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研究——基于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的测度

秦宗财 从菡芝

文化带是在相似单位区域、在共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人们在生活、生产、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的文化模式(或文化体系、或文化类型)的空间区域(1)王艳红、秦宗财：《文化带传统文旅品牌的形象塑造与国际传播》，《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文化带建设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抓手，文化对区域的联系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约束，并有效补充了市场机制，奠定了区域间合作协调的基础。文旅融合是文化带建设的重要一环，是更好满足游客精神需要的客观要求。近年来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划也体现了基于文化带建设推进文旅融合的要求，如中办、国办《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2019年)、文旅部等《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年)、文旅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2021年)等。除了国家层面的引领性文件之外，各省市区也相应出台了推动文旅融合的相关政策措施，如江苏省《大运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关于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等。2022年印发的《世界级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以大运河为主轴，建设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关于文旅融合升级的研究成果，目前多是集中于某一地或某个具体项目，关于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的成果较少。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与繁荣的社会经济水平为文旅融合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选取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作为典型研究考查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不仅能为世界级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建设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而且对其他文化带地区文旅融合升级也具有现实的示范价值。

文旅融合升级是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主体间的竞争与协作中发生的，由于技术创新、管制放松等因素促使产业间壁垒的降低、产业结构的改变，从而在产业的发展中推动彼此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逐步形成新的产品形式或新产业的动态过程(2)李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与创新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4年，第52页。。对文旅融合程度的测度是分析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水平、推动文旅融合升级的基础和出发点。为清晰直观地体现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的文旅融合水平，本文选取江苏段沿线八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文化和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鉴耦合协调模型对文旅融合程度进行测度和分析。

(一)文旅融合程度测度的指标建立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在不断寻求增长的过程中，基于二者天然的关联性，发生在产业链各阶段的协作、共享均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具体体现，产业的相互延伸和相互促进最终将带来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作为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经济现象，文旅产业的融合情况归根结底将受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对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程度的测度应建立在对各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基础上。

1.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具体评价文旅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从市场运行角度看，主要由生产与消费两个最为基础的环节决定。其中，生产环节包含产业的各项要素投入，消费则是有效需求的体现，在市场供求均衡的状态下即为产业的产出。据此，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可基于产业的投入与产出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予以反映。

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关系可以使用生产函数来描述，其具体表示的是每一特定投入要素组合下企业的最大产出(3)罗伯特·S. 平狄克、丹尼尔·L. 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高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3—184页。。根据生产函数的含义，衡量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一级指标可以划分为产业的投入要素和实际的产出效益；
同时，由于简化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同样的投入面对不同的生产函数所得到的产出是不同的，这一转化的效率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以产业规模结构作为概括。根据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投入、规模和产出，在这三个一级指标下可以相应分解出具体描述实际情况的多项二级指标，二级指标是对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直接衡量，因此选取时以指标数据的代表性、可得性与可测性为主要原则。

产业投入要素方面指标，将之简化为原材料、劳动和资本三种主要要素。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原材料要素以文化资源数量衡量，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非每年申报公布，因此选取博物馆藏品数为二级指标；
劳动要素主要是人力投入，选取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从业人员数作为衡量；
资本要素分为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在此基于指标的可得性以文化体育娱乐业贷款年末余额衡量产业的资金投入情况。对于旅游产业而言，以各地区A级景区数作为旅游资源的衡量指标；
住宿和餐饮业是旅游产业的重要构成，因此以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要素的指标；
资本要素指标与文化产业保持一致，选取住宿和餐饮业贷款年末余额。

产业规模结构方面指标，实际上考查的是产业的发展状况，包括对投入要素的转化效率，以及对潜在消费者的容纳转化能力。在这一指标下，文化产业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和博物馆数作为效率的衡量指标，以艺术表演场馆座席数作为容纳能力的指标。旅游产业因产业链延伸更广，涉及食、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因此分别以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数、旅行社数作为二级指标衡量投入产出的效率，以公路旅客周转量体现旅游产业中“行”的容纳转化能力。

