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徐旭生的交谊与学术歧见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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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江
在学术界，学者之间或因地缘交往密切，或因兴趣和观点相近互相支持，或因政见相投互相奥援，而因各种原因学者间关系疏离甚至破裂的情况也时常出现。顾颉刚和徐旭生是民国学界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顾颉刚发起的“疑古”思潮对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徐旭生根据古史传说资料和考古成果撰写的著作也影响深远。两人在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上彼此支持、相互配合，后因学术观点相异及人事纠纷而关系破裂，令人诧异。目前学界对顾徐二人的关系尚缺少应有的关注，对二者的合与离及学术观点的分歧等很多问题也不清晰。①孙庆伟简要论述了徐旭生和顾颉刚学术观点的异趣，见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47页。本文主要根据《顾颉刚日记》及新出版的徐旭生在抗战时期的日记等文献材料，梳理两人的学术交往活动，考察两人学术观点的异同，进而分析两人交恶的深层原因，以期深化对民国史学界复杂面相的认识。
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掀起“古史辨”运动，一时名声大噪。而徐旭生曾赴法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并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接替顾孟余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其时顾颉刚和徐旭生共事于北京大学，然并未有过多交集。1927年，徐旭生随斯文·赫定进行西北考古发掘，撰有《西行日记》。1929年3月，顾颉刚从中山大学辞职后，回老家苏州短期停留。在此期间，徐旭生一行来到苏州，顾颉刚亲到旅社与徐旭生交谈，并陪伴徐旭生、斯文·赫定等游览苏州名胜古迹，这是他们交往的开始。随后，顾颉刚回燕京大学任教职，徐旭生也担任了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即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后改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再次相聚北平后，顾颉刚和徐旭生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交往。
从《顾颉刚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他与徐旭生经常见面，且日记中常有“久谈”“长谈”“谈一小时许”“留饭”等记录。顾颉刚事务众多，经常日见多人，与人这样“长谈”的情况并不多见，足见两人彼此欣赏、相谈甚欢。1932年7月12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旭生先生今年四十五，而甚有少年精神，家住温泉，工作则在二里外小山上土屋中做。今日谈教育之弊，几使我泪下。”①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61页。正是在观点相近、交往融洽的基础上，他们开始了学术事业上进一步的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顾颉刚深感知识分子有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他的治学路径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改变。顾颉刚意识到民众生活的贫困和知识的缺乏，而“我侪所居之地位非民众所敢接近，吾侪所发之言论亦为民众所不感兴味”，知识界与大众缺少联系的现状，直接影响了在群众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的效果。为此，顾颉刚创办“三户书社”，欲“藉民众思想之方式及其读物之形态，以抗日故事写为唱本、剧本，定最低廉之价格出售，使读之者感觉今日国家地位之危，及其自身所负责任之重，知不当更作不识不知之黎民。坐待天崩地坼之劫运，以自限子孙于宛转鞭箠日就澌灭之绝境”。②顾颉刚：《致王世杰》，《顾颉刚书信集》卷3，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此举得到了徐旭生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三户书社后改名为“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顾颉刚任社长，徐旭生为副社长。顾颉刚组织燕京大学召开教职员抗日会，议决“付唱本印刷费三百元”，又“津贴民众读物编刊社五百元”作筹备费。③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3，第92页。为解决经费问题，他号召学界同仁捐款，并亲自草拟章程，向教育部上呈千字文，请求拨款资助通俗读物。④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3，第98页。
