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陇南地区关帝庙营建研究——基于方志、碑刻资料之考察*
时间：2023-06-18 21:05: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花培培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关帝信仰在自宋以降的民间信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界对关帝信仰的特点、功能等方面已有诸多研究。本文则主要以陇南地区(1)本文所提及的陇南地区是以现有的行政区划为基准划定研究范围的，包括一区八县，即武都区、康县、文县、成县、徽县、两当县、西和县、礼县、宕昌县。现存的关帝庙碑刻资料为中心，将其与地方志中的记载相互参照，探讨以下三个问题。首先，从营建关帝庙的心态角度探讨陇南地区官民营建关帝庙功利实用目的下的具体原因；
其次，从营建关帝庙的倡议人与捐资人身份的区别入手，探讨关帝庙营建过程中官民互动的态势；
最后，将视角转移至官民合作中的特殊阶层“客商”，探讨陇南地区商业贸易的具体情状，同时，为关帝庙营建工作多见“客商”而少见“土商”提供一个解释。
民众对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心态学界已有诸多论述，但笔者从营建关帝庙的动机与结果角度考察陇南地区关帝庙碑刻资料，发现功利性心态固然是陇南地区官民营建关帝庙的普遍心态，但具体来看，这一心态有着更为复杂的面向。
首先，官员与民众之于关帝庙营建工作的功利主义取向可能体现在不同的时间段。如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徐寅撰《补修礼县大北门外关帝庙莲池游廊记》载，堂台魏公营建关帝庙的动机是希望借关帝的“凛浩然之正气”而使民众“无不愿为善去恶，□一念所向风慕义也”[1]560，这是官员以教化民众为目的而做出营建庙宇的举措；
但庙宇建成后“汉、凤、秦、成等客商，遂翕然云集，更无论我邑士商之拜祷于斯矣”[1]560。可见，官员与民众之于关帝庙营建工作的功利主义取向，前者在庙宇营建时，后者在庙宇建成后。但两者在利益层面相较冲突而言更多体现的是融合。正如碑记所言：“庶岁岁商贾云集，物阜民丰，邑之人均相观于善，而不复为不善也，皆我邑侯举修之意也。”[1]560
其次，关帝庙的营建可能仅是为满足官员的行政需要，甚至会加重民众的负担，在这一情境下，关帝庙的功利实用功能为官员所独占，与民众无关。如清光绪七年(1881年)陈再益撰《关圣帝君庙序》载此关圣庙：
除招看守庙宇者住过一间外，尚有六间以为每年致祭时官绅坐立之所，或陕甘两省会哨各大员及往来官幕经过借宿此内，但不准招惹闲杂人等占居焉。并于庙内修惜字炉一个，制祭器什物皆备。其祭祀费用所出，除由围墙脚前至南城下以东铺户应归庙中收租外，其余城内铺户尚有四十余间，以分州治署照壁之西归武弁收取月租，照壁之东归文员收取月租。[2]369-370
此文折射出官员营建关帝庙除教化民众外的另一功利主义取向，即满足官员的行政需要，而此文中的民众也成为庙宇祭祀费用的承担者而不再只是前往庙宇的祈祷者。此处官民两者的利益则更多的体现为冲突。
最后，关帝庙的营建可能与前代的庙宇基础和此地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因素直接相关，与官民的功利主义取向关系不大。如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李绳武撰《重修关帝庙碑记》载，此处关帝庙的重修是因为“后世不忍古刹湮没，庙宇荡然无存”。遂“于今岁三月间募化布施，兴工庀材，未几而庙宇巍峨、神像改观，而功告成焉”[3]1135。还有清咸丰八年(1858年)王权撰《关帝庙重修碑记》记载文县关帝庙重修工作完成后：
皤发苍颜之叟，岸巾纡带之士，阗门就瞻者，莫不咨嗟赞颂。既而窃相语曰：帝君之声灵焯矣！海隅僻壤，日月所照，罔不缮宫营祠。矧吾邑去蜀裁咫尺，当汉昭烈皇帝时，实为畿内郡，乃帝君庇荫所及，作庙昭格，较他邑良易。然旧制朴序，陈牲荐币，迫隘无所。今奉部檄，庀财力，拓基增廓，足以备礼仪，将诚敬，兹事炜灼，神人咸嘉。虽然，神道溥而无颇，庸有私于吾土哉？吾侪惟敦善涤恶，仰遵神教，敬迓休祥，庶其祎而。[4]499
由此可见，文县与蜀地接近的地理位置，也是民众热衷于重修关帝庙不可忽视的因素。
通过上述所言，我们或可窥见陇南地区官民营建关帝庙的复杂心态。从动机与结果看，即使是在功利性心态之下，也存在官民对关帝庙营建工作的功利主义取向所体现的时间段可能不同，有些关帝庙的营建仅是为了满足官员的行政需要，而有些则与前代庙宇的基础和此地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此外，在陇南地区官民营建关帝庙的复杂心态中，我们也看到了官民利益的融合与冲突，那么，在关帝庙营建的过程中，官民互动又是如何呈现的呢？
