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中的彰显与遮蔽——对高建平先生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学术批评

郑惠生

(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41)

近年来，当代学术史的书写及出版成了热点，作为学科之一的文艺学，也不例外。仅从文艺理论看，就有鲁枢元和刘锋杰等著的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的《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谭好哲主编的由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新时期基本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与论争》、邢建昌等著的由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高建平主编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陶东风等著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19》，等等。

由于文艺理论史的书写不仅对既往的文艺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总结意义，而且对未来的文艺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笔者以为，认真研读、探讨这些著述，对于学术同行来说很有必要。这里，拟对篇幅较大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一书(分上下卷两册，1152页，115万字，定价：418元，以下简称《当代》，且引用该著作文字时只注明页码)所涉主旨及部分内容，从“知识增量”或者说“知识创新”[1]的角度进行学术批评，兼与高建平、刘方喜、李媛媛、刘顺利、孟登迎、吕双伟、李世涛、李圣传等先生商榷。

无论发表期刊论文，还是出版学术专著，都是文艺理论工作者呈现自身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虽然两者各有长短，并且写论文好还是写专著好也会因人而异、[2]因题有别，但正如黄宗智所言：“……专著是组成现有各个学术领域的基本砖石。一个领域的专业化和成熟程度要看它的专著。要进入一个领域，要对其具备发言权，精确掌握其优秀的专著是最基本的条件。”[3]在学术研究领域里，专著是一种更具标志性的成果。就此角度而言，《当代》有相当的一部分章节对相关成果的介绍和讨论并未到位。下面，先用三例即三章文中的所述分别予以说明。

例一：第11章《文艺与意识形态》。该章不仅明确指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文论界的重要创造和收获”(第303页)，而且在与俄苏文论比对之后再次强调“‘审美意识形态论’应该是中国学者创造的”。(第312页)

那么，该章用了什么样的学术史料来描述分析由“中国学者创造”出来的这一重要理论命题呢？主要是期刊论文——粗略统计，除《文学原理——发展论》(钱中文，1989年专著)、《文学原理》(王元骧，1989年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1992年教材)外，就是10篇期刊论文，并说：“……学界通常都把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作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代表人物。”(第312页)这样不恰当的结论，明显是由于漏掉了创新阶段两个重要的学术文献所造成的：《艺术本质特征新论》(陈传才，1986年专著)[4]和《论文学的本质特征》(王淑秧，1987年论文)[5]——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本质特征意义”上持“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专论性著述[6]。

值得一提的是，陈传才的《艺术本质特征新论》一书，是国内出版的首部甚至还可能是仅有的一部“系统”阐述“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学术专著——不仅其主旨，而且连框架也一样。而该章在“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书写上，却对此完全不提，这明显是有失公允。

例二：第14章《文艺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组与文论范式的转型》。该章引用了不少资料，以之阐述新时期以来由于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发生变化而导致文艺观及文论研究的转型。然而，纵观文中给出的各种史料，却是以报纸文章和期刊论文为主，而专著，则以文学史书为主，尤其是第二节。也就是说，该章未把一些重要的学术专著纳入其中加以考察。比如，在“文艺与政治、经济互动”方面，或较“系统”或“史论兼备”的厚重之作《文艺政治学导论》(1995)、[7]《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市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1998)、[8]《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1998)、[9]《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2006)[10]和《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2013)[11]等，均未提及。再如，由政治转型和市场兴起所引发的以经济视角探讨各个文学时代甚或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专著也只字未提——包括《文化人的经济生活》(2005)、[12]《明清文学与商品经济发展关系研究》(2006)、[13]《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商业化视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1928-1937》(2008)、[14]《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2008)、[15]《宋代文化市场与文学审美俗趣》(2013)、[16]《唐代岭南社会经济与文学地理》(2014)、[17]《红楼梦经济学》(2015)[18]，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该章在探讨一些问题时，不仅对更具系统性的相对厚重的研究成果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且对某些更具理论性的话题也缺少关注。比如，第二节“围绕通俗文艺、金庸经典化、文艺商品化、大众文化等问题的论争”，仅“金庸经典化”问题就用了近4页三千多字予以介绍。这当然没什么大碍，因为毕竟在上个世纪末就曾有过具体针对某些通俗作家作品的激烈争论。[19]但问题是，主要起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界的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之争，至本世纪初演进为更具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理论之争——包括文学经典“是否终结”、[20]“是否不需要”、[21]“是否我读故在”[22]以及“雅俗价值是否无差别”[23]乃至“经济是否是文学的品格”[24]等等。这也是文艺理论界普遍关注和争论的典型的理论问题，[25]然而，作为文艺理论史的《当代》，其书写却几乎是完全避而不谈。