在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的这段时间里，据《顾颉刚日记》记载，他与徐旭生频繁往来，交谈印唱本、看游艺等事，可见他们对创办通俗读物的热忱与愿景。徐旭生表示自己办通俗读物一事是其“夙所愿为”，愿意慷慨解囊，并“当捐助数百元”，以致顾颉刚发出“喜得此同调”的感慨。⑤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3，第92页。随后，徐旭生兑现其诺言，捐三百元印唱本，给顾颉刚极大支持。⑥300元并非小数目，顾颉刚初到燕京大学任教时，薪酬也仅240元。参见李固阳：《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9页。（另见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8页）1935年5月，北平研究院聘请顾颉刚担任历史组主任，月薪为400元。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3，第324页。由此可见，300元捐助相对个人而言已是一笔不小的款项。1934年，徐旭生在陕西斗鸡台考古期间收到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来信，“言汇来考古费五百元，我的薪水三百元”。⑦徐旭生：《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1页。据此可知，徐旭生的薪水虽较高，三百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此举充分说明了他对顾颉刚办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支持。
1935年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却坚持不抵抗政策，华北知识分子起而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9月7日，燕京大学成立“中国教职员会”，顾颉刚当选为理事长。10月，燕大“中国教职员会”由张荫麟草拟，经顾颉刚、徐旭生、冯友兰、钱穆等人修改的《北平教育界对时局宣言》交由大公报馆发表。该宣言主要由顾颉刚、徐旭生领衔，呼吁政府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主张中日交涉绝对公开，根本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反对外力开发华北，反对以武力禁止走私活动等八项救国建议。⑧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3，第550—552页。然而，因日本人干涉地方当局，北平各报均未将宣言登出。于是，顾颉刚、徐旭生致函学生会，发动学生会开展各校签名活动。此项签名活动得到各界的广泛支持，签名人数达万名之多。10月27日，顾颉刚等人还在临湖轩面见宋哲元，使原本就有抗日之心的宋氏坚定了抗日的信念。由此可见，在民族大义面前，顾颉刚和徐旭生拥有共同的信念，力挽中华民族危亡的狂澜，寻求国家的独立自主。徐旭生是顾颉刚的坚定支持者和同盟军，无论是在经费还是实践中，都坚定不移地支持顾颉刚，由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同道情谊。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学界研究边疆民族史、历史地理、地方史等蔚然成风。顾颉刚组织的禹贡学会就是此种情形下的产物。1933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谭其骧也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历史地理。他们的课程吸引了大批学生追随，从而产生了一批优质论文。1934年3月，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1936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成立。禹贡学会的成立及其开展的历史地理研究，是顾颉刚继考辨古史后致力最多的研究领域之一，他的许多工作都围绕禹贡学会开展。徐旭生的专注点是考古，且此时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作的发掘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但他还是参与了禹贡学会的事务。5月24日，在禹贡学会成立大会上，徐旭生虽因故未能出席，学会仍选举了顾颉刚、徐旭生、谭其骧、冯家昇等7人为学会理事。①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3，第480页。
禹贡学会的经费一直非常紧张，顾颉刚为此大费周折。顾颉刚接受北平研究院的邀请，出任史学研究会的会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为了挹注编辑《禹贡》半月刊和绘画《地图底本》的费用。顾颉刚还亲赴南京，向政府及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款项。1936年6月，禹贡学会向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的补助通过，获得补助款15,000元，顾颉刚“为之狂喜”。②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3，第488页。随后，顾颉刚继续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向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补助，他还极力向兼任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的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建议庚款委员会新增一人，即考古组主任徐旭生。③顾颉刚：《致李书华》，《顾颉刚书信集》卷3，第34页。8月，中英庚款董事会组织保存文化史迹古物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从1936年至1938年三年间拨专款国币10万元，保存国内固有文化，其中用于发掘古迹古物4万元，修理防护古迹古物3万元，收集古物及艺术品3万元。