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字研究的新语料与新成果——以《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研究》为例

曹祝兵

□语言学研究

近代汉字研究的新语料与新成果——以《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研究》为例

曹祝兵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近50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记录宋元以来土地、山林、房屋等交易的民间契约文书，数量巨大，是继汉魏碑刻、敦煌文书、佛经文献和明清古本小说之后研究近代汉字的珍贵语料。由储小旵、张丽撰写的学术专著《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研究》是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基础性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以第一手文献资料为研究对象，在文字学、字典学、文献学和方言学等领域取得了不少创新和突破。该书通过识读、分析学界已刊布的数百本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图版中的俗字和特殊符号，归纳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的类型，阐述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文本的主要特征，探析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在近代汉字研究、大型字典编纂、契约文书整理和研究、汉语方言研究中的学术价值；
该书研究成果恢复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本来面貌，为契约文书的史学等相关研究扫清了语言文字障碍，提高了研究的质量。

新语料；
《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研究》；
学术价值；
评介

文字学分为古文字研究和近代汉字研究两大领域。此前学界研究近代汉字主使用汉魏碑刻、敦煌文书、汉译佛经和明清古本小说等语料。敦煌文书数量在5万卷左右，而50年来在安徽、贵州、浙江、福建、云南、广东、山西、北京、内蒙古等全国各地陆续发现刊布的记录宋元以来各地土地、山林、房屋等各种交易为主的民间契约文书的数量更是巨大，仅徽州文书的数量就多达100万份[1]135-147，再加上贵州、浙江、福建、广东、湖北、北京、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契约文书，数量相当惊人。据初步统计，持续刊布中的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图版已达1000多册，成为研究近代汉字又一珍贵的新语料。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具有跨越历史时间长、真实、唯一、原始、数量巨大等特点[2]，内容涉及史学、经济学、农学、语言学、法学和档案学等学科，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当前，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史学等相关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而它的基础性研究相对史学等研究成果来说，仍显得比较薄弱。储小旵、张丽所著的《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正是在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基础性研究薄弱的背景下推出的，因此，该书的刊出，可以弥补契约文书基础性研究薄弱的现状。该书自出版至今，获得了学界的好评，在京东商城和当当购书网共获得130条评价，好评率达100%。本文以《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为例，对其内容和学术价值进行评析，以窥探近代汉字研究新语料的使用情况及新成果的内容特点。

（一）《研究》是作者15年对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文字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从《研究》后记可知，到该书刊出为止，作者从事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研究已达15年之久。15年来，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均以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为研究对象，成功申报并完成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重大项目子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和特别资助等项目在内的项目7项，发表与契约文书相关的论文50多篇，在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因此，《研究》是作者15年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二）《研究》拓宽了近代汉字研究的领域

汉字研究包括古文字研究和近代汉字研究两个方面。此前，学界较多关注古文字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近代汉字研究（主要为俗字研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多位学者认识到了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性。有关俗字的定义，张涌泉先生在《汉语俗字研究》中解释道：“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3]他在《敦煌俗字研究》（第2版）中对“俗字”含义的界定更加明确：“汉字史上各个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称为俗字。”[4]俗字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行业性。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说：“俗文字在文字学史上应该有重要的地位，但过去没有人注意过，这是重古轻今的毛病。”[5]虽然近年来俗文字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与古文字学和汉语言文字学的音韵、方言、词汇等其他方向相比较，俗文字学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俗字研究可以“为正字法提供根据”“检验简化字，为文字改革提供依据”“为音韵学研究提供材料”[6]。俗字研究还可以“提高古籍整理的质量”“提高大型字典编纂的质量”“有助于对汉字简化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汉字的整理和规范”“有助于建立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等学术价值[7]。

此前，俗字研究主要使用敦煌文书、佛经文献、碑刻文献和明清古本小说等材料，而巨量的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未能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因此，黄德宽、陈秉新先生《汉语文字学史》认为：“俗字研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拓的研究领域，还有许多课题需要学者解决。……随着地下出土文献的逐渐增多，古代各个时期的各种不同的文本又为我们研究俗字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如新出秦汉以降简帛文献、各地民间契约文书（如徽州文书等）、新出碑刻墓志等都有许多俗字资料。”[8]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新材料为近代汉字（主要为俗字）研究新领域的拓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故此，《研究》的刊出，较好地拓宽了近代汉字研究的领域。

（三）《研究》系统揭示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文本的主要特征，帮助读者准确识读契约文书中的文字和符号