例三：第十二章《科学方法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历险》。该章在学术文献的占有和使用上，以期刊论文为主，而著作，除译著外，以手册和词典为主。也就是说，对于国内诸多学者“历险”的专著，未有涉及——包括平仑的《文艺控制论初探》(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8万字)、文早的《系统科学与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8万字)、杨春时的《系统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27万字)、王明居的《模糊艺术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22万字)、王明居的《模糊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22万字)、徐宏力的《模糊文艺学论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10万字)、杨曾宪的《审美鉴赏系统模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25万字)、杨曾宪的《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31万字)、晓苏的《文学写作系统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8万字)、王轻鸿的《信息科学视域与文学研究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35万字)，等等。

必须说，上列专著出版年代不一，也不在一个档次上，但水准至少都不亚于单篇的期刊论文。由于杨曾宪的两部“系统”专著已获多位学者“美评”——包括滕守尧、[26]孔庆峒、[27]赵敏俐、[28]华容、[29]杨守森、[30]郭芳、[31]肖文禾[32]等，这里就不再多言。至于《信息科学视域与文学研究转型》一书，就多说两句。该书在探讨信息科学对当代文学本质论、当代文学批评范式、当代文学史写作模式等各方面影响的基础上，揭示信息论与文学研究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既具有“问题意识”又能够“论从史出”，是一部算得上有创新价值的专著。然而，第12章《科学方法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历险》却对这一些都只字不提，实在是不应该。

另外，值得一谈的是，该章介绍了黄海澄从“控制论”角度分析美学问题的5篇期刊论文(第359～360页)，却完全不提及他相对系统的长约30万字的学术专著《系统论 控制论 信息论——美学原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仅此一例，便可知在《当代》书写中，一些更具理论性、系统性的著述并未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

这里绝非看轻期刊论文的价值，而是认为忽略学术专著而专注于期刊论文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下面，就这一问题简要地论述。

