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研究资料收集、整理、出版情况及建议
时间：2023-06-18 08:4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四川|廖久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断断续续有收集、整理的郭沫若研究资料出版，但直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成立之前，收录最多的《郭沫若研究资料》也只有上中下三卷、182.4万字，1986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1月，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在郭沫若家乡所在地的乐山师范学院挂牌成立；
2007年10月，中心升格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中心成立之初便确立了“以文献整理为基础、以基础研究为中心、以应用研究促发展”的科研原则，鉴于郭沫若研究文献既多且杂，中心决定对其进行系统整理。2006年，杨胜宽作为项目负责人以“郭沫若研究论著精粹汇编”为题成功申报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该项目成果共14卷，依次为（括号内为各卷主编、篇数）：《总论卷》（税海模、蔡震，41）、《史实卷》（廖久明，50）、《交往卷》（廖久明，57）、《思想文化卷（上·下）》（陈晓春、王海涛，71）、《文学·诗歌卷》（雷业洪、张昭兵、陈俐，64）、《文学·戏剧卷》（陈俐、杨兴玉、何玉兰，47）、《文学·小说、散文、中外文学比较卷》（陈俐、邓芳，58）、《历史卷（上·下）》（何刚，91）、《考古、古文字卷》（陈仕益、杨晓宇，50）、《教育、新闻出版、书信、书法卷》（廖久明、熊泽文、王立新，70）、《研究之研究卷》（税海模、蔡震，39）、《附卷 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于天乐、秦红），共计677万字。2012年7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以《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为题出版后，2013年被评为乐山市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14年被评为四川省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是乐山师范学院获得的第一个省政府二等奖。收录的638篇文章遴选自14000多篇（部）郭沫若研究成果，基本囊括了1920—2008年重要的郭沫若研究成果，作为附卷的《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又为人们深入、全面地了解郭沫若研究情况提供了宝贵线索。
2013年，廖久明领衔成功申报了四川省社科规划基地项目“回忆郭沫若作品收集整理与研究”，2015年进一步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8年结项时被评为优秀，主要结项成果为18卷本《回忆郭沫若作品编校集》，依次为（括号内为各卷主编）：《文学一卷》（陈晓春、邹佳良）、《文学二卷》（邹佳良）、《戏剧卷》（杨兴玉、黄勇生）、《书画卷》（杨兴玉、可晓锋）、《史学卷》（邓帮云、李书华）、《考古卷》（邓帮云、可晓锋）、《政治活动一卷》（杨胜宽）、《政治活动二、三、四卷》（廖久明）、《外交活动卷》（马文美）、《科教活动卷》（王春燕）、《出版活动卷》（廖盛荣）、《社会活动卷》（王春燕、廖盛荣）、《日常生活一卷》（何刚）、《索引卷》（杨兴玉、廖久明）。该套书共收录人们回忆郭沫若及与郭沫若关系密切的直系亲属和创造社、总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个人和机构的作品1400余篇/部，共计700余万字。该套书的书稿已于2021年11月交华文出版社，估计2023年能够出版。
该套书取名为《回忆郭沫若作品编校集》而不是《回忆郭沫若作品汇编》的原因为：我们对收录其中的作品进行了汇校、校勘。就现当代文献整理而言，汇校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整理方法，问题主要在于整理者是否愿意花时间、精力进行汇校以增加文献的价值，故从略。不管是文献来源还是面临的问题等，现当代文献都与古典文献有很大区别，因此，现当代文献的校勘及方法面临新问题。为此，著名的中国现代文献学学者刘福春于2017年12月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会议室召集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中的问题与方法”，该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分会联合主办。会议由笔者主讲在整理回忆郭沫若作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采取的解决办法，张大明、陈子善、刘福春、魏建、李怡、郭娟、王风、张洁宇、程凯、胡博、段美乔、冷川、张武军、李斌、李哲、李彦姝等对现当代文献整理感兴趣的老中青学者，围绕其主讲内容就中国现代文献整理问题逐条展开讨论，大家畅所欲言，讨论非常热烈。会后，笔者将讨论内容整理为《繁体字、异体字更换成规范字问题》《二简字处理问题》《异形词更换成推荐词形问题》《“像-象”“哪-那”统一问题》《标点符号问题》《数字写法问题》《校勘成果处理形式问题》《手迹识读问题》《引文处理问题》九个方面。由于讨论时大多数专家认为整理文献应该保持其本来面目，故笔者接着写作了《进行必要更改的理由和作用》。整理稿完成后，曾发给参会专家审阅，专家们仍然坚持自己讨论时的意见。①面对这一现实，笔者不得不修改《回忆郭沫若作品编校集》的《凡例》中的相关内容并请项目组成员重新处理相关问题。在具体出版过程中，出版社认为，整理出版是规范的过程，规范应该是其中应有之义，整理出版时如果不将不规范字词更改为规范字词，有可能被视作错误而导致质检不过关，更改为规范字词时则没必要加注，加注会显得烦琐，经过多次协商，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第四次修改了《凡例》第7条并重新处理了相关问题。