官方与民间在多数情境下都呈现着相互融合而非对立的态势，笔者遍检搜集到的陇南地区关帝庙碑刻资料(共16通(2)其中武都区有2通，康县有4通，文县有2通，成县1通，徽县1通，两当县2通，西和县1通，礼县有3通，宕昌县无。)发现：从倡议和捐资营建关帝庙的阶层维度考量，其倡议人与捐资人明确都属于官方的碑刻资料仅有2通，占总数的12.5%；
由官民共同参与的碑刻资料有5通，占总数的31.25%；
而两者都属于民间的碑刻资料有8通，占总数的50%；
此外还有无法判断倡议人和捐资人官民性性的碑刻资料1通，占总数的6.25%，如表1 所示。
表1 陇南地区关帝庙营建中官民参与一览表
从倡议人和捐资人阶层的角度考察陇南地区关帝庙的营建，则会发现民间色彩相比官方而言更为浓重。地方庙宇的营建工程有些是通过官方倡导—民间参与这一自上而下的路径完成，在陇南地区关帝庙的营建过程中，当然也存在这一路径，如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蹇逢泰撰《苟氏重建武安王庙碑记》记载了苟氏家族重建武安王庙的缘由与过程，姑援引碑文如下：
时成祖文皇帝定鼎燕台，祖先人苟斌曾为锦……历京都数十年，屡获关将军阴佑。后两归武都，曰：此亦汉家旧祉……,关将军忠魂未尝不在焉，可无宇以妥神灵?……庙于城外西关侧，其择基治备，皆出先将军……举人苟平所施，而其补葺则又经贡士苟……，则苟渊所续完者也，相沿三百余年,……事。[6]1399-1400
由“择基治备，皆出先将军”可知重修武安王庙倡议、经费均出自官方，其后的补葺工作也由贡士参与。隆庆元年(1567年)，庙宇因洪水侵袭而仅存旧址时：
斌之裔廪生□□□苟大魁，同族□民官苟选、苟希圣等□□□□□□令德，议重□以禋其祀，尤惧□□□□兴作□继，适郡守温公□□□土，睹厥盛举，则曰：关将军□□协天，此古今所共视者！遂命三守刘公□□□官者董其事，公欣然乐从，矢心竭力，躬任其劳，工费不烦公帑，各捐俸数千余金，鸠工采木，□□致用，以建厥工。[6]1400
从“官者董其事”和“各捐俸数千金”两句来看，武安王庙遭洪水后的重修工作仍然由官方主导，不过我们可以在碑内题名中看到民间的参与，如“一会功德主苟希文、杜时义、苟希盛”等人，“一会燃万寿灯主苟泽、苟希盛、苟西孟”等人[6]1400，还有“施财功德主：邢省、邢清、邢宽”等人。[6]1401可见武安王庙的重修工作是沿着官方倡导—民间参与这一路径进行的。
又如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徐寅撰《补修礼县大北门外关帝庙莲池游廊记》载，在邑城北帝君庙年久失修的情况下：
庚戌岁，佐来尉礼邑，思修葺之，而力微未逮。堂台魏辛亥莅任，百废具兴，每率佐谒庙，辄抚景流连于池旁旷废之区，三致意焉。爰顾佐曰：帝君浩然正气……顾庙不壮观，亦何以生人心之感耶？今欲扩而充之，捐俸惟余，汝率作兴事焉。佐奉命悉心经画，喜四境一心，乐输者众。[1]560
可见，邑城北关帝庙的补修工作是由堂台魏公倡议，佐官负责具体筹划，初始经费则出自地方官的俸禄，在官方做出这一表率后，民间“乐输者众”。显然，这一关帝庙的营建也是通过官方倡导—民间参与这一路径完成的。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言之官方与民间主要是营建庙宇的倡议人与捐资人在身份意义上的区分。
陇南地区关帝庙的营建工作除了官方倡导—民间参与这一路径之外，还有另一路径，即民间自发—官方支持。如清咸丰八年(1858年)王权撰《关帝庙重修碑记》载：在重修文县关帝庙的过程中，“文邑士庶闻之，欢忻趋走，谋拓旧宫，以宏盛典。土瘠财绌，阅二载，始克肇工。八年，庙成，知县事泸州张侯率邑绅耆，荐太牢而落之”[4]499。民间自发—官方支持的路径显而易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都关帝庙的重修过程中还出现了原本由官方营建的庙宇，时过境迁后，从倡议、集资到具体的营建工作都由民间自发进行，只有在民间力量不足以支撑营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时才由民间向官方主动寻求帮助。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王执中撰《重建关帝庙碑记》载：此庙原是“前明成祖时，郡人锦衣卫苟斌，购基创建”后庙宇倾颓，多次重修，今重修时“乃公举头目，沿街募化”，但当民间组织“会”财力枯竭时，民间主动求助官方，如碑文所言：
幸逢幼履公祖权篆此土，阖关因联名具禀，恳请将西关各店所抽岁修之款，拨入此庙，以襄善事。赖四行竭力怂恿，蒙批，准如所请。旋出谕贴，以东西关岁修一款，一半归公，一半归于庙内，作为香火之资。自有此款，铢积寸累，由少成多，而内外诸工，不难次第完竣矣。是举也，虽有所因，不啻乎创！微公祖之力，几半涂而废，卒无以落成。[6]1514