当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学术期刊论文猛增，[33]不仅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新的视角下谓之“技性科学”[34])领域如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这样。就自然科学及“技性科学”而言，不同于19世纪以前最重要的成果主要以专著的形式呈现——像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至大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世界的和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道尔顿的《化学哲学新体系》、傅立叶的《热的解析理论》、麦克斯韦的《电磁通论》、法拉第的《电学实验研究》、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布封的《自然史》、波义耳的《怀疑的化学家》等等，当代的许多重要发现和发明首先发布于学术期刊。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强化了学术期刊的地位，使得学术期刊尤其像《自然》《科学》等这样的一些顶尖学术期刊成了新发现和新发明的最主要媒介。如果考虑到自然科学及“技性科学”成果所具有的高度客观性、可检验性，[35]并且考虑到虽然存在着所谓“科学的与境性”和“文学策略”的运用[36]但其有效证明因不必展示研究全程、较少甚或无须溯及既往而形成的结构上的程式化和表述上的简约化；
那么，学术期刊成了当代自然科学及“技性科学”或者说“硬科学”[37]专家发表创新性成果的首选也就不足为奇。相比之下，作为“软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在事实判断上有明显的主观建构色彩，或者说难以像自然科学及“技性科学”那样具有突出的主客观高度统一的“可检验性”，而且在价值判断上由于常常不得不纵横比对而变得纷繁复杂——无论内容还是结构抑或语言。如此情形，便让真正有说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更多地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呈现——不仅古代、现代这样，当代亦然。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即便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期刊论文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只不过笔者认为，最理想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其呈现方式应该是学术专著而非期刊论文。在不同学者的著述之间做比较是困难的，也易于引起争议，但在同一学者的学术专著与期刊论文之间做个比较，是容易的也是适宜的。比如，笔者有二十几篇文艺学批评的文章发表在公开学术期刊上——包括批评“高估短信文学”、[38]批评错谬百出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39]批评所谓“走进后文学时代”、[40]批评文学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41]批评“文艺学越界”、[42]批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反科学倾向、[43]批评“不恰当”的“大学文艺学”评价、[44]批评82位国际知名学者关于“汪晖事件”公开信的荒谬、[45]批评朱光潜《谈美书简》的学理性缺失、[46]批评“语文课程标准”[47]、批评“文艺学批评”的“非学术化”、[48]批评“学术期刊”缺乏“文艺学批评”[49]，等等，但无论哪一篇期刊论文，质量上均不及有43万字且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文艺学批评实践》一书。[50]再如，《论审美时尚的特性》[51]《论审美时尚的潜在负价值》[52]《论审美时尚的非审美心理动因》[53]《论审美时尚的正面价值》[54]《论审美时尚的个体抉择》[55]《论审美时尚的流变规律》[56]《论大众审美文化的特征》[57]《也论大众审美文化的价值》[58]等任何一篇期刊论文，也都同样不如《审美时尚与大众审美文化》一书。[59]而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任一单篇论文，都只是专著这个系统中的单一子系统。离开了专著这个系统，作为子系统的单篇论文的价值是不难推测的。打个比方，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期刊论文只是作为先锋部队的轻骑兵，而专著才是决定最终胜负的主力军。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评价”与“学术史书写”出现过分侧重期刊论文的情况，固然与由于人心浮躁所造成的高水平学术专著的匮乏有关，但也跟“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研究占据了支配地位，控制了出版物”[60]相联——当多数人为了完成任务而急于发表时，不求科学系统、不求扎实严谨的应时性文字自然是多了起来。而在海量的良莠不齐的期刊论文面前，少数学者的精耕细作不易于引起注意，至于那些“不仅是科学的装饰品”而且已达至“科学的核心”的“系统”[61]因而也需要有耐心才能读完、读懂的厚重之作，就更容易被淹没。

对学术研究而言，理论建设固然重要，但“专门的、系统的”学科建设[62]也同样重要，甚至还可以说是更为重要。就此角度而言，《当代》对于极具重要价值的学科建设缺乏足够的关注。下面，大致按学科成形的程度分类举例说明解释。

首先是比较成熟的学科建设。在现当代，学科交叉是科学发展的大趋势，[63]作为人文科学之一的文艺学也不例外。就文艺理论本身而言，在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兴起并扩散之后，逐渐分化出文艺社会学、文艺语言学、文艺心理学三个分支学科。虽然这些分支学科是西学东渐而非中国原创，但它们在中国出现，一方面是中国学者吸纳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学者融汇了自身的思索所造就。然而，对于本身就是文艺理论研究的这几个分支学科，《当代》的书写并未有足够的重视。

比如，关于文艺社会学方面的著述，不仅存在着大量的期刊论文，而且也有不少的学术专著——包括司马云杰的《文艺社会学论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0万字)、刘崇顺和王铁等的《文艺社会学概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8万字)、徐启华的《小说社会学初探》(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12万字)、花建和于沛的《文艺社会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36万字)、花建和于沛的《文艺消费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17万字)、李益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原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23万字)、刘庆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0万字)、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9万字)、周平远的《文艺社会学史纲：中国20世纪文艺学主流形态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59万字)、何志钧的《文艺消费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24万字)、陈伟军的《传媒视域中的文学：建国后十七年小说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9万字)、方维规主编的《文学社会学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44万字)、汪文学的《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41万字)、罗时进的《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中华书局2017年版，42万字)等书，以及罗贝尔·埃斯皮卡尔的《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于沛等译)、张英进和于沛编的《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于沛等译)、阿尔方斯·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引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魏育青和于汛译)、吕西安·戈尔德曼的《论小说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吴岳添译)、吕西安·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段毅和牛宏宝译)等多部译著。然而，对于这一分支学科及上列各种专著，《当代》几乎是完全没有涉及——其中，第22章“外国文学理论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第752～791页)只在谈到一个“译丛”若干著作时列出了《论小说的社会学》的名字(第771页)，其它则一概不提，仿佛这一分支学科不存在似的；
而第23章“文学理论教学与教材建设”(第792～818页)虽提及“文艺社会学”(第808页)一词却未展开一字，与之相似的还有第9章：里面也只出现了“文艺社会学”(第263页)一词而未有任何陈述。