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是宋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地百姓所抄写的记录土地、山林等各种交易的有效凭证，是“反映中国农村历史实态的各种文字、图表等不同形式的原始记录”[9]。这些契约文书具有数量大、跨越历史时间长、真实、口语化等特点[1]135-147。由于这些契约主要系当时各地农民所抄写，因此文书中含有大量俗字、讹字，并且文书中含有大量当地方言口语和特殊符号，给契约文书的识读和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一般的读者或研究者，由于对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文本缺乏较为深入的了解，因此在识读和研究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时，往往被文书文本所难倒，而《研究》系统探讨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文本的主要特征，指出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含有纷繁的俗写讹字、丰富的宋元以来方言俗语词和特殊的语法形式等特征，同时结合契约文书文本特征理论知识，校订了学界在研究和整理契约文书时因忽视或不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文本特征而产生的种种讹误，为提高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整理和研究的质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研究》系统归纳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的主要类型，揭示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的全貌

作者在阅读数百本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主要有简化、增繁、改换偏旁、全体创造、变换形体结构、书写变易、类化、观念影响、音近更代、草书简省、使用古字、合文和使用简省符号等13个主要类型，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揭示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的全貌，从而为我们了解宋元以来民间百姓真实的语言生活面貌、为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整理和史学等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扫清了语言文字障碍。

（五）《研究》多角度揭示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

《研究》首先分析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语料具有时代可靠性、真实性、专业性、承接性、地域性、口语性和数量巨大等7个主要特点。基于宋元以来契约文书语料特点的分析，《研究》认为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字学、词汇学、音韵学、方言学等价值。并结合徽州、浙江、贵州、福建等省地契约文书，就文字学和词汇学价值作了详细的论述。

在文字学方面，《研究》以契约文书中的“與”字为例，分析了该字在契约文书中存在大量异写字形，许多字形写法相当稳定，但其中许多字为包括《汉语大字典》在内的大型字书失收。此外“恐”的异写字形达300个以上，值得我们关注。《研究》以“厶”的形体为例，指出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在探寻文字演变的轨迹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认为，“厶（畞）”的演变过程为：畞→畝→亩么→畆→厶，该字的考证，将“厶”的形体演变过程具体揭示了出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文字研究，可以提高大型字书的编纂质量，如可以补大型字书失收的文字，考释大型字典中“音义待考”的文字，将大型字典中某些文字首见时间大大提前，纠正少数无书证、无语例字释义的不确，为字典中少数文字提供适当的语例，等等。值得称道的是，《研究》考释了大型字典中数十个“音义待考”的文字，为这批字的来源和音义找到了合适的语例，颇有学术参考价值。

（六）《研究》系统考订了一批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标题中的讹误

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整理，首先面临的是给契约构拟标题的问题。契约标题一般包含写契时间、责任者和契约内容的界定等3个问题。然而由于绝大部分契约文书为手写而成，字迹潦草，并且几乎每件契约文书的书写者都不尽相同，其中又夹杂了大量的俗写字体，这给契约文书的识读、整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以致在整理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大大降低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相关研究的质量。《研究》在通读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影印本时发现它们在立契人姓名、立契时间、立契内容等方面仍存在大量不足和错误。为了给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史学、农学、法学等研究提供更精确的文献资料，作者将契约文书名称和契约文书影印件内容逐一对照，考订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第1-2辑）》《徽州文书》（第1-5辑）、《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清水江文书》（第1-3辑）、《天柱文书》（第1辑）、《万篆楼藏契》以及其他契约文书标题中的讹误和不足，恢复了契约文书的本来面貌。

（七）《研究》校勘考订宋元以来契约文书释录整理中的文字讹误

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主要为手写而成，字迹潦草、漫漶，并且几乎每件契约文书的书写者都不尽相同，其中又夹杂了大量的俗写异体字形，给契约文书的释读、整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以致在录文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研究》将全国各地宋元以来的契约文书看作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运用排比归纳、结合上下文意和参考书法作品等方法，对《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录文中的文字进行系统考订，恢复了它们的原貌。

（八）《研究》分类举例校勘释读了徽州契约文书在整理与研究中的文字讹误

徽州契约文书是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中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发现刊出时间较早，数量巨大，引起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高度重视。《研究》梳理了多年来学界在研究徽州契约文书时产生的种种文字讹误，并将这些文字讹误归纳成因不识本字而误、因不识俗字而误、误认字形、因不识俗字而进行误改、因不识俗字而以“□”代替等多种类型，结合其他地区契约文书、历代书法作品和徽州方言等文献与相关理论，对这些文字讹误进行校勘释读，恢复了徽州契约文书的本来面貌。

（九）《研究》深入考释了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中29组俗字

《研究》第七章考释了“筆”“邊”“步”“叉”“程稻叔租”“出”“除都”“擔”“當”“得”“墳”“覆”“岡”“桕”“糧”“留”“盧”“苗”“排”“破”“橋”“缺”“商”“埭”“挖拖”“議”“友”“嘴”等29组正字的俗字。这些字中，有的是同形字，有的一字多形，作者阅读了大量原始文献，考证材料充分、翔实，有说服力。所考释的文字，多数为大型字典失载，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汉字研究的内容，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字学价值。

