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蒲鲁东“构成价值论”的批判——基于《哲学的贫困》

方 适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91）

批判蒲鲁东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时不可绕开的一个环节，其中，《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在新的历史观业已形成并在其指导下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展开批判的论战性著作。过去，尽管国内外学界对《哲学的贫困》研究已有诸多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普遍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角度展开研究，对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构成价值论”较少研究，而研究马克思对蒲鲁东“构成价值论”的批判对还原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刚刚形成时对经济范畴和具体经济问题认识，尤其是对价值理论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二律背反是蒲鲁东在讨论特定经济范畴时经常使用的手法，也是构成价值论确立的前提。蒲鲁东认为，“二律背反是一种具有两面性规律的概念，它既有肯定的一面，又有其否定的一面”[1]73。“二律背反由两个词组成，它们互不可缺，可是又始终彼此对立，而且总想消灭对方。……这就是其中的第一个词叫正题，即本论，第二个叫做反题，即反论。”[1]74解决二律背反问题的方法不是照搬用反面公式解决矛盾这一方式，而是综合正题和反题以求得合题，在合题中正题和反题之间的矛盾得以消解。“政治经济学既然是以价值概念作为出发点，这门科学（我暂且提前使用“科学”这个名词）的一切基本要素也就必然自相矛盾和彼此对立”[1]72，因此，蒲鲁东认为价值也存在二律背反。使用价值为正题，交换价值为反题，两者之间相互不可分离，但是随着工业的进步和需求不断地扩大，使用价值逐渐变成了交换价值，但与此同时，两者之间仍彼此对立、相互斗争。针对蒲鲁东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二律背反的关系，马克思逐一进行了批判。

首先，关于交换价值的起源。蒲鲁东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不可分离，但是价值的这两种属性并不是一开始就同时存在的，它们在产生的时间上仍有先后顺序的区别，使用价值先于交换价值，随着工业的进步和需求不断地扩大，使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而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原因则是由于物品的有限性和需求的不断扩大，个人无法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向别人建议，将他们生产的部分商品同“我”生产的产品进行交换，因此，交换价值得以产生。

马克思对蒲鲁东关于交换价值起源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蒲鲁东论证逻辑的错误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揭示。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关于交换价值起源的解释完全是循环论证，因为蒲鲁东认为交换产生的前提是个人对单个人无法独立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但事实上，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就决定了参加生产的人必然不止一个，而这就代表了这种生产是在分工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分工即有交换。蒲鲁东在假设交换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论证交换的起源，因此，马克思才说“蒲鲁东先生喜欢绕圈子”。马克思不仅指出蒲鲁东论证逻辑的错误，而且批判了蒲鲁东对经济范畴非历史性的理解。在假定分工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蒲鲁东“把交换看做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按照蒲鲁东的这种“建议”的历史叙述方法，只要假定一个人向其他人提出建议，任何东西都可以在某种“建议”下产生。但是马克思指出，事实上，交换有其自身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交换的对象是生产时的剩余品，后来产品的生产才是为了交换，而蒲鲁东将交换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范畴，用“建议”代替交换的真实历史过程体现了其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其次，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互对立的关系。蒲鲁东在明确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后指出以前的经济学家走到这里就停止了，他们只是指出了价值的二重性，却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价值的矛盾性即价值的两种属性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蒲鲁东认为同一种商品的数量越多，其交换价值就越低，按这样推论下去，产品的交换价值仅仅取决于产品数量，只要产品数量足以稀少，其交换价值就越高甚至不可估量，只要产品数量足以庞大至无穷，其交换价值就越低甚至一文不值。不仅如此，为了使矛盾更加明显，蒲鲁东还将交换价值表达为“由意见决定的价值”，因此，交换价值与“意见”概念之间成为同义语。这样，蒲鲁东则在使用价值、众多、供给和效用之间、交换价值、稀少、需求和意见之间划上了等号，因为众多与稀少之间成反比的关系，因此便容易地得出其他相等同的概念之间亦是成反比例的关系。蒲鲁东不仅指出价值的矛盾性，还进一步将矛盾和对立归结为人的自由意志，他认为卖家可以自由决定生产成本，买家也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购买物品以及愿意付出的价格，买卖双方的自由意志造成了价值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摇摆。