该委员会预计设委员7人，其中3人从中英庚款董事中推任，其余则由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各推选1人组成。④《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公函》，《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7卷第4期，第148—149页。在那个年代，要“建立一个学术社会”，必须要有学术以外的网络、绵密的人际关系，同时要与仅有的一些基金会如中基会及中英庚款委员会等保持密切的关系。⑤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553页。倘若徐旭生能成为中英庚款委员会的成员，无论对禹贡学会还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而言，都会有极大的助益。顾颉刚推荐徐旭生任中英庚款委员会这个关键机构的委员，充分反映了他对徐的信任。
1929年9月北平研究院成立，11月设立史学研究会，徐旭生等人被聘为会员。史学研究会成立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编纂北平志。鉴于顾颉刚在学界有重要影响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评论，说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分别是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这表明了顾颉刚在学界的地位。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2，第561页。，北平研究院于1930年11月聘其为史学研究会会员，兼北平志编辑委员。据《顾颉刚日记》记载，顾颉刚被聘为会员是徐旭生打电话告知他的，而非实际掌管北平研究院事务的副院长李书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者的亲密关系。⑦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2，第457页。同为史学研究会会员，他们在编纂北平志的过程中通力合作，贡献了各自的力量。1932年，徐旭生被聘为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
1935年5月，李书华亲赴苏州，聘顾颉刚为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自此，他们成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负责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同事和合作者。
1935年9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派龚元忠、马丰赴磁县武安县的南北响堂寺考察，主要任务是对佛窟、刻经、碑刻进行拓碑和照像等，顾颉刚也参与了此次考察。顾颉刚于9月12日从北平出发，17日与从南京经郑州来磁县的徐旭生汇合，开始了对磁县的考察。在此期间，他们共同考察寺庙、观看碑刻、翻阅和选钞县志。⑧马丰：《赴磁县武安县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工作报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7卷第4期，第111—119页。磁县南北响堂寺考察从9月12日至11月22日共进行了两个多月，但顾徐二人只在磁县逗留了十多天，9月29日即返回北平。《顾颉刚日记》记载了他半个多月的行程及考察内容，表示此次北平研究院搜集“拓本不少”。⑨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3，第291页。回到北平后，他们开始筹划在怀仁堂举办拓片展览。经过多次协商计划和布置，12月，南北响堂寺拓片展在怀仁堂举办。⑩《顾颉刚日记》里多处记录了有关南北响堂寺拓片展览的信息。如10月3日“到副院长处，同到怀仁堂，计划改进办法”；
10月7日“与旭生佩青同到怀仁堂，计划陈列事”；
10月8日“到怀仁堂，布置画轴”；
12月31日“终日在怀仁堂布置张挂碑版拓本”，等等。见《顾颉刚日记》卷3，第396、397、398、424页。除展览外，史学研究会还讨论编辑《响堂石刻图录》，将考察的成果以出版物的形式保存和展示。1936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出版《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书。虽南北响堂寺考察及之后的展览和著作出版都以考古组为主，但身为历史组主任的顾颉刚积极参与考察、拓片展览和著述的出版等活动，反映出他与徐旭生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二人共同推进了史学研究会的工作。
顾颉刚还参与了史学研究会的陕西考古工作。1933年春，北平研究院派徐旭生、常惠赴陕西考察，主要探索周秦时期的历史文化。该年冬，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作，组成陕西考古会。1934年3月，考古会开始在宝鸡县的斗鸡台正式开展发掘工作。考古组在陕西的发掘首次在国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在考古领域取得的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对于此次发掘工作，顾颉刚亲赴陕西，与陕西省政府和考古会的人员交涉考古工作事宜。1936年11月，顾颉刚与徐旭生、李书华同赴陕西考察，他们参观了陕西考古会，与考古会的同仁开展了会谈，访问了张学良，参加了北平研究院西北植物调查所成立会，并在东北大学做了讲演。①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3，第561—563页。以顾颉刚当时在史学界的地位而言，他的亲自参与及与陕西省政府的交涉，无疑是对考古会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提升北平研究院的影响力，及考古会工作的顺利开展都有极大帮助。