《研究》围绕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原始图版材料，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其文字学价值，主要表现如下。

（一）紧紧抓住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出土文献，拓宽了近代汉字研究的领域

作为汉字研究的两翼之一——近代汉字研究，多年来一直围绕汉魏碑刻、敦煌文书、佛经文献、明清古本小说等文献展开，但近50年来，全国各地不断发现并刊出了巨量的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为开拓近代汉字研究新领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数量远远超过敦煌文书，具有珍贵的近代汉字研究价值，因此，《研究》作者紧紧抓住巨量新文献的刊布机会，历经15年的潜心研究，完成了近40万字的学术专著，拓宽了近代汉字研究的领域。

（二）考释了一批新见近代汉字的异写字形，丰富了近代汉字研究的内容

除了第七章考释29组文字外，《研究》第二至第六章中，也考释了不少新的异写文字构形。这些异写字形，如“恐”“據”等的大多异形写法都非常固定，达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但多被包括《汉语大字典》在内的大型字书失载。这批新的字形研究，较好地丰富了近代汉字研究的内容。

（三）为大型字书的编纂提供直接的内容，提高了大型字书编纂的质量

（四）考察单个文字形体演变的轨迹，为今天汉字规范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研究》花较大篇幅考证“厶”字的演变过程：畞→畝→亩么→畆→厶，具有重要的文字学价值。作者认为，从字形看，“厶”作为“畆”的简写过程可能是这样的：“畞”手书俗写作“亩么”或“畆”，然后简省作“厶”。从语音上看，由于“母、畞、每、马声皆通转”，并且《广韵》中“某”“畞”同属于厚韵小韵，因此，“厶”字符号不仅是“畆”的字形省写，而且还保留了“畆”的读音，同时也印证了方以智关于“厶”来源于“麼”又借作“某”的简省书写符号的正确性。

（五）运用契约文书中的文字解决了方言俗语中某些字的源头问题

《研究》第六章“徽州契约文书校读释例”，将学界在研究徽州契约文书过程中因不明文字而产生的种种讹误进行了分类考辨，指出了误读契约文书文字的原因，大大提高了徽州契约文书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质量。

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整理是契约文书出版和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契约文书整理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研究的质量，因此，契约文书的基础性研究应当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第四章系统考订了数百册契约文书标题中存在的文字等问题；
第五章用相当多的笔墨考订了《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中的文字讹误，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此外，作者运用《研究》中的理论，考订了在阅读契约文书标题时碰到的文字问题，兹列举数例：

（一）《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二月叶周价立断增苗根田价契》[12]391

（二）《民国五年（1916）六月张升达立卖断增断赎山场竹木杂树字》[12]498

（三）《民国七年（1918）十二月兄与钢立卖园坪契》[16]

（四）《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休宁县朱永建立卖店屋地赤契》[19]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相对于其它的近代汉字研究专著，《研究》在研究中注重新语料的原始性，恢复了契约文书原貌，研究中做到了多个创新，如：以大量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图版为研究对象，做到了研究文献的原始性，在研究材料上做到了创新；
拓宽了近代汉字研究的领域；
考释了一批传世文献和字书中未见或少见的文字，极大丰富了近代汉字的研究内容；
考察部分汉字的形体演变轨迹，为今天汉字的规范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通过大量文献考证，为部分疑难方言自造字的来源提供有力论据，大大丰富了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内容；
通过文字和文献比勘，结合全国各地契约文书图版，考订数百册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标题中的文字讹误，恢复了契约文书原貌；
校勘释读了一批契约文书录文中的文字和符号讹误，为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更加准确的文献资料，等等。这些创新，是对近代汉字研究新材料深入挖掘、精心研究的新成果，其学术研究思路缜密、眼光锐利，既有一家之言，又有纠缪订误，是一部适合文字学、史学、农学、法学、方言学和档案学等多学科研究者阅读参考、学术含金量非常高的近代汉字研究力作，是近代汉字研究未来发展主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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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orpus and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Takingas an Example

CAO Zhu-b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In the past 50 years, a huge number of folk contract documents recording land, forest and housing transaction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ave been found successively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y are a precious corpus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after the tablet inscriptions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Dunhuang documents,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ancient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academic monograph “Research on the Common Character of Contract Document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ritten by Chu Xiao and Zhang Li,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basic research of contract document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book takes first-hand docum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has made many innovation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fields of philology, lexicography, and dialectology. By reading and analyzing the types of common characters and special symbols of contract document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alyz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on character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large dictionary compilation, contract documents sorting and research, and Chinese dialects, the book displays the original landscape of contract document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lears the language barriers in related research and improves its research quality.

new corpus;;academic value; review

H123

A

2096-9333（2022）06-0061-07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2.06.09

2022-09-28

曹祝兵（1979- ），男，安徽望江人，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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