对此，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互对立的关系不仅是老生常谈，而且是用抽象和矛盾的概念代替现实中的经济事实。蒲鲁东不可一世地认为以前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发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但马克思说这早已不是什么奥秘，西斯蒙第，罗德戴尔和李嘉图早已用各种不同形式揭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反比例关系。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揭示了蒲鲁东分析价值矛盾性存在的问题。从蒲鲁东将使用价值与众多相等同、交换价值与稀少相等同的公式来看，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完全忽略了需求，因为任何东西的数量只有在考虑需求的条件下，才能够说的上多或少，而无视需求的产品数量的增减对交换价值而言是无意义的。从蒲鲁东将供给与效用，需求和供给相等同的公式来看，马克思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供给不仅只是代表效用，产品的供给者也有对某种产品或者货币的需求，而需求也不仅代表意见，产品的需求者同样也在提供着他生产的某种产品或者货币。蒲鲁东的做法“不过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针对蒲鲁东将价值的矛盾性归结为自由意志，马克思则指出生产者并不是自由的生产者，不是生产者随意决定生产，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者在一定程度内生产，同样，消费者也不是自由的消费者，他购入何种商品以及愿意为此付出的价格也是建立在整个生产组织上的。因此，生产才是决定供给和消费的决定因素而不是个人的自由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此时只是在批判蒲鲁东观点的范围内讨论价值的矛盾性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常识性问题，并没有对这一问题作正面回答，但是此时马克思已经开始强调了从现实历史性的维度理解经济范畴的重要性。

“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是蒲鲁东“构成价值论”的核心概念，也是蒲鲁东揭示价值矛盾性的根本原因所在。蒲鲁东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相互斗争和矛盾的运动造成了现实中的财富悬殊、贫困等问题。为了解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及其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反常结果，蒲鲁东根据二律背反“正题-反题-合题”得出作为其合题的第三个范畴，即构成价值。蒲鲁东认为价值事实上是各种产品作为一种元素参与统一的社会财富的比例关系，这种价值比例关系虽然经常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但是在构成价值的各种元素中，存在一种确定的比例关系或者比例尺度可以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处于平衡状态之中，这种确定的价值比例就能构成或确定价值，且在这种确定价值比例中，产品价格能体现真正的需求和公平的关系，因此，贫困问题可以在“构成价值”这一合题中得到解决。

在构成价值的各种元素中，蒲鲁东认为只有劳动时间才能确定相对固定且公平的价值比例关系。蒲鲁东将社会整体比作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劳动的历史就是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真实写照。在长期的劳动中，“普罗米修斯知道哪一种产品需要一小时的劳动，哪一种产品又需要一天、一星期或一年的劳动；
同时，他也懂得，投入生产的费用愈多，自己的财富也愈是增长。”[1]83同时，他也知道必须优先生产维持生存所需的必需品，随着生活越来越有保障，才考虑生产各种劳动时间消耗较长的奢侈品。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普罗米修斯根据劳动时间确定了相对固定的生产次序，即优先生产劳动时间所需较少因而也是最必须的产品。必须指出的是，蒲鲁东认为劳动的作用只是将各种天然物品或者效用不明显的物品变成可以衡量的有用物品，劳动本身没有价值也不参与产品交换，劳动价值的说法是劳动能够创造产品从而创造价值的语言缩写。所以，劳动时间既可以确定产品的生产顺序和效用又不参与和其他产品之间的交换，因此蒲鲁东认为劳动时间是衡量各种产品比例关系的合理尺度。蒲鲁东又继续指出，事实上，按照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比例关系就是关于平等的理论。“作为产品比例的价值，换言之，即构成价值，必然包含同等的效用与交换能力”[1]89，但是蒲鲁东指出他所提出的构成价值中的使用价值已不再代表那种消极地只供享乐的东西，交换价值也不会被故意的夸大和抬高，它们各自的消极特征以及价值的矛盾性在构成价值中得到消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的“构成价值”就是一种关于解决经济上的二律背反问题的平等理论。蒲鲁东不仅认为构成价值是关于平等的理论，他还从构成价值中得出一重要结论，即任何产品的价值都等于它的成本，产品必须用产品来购买。无论普罗米修斯承担何种工作，他总用自己的劳动产品去购买他所消费的产品，由于两种产品的共同单位是劳动日，尽管每日的劳动量有所差别，但是从总的平均数来说，一个劳动日正好偿付另一个劳动日，不多也不少。

按照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第二章“论价值”中的结构安排，马克思批判价值的矛盾性后，对蒲鲁东的核心概念“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进行了批判。