再如，关于文艺语言学方面的著述，不仅期刊论文不缺，而且学术专著也有不少——包括白春仁的《文学修辞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2万字)、郑颐寿的《文艺修辞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3万字)、冯广艺和冯学锋的《文学语言学》(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版，26万字)、郑海凌的《文学翻译学》(文心出版社2000年版，29万字)、王珂的《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61万字)、祝克懿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6万字)、李荣启的《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3万字)、贾永雄的《通向巴别塔——中国文学语言学论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8万字)、高玉的《“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48万字)、陈仲义的《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34万字)、刘泉的《文学语言论争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21万字)、冯胜利的《汉语韵律诗体学论稿》(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18万字)、曹逢甫的《从语言学看文学：唐宋近体诗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15万字)等等。这些或理论或理论应用于实际分析的著作，表明文艺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值得大书特书。然而，在《当代》的书写中，它与文艺社会学的地位一样，几乎是完全不见踪迹——其中，第22章“外国文学理论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第752～791页)和第23章“文学理论教学与教材建设”(第792～818页)都同样是不著一字，好像从未有过这一分支学科的构建似的。

其次是崭露头角的学科建构。原创性的学科建构，在中国很罕见。就此而言，董学文的耕耘实属难得——他的《文学理论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2万字) 一书和《“文学理论学”构建刍议》(《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被誉为“标志着一门新学科——‘文学理论学’的诞生。”[64]除“绪论”外，《文学理论学导论》共分九章，标题依次为：什么是文学理论、对象与要素、理论家与“理论共同体”、生成与转化、形态及其存在方式、范式演变、系统与特性、结构与话语特征、阐释与评判。从这些小标题来看，该书的建构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而从具体的论述来看, 深入和清晰则是其突出的特点。关于该著在学科建构方面的创新价值，已有众多学者给予高度评价——包括赵文、[65]李万武、[66]李心峰、[67]张弼、[68]欧阳友权、[69]马龙潜、[70]李龙、[71]唐文吉、[72]等，这里就不再多讲。然而，《当代》却没有把它纳入书写的范围中。

最后是正在尝试的学科反思与构建。如何才能把文艺理论建设好，这是一个需要文艺学共同体成员不断反思探索的课题。对这一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了多个“猜想和反驳”。[73]而近些年，又出现了一些“反思性批判的重构”。[74]其中以邢建昌、李西建等学者为代表的“知识生产”视角颇具价值，因为它直面了长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自身的建设能否有效地进行知识生产以及生产了什么样知识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从发表的情况看，虽谈不上轰轰烈烈，但也有不俗的业绩：除《守持与创造——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李西建等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35万字)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邢建昌等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55万字)两本专著较为“系统”外，还有一些期刊文章的论述也相当深刻——如章辉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应“遵循学术创新原则”的探讨、[75]方克强从“知识生产”角度探讨三部“反本质主义”教材的得失[76]，等等。

参考C.I.刘易斯对“知识、行动和评价”的论析，[77]可以认为，文艺学建设中的“知识生产”视角主要偏于思维方式的重构，而以“文艺学”为对象的批评则主要偏于行为方式的重组——或者说是一种更侧重于实践行动的“学术审理”。[78]从《“文艺学批评”的理论构建》(2017)[79]公开发表至今，作为偏于“实践行动”的“文艺学批评”也有了多篇或建构性或反思性的文章问世——包括《着眼于文艺学生态建设的文艺学批评实践》(2018)、[80]《一部敢于批评善于批评的学术著作》(2018)、[81]《文艺学批评的寂寞践行者》(2018)、[82]《建设文艺学的元科学——文艺学批评》(2018)、[83]《批评的理论与理论的批评——兼论文艺学学术批评的可行性与意义》(2018)、[84]《文艺学批评——走向一种新的批评实践》、(2018)[85]《文艺学批评的功能》(2018)、[86]《“文艺学批评”建设：创新的视角》(2019)、[87]《论文艺学批评的基本原则》(2019)[88]，等等。

