苏童给我们展现了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思想状态和社会风潮。“小说通过这一意象着力表现了在世俗经济与欲望的冲击下，江南文化视野下‘家’所具有的重视家族构建与崇文有序的传统意义不断消解，其本身所固有的守护温存、相亲相知的美学意味也消散殆尽。”[5]
祖父对儿孙的孝道毫无信心，于是每年春暖花开时照一张像，以备不时之需，而保润母亲怕受到儿孙不仁不孝的舆论指责，对此十分抗拒，甚至当面羞辱祖父，称他为“家贼”，“别说你还活着，就是死了，你的遗照也不一定能上墙。”[2]7“你这样一个老疯子对国家做不了贡献，对子孙没有什么恩惠，有什么必要这么长寿。”[2]31祖父丢魂后，保润父母以给祖父治病为由将其送进精神病院，而他们的目的是将老屋出租以获得每月200元的房租，祖父的红木大床也以500块的价格被卖出，租出的房子先后被改造成时装店、保健品药店等。更为讽刺的是，去医院探望祖父的人竟不如去扫墓的人高兴，“就算倾家荡产，也不能让老疯子回家。”[2]28社会风气的变迁使传统的孝文化和“家”观念变得无足轻重，长辈变成可以算计与谋利的局外人。祖父是转型时期社会现实和国民精神的整体隐喻。
除了孝道的失落和人性的冷漠，祖父丢魂所展现出的还有金钱至上的疯狂。在得知祖父挖树是为寻找黄金后，香椿树街的居民便加入了这一疯狂的掘金运动，甚至夜里都有人出动，还有人疯狂挖金导致房屋坍塌而入狱，谁都不曾想到这只是祖父的一个幌子。谎言的不经意与掘金运动的盛大形成了荒诞的对比，强烈地反映出人们被金钱支配、失去理智的混乱心理。被金钱奴役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郑老板，财富的暴增使他一时无法接受和驾驭，以致于患上了妄想症，以沉迷女色浑浑噩噩度日，生日时三十个小姐在房间开色情party。这些荒诞的景象反映了精神麻木的时代现状，人在金钱面前无所适从，变成了受金钱驱使的行尸走肉。
2.历史叙事与当下言说
祖父丢魂的潜在原因是脑袋中的气泡在拍照时被镁光灯闪破，之所以有气泡是因为祖父在文革时受到迫害，被红卫兵用煤炉钩砸破脑袋，自此便有了锯齿形的疤痕。由于会联想起当年枪毙曾祖父的情景，祖父尤其惧怕保润用法制结捆绑自己，反而喜欢民主结，背后隐喻的是黑暗年代不公的法制对人造成的巨大痛苦和后遗症，即使在精神失常之时，内心深处都是满满的惧怕，祖父指向的是消失在时空里的历史岁月。祖父“既寓指‘旧时代’在‘新时代’的残留，暗示着‘文革’暴政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一类人在新时代的尴尬境遇，同时也意味着被阉割掉历史意识的当代人的摆脱不掉的精神噩梦”[6]。
丢了魂的保润爷爷四处刨挖的行为，严重地干扰破坏了香椿树人家的日常生活，因而被普遍视为一种精神失常的状况。因此，与历史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保润爷爷被送入井亭医院，就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祖父被束缚于医院，意味着其失去了在主流话语中言说的权力，暗示尘封的历史与记忆即将永远被压抑，被封闭，而被戕害过的小人物只能作为历史错误的受害者而被边缘化，他们的伤痛无法被看见。祖父无法找到祖宗的尸骨，他的伤痛也就无法被抚平，他的长寿似乎是在等待历史的解释，而历史报之以沉默。
祖父角色的设定与找魂的过程是苏童揭开香椿树街历史记忆的一种文学表述，反映了他对历史与传统、小人物与宏大事件之关系的反思与追问。“如果说祖父作为一种历史和传统‘根’的隐喻出现的话，那么，白小姐产下的红脸婴儿，则是迷失在浮躁的金钱社会的耻辱的象征。”[7]但怒婴依偎在祖父的怀里，很安静，历史与未来在此和谐共处，同时，祖父也是柳生在洗头房嫖娼的阻止者，似乎暗示了苏童给出的对浮躁现实的解决途径：社会的浮躁与软弱，或许借助于传统历史与文化的力量，通过历史与未来携手，能够获得现实的修复和救赎。
与“丢魂”意象相似，“绳子”也多次出现，且与几位主人公都发生过纠缠和关联，甚至酿下牢狱大祸。对不同主人公而言，绳子的隐喻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社会转型期的人性困厄与迷茫。特别是绳子的直接操纵者保润，更是因绳子而荣光，也因绳子而毁灭。
1.边缘化的青春——保润
保润与绳子的结缘源于他青春期微妙的心理变化。看到仙女的照片经历第一次梦遗后，保润开始了身体上和生理上的全面发展，肌肉横向发展，腿粗，背厚，胡须茂盛，脸颊布满青春痘，这样的外貌必然使他在同龄人中不如柳生般受欢迎。同时，在打扮和爱好上他也是过时的，别人穿蓝色牛仔裤，他穿豆绿色卡其布裤子，别人穿紧身夹克，他穿宽大的深色外套，在旱冰场滑旱冰时，别人快乐、放肆、明朗，保润有的只是紧张、拘谨、窘迫。他细腻且敏锐地感知到自己在同龄人间的落伍，继而产生自卑情绪，他的梦遗总是与羞辱、愤怒有关，他青春期的大好时光，也都挥霍在井亭医院。