首先，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不具有原创性。“商品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是李嘉图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李嘉图及其学派将劳动看成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虽然物品的价格偶尔暂时会脱离商品的自然价格，但是生产物品所必须的劳动量才是相互交换商品数量的依据，商品的价格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费用来调节的。因此，在蒲鲁东之前，李嘉图及其学派就已经从现实中发现了“劳动时间确定价值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这一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而蒲鲁东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当作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的消解或者综合。

其次，马克思批判构成价值不是关于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平等革命学说，而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构成价值应用于劳动商品的后果之一是工资的下降。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不是蒲鲁东所理解的语言缩写，也不是一种虚构，它在现实中表现为劳动商品的价值即工资，按照构成价值的基本原则，工资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所决定，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时间会不断下降，因此，劳动正常价格会逐渐趋向于工资的最低额。不仅工人工资逐渐降低，而且马克思还指出工人任意一劳动日的价值也并非相等。“一个劳动日正好偿付一个劳动日”是蒲鲁东从“构成价值”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证明“构成价值”是关于平等理论的重要条件。但是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劳动日创造的价值并不是先天相等，它们之间是否相等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都由竞争所决定。虽然竞争可以决定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但是一旦将复杂劳动日转化为简单劳动日，简单劳动日则成为价值尺度，那么不同的劳动则失去了质的差异，人与人之间没有了质的差别，人在劳动中的主体性被消解。因此，劳动时间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不但不是解决贫困的平等公式，反而使工人彻底沦为现代工业的奴隶。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蒲鲁东之所以错将构成价值当做关于平等革命学说的根本原因是他混淆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他错误地将两者作为同一种事物对待。对于蒲鲁东而言，“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购买这种劳动所包含的价值”，即工人是以工资的形式领取自己的劳动产品，根据同样的理由，蒲鲁东也将工资与生产费用混淆为同一种事物。但是马克思指出“商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量”和“劳动价值”两者并不等同，商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量，也就是劳动所包含的价值，是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劳动价值，也就是工资，是任何劳动可以购买的价值。蒲鲁东之所以混淆劳动价值和商品价值，主要是他认为劳动本身没有价值，劳动价值只是“劳动使产品具有价值”这一说法的简略，因此，他将劳动价值和商品价值当做同一种事物看待。劳动价值与商品中所包含的价值不仅不同，而且劳动价值本身也不能作为衡量商品的价值尺度，因为劳动价值即工资，也就是满足工人生存所需要的商品的价格本身就是需要被确定的价值，因此无法作为商品的衡量标准。

除了理论本身的谬误，马克思又一次揭示了蒲鲁东在证明构成价值是平等革命学说中循环论证的错误。蒲鲁东确立商品价值尺度是为了寻求工资平等，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将“任何一个劳动日与另一个劳动日相等”即工资平等作为既定事实，认为一定劳动时间或劳动量内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相等，从而确定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所决定。

最后，马克思批判“价值比例规律”是比例失调的规律。构成价值就其实质而言是由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但是蒲鲁东将构成价值表述成“价值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这是因为蒲鲁东认为“比例性关系”的表述既可以避免承认劳动商品的最低额就是工资的正常价格，同时也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供求平衡或者供求比例适当是劳动时间决定产品价值的必然结果。为了证明劳动时间代表产品的效用和需求的比例关系，蒲鲁东指出根据他的观察，在生产上花费劳动时间最少的产品是最有效用的东西，但是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最少的产品不代表其效用最大，例如马铃薯与肉相比，其所需劳动时间更少，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相比于肉，人们更需要马铃薯。马铃薯比肉更普遍食用的原因不在于其效用更高，而在于其生产劳动时间更少，“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2]105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劳动时间并不能决定产品效用的大小，因而劳动时间不能恰好表示产品的效用程度，供求平衡并非为劳动时间决定产品价值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按照蒲鲁东构成价值论，不仅不会带来供求关系的平衡，甚至会造成比例关系的失调。这一比例失调首先表现为劳动不断跌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会导致产品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按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所以对于劳动商品而言，其价值也是不断下降的。同时，比例失调也表现为产品清一色垄断取代产品均匀多样化，例如棉纺织工业的进步会导致其价格的下跌，其结果就是棉花比其他产品相比更加便宜从而占取更多市场份额。除此之外，比例失调还表现为“全社会展开偷懒的竞争”。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提倡“某甲的一个工时交换某乙的一个工时”，这与蒲鲁东先生“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是等价的”的结论是基本相一致的。但是马克思指出一旦社会按照这一定理进行产品分配，劳动效率高者比劳动效率低者就拥有多余的空闲时间或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在产品用于交换而不是自己消费的前提下，其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想做劳动效率低者，全社会则展开偷懒的竞争。