产业产出效益方面指标，主要由最终产品消费的数量和收益体现。在文化产业中，以艺术表演场馆观演人次、博物馆参观人次衡量产品的消费数量，以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法人单位营业利润、文化产业增加值衡量产出的收益。在旅游产业中，与之对应，则选取国内旅游接待人数、海外旅游接待人数以及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作为衡量指标。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指标体系(4)指标的选取首先考虑代表性，具体的三级指标所属的行业应属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中的核心层次，对产业的贡献和影响较大；
其次，指标数据的选取注重可得性，尽管原则上选取的指标应尽量分散在产业的不同领域，但是由于江苏省级层面统计的分地区数据有限，且部分年份部分指标未做统计，各地市统计的产业指标亦存在差异，故最终建立的指标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

2.文旅融合与系统耦合。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作为两个产业系统，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一方面，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核心竞争力提升离不开文化内涵的挖掘，文化亦孕育了人文旅游资源；
另一方面，文化价值的实现需要产品和载体的消费，旅游的体验性进一步拓宽了文化的传播渠道、扩大了文化的消费群体。二者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兼具文化和旅游属性的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如旅游实景演艺、文化创意空间、特色风情小镇等，正是系统之间相互促进的结果。文化和旅游产业要素的良性互动推动产业系统间的资源边界、产品边界与组织市场边界逐渐模糊。两大产业系统间要素的相互重合、相互依赖，表明了产业在投入—产出过程中动态关联的关系，再加上激励性的政策推动文旅产业中创新技术及关联要素投入的增加，将带来更多的产品供给与消费，从而进一步推动产业融合。由此可见，产业系统在“要素耦合—产业融合”相互促进、彼此协同的作用下，形成了螺旋循环升级的发展态势。因此，系统之间的耦合现象与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具有一致性，并且在面板数据样本量较少的情况下，选择耦合协调模型能够更为准确直观地测度大运河文化带江苏八市的文旅融合程度。

(二)文旅融合程度的测度方法

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程度，首先要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这是对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以及文旅融合程度定量评价的重要步骤，会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合理性。现有的指标评价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类，主观赋权法的优点是能够体现决策者的经验判断，客观赋权法的优点是能有效传递评价指标的数据信息与差别。参考前人研究，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法对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评价指标赋值。这一方法基于熵值理论，“熵”反映了信息的无序化程度, 可用来评定信息量的大小，通过熵值可评价各指标的有序性及其效用，即由评价指标值构成的判断矩阵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5)李帅等：《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的宁夏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应用生态学报》2014年第9期。。在运用熵值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与贡献后，可以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做出综合水平的评价，进而在此基础上以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出大运河文化带江苏各市的文旅融合水平。

1.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测算评价。由于各项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在运用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之前，需要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后计算得到新数列。以特定年份的文化产业为例，因评价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处理方式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xij表示第i个城市在第j个指标上的原始数值，对于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而言，共有8个城市、10个指标，i和j的取值范围也就此确定。为避免出现0值故统一将新数列在数轴向右平移0.01，得到标准化后的指标值Xij。处理后的数据构成了新的指标矩阵，此时可以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计算方法如公式(2)至公式(4)。

(2)

(3)

(4)

在权重测算中，Pij是第i个城市在第j个指标的特征向量，ej即为第j个指标的熵值，通过熵值计算得出的wj表示第j个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各项指标值与权重计算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各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具体方法见公式(5)所示。

(5)

文化产业的各项指标对发展水平的贡献加总即为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Uic表示的是该年份第i个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值。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评价值与之相同，以Uit表示。

2.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测算。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基于文化和旅游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值，以某一特定年份、某一特定城市为例，该市文旅融合程度的量化以耦合协调度表示，计算方法如公式(6)至(8)。

(6)

T=αUc+βUt

(7)

(8)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数据的引入和计算可以得到各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而可以量化文旅产业的融合程度，并对文旅融合程度划分等级和协调类型。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沿线城市的文旅融合程度能够得到一定的测度与反映，据此，以实证结果的纵向与横向对比分析，为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的文旅融合升级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一)数据与计算过程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14年至2020年《江苏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概览》、江苏省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全省文化发展相关统计报表》(7)由于江苏省尚未公布2020年度全省文化发展相关统计数据，本文的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八市的博物馆及演艺场馆相关数据是向地方政府部门申请而取得，数据的统计口径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对2020年度文化产业实证结果的可比性产生影响。，以及大运河江苏段各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表2 2018年无锡市文化产业指标数据及计算结果