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的创办，则是以顾颉刚为主，史学研究会共同努力的结果。顾颉刚担任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后，鉴于史学研究会无固定刊物，即着手准备创办《史学集刊》。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35年10月，从磁县考察归来的顾颉刚与徐旭生、李书华多次商量出版刊物的事宜。②《顾颉刚日记》1935年10月25日记载：“子臧来商半年刊事。到旭生处商此事。与旭生同到润章处商此事。”10月28日记载：“到旭生先生处，与之同到院长室，商出刊物事。”见《顾颉刚日记》卷3，第403、404页。1936年1月6日，顾颉刚又与李书华、徐旭生商议《史学集刊》编辑会事宜。此次商议的内容，应与编辑委员会成员有关。1月10日，史学研究会召开《史学集刊》成立会，通过了编刊计划，确定了第1期的出版时间和《史学集刊》编辑委员会成员人选，其中委员长为顾颉刚，徐旭生、李书华等人为委员。③《本院创刊史学集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6期，第143页。商定编刊计划等任务后，具体细节的确定也离不开顾、徐二人，刊物的封面图案就是顾颉刚、徐旭生、李书华三人共同选择商定的。④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3，第463页。除前期筹划外，他们还亲自撰文支持《史学集刊》，扩大刊物影响力。在顾颉刚任编委会委员长的前三期《史学集刊》上，徐旭生便发表了两篇论文。⑤这两篇论文分别是第1期的《校金完颜希尹神道碑书后》和第3期《金俗兄弟死其妇嫁于其弟兄考》，参见《史学集刊》第1、3期目录。
综上，顾颉刚与徐旭生相识之后，合作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共同发表抗日爱国宣言，徐旭生参与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他们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分任历史组和考古组负责人期间彼此支持、配合默契，并一同筹办《史学集刊》，共同推动了史学研究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为北平研究院的学术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顾颉刚离开北平，在中英庚款的资助下到西北考察教育，后于1938年10月抵达昆明，除在云南大学任教外，继续担任史学研究所⑥1936年史学研究会更名为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徐旭生则先回老家南阳，1938年11月辗转西安、汉中等地赴昆明，继续在北平研究院工作。二人重逢后，交往仍很密集，他们经常会面商讨北平研究院人员聘用、租用房屋等事项，共同为在昆明重组史学研究所努力。顾颉刚撰写了北平研究院历史组重办计划，察看了北平研究院所定房屋，为史学研究所申请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资助，并与徐旭生和李书华商讨史学研究所未来的计划，等等。顾颉刚虽身兼数职，但史学研究所的事务仍占据其工作的重要部分。研究所新聘韩儒林，亦是顾颉刚、徐旭生和李书华“连日商谈结果”⑦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第190页。之一。除去公务上的多次商谈，学术上二人也互相切磋。顾颉刚写完《秦晋的崛起与晋文霸业》后，主动请徐旭生阅览。徐看后坦诚地提出该文“平铺直叙，无剪裁”的意见，顾则完全同意其意见，发出“予生性贪多，终未能多芟削也”的感慨。①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第230页。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第323页。徐旭生的直言不讳和顾颉刚对批评建议的接纳，都在在说明直到此时二人之间并无明显芥蒂。
问题出现在顾颉刚介绍韩儒林至华西大学任教这件事上。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刚从欧洲学习归国的韩儒林来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受到顾颉刚的赏识，并应邀参加禹贡学会活动，主要从事蒙元史和民族史研究。②转引自邱树森：《从村童到学术大师：韩儒林评传》，《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1939年，韩儒林被聘为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为当时唯一新聘的人员。韩儒林被聘后，首先申请留在北平工作，但遭到了副院长李书华的拒绝。③徐旭生：《徐旭生文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996页。7月1日，韩儒林到达昆明。韩氏来昆明后，徐旭生和顾颉刚曾与李书华商议，建议给韩儒林增加薪水。徐旭生颇为欣赏韩儒林的学术见解，经常与他谈论学术问题，如8月2日，“与鸿庵谈中亚各部族历史上一切问题”④徐旭生：《徐旭生文集》第9册，第1027页。；
3日，“与鸿庵谈西辽纪年各事”⑤徐旭生：《徐旭生文集》第9册，第1028页。；
等等。8月28日，徐旭生偕白寿彝、韩儒林等考察松花坝马家庵赛典赤墓。⑥徐旭生：《徐旭生文集》第9册，第1033页。可见徐旭生对韩儒林十分赏识，对他寄予厚望。