诚然，在《哲学的贫困》写作阶段，马克思还没有明确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成为商品，也采用了恩格斯“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不成熟的观点，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等，但是马克思已经明确认识到“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一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足以打破构成价值可以解决贫困问题的幻想。

“金银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1]94。蒲鲁东认为金银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因此，金银与其他产品之间具有共同尺度并且可以通过该尺度即劳动时间进行比较和交换。按照蒲鲁东的证明逻辑，只要商品按照劳动时间构成一定比例，商品之间就具有交换性，那么蒲鲁东很自然的提出疑问：为什么金银成为了构成价值的典型，换言之，为什么金银成为普遍交换手段即货币。在蒲鲁东看来，君主的专横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君主们占有金银，并且在上面打上了自己的印章”[1]94，且无论商业如何动荡，金银的价值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例如，法国国王菲力浦一世命令在铸造金银货币时掺进杂质，但是最后货币还是跌回了真实价值。对此，蒲鲁东指出，菲力浦一世企图通过改变金银供给从而改变金银价值，但金银最终跌回原来价值的结果指明供求关系支配价值的观点并不适用于金银。因此，价值稳定的金银成为了与人类其他一切产品进行永久交换的特殊商品。

针对蒲鲁东将金银作为价值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在选择例子时没有什么比他选择金银更幸运的了，本来蒲鲁东只需要证明衡量金银商品的价值尺度是生产金银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但是蒲鲁东却认为金银能与其他商品进行永久交换，即代表金银的价值与其他商品价值之间具有一定比例，这意味着金银的价值是由生产金银的劳动时间所决定，所以，金银是价值已经构成的商品。但是马克思指出金银本身除了作为商品，它也是货币，它具有货币普遍交换的职能，金银之所以能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不是因为它与其他商品价值构成比例而是因为它具有货币特性。

至于蒲鲁东提出的关于金银成为货币的疑问，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这一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会产生普遍交换手段即货币；
二是为什么是金银而不是其他商品成为普遍交换手段。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不了解货币的本质。货币本质上一种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所以，货币不是脱离于生产方式总体之外的特殊事物，不用在生产方式之外寻求它产生的必然性。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决定金银价值的不是君主而是供求关系。君主在金银上打上的烙印是金银的重量而不是它的价值，并且菲力浦在金银中掺进杂质的做法只是改变了事物的名称，将原来三分之二个单位的金银叫成一个单位的金银。金银的价值没有因金银掺进杂质而改变，因此，只要供求没有变化，最后金银还会跌回原来的价值。所以，蒲鲁东的例子所证明的并不是君主使货币获得价值，而是贸易比君主更有权力。并且从货币的其他形式来看，例如纸币或者其他形式的货币，其价值就不是由生产货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关于货币的价值，李嘉图早已说明，确定货币价值的不是实物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是供求规律。

“任何劳动必有剩余”是蒲鲁东提出的构成价值论的另一种应用。蒲鲁东认为我们通常对社会的理解存在一种成见，即社会不是一种实物存在，而仅仅是人类集体的抽象名词，但事实上，在经济学中，社会是一个集体的有机存在，它的存在体现为全体成员的协调一致和亲密团结，并且它还有着自身的智慧、自发性、发展和生命等一切构成生物高度现实性的条件。“任何劳动必有剩余”这一在政治经济学中无法证实的原理，可以在这种集体的人的社会得到说明。

首先，蒲鲁东试图以铁路货运为例，从事实的角度证明任何劳动必有剩余。蒲鲁东的逻辑是从对铁路货运的具体计算中得出一项发明为国家提供的财富比给企业主提供的多，即可以证明任何劳动必有剩余。他计算的具体算法是：当铁路和兽力车的运费都为18生丁，而铁路和兽力车的速度为4:1时，因为时间对于社会来说就是价值，所以铁路运输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就是兽力车的4倍，但运输业主却连10%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当兽力车的运费不变，铁路的运费提高至25生丁时，无论是发货人还是收货人都会因为运费的提高而放弃使用铁路，从而重新使用旧日的兽力车。这样，铁路机车就会被弃之不用，400%的社会利益就会因为33%的私人损失而牺牲。因为铁路所带来的利益是社会性的，托运人从中所获得的比例非常小，但是对于托运人而言，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却是直接而具体的。从具体数字上来看，假设社会中有100万人口，那么铁路带来的社会利益是400%，托运人从中所获的则是0.0004%，但是托运人33%的私人损失对于社会而言将是33000000%的损失。因此，总体而言，每一种有用的新发明给予社会的利益比给予发明者的利益要多很多，集体的人的劳动必有剩余。