以无锡市为例，2018年无锡市的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计算过程如表2所示。首先将2018年大运河江苏段各市文化产业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无锡市的文化产业指标在整体中的相对水平；
其次，对2018年八市共10项指标所组成的矩阵，运用熵权法计算得出不同指标的权重，且这10个权重系数的总和为1；
最后，将权重与无量纲化处理得到的数据进行加乘，即为这一年度无锡市的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量化体现。因文章篇幅有限，故以此例对模型的计算做出简要说明，每一年度、不同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均同理可得。此外，各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实质上是基于经过无量纲化的指标数据计算得出，因此经处理的数据与最终的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实际上体现了该市在江苏八市这一整体中的相对水平。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于熵值法，可分别计算得出2014年至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沿线八市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数值，见表3。由于指标数据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属性，因此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也从这两个维度来分析。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指标体系中相关数值的增减变化，而指标体系的建构是基于投入—产出的生产模型，因此最终影响产业总体水平的因素分析还是要回归到产业的要素投入、规模结构和产出效益指标之上。

表3 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1.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从时间维度来看，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各市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结果表明，近年来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上处于较为平稳的状态，尽管各市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的波动轨迹不同，但基本上都呈现出在波动中有所增长的态势。影响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的因素主要是产业的要素投入和规模结构指标，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苏州2019年的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下降17.6%，主要原因在于投入上存在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从业人员数、文化体育娱乐业贷款年末余额，以及规模上艺术表演场馆座席数的减少；
而2020年苏州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重新回到了原本的水平，尽管受到疫情影响导致博物馆参观人次和艺术表演场馆观演人次大幅减少，但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从业人员数、博物馆藏品数、文化体育娱乐业贷款年末余额等投入和规模指标依然保持稳健，兼有艺术表演场馆座席数的增长，从而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综合评价值。应注意的是，原始数据经无量纲化处理，指标值体现的实际上是在大运河江苏段八市的系统中的相对量，因此文化产业总体发展水平除了受到投入—产出的相关指标的影响外，还受到整个系统中其它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如徐州2019年度的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就与苏州的水平降低有关，尽管2019年徐州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从业人员数、文化体育娱乐业贷款年末余额都较之2018年有所下降，但是降低的比率远远小于苏州在相应指标的降低程度，因此最终反而呈现出产业水平的小幅增长态势。由此折射出大运河江苏段各市的竞合关系，文化和资源的同源性要求各市应充分挖掘自身特色，增加资源投入，调整规模结构，从而更好地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从地域空间维度来看，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不同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文化产业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苏州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稳居八市的领先地位，位居苏南地区的无锡、常州处于第二梯队，较之苏州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较之其他城市如徐州、镇江等亦优势明显。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为领先的城市，其各项指标也在系统中处于较高水平，并且大部分指标维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面对部分指标有所降低的情况，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不同城市的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所受的影响也不同。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由于原本指标数值的基数较大，因此带来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对最终的产出效益以及综合水平评价造成的影响也较小，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的文化产业结构相对趋于稳定，投入—产出效率也更高；
而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尚处在产业发展的调整、探索阶段，投入和规模的变动将产生相对较大的影响。

2.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旅游产业发展评价。从产业效益指标可知，2014至2019年大运河文化带江苏各市的游客接待人数与旅游收入均呈正向增长，江苏省大运河文旅消费稳步增长，新业态亮点纷呈。而2020年因受到疫情影响，旅游产业的效益指标数据整体上均急剧降低，但随着疫情的逐步控制以及产业投入要素和规模结构相关指标数据的稳定，在2020年下半年江苏各市的文旅消费逐步恢复，并且从当年的国内旅游收入和接待人数的指标来看，八市的平均同比下降水平远低于全国。同时，据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计算结果表明，2014年至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旅游产业的总体发展较为稳定，综合评价值随时间的波动较为平缓。