1939年9月，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史学系主任张维华的介绍下，接受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的邀请，受聘为位于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离开昆明，主要是身体状况、待遇和抱负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与史学研究所和人事纠纷无关。顾颉刚认为编写中国通史“为时代的责任”⑦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第244页。，而国学研究所的工作与顾颉刚的计划正好契合，顾颉刚到齐鲁大学即主要“集中精力于整理廿四史上，使散乱材料串上系统而成各种专史之材料集，为将来正式作通史之基础，再将范围扩大至廿四史之外”。⑧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第300页。顾颉刚到成都后不久，虽意识到可能会得罪徐旭生，但还是推荐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韩儒林去成都华西大学任教。徐旭生为挽留韩儒林做了很多努力，除替他向李书华申请增加薪水外，还借钱给他解决生活问题，对他极为照顾。李书华提出了折中方案：北平研究院与华西大学合作，华西大学出一部分钱，让韩儒林继续留在昆明，但可以为华西大学做相应的工作。⑨徐旭生：《徐旭生文集》第9册，第1057页。尽管北平研究院和徐旭生多次劝说，韩儒林仍决意离开，致使徐旭生十分恼火：“鸿庵来，仍希望往成都之议，斥其非是，兼摘颉刚之荒谬以示之。”⑩徐旭生：《徐旭生文集》第9册，第1059页。徐旭生将韩儒林执意离开的原因归结在顾颉刚身上，指责他“挖墙脚”。12月23日，得知消息的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为我介绍鸿庵到华西，使旭生对我与鸿庵极不满意，放口大骂。”不过他认为北平研究院不能解决韩儒林的生活问题，他是出于道义的帮助，“若北平研究院能解决鸿庵之生活问题，我何必拉他至此”。○1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第230页。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第323页。顾颉刚一直有扶植青年、奖掖人才之心，却因此得罪老友，韩儒林致顾颉刚的信件里说道：“昆明方面，旭生、芝生、彦堂、从吾等俱反我，将组织‘反顾派’。”○1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第326页。顾颉刚到齐鲁大学后多方聘请人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胡厚宣也是被聘人员之一，此举引起傅斯年等人不满。傅斯年在致朱家骅的信中说：“前年颉刚以美金大拉昆明几个机关之人，故旧友多不来往。”引自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骅》，1941年6月18日，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91页。更有甚者，1941年2月11日，一直对通俗读物抱持热情的徐旭生愤然写信辞去通俗社副社长职务，坚决不再与顾共事。○13徐旭生：《徐旭生文集》第10册，第1147页。12日，当朴社寄来一张通俗读物社三百元的账单后，一向慷慨助人、不计较金钱的徐旭生又忍不住大发牢骚：“一单欠彼三百余元！余与顾颉刚有何关系？顾欠人钱，与余何干？三百余元者为通俗社账，余虽任该社副社长，而款项皆由顾氏经手，与余亦无干。顾氏为人，急功利，喜夸诈；
有善则拉归己，有不便则推归人。此又不知为彼所掉之何种枪花着！余将来或须与彼见于公堂，也很难说！既比匪，自有伤！奈何！奈何！”①徐旭生：《徐旭生文集》第10册，第1148页。可见，徐旭生当时内心对顾颉刚已是极为愤怒，不愿与他有任何往来。对于徐旭生的愤怒，顾颉刚并不理解，他自有一套说辞。据4月2日《顾颉刚日记》载：“在泰华寺见徐旭生信，辞通俗社副社长职，函谓‘非有他故，实以与顾君已到不能合作之地步，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只有学鲁迅先生你来我去的一法’。噫，为我介绍鸿庵至华西，竟使其一气至此乎！谁教你们不能顾鸿庵的生活呢？我自己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同情心太多，‘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
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要使几个有希望的人们能够发展他们的才力而已。”②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第515页。辞去通俗读物编刊社副社长一职表明徐旭生对顾颉刚的意见之深，自此顾颉刚与徐旭生维持数年的交谊破裂，之后二人虽有相遇，但基本互不理睬。
徐旭生之所以对顾颉刚推荐韩儒林一事耿耿于怀，与顾颉刚未曾和徐旭生商量应有一定的关系。《顾颉刚日记》和徐旭生的日记都显示，从顾颉刚离开昆明至张维华写信给徐旭生聘任韩儒林这段时间内，顾颉刚与徐旭生并无书信联系。从史学研究所当时的境况而言，此时的研究所举步维艰，人员和经费大幅萎缩，身为研究所主持者的徐旭生要开展事业亟须得力人才，韩儒林的出走对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造成很大不利影响。史学研究所迁往昆明后，所开展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斗鸡台考古资料，并进行西南民族研究。韩儒林在民族史、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有一定成就，正能弥补史学研究所在这两方面研究人员短缺的不足。徐旭生还多次与韩儒林商讨民族问题，一起考察西南地区，都说明韩儒林对于内迁后人员和经费缺乏的史学研究所十分重要，由此似可理解徐旭生对顾颉刚的不满之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徐旭生、顾颉刚与鲁迅的关系。徐旭生与鲁迅一直维持着较好的关系，顾颉刚则与鲁迅的关系在厦门大学时破裂。1925年，具有批判政论性的《猛进》杂志创刊，徐旭生担任主编。