该套书的《后记》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整套书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对中国现当代文献整理具有参考意义。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回忆郭沫若作品收集整理与研究”于2018年7月结项后，笔者2019年又以“民国时期郭沫若研究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为题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目前已收集到近4000篇/部研究资料，正在进行录入、校对工作，争取在2023年按期提交结项材料，并于2025年出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完成以上三个大项目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四大途径：（一）包括乐山师范学院自建的郭沫若研究数据库在内的多种数据库；
（二）通过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进行的文献传递；
（三）根据线索或可能性，购买了不少未收入数据库的正式出版物和包括地方文史在内的各种内部出版物；
（四）友人的提供。也就是说，检索完现在所有的数据库，也无法完全检索到这三个大项目的结项成果。
近十多年来，坚持收集、整理、出版郭沫若研究资料的单位除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之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从2011年开始，《郭沫若研究年鉴》已经连续出版10卷：2010—2012卷由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和部分高等院校共同合作编辑完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3卷起由郭沫若纪念馆编辑完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研究年鉴》设置了“研究综述”“论文选编”“学术争鸣”“观点摘编”“新书推介”“硕博论文”栏目，选刊推介在文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领域具有深度和创新性的郭沫若研究成果，反映年度研究现状与趋势。此外通过“课题获奖”“学术会议”“年度访谈”“学人回忆”“展览活动”“馆藏资料”等栏目，追踪年度学术动态，记录珍贵学术历史。②
由于有一直坚持出版的《郭沫若研究年鉴》，在《回忆郭沫若作品编校集》《民国时期郭沫若研究资料编校集》出版后，郭沫若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应该是所有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做得最好的。③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建设方便公众查阅的郭沫若研究数据库。理由为：（一）尽管《回忆郭沫若作品编校集》《民国时期郭沫若研究资料编校集》都采取尽可能全面收录的原则，但事实告诉我们，应该还有大量资料未收入数据库因而无从检索到，也还有大量资料不为我们所知，因而谈不上购买后查阅，加上每年出版的《郭沫若研究年鉴》收录的文献都相当有限，有了郭沫若研究数据库，就可以在发现、出现新文献后录入。（二）收录的文章全部进行了重新录入、排版，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如果有了郭沫若研究数据库，便可以同时录入原刊文和录入稿，方便使用者核对。（三）纸质资料不方便检索，面对如此多的研究资料，要求研究者通读它们完全不现实。（四）数据库同时以图片数据形式收录书报刊文章，人们不但可以看见发表时的排版、纸张、用墨等情况，还可以看见岁月流逝带来的痕迹，这种现场感和历史感是无法通过“研究资料集”获得的。（五）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建设的郭沫若研究数据库不但存在不少问题，并且只能通过乐山师范学院校园网才能进入。（六）不管是法律还是个人层面，人们都越来越重视版权问题。传统的资料集出版不可避免地面临版权问题：如果在未取得所有作品版权情况下冒险出版，面临着违法并被追责的问题；
如果希望在取得所有作品版权情况下才出版，结局可能是需要等到不少作品进入公版期后。数据库却可以有效地解决该问题：即使版权保护扩大到数据库领域，也可以让那些进入公版期和已经取得授权的文献为人们所用，未取得授权的文献则可以检索到作者、题名、出处等信息——对一些暂时不宜公开的资料也可采用该方法处理，为使用者提供线索，待进入公版期或者取得授权后再提供全文。④
①廖久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谈》，《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5期。
②该部分资料由《郭沫若研究年鉴》常务副主编张勇研究员提供。
③迄今为止，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献收集、整理、出版工作做得最好，主要成果有：198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960余万字（不含索引分册）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
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回望鲁迅丛书”（北京鲁迅博物馆孙郁、黄乔生主编），共收书22部。
④笔者曾专门探讨数据库建设问题，可参看廖久明：《建设可以作为标准的民国专题数据库之我见——以建设民国时期鲁迅研究数据库为例》，《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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