与文化产业相似，影响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的要素投入与规模结构，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均有所体现。从时间维度来看，2018至2020年徐州旅游产业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数、从业人员数以及A级景区数量均有所下降，因此导致了徐州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呈下降的态势。与此类似的还有镇江。从空间维度来看，投入和规模的差异更为显著，各地区的经济结构与优势产业不同，因此对旅游产业的投入也有所不同，进而导致了地区之间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如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最高的苏州，其投入要素的指标值远超位居第二的无锡，2020年苏州的住宿和餐饮业贷款年末余额指标是无锡的4.5倍多，经无量纲化处理后相差的倍数更多，并最终体现在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上。此外，面对2020年疫情的冲击，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沿线八市的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值仍然保持较为平稳的态势，一方面主要原因在于各市旅游产业的相关要素投入和规模结构指标数值基本上没有较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了各市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仍然维持着相对稳定的格局，城市间的产业投入、规模及产出的差距还需产业创新和升级来缩小。

3.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程度与态势分析。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各市的文旅融合程度进行测算，以耦合协调度作为文旅融合程度的衡量。耦合协调度取值在0至1之间，数值越大，则说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越协调，从而文旅融合程度也越高；
数值越小，则说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越低，与之对应的文旅融合程度也就还需进一步提高。为了更直观地体现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程度，参考前人研究，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将耦合协调度按照数值的大小划分等级区间(8)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热带地理》1999年第2期。，具体包括极度失调(0.00—0.09)、严重失调(0.10—0.19)、中度失调(0.20—0.29)、轻度失调(0.30—0.39)、濒临失调(0.40—0.49)、勉强协调(0.50—0.59)、初级协调(0.60—0.69)、中级协调(0.70—0.79)、良好协调(0.80—0.89)、优质协调(0.90—1.00)十个等级。

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沿线各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如表4所示。2014年至2020年，沿线大部分城市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整体上仍处于相对较低的失调阶段，表明文旅产业融合的程度整体上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将耦合协调度分时间和空间进行解构，从时间维度上考量，2014年至2020年八市的耦合协调度数值均出现波动的情况，波动的幅度维持在较小的范围内，并且基本上呈现出降低后回升的趋势。从空间维度上观察，八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结果的差距较大，反映出江苏段内部各区域的文旅融合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之处。在八市体系中，同一年份中耦合协调度最高的是优质协调(苏州0.988)，最低的是严重失调(宿迁0.186)，体系内部的不平衡将影响沿线整体文旅融合水平和协同发展水平。

表4 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

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程度，可以基于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三个等次。首先是耦合协调度最高的苏州，耦合协调度数值一直保持稳定，并且达到了优质协调的等级。其次是无锡、常州两市，耦合协调度数值近年来均在0.5以上，分别属于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其中无锡的融合程度在2018、2019年甚至提升到了中级协调的临界点。两市的耦合协调度在不同时间都出现了上下的波动，从中反映出文化和旅游产业在实际的融合升级发展中尚不稳定。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和宿迁属于第三个等次，这五市的文化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均处于失调状态，最主要的原因是产业发展不同步所导致的融合水平较低且不稳定，2015年扬州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水平的比值甚至达到了0.364的极值(9)文中的数据结果均根据原始数据计算所得，表格中呈现的数值是四舍五入的结果。。

总体而言，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程度总体相对不高，各地区融合态势相对平稳。根据耦合协调模型的测算过程，文旅融合的程度实质上受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共同影响，文旅融合的发展态势因此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变动趋势密切相关。其中：沿线八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值Uic的极差值最高是无锡，为0.217，其次是苏州，为0.171，其他城市的波动均在0.1以下；
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评价值Uit的极差值最高是徐州，为0.06，其次是扬州，为0.045，其他城市的波动均低于0.04。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城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极差值除扬州和宿迁外，其余六市均低于0.08，总体平均值为0.069，可见各市文旅融合的波动态势较平稳。

此外，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各地区的文旅融合程度是波动发展的，呈现出在波动和曲折中有所提升的状态。文旅融合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各地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产业发展过程中文化和旅游的同步性亦不同，且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面对外部冲击，各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表现同样存在差异，因此文旅融合程度的变动方向由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变动方向与幅度共同决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均出现增长，则耦合协调度也相应有所增长；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均出现降低，则耦合协调度也相应降低；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出现相反的变动态势，则耦合协调度数值的变化取决于文化和旅游产业二者的变动幅度。