鲁迅给予了《猛进》很大的支持，不仅亲自撰写杂文在该刊发表，还给徐旭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③如1925年徐旭生建议将《语丝》《现代评论》《猛进》集合起来，办一个专门讨论文学思想的月刊，鲁迅否决了该建议，认为刊物大小和所发字数多少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撰稿人，撰稿人队伍大了，很难保证思想观点一致。参见鲁迅：《华盖集·通讯》（二），《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1927年，徐旭生进行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时曾写过一篇报告书，但后来因故遗失了。1928年冬，徐旭生结束西北科学考察回到北平，“《东方杂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周鲁迅先生转请”他将西北考察20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写出来，故而徐旭生用日记的形式进行补写，形成了后来的《西游日记》。在叙言里，徐旭生以“朋友”称呼鲁迅，且对他的邀请表示“歉衷”④徐旭生：《叙言·徐旭生西游日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可见徐旭生和鲁迅之间较好的友谊。顾颉刚则不然，在厦门大学时，因其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日人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的嫌疑而交恶于他。⑤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2，第15页。此后，鲁迅赴中山大学教书，声称顾颉刚若也去，他便辞职。1927年4月，顾颉刚在傅斯年的邀请下，赴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因此愤而辞职。徐旭生居于顾颉刚和鲁迅之间，即使顾颉刚与鲁迅交恶也并未影响他与顾颉刚的密切来往，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为人中庸，是他人眼中的“天下君子”。徐旭生与顾颉刚关系破裂后，与鲁迅和顾颉刚关系破裂时上演的相互诋毁不同，持“君子交绝，不出恶声”的态度，但他人还是听闻了这一消息。1941年6月18日，傅斯年致朱家骅的信中说：“凡与颉刚共事，最后总是弄到焦头烂额，如徐旭生，天下之君子也，今言及慨然。”⑥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骅》，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891页。有学者从情感史的角度，分析了顾颉刚与傅斯年、钱穆、罗常培、罗庸等人关系紧张是其“性格多疑、争强好胜”所致。⑦王晴佳：《顾颉刚及其“疑古史学”新解——试从心理、性格的角度分析》，《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顾徐二人关系破裂，虽不存在明显的争强好胜因素，但顾氏性格中确实有未能顾及他人感受的方面，以致作为“天下君子”的徐氏也无从容忍。二人关系破裂后，再无实质性合作，不过在徐旭生的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里，仍能看出其对顾颉刚的不满。
民国时期，学界的人才流动十分普遍，各学术机构为了谋求本机构的发展，多设法聘请优秀人才；
而学者自身，出于薪酬待遇以及学术事业的更好发展等方面的考虑，也会有不同的自主选择，因而在流动的诸环节中，有关各方难免产生各种矛盾和抵牾。顾颉刚和徐旭生的直接冲突即因招揽人才所致，这确属造成他们关系破裂的难以避免的直接原因，然而，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日渐显现的学术观点的分歧，则是他们最终分道扬镳的内在原因。
顾颉刚与徐旭生的关系由友好合作走向破裂，固然出于二人性格方面的差异、当时人员流动方式所存在的弊端等原因，但是，他们学术观点异趣也应该是其中一个因素。或者说，当他们处于良好的合作关系时，他们之间的学术异见往往被掩盖了，而当他们的关系出现问题后，学术分歧也随之凸显。当二人关系密切时，徐旭生对顾颉刚的疑古观点虽存疑虑，然而并未公开指出，他们的私交破裂后，徐即在其著作中公开质疑顾的古史观点。徐旭生自顾颉刚的疑古观点一发表就产生怀疑，但因未深入研究，遂持保留态度，后通过参与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及抗战期间熟读古书，形成了自己对古史的系统见解，即辩证地相信古史。学术观点的相同与否，通常是文人间交谊的基础。徐旭生与顾颉刚观点异趣，加剧了二人的疏离。顾颉刚读了徐旭生的《中国古史之传说时代》后说：“主要点是攻击我，但承受予说处亦甚多，没有我的启发，他怎会写出这本书来。”①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5，第334页。顾颉刚此说有一定道理，他提出疑古学说，质疑古史的真伪，引起学术界普遍怀疑旧的古史系统，推动人们探索可信的古史体系，引发了中国古史研究的一场“革命”。徐旭生在阅读崔适的《上古考信录》《夏考信录》《商考信录》时就称赞其“对于古代之非一统，见之极明，洵称卓识”。②徐旭生：《徐旭生文集》第9册，第1018页。从徐旭生赞成崔适的古代“非一统”看来，顾颉刚的著作固然可能直接启发了他，但他的古史观受到更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徐旭生与顾颉刚的古史观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学术歧异，他的古史观点是基于他个人独特的经历形成的。
1923年，《读书杂志》（《努力》增刊）第9期刊载了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信，提出了他对古史的看法：“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