其次，蒲鲁东试图从理论的角度，即用普罗米修斯作为集体的人来说明任何劳动必有剩余。蒲鲁东将人类社会称为代表着集体的人的普罗米修斯，在普罗米修斯劳动的第一天，他的劳动所得等于10 ，但是从第二天开始，随着分工、一些机器和发明的出现，他的生产效率快速提高，劳动产品和福利得以快速增长。并且对于他而言，无论是社会公共消费品还是个人消费品，其消费品的价值都会得到补偿，最后，对于他而言，消费就是生产。只要普罗米修斯继续劳动，他每天消费的产品都是前一天的产品，并且每一天都为第二天留下一些剩余。因此，从普罗米修斯的劳动过程来看，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劳动必然是有剩余的。蒲鲁东指出“任何劳动必有剩余”这一定理不仅对于作为集体的人的社会是正确的，而且由于个人来自于社会，社会中的个人也受益于社会自身的规律，所以，这个原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正确的。但是在现实中，这一定理却没有体现在每个人身上：“本来，由于集体生产的进步，个人每天劳动创造的产品也愈来愈增多，因而劳动者的工资尽管不变，生活也该日益富裕；
可是，社会上却出现两种等级的人：一种从中获利，一种则因之变穷”[1]102。对此，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贫富分化是由于商业交易的任意专断性和价值的不可度量性而产生的。但是蒲鲁东指出他们的解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承认社会总体的财富的增加，即肯定了价值尺度，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交易是任意的、价值是不可度量的，从而否定每个人的财富都会随劳动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蒲鲁东指出以往经济学家并没有彻底解释“任何劳动必有剩余”，只有构成价值论或者价值比例规律才能对这一定理进行彻底的说明。根据价值比例规律，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尺度，任何人的劳动只能购买相当于其本身所含价值的物品，整个社会就相当于以工资形式领取自己产品的劳动者所组成，所以这就能够避免一部分劳动者的所得增加几倍而另一部分劳动者不断遭受损失。

针对蒲鲁东将“任何劳动必有剩余”这一定理视为构成价值论应用的分析，马克思依次进行了批判：

首先，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对社会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臆想。蒲鲁东对社会的理解是证明“任何劳动必有剩余”结论的前提，而他将社会直接理解为“集体的人”，混淆了“作为人的社会”和“组成社会的人”。马克思指出，事实上，作为人的社会的规律与组成社会的人毫无关系，蒲鲁东所理解的作为集体的人的社会并不是由人所组成的，社会有着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也并不是人的理性。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证明“任何劳动必有剩余”的事实根据和理论依据。从蒲鲁东铁路货运的事实根据来看，他不仅有纯粹计算上的错误，而且事实与他企图证明的结论恰恰相反：任何一项新的发明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利益绝不是成反比。蒲鲁东认为当铁路货运的运费提高至25生丁时，托运人就会因为多偿付33%的运费而放弃使用铁路，这样，铁路原本可以给社会带来的400%的利润就会因为33%的私人损失而遭到牺牲。但是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混淆了速度的百分比和利润的百分比，铁路提高了货运4倍的速度不能代表铁路能给社会带来400%的利润。除此之外，蒲鲁东还混淆了百分比和资本，在假定社会上有100万人时，蒲鲁东认为这400%的社会利润给社会中每个人带来的利润是0.0004%。但是事实上，无论社会人口和资本有多少，利润总是要按400%的比率来进行计算，当社会利润是400%时，社会中的每个人所获得的利润也是400%。同样，33%的私人损失对于社会来说也是33%而不是33000000%的损失。而且事实上，由于竞争的作用，每一项有用的发明不仅使发明者的利益不断下降至一般水平，而且竞争也会使资本不断会涌入利润高的部门直至该部门的利润率跌至一般水平为止。所以，即使在纠正计算上的错误后，蒲鲁东也不能证明每一项新的发明给社会带来的损益和给个人带来的损益成反比。从蒲鲁东的理论依据来看，马克思指出既然对于普罗米修斯来说，分工、机器等发明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他每天都能为后一天积累一些产品剩余，但问题是对于没有分工和机器的第一天，普罗米修斯的劳动产量是无法保证其第一天的消费以及为第二天保留剩余产品的。至于蒲鲁东所言的“任何劳动必有剩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适用的，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仍是在重复已知的真理，即社会中的个人的生产可以超过孤独的、没有联合的个人的生产。因此，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个人而言，蒲鲁东都没有彻底解释“任何劳动必有剩余”定理。