(三)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的内在机制与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的突破点

关于文旅融合机制问题，学界已有相关讨论(10)张朝枝：《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旅游学刊》2020年第3期。，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我国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的内在机制，从而为寻求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的策略性突破奠定科学基础。

1.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的内在机制

新时代下文化带建设目标是“打造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1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通知》，中办发〔2019〕10号，2019-2-1。,这表明新时代我国建设文化带，就是要打造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志，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这决定了我国文化带文旅融合的基本目标和主要方向。基于上述目标和分析，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的内在机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文化意义层”，是文化带历史文脉传承及其创造性转化的意指实践，承载着社会集体记忆和民族身份符号，是旅游者追寻集体记忆、寻找价值认同与身份认同的本源所在。大运河文化带作为沟通我国东部南北文化的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即文化带的身份意义和旅游者追求身份认同的吸引物)，需要形成宣传国家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从而建构文化带的身份属性与集体记忆。

第二层次“文化产品层”，即文化意义的符号化、产品化，借此隐性的文化意义可实现可感知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令旅游者在追寻现场体验中可触摸、可感知、可消费。大运河文化带作为旅游体验的重要形态，需要增强可参观性生产的能力，从而提升文化意义面向国际国内的展示水平。

第三层次“文化产业层”，即文化产品的产业化，为旅游者提供文化体验消费及配套服务的产业形态和运行体系。大运河文化带作为统筹沿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抓手，通过建立自洽的市场体制和机制，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场景的产业化生产和周边产品产业化生产，不断延伸其文旅融合的价值链、产业链，从而增强其溢出效应。

大运河文化带文旅融合程度主要取决于文化带内不同区域的融合发展是否协调，而区域文旅融合的程度则受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同步性的影响。因此，大运河文化带区域内的文旅融合升级，既要着力于推动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水平，也应加强文化带内各地区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整合要素资源、调整产业规模结构、积极创新技术等途径推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2.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升级的突破点。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升级，是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带区域协同、进一步建设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对2014年至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程度和发展态势的分析发现，尽管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各市间的地域差异仍然存在，应对冲击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多数城市的文旅融合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基于“文化带文旅融合的内在机制”，推动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升级，重点要有三个突破：一是强化大运河文化带历史文脉梳理与国家形象文化基因的提取，以此唤醒旅游者的“集体记忆”，从而增进其对中华文化和国家形象的价值认同，由此增强其民族身份认同。这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基础性任务，为后期的“产品层”和“产业层”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强化新时代语境下大运河文化带意义的“符号化”与“产品化”，以特色鲜明的、时代化的文创产品为旅游者提供可参观、可体验的载体，由此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内蕴的无形的“意义”，转化为外化的、可感知的、符号化的产品，旅游者的精神体验才成为现实可能。三是强化新时代语境下大运河文化带产品面向市场需求的、规模化生产的“产业层”体系建设，这是提升文化带文旅融合软实力的有效路径，是持续增强大运河文化带文旅市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必然选择。

围绕文旅融合三大“突破点”，面对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程度的地区差异，现阶段应从两方面推进，一是要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发展，二是要加强区域之间协调合作、优势互补。基于文化带文旅融合的内在机制，结合系统耦合与产业融合的动态发展，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升级的路径包括：

第一，加强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不仅能加速新产品的更新换代、新业态的形成，还能推动文化旅游体验方式的改变，更好地传播文化符号并呈现其中的意义。尤其是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能够为文化旅游搭建“云端”的体验空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传播和消费渠道，如苏州博物馆推出“云苏博”线上观展、吴文化博物馆发行NFT数字藏品等。

第二，整合要素资源。文化旅游资源是开发利用的基础，资金投入是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创意的关键，在生产过程中增加投入将带来产出的增加，如宿迁是八市中文旅资源相对较少的城市，近年来一直积极整合资源、投资打造国家旅游景区。从数量上看，2019、2020年的A级景区数已是2014年的两倍，而其创造的效益，从国内旅游收入来看，2019年已然超过两倍，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也达到了1.2倍。在提高产品最终价值、推动产业增长的因素中，创意被认为是关键，甚至被看作是“创意资本”，这是由于人所拥有的智慧和才能将会衍生出无数新的可能。在文旅产业的资源融合中，创意能够挖掘文化内涵并将之符号化，发现新的文化元素并赋予旅游资源的功能，从而将有限的文化旅游资源转变为无限的、非竞争性的文旅符号资源。