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③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北平：京城印书局，1930年，第60页。这封信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古史的大讨论，掀起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运动。
关于古史大讨论，众多学者都加入其中，徐旭生也从此时开始思考古史问题。“1923年前后顾颉刚、刘掞藜二先生，对于大禹是否天神，是否有实在的人格的讨论哄动一时，我对此问题虽也深感兴趣，但是因为没有工夫搜集资料，所以未能参加讨论。当时史学界的普通意见似有利于顾氏，可是我个人虽对于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总以为他走的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④徐旭生：《叙言·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可以看出，“古史辨”运动兴起之初，徐旭生就对古史问题产生兴趣，他并不完全同意顾颉刚的看法，只是尚未形成自己有根据的观点，未明确发表自己的意见。1932年，徐旭生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随后开始了在陕西的调查和考古发掘。1937年抗战爆发，徐旭生先回家乡南阳，后辗转陕西、汉中等地，于1938年冬到达昆明，继续在已经内迁的北平研究院任职。在昆明期间，因购买书籍很困难，“熟读古书遂成了当日工作的惟一途径”。通过系统地阅读古书，加上之前在陕西的调查和考古发掘经历，徐旭生对传说材料、古史系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徐旭生部分赞成顾颉刚的疑古观点，支持顾颉刚将《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时间确定在春秋和战国时期。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2页。徐旭生在肯定疑古学派工作勤奋、成绩很大的同时，对他们的“治学方法”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其一，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所谓默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事之称述，就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对此，张荫麟也曾提出过批评。其二，不能审慎地对待反对的论证。“他们看见了不合他们意见的论证，并不能常常地审慎处理，有不少次悍然决然宣布反对论证的伪造，可是他们的理由是脆弱的，不能成立的”。其三，过分强调先秦文献中的歧异，忽视相同点。“在春秋和战国的各学派中间所称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异、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实在更多。”其四，不分辨神话和传说的界限。“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愿意去分辨。”②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3、24页。
在徐旭生看来，正因为顾颉刚“治学方法”的不妥，造成其疑古观点的明显缺漏。徐旭生批评道，顾颉刚“把传说的东西一笔抹杀，把文化的黎明时期完全不谈，我国的历史因此就被砍去一截！把一切古代的传说送到造谣的监狱里面关起来！如果不早日纠正，一部分的古书将来要无人过问，要同不少古代的逸书遭同一的运命，完全散逸，也很难说。如此，则我国最古时代文化的发展真变成忽然跳出的事实，无法解释。顾氏及其信徒固然可以解说：我们暂时不谈，等将来地下材料的证明。但是，要知道地下的遗留被毁坏的已经很多，将来如无极显著的证明，是否就任它暗晦终古？古书因为受造谣的嫌疑而被抛弃，对于地下的工作，将来由何物启示或解释？”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第12—13页。徐旭生认为，疑古观点有两大危害，一是如果将传说全部抹杀，历史将被“砍去一截”，二是古书也可能“完全散逸”，以致最古时代的文化“无法解释”。为获取理解古代历史真相的可能，他认为：“我们苦于在茫茫大海中没有可靠的、客观的标识，以致盲目前进，无到达彼岸的希望，现在只有细心地，艰苦地，披沙拣金，在无限的传说里面，找出来几个有客观价值的标点以为我们的引导。力避主观上不顾一切，迅速判断的暗礁，然后我国历史学术才有‘诞先登于岸’的希望，我国文化上的黎明时期才有整理出头绪的可能。”④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第14页。徐旭生不赞成顾颉刚等疑古学派夸大古史的歧异、矛盾，认为先秦文献记录的古史，固然存在歧异和矛盾，但大致与史实相同；
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的神话之间的界限不加分辨，全部视为神话，“把它们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而进行抛弃⑤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4—25页。，不符合科学精神。
徐旭生的“信古”绝非全部接受、盲目相信旧的古史系统，而是主张对其有选择、有分析地加以辨别。他指出：“我们对于古人固然不应当盲从，但是信口訾謷，也是我们治学问的人所应该竭力避免的一件大毛病。我们因为有古圣贤造谣的法宝，自然可以任意所之，东西南北，无往不宜！但是真理所在，绝不因为纯任主观而特别接近。所以康有为、崔适于无意中，顾颉刚等于有意中打倒偶像的功绩，我们固然不能抹杀，但是寻求古代真正的经过，还有待于我们向他方向的努力。”由此看出，徐旭生赞成康有为、顾颉刚等打倒偶像的做法，不一味相信古史，也对古史有所疑虑，但是他反对顾颉刚全盘否定古史的做法。