最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忽略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条件。对于蒲鲁东所提出的 “任何劳动必有剩余”没有在每个人身上体现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错误就在于忽略了现代社会生产的条件，现代社会正是依靠私人资本的积累、现代分工、工厂、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雇佣劳动制度等这些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东西，生产力才快速发展。蒲鲁东没有立足于现代生产条件分析贫困问题，而是仅仅是从理论的矛盾出发，无法根本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

马克思对蒲鲁东“构成价值论”的批判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此时马克思将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进行结合还有很大空间，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上也没有摆脱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局限性，并且囿于《哲学的贫困》的论战性质，马克思没有对价值理论进行系统阐释，而主要是根据蒲鲁东的写作内容依次进行批判。但是马克思却在批判蒲鲁东盗版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方法和观点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价值理论的认识，是马克思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不可缺少的内在环节。

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利用普罗米修斯神话证明劳动时间先天地决定合理价值和“金银作为价值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揭示了价值决定的社会性。针对蒲鲁东通过普罗米修斯的劳动历史得出“劳动时间是衡量各种产品比例关系的合理尺度”的结论，马克思批评指出，在现实经济中根本不存在像蒲鲁东所说的“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
针对蒲鲁东例举菲力浦一世改变金银供给的故事，从而得出“供求关系支配价值的观点并不适用于金银”的结论，马克思批评指出“决定金银价值的不是君主而是供求关系”。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所决定总是和供求相联系的，“只有供求的变动告诉生产者，某种商品应当生产多少才可以在交换中至少收回生产费用。”[2]105-106“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中，单只这种摇摆运动已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2]106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实质上阐述了供求关系在劳动时间成为价值的决定因素中的作用：正是由于供求变动，劳动时间才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这表明马克思在供求变动对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的影响中发现了价值决定的社会性，这为形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科学范畴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相等”，指明了决定价值劳动的特性。“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相等”是蒲鲁东从由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中得出的一个结论，但是马克思指出不同劳动日创造的价值是否相等以及它们之间的价值比例是由竞争所决定的。竞争使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简单劳动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因此，在抽象劳动科学概念没有形成以前，简单劳动暂时是不同劳动之间可以发现的共同东西，为各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提供了一个基本衡量尺度，以便比较各种不同商品生产时的劳动耗费。可见，马克思此时已经较为清楚地知道只有要找出不同商品之间的一致性才能相互比较，这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发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

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混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为进一步形成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重要前提和基础。诚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但是根据他关于“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的区分和阐述，马克思显然已经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特有的商品即“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即劳动本身成了交易品，并且工人的工资不断地被压低到生存的最低限额。正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在资本主义中这个“可怕的现实”，他才能进一步要考察“劳动商品”，从而明确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成为商品。所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用他的价值观点阐述了他在五十年代所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重要前提和基础，为创立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开辟了道路。

价值是蒲鲁东建立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出发点和基石，对价值的理解决定了其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方向。蒲鲁东虽然着眼于解决工人贫困，但是由于他将现实的贫困问题归结于理性之中的矛盾，企图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模拙劣仿即“正题-反题-合题”公式得出解决贫困问题的灵丹妙药—“构成价值论”，所以注定他一直困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也就是供需之间的抽象矛盾，固守供需平衡的比例关系的幻想，从而决定了其价值理论和解决贫困问题方案的非现实性。相形之下，虽然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还没有熟练掌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能力，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也有待于深化，但是马克思已经能够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谬误，并且通过批判蒲鲁东，马克思完成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价值问题的尝试，明确了价值等经济问题的社会历史性，在驳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面，在完成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方面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也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建立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1］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 (第一卷)［M］. 余叔通,王雪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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