综上所述，陇南地区关帝庙的营建工作从倡议人和捐资人的阶层维度考察，民间色彩较官方浓重，在庙宇营建过程中官民互动态势大体呈现两条路径，即官方引导—民间参与以及民间自发—官方支持，但这两条路径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时有交叉。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官民合作的复杂性，其中，民间有一特殊阶层“客商”也参与了关帝庙的营建工作，它的出现或可为我们披露一些陇南地区商业贸易的历史信息。
据笔者搜集到的陇南地区关帝庙碑刻资料来看，其中与客商有关的碑刻资料有3通，分别为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徐寅撰之《补修礼县大北门外关帝庙莲池游廊记》和清道光年间韩塘所撰之《重修关帝庙大殿献殿寝宫暨左厢龙神祠右厢火神祠碑记》以及不知清何许人氏撰之《重修关帝庙碑记》。根据这3通碑记，笔者将陇南地区现存关帝庙碑刻资料所体现的商业贸易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礼县为中心的商业贸易，另一部分是以两当县为中心的商业贸易。
据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徐寅撰《补修礼县大北门外关帝庙莲池游廊记》载，在邑城北帝君庙修葺完成后“汉、凤、秦、成等客商，遂翕然云集，更无论我邑士商之拜祷于斯矣”，而补修工作又“鸠工于壬子春，落成于癸丑夏”[1]560，这或许代表着一个以礼县为中心，汉中、凤县、秦州与成县等客商云集的贸易市场，至迟在乾隆癸丑(1793年)夏之前已然形成。那么，礼县这一贸易中心因何形成？其间商品交换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首先，要明确的是在乾隆年间礼县的疆域，据光绪《礼县新志》记载，从康熙六年后(1634年)礼县的疆域为“东至罗家堡八十里秦州界，南至张官坂四十里西和县界……西南至山关一百六十里阶州界，东北至固城镇九十里伏羌县界……”[10]71。可见，礼县与秦州和成县所属的阶州相邻，或可为三方的商贸往来提供便利。
其次，要明确礼县在此时的交通情况，据乾隆《直隶秦州新志》记载，礼县“罝口新通，行旅辐辏，生计日裕”[11]132。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礼县具备了成为汉中、凤县、秦州、成县等客商云集的贸易中心的硬性条件即地理位置与交通状况。那么商业条件呢？我们同样可以在乾隆《直隶秦州新志》中窥见一二。乾隆《直隶秦州新志·艺文志》中有明朝胡缵宗所撰的《纸坊建行台记》，记载了为方便官员巡察工作而在礼县的纸坊建立行台的事迹。除此之外，《纸坊建行台记》也为我们披露了一些有关礼县商业贸易的历史信息。由此记可知，行台的建立是由于“陇西属邑礼、成、(西)和之间，程非一日”[11]355，而行台建立之后这一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这意味着行台所在的纸坊，距离成、(西)和两县的路程至长在一日之内便可到达。此记后文亦言道“盖坊东七十里为成，西百有二十里为西和，南百有里为平落”[11]356。礼县纸坊所处的地理位置或可作为其商贸往来辐射所及范围的旁证。在王致忠、魏丽英所著的《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也曾论及我国西北地区的造纸业，不过其中有关陇南地区的造纸业仅见徽县一处[12]291，而陇南礼县的《纸坊建行台记》或可为其作一补充。
除造纸业外，还有制盐业。据《西和县志》附录所载《盐井碑记》，其碑立于嘉靖丁未(1547年)年间，载“其盐西南通徽、成、阶、文、礼县、汉中，东通秦陇，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靡远弗济，又为勋边储有所赖，通商贷利无不盐”[13]851。由此可知，西和县的盐业贸易是从西南方向出发，依次进入徽县、成县、阶州、文县、礼县以及汉中。进而推之，则礼县在西和县的盐业贸易中处于中间环节，将成县和汉中连接起来，也就可以解释为何汉、凤、秦、成等客商在礼县关帝庙莲池游廊补修完成之际会云集于此而竞相祈祷。
由前文可知，以礼县为中心的商贸往来有两条较为明晰的脉络，即以礼县为中心，以纸张贸易为主业，路线为成县—礼县—西和县和由西和县出发，以礼县为中间环节，以盐业贸易为主业，路线为西和县—徽县—成县—阶州—礼县—汉中。如此看来，陇南地区的商业还是以本土贸易为主，礼县贸易中心的地位并不显著，正如吴琦在其文《从地方志书看明清甘肃的商业经济》中认为的那样，明清甘肃南部商业经济因与陕西、四川接壤而较为发达，但缺乏地区性的贸易中心与有雄厚实力的富商大贾。[14]故礼县存在“客商”这一阶层的主要原因应为礼县所处的地理位置。