徐旭生与顾颉刚在“疑古”与“信古”上的不同态度，主要缘于他们对传说材料所持的态度不同。与顾颉刚否定传说材料不同，徐旭生重视传说材料，认为任何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构”的。他与“古史辨派”将殷墟时代看成真实可信的历史时代的认识相同，但不赞成“古史辨派”将从炎黄至商中叶的传说时代一笔抹杀，他认为这一阶段是我国“从神话时代到历史时代的实在过渡”，“自从怀疑派学者把它无条件地送到神话的区域里面，而后我国历史上神话时代遇到历史时代的步骤遂变成了一跳，同自然不作跳进（Natura non facit saltus）的大原则完全违背，任何民族的历史没有这样子变化的”。如果能将半神话半历史的传说整理清楚，就“可以把我们的史前史同真正的历史中间搭上一坐联络的桥梁”。⑥徐炳昶、苏秉琦：《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史学集刊》第5期，第2页。由此看出，徐旭生重视传说材料，认为其是理解史前史与真正历史的重要材料。
相对于“古史辨派”全盘否定传说材料的可靠性，徐旭生认为应分类区别对待传说材料。他将传说材料分成两类，一类为“散见古书中的零金碎玉”，另一类为“专谈古史的弘篇巨制”。所谓的“弘篇巨制”，包括《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等，这些都是经过后来综合整理的材料，可靠度较差。“零金碎玉”则从西周、春秋及战国时遗留下来，“没有经过综合工作，没有经过系统化，所以失真的地方较少，比较地可靠”。①徐炳昶、苏秉琦：《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第3页。这类资料包括金文，《尚书》中的今文《周书》，《周易》中的卦爻辞，《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及其他先秦著作中涉及古代传说时代的文献等。可见，在对待传说材料上，徐旭生根据是否经过整理来判断材料的可靠性。
徐旭生相信古史，还在于他相信古人处理材料是审慎的。通过通读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人的遗书，他发现他们的治学态度都十分慎重。他承认“他们固然为时代所囿，环境所限，所谈的古史资料还有不少的不足信的地方，在他们各学派之间，因为所根据的传说来源不同，所以他们所叙述，还有不少互相矛盾之处，并且，由于他们在主观方面见解不同，因而在称述的时候，无意中也常常有把主观的见解增损客观事实的地方；
这一些全是不可否认的。”②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4页。
徐旭生相信古史的缘由，与他深受法国史学影响有关。留法期间，徐旭生受到了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的影响。《史学原论》记述了每个民族包括希腊、罗马、日耳曼和斯拉夫等的远古历史中，都有一个传说时代，即使到了文明时代，这些传说也存在，而且传说是混合体，“蕴含有一些真相的颗粒，甚至也能被分解出真相的各种要素”。③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余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徐旭生承认中国也存在传说时代，传说中存在历史的“质素”和“核心”，这些历史因素可以通过对材料的辨析分离出来，建构起传说时代的历史，徐旭生的调查和考古经历亦增加了他相信古史的信心。1927年5月至1928年底，徐旭生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内蒙古、新疆做了为期20个月的考察；
1933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后，他又赴陕西调查和考古；
北平研究院内迁到昆明后，他熟读古书，逐渐将考古实践与文献比勘互证。通过结合文献和考古实践，徐旭生勾勒出了传说时代的古史建构系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古史观点。
由此可见，在对古史记载和古代史实是疑是信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上，顾颉刚和徐旭生存在明显分歧，这种分歧随着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影响愈来愈大和徐旭生对古史研究愈来愈有心得，最终造成了二人间隔膜不断加深乃至绝交的局面。
如同民国时期许多学者一样，顾颉刚和徐旭生因学术理想、信念和兴趣等因素彼此靠近，互相支持，通力合作，既共同参与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又一起促进了学术事业的发展。在北平研究院工作期间，顾颉刚和徐旭生的关系更为亲密，共同推动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的进展，使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事业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影响也随之扩大。然而，学人间的良好关系并非能一直维持不变，有时甚至很脆弱。顾颉刚与徐旭生因研究人员的去留问题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最后关系破裂，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学者间在关系友好、通力合作的背后，常常隐藏着学术观点的异趣。通常情况下，处于良好的合作关系时，学者之间的学术异见往往被掩盖了，而当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后，学术分歧也随之凸显。顾颉刚和徐旭生的关系即是这样。徐旭生不能认同顾颉刚的疑古观点，而是主张通过对传说材料的辨析和考古学研究考辨出真实的古史。当然，他并非相信一切古史材料，认为应根据传说材料的价值和真实性来分类。他的这种主张既是中国古代史料考辨方法影响的结果，也是法国史学思想影响所致。顾颉刚与徐旭生的合与分，反映了民国学者学术交往生态的某些面相；
他们之间学术观点的异趣，则凸显了民国学术研究的多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