第三，打造多元产品。将资源的投入转化为多元的产出，离不开产业主体的合作，多体现为产品服务功能或者空间的融合，前者如承载运河记忆的“漕运盐运文化观光游”“运河水工科普研学游”“运河文化休闲游”等精品旅游线路的推出，在旅游体验中结合地方文化的展示，将有利于游客对大运河文化的认同；
后者则在打造文化的载体时形成了旅游的吸引力，如扬州运河大剧院的建成不仅提高了地方文化产业的接待能力，还通过融入周边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空间设计再现了扬州的园林文化意境，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

第四，深化区域合作。在大运河文化带的系统内，不同城市所拥有的资源存在差异，产业的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在统一的文旅品牌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发挥市场的作用，形成地区的产业特色和品牌特色，并能与其他地区、其他产业加深彼此的关联和协同。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不仅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范围的延伸，还能进一步提高产业生产效率，通过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完善配套基础设施，能减少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交易成本，如连淮扬镇铁路的开通贯穿了江苏南北部，促进了宿迁、淮安、扬州与其他运河城市的联通，可以说更加便利的交通扩大了地区文旅产业的辐射范围。

通过对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八市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及文旅融合程度的研究分析，发现文化带文旅融合程度主要取决于文化带内不同区域的融合发展是否协调，而区域文旅融合的程度则受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及二者同步性的影响。因此，文化带区域内的文旅融合升级，既要着力于推动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水平，也应加强文化带内各地区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整合要素资源、调整产业规模结构、积极创新技术等途径推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基于此，文化带若要进一步深化文旅融合，促进区域协同发展，还需要综合运用多方力量进行统筹规划、引领支持，多维度、跨区域开展文化带建设，把握机遇，在现有优势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文旅产业升级。

一是深入认识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的内在机制，从“意义层”“产品层”“产业层”三个层面，科学把握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内容。在确保文化带传统优秀文化获得整体性、活态性保护的基础上，促进其现代传承与创新，同时还可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新时代语境下以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为导向的文化带文旅融合建设的方向是由其价值与功能决定的。一方面是内向价值维度，即面向中华民族内部的集体记忆、群体认同、国家认同而形成文化软实力；
另一方面是外向价值维度，即面向国际文化竞争与对话而形成文化竞争力。因此，基于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形成的价值向度，应明确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的主要方向和重点内容，从“三个层面”有序地、逐层地推进我国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

二是建立统一的文化带文旅品牌，加强游客和群众对品牌的认同，同时围绕品牌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区域的顶层设计。文化旅游品牌可以看作是对文化带整体文化价值和旅游资源的标志性概括，也代表了对文旅融合发展方向的规划引导。目前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的做法是立足“千年运河·水韵江苏”，打造扬州“千年胜境，精致运河”、淮安“漕运之都，奇观运河”、苏州“人间天堂，苏式运河”等运河城市品牌，引导各市对自身特色和优势进行挖掘。文化带文旅品牌的建立和打造，一方面能避免同质化带来的内部竞争，另一方面能加强城市之间文旅资源的整合、文旅产业的合作，促进区域对外的形象推广。

三是立足承接国家战略的重点项目建设，发挥项目的引领作用，以项目带动多方主体合作。重大项目体量大、分量重，能够代表文化带的建设发展方向，形成文化带文旅融合的示范。重点项目的建设，有助于文化带进一步整合资源、集聚要素，能够培育新业态、拓展新空间，助推文旅产业融合升级。

四是加强文化带建设的政策保障精准性，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促进文旅融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近年来，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和规范措施，涉及资源保护、资金支持、市场规范、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文化带各地区的文旅产业发展水平不同、融合程度不同，因此地区政府推出的具体细则、具体办法还应因地制宜，在产业的投入、规模、生产等方面形成精准且行之有效的扶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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