除礼县外，还存在以两当县为中心的商业贸易。据清道光年间韩塘撰《重修关帝庙大殿献殿寝宫暨左厢龙神祠右厢火神祠碑记》载“即邑之客商里民，求其保佑财源者，亦无不于斯”[8]553(斯此即指关帝庙)。那么，客商是怎样建构两当县与自身的商业往来的呢？我们可以在道光《两当县新志》中找到答案。
据此志卷六《风俗》载“两当僻寓山中尤朴，鄙城无列肆，何况于乡间？外商持布缕诸物叩门，与乡人市，乡人以粟易之，商索粟多寡，无不如意，辄大获以去，民至不识权度量为何物，尤可悯者也”[8]424。这里的外商显然是我们所言及的客商，我们暂且将客商的“奸商”形象问题搁置不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客商与两当县的商业往来是通过布粟交换实现的，而客商是商业贸易获利较多的一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补修关帝庙时“客商士庶或捐涓流于巨海或分升斗于太仓”[8]553而不见土商(即与“客商”相对)的身影。
在道光《两当县新志》中由客商捐资的庙宇除关帝庙外还有药王庙，赵英《重修药王庙碑记》载：药王庙在“四街会首共议重修”却因财力有限而无法施行时，便“邑中官员绅衿并乡城内外客商善男信女，共得布施四百余金”[8]517。赵逵夫在其文《石刻文献中所反映古代陇南的商贸经济与生产》中认为四街会首主要是在街上做生意的人。[15]笔者推断此四街会首应为土商，从这一事件亦可窥见土商与客商之间财力的差距。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以两当县为中心的商业贸易一开始是以布粟交换的形式实现的，而客商往往是商业贸易中获利较多的一方，经济实力要高于土商，需要指明的是客商在地方志的记载中虽有“商索粟多寡，无不如意，辄大获以去，民至不识权度量为何物，尤可悯者也”[8]424的负面形象，但其同样也承认“客商聿至，较初年踵增华矣”[8]423即客商对当地经济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在陇南地区与客商记载有关的关帝庙碑刻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两代陇南地区存在以礼县和两当县为中心的商业贸易。其中，以礼县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的展开与礼县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密不可分，其商品交换可能通过造纸业和盐业贸易实现，在造纸业中礼县作为贸易中心，而在盐业贸易中礼县则作为中间环节。在以两当县为中心的商业贸易中，最初的商业贸易通过布粟交换实现，客商获利较多，在经济实力上高于土商。这同时也为关帝庙营建工作中多见“客商”而少见“土商”提供了一个解释。
关帝信仰作为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其庙宇营建工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本文所探讨的三个问题，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围绕着关帝庙的营建工作展开的。首先，关注关帝庙营建工作的起始和结束，发现在民间信仰功利性心态下还存在着诸多样态。庙宇的营建，对官员而言，不仅是为了教化民众，还可能是为行政工作提供场所；
对民众而言，不仅是为其提供祈福消灾的场所，还可能因承担庙宇祭祀的费用而加重自身负担。其次，关注关帝庙营建工作的过程，发现从倡议、捐资营建庙宇的不同阶层来看，不仅存在官方倡导—民间参与这一自上而下的主要途径，还存在民间自发—官方支持这一自下而上的途径，甚至在一个庙宇的营建过程中出现了民间在官方营建的旧庙基础上自发捐资修建，只有在自身的财力无法支撑营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时才主动向官方寻求帮助的情况，体现了从官方—民间—官方的嬗变。最后，关注参与关帝庙营建工作的特殊阶层“客商”，发现陇南地区存在着以礼县和两当县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礼县以自身的区位优势形成了以成县—礼县—西和县为路线的纸张贸易和以西和县—徽县—成县—阶州—礼县—汉中为路线的盐业贸易。两当县最初的商业贸易通过布粟交换实现，客商的经济实力高于土商，这同时也可以为关帝庙的营建多见“客商”而少见“土商”提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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