然而，在《当代》的书写中，已经发生的也是正在建设中的“知识生产”视角和“文艺学批评”似乎都是不值一提。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两部分的各例分析只是为了说明《当代》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而非全面评判。这里所说的“非全面评判”，有两层含义。一是《当代》各章不尽相同，有个别章节并不存在着重视期刊论文而对学术专著完全不够重视的情况，如第10章“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理论思考”(第272～299页)和第13章“文学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第376～418页)，基本上就做到了在学术专著与期刊论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二是存在着问题的不止于上述例子，如文体论、发展论，就属于文艺理论研究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代》的书写同样未予以重视。

综上，无论是对专著未予以足够重视，还是对学科建设关注不够，都表明《当代》的书写，主要不是从知识增量或者说知识创新的角度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既然这样，那又是什么呢？

该书的“内容简介”写道：“……作者并不是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七十年的历史过程描述之上，而是以问题为纲，选取七十年来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进行专题探讨，努力做到以论带史，以论见史……”(勒口)而“后记”则写着：“……以专题为纲来写当代文学理论……这种安排，可以直接面对问题的论争焦点，深入问题的内部……”(第1152页)据此，并结合实际上已存在的书写，可断定该书把考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现象的重心放在“论争”上。而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一些更能体现知识增量的学术专著和学科建设被冷落的原因了。

不过，虽然更加重视“问题论争”是《当代》书写者的一种自由，并且这种“自主抉择”的自由应该受到尊重，但如果是聪慧的读者，就应该还能够认识到其“视角”本身所固有的“局限”。[89]此外，由于其中所蕴含的，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路向选择”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90]所以，极有必要深入地讨论。

首先，真理越辩越明，故“问题论争”是有益的事，但“问题论争”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更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至于莱布尼茨曾担心过的“不是致力于减少争论反而增大争论”以及“满足于华而不实的论辩”，[91]那就很有害于问题的解决了。从“论争”的结果看，无非有两类：一类是取得共识或基本上达成共识，[92]如文艺批评的标准；
另一类则是未获得共识或基本上无法达成共识。后一类情况，从原因看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主要是“立场”使然，如通俗文学价值高低的论争。第二种主要是“伪命题”造成，如“文论失语症”(第16章第504～545页和第26章第955～961页)和“强制阐释论”(第15章第501～502页、第16章第520～521页和第26章第962～965页)的论争——这些命题就像“凡事都有例外”的命题一样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事实。然而，《当代》却不惜篇幅地在这些“伪命题”上浓墨重笔，这难道是恰当的吗？

其次，既然书写的重心是围绕“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进行探讨，那么就应该是充分展现“论争双方”最为尖锐的观点及其论证逻辑和论证材料，以之揭示“论争双方”在学理上的得失乃至论争现象背后的实质。然而，《当代》并未将这一“自主抉择”的意图贯穿始终。比如，“文学经典”在本世纪初就是一个论争激烈的理论问题，但在《当代》整本书中，“论争双方”均付之阙如。再如，分别出现在第15、16、26章中的“强制阐释论”书写，均不取“中立立场”，[93]因而也未展现更未探讨最尖锐或许还是最有力度的异见——包括张玉能的《本体阐释论质疑——与张江教授商榷》[94]《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95]两篇长文。又如，“文化诗学”理论虽未曾引发激烈的论争，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批评的意见，如钱雯就指出了“文化诗学”的三个“局限”,[96]然而，在《当代》第17章和第26章里，关于“文化诗学”的书写，却完全“忽略”了“对手的出版物”，[97]从而回避“指短”的意见。像上述各例表明，《当代》所谓注重“问题论争”的理念，所谓“直接面对问题的论争焦点，深入问题的内部”的意图，实际上并未认真地落实——不仅从外部上看是选择性的，在“至关重要”的“历史真相”[98]方面是不完整的，而且从内部上看还是设置了“双重标准”的。若换成波普尔关于“真”的“阐释项”“必须在逻辑上蕴含被阐释项”[99]的角度看，该书写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宏旨上高度重视、操作上或选择性重视或选择性忽略的书写法，难道不会让人觉得文艺学学术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再次，不是所有的研究都会引起争论，尤其是潜心的高水平的研究。具体而言，未引起“论争”的文艺理论研究未必不重要。既然《当代》以“论争”为中心，那往往就是争论得越激烈越好，并且最大的可能性是把未引起“论争”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边缘化。可问题在于，那些“十年磨一剑”的文艺理论著述，往往也是一些不易引起争议也更难引发激烈“论争”的研究成果，因为它即便并非无懈可击，至少也不会漏洞百出。对于这样的一些研究成果不予以书写，难道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史不会让人觉得是很不完整的吗？难道书写者有可能因为拥有自主选择的“学术自由”而逃脱“学术责任”的历史指控吗？