第一次看见仙女照片，仙女便“似乎预知了照片的命运，正用一种忿忿的谴责性的目光，怒视着这个世界，包括保润”[2]7，此后仙女对保润的态度似乎应验了照片中的预示——厌恶。首次见面仙女便骄横无礼地用遮阳伞敲打保润的脸颊，嘲笑他去鸿雁照相馆属于跟不上时代。在旱冰场羞辱保润，私吞保润的80块钱，拒绝与保润跳舞。这一切都如绳子般鞭打着保润。
在现实中遭遇了种种难堪，保润终于在井亭医院找到了慰藉。在捆绑祖父的过程中，保润自创了多种绳结，法制结、民主结、菠萝结，手法各异，技艺娴熟，逐渐成为医院的名人，常被请去帮忙绑人。甚至曾以专家的身份被请去给三十多名男女护工上观摩课，他的自信在绳子上不断攀升。在捆绑仙女的时候，保润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近乎得意的表情，“我捆人的速度，不是世界第一，就是中国第一，今天让你见识一下。”[2]88终于，他的得意之作成为将他推入深渊的帮凶。从保润身上，我们看到了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因为身体的正常发育而感到苦恼和纠结，内心的孤独无人诉说，无处排遣，无所适从，最终选择了以极端的方式获得虚幻的自我满足感和价值感，最终酿成悲剧的发生。
2.“罪—罚—赎”的人生链条——柳生
如果说绳子给予保润的是青春期的安全感和光荣感，那么给予柳生的就是一生的羞耻感与愧疚感，这种负罪感抵消了青春期特有的快乐。柳生因为青春期的性欲冲动犯下大错，又让保润成为替罪羊，看似躲过了牢狱之灾，凭借自己的圆滑世故赚得风生水起的人生，但柳生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牢笼中度日，“你的快乐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夹着尾巴做人吧。”[2]119
对柳生来说，绳子是一个梦魇，它说来就来，不分白天黑夜。从火车上诡异飞落的尼龙绳圈正好套住他的脖子，白色的包装绳是他即将赴死的暗号。“有朝一日保润回家了，对柳生会是什么态度？好心会不会有好报？要是保润不领柳生的情，我们家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2]126这些问题似绳子般时刻击打、惩罚着柳生，践行着罪与罚的传统因果逻辑。
面对仙女和保润的归来，柳生更是诚惶诚恐，对白小姐(化名后的仙女)言听计从，不计回报地替她要债、买枪，对保润也是卑躬屈膝，用自己的顺服换取日子的宁静。如果说十年前水塔事件是柳生犯下的罪，保润入狱的十年是柳生的罚，那么仙女和保润的双双回归则是柳生的罚与赎，“罪—罚—赎”似绳索般嵌套进柳生的人生。
3.商品经济浪潮裹挟下的堕落——仙女
一条绳子，捆住了仙女的贞洁。自从在水塔被柳生强奸后，仙女的人生便与羞耻密不可分。离开井亭医院的那些年，仙女先后做过酒吧歌手、夜总会小姐，认了不少哥哥和干爹，也遭遇了多次性侵，不难想到这些经历均与色情、肉体有关，获得的酬劳不外乎是名贵的手表、手机、香水等奢侈品。仙女的物欲从少女时起就可以窥见，家境贫寒的仙女那时便已靠给柳生打工来获得这些奢侈品，甚至为买录音机而私吞保润的80块钱，她的贪欲和不择手段为后来的堕落埋下了种子。
失去贞洁后，仙女更是无所顾忌，可以说绳子的捆绑加速了仙女堕落的进程。绳子最开始是仙女受害的证据，但她接受财物作了伪证后，绳子便成了她加害的象征，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绳子是保润的影子，她知道绳子来了，保润便来了。”[2]233“她犟不过命运，她的命运由绳套控制。”[2]253对仙女的困境，苏童尝试给出了拯救方法：宗教救赎。见到信奉基督教的庞太太，“她觉得自己脏，真的有点脏了。她觉得自己有罪，真的有罪了。”[2]273仙女认识到自己的罪，但庞太太一闪而过，只给出祷告忏悔的宏大建议，并未给予切实的解决方法。
总之，苏童以《黄雀记》为脚本，完成了意象化写作的一次实践，他以温婉、沉实、内敛的耐心，从容叙述了一个时代的惶惑、脆弱和逼仄。他对转型时期的社会乱象、个体精神困境及国民精神紊乱的时代特征与荒诞，以意象为中介，进行了精准的解析和展现。对结局的处理——仙女出走、怒婴诞生、祖父“长生不死”反映出苏童为转型期的病症贡献良方妙药的尝试和努力，虽不理想，但毕竟是一个作家依自己的文学良心所做出的自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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