最后，尽管“写文艺理论研究史”并非不可以有“问题论争”的呈现，但其效果和意义，主要应该不是让读者知道有多少“问题论争”以及怎样“争论”，而在于通过展现各种各样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揭示哪些问题完全解决好了，哪些问题虽基本上解决好了但在某些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哪些问题虽有人研究但基本上还未有大的突破和进展，哪些问题实质上是不可求证的伪命题，哪些问题是属于值得研究但还是未有人去开垦的处女地，以之为后继者奋进提供榜样，同时也为其进一步努力指明方向。

然而，纵观《当代》全书，其书写进路常现热闹胜于静寂，名声重于文献，零散高于系统，数量优于质量。这种学术史观及相应的学术史料使用法和分析法，无疑是很让人担忧的。它似乎是在告诉读者，不管文艺理论研究者如何努力，如何在第一时间里拿出创新性的成果，只要他还没有引起争议，他就完全有可能因为被认为不值得书写而被遮蔽；
它似乎还在告诉读者，无论你的研究多么勤勤恳恳，多么富有创意，多么系统完整，多么严谨周密，你被认可的程度都完全有可能不如那些能让期刊论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写手，甚或还可能不如那些傍“学术大腕”的写手，因为从根本上讲你无法让人觉得你无处不在，而背后更没有足够大的团队替你“包装”乃至替你点燃“论争”之火。像学术史书写的这种导向，难道不会对当下已经无法让人乐观的文艺学生态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吗？若借鉴尼采关于“历史与生活之间辩证关系”的说法，[100]那就是它会不会产生“本应服务于学术的学术史反而伤害了学术”的结果呢？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热闹并非高，静寂未必低。故此，那些乐意于承担起“尽可能客观地科学认识所负的责任”[101]的学者，或者换个角度说，只要是出于“科学目的”而非“科学家的目的”[102]的学术史书写者，就一定会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爬梳剔抉，披沙沥金，钩沉索隐。他也许会很重视彰显热闹，但绝不会遮蔽掉本该倾听的静寂。换言之，他会像对待那些早已引人注目的热闹一样，“负责任”地“倾听、善待、关注”[103]本该倾听的静寂，以期更加合理地描绘出特定时空中的多元学术景象，以期更加清晰地勾勒出能经得起时间质询的学术路线图。因为如果他还不是一个偏爱热闹已经达到了固执程度的人，那就一定会明白历史的结局总是“曲终人散”，当潮水退去之后，唯有“本真”才有可能让后学者真有所获，而曾有过轰动效应的“虚荣”，则只能成为后学者的笑谈。

末了，须再一次指出的是，笔者并非反对重墨书写有大争议的学术话题及相关的人和文，而只是强调有些热闹不必过分彰显，至于某些引发了争论但却充斥着常识性和学理性错误的文献，更无须彰显，而对于那些“由热血和汗水浸泡而成”的高质量著作，[104]即便它不声不响，也应该大书特书。毕竟，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不仅要提供争论和教训，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知识增量的范例，或者说要为文艺学“创新发展”树立“标杆”，[105]在“行不言之教”[106]的同时，给文艺学工作者一个正确的前进目标，从而使文艺学共同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只有这样，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才能回归它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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