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求同到存异——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轨迹研究

秦 琴

(河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焦作)

翻译的重要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重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文化走出去力度空前加大，翻译研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王东风[1]、朱志瑜[2]都曾探讨过翻译理论重要性，王克非[3]更是发文认为对翻译理论的探讨是现代学术担负的使命。然而斯坦纳注意到从西塞罗到昆提利安到今天，辩论中几乎没有例外地反复出现相同的论调[4]239，最重要的表现在忠诚与不忠诚，自由和奴役、忠诚和背叛之间对立[5]50。而在当代译学研究从语言学范式到文化范式再到跨学科范式的发展历程中，翻译研究的视野和广度得以扩展，翻译研究对象外延逐步扩大。从字对字、意对意二分法到“对等”的探讨，从翻译文化研究[6]到翻译社会学研究[7]及译者研究[8]的转变，从韦努蒂异化对文化建构作用讨论[9]到德里达解构[10]、女性翻译研究[11]及后殖民的巴西“食人”理论[12]，西方翻译理论经历了从求同向存异的转变。反观中国译学的发展历程，即从翻译现象的研究拓展到了对翻译社会的研究，包括翻译行业与其他相关行业，乃至与整个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文学翻译拓展到应用研究；
从定性研究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但中国译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在中国崛起、发出中国译学声音呼声尤为明显。对中国译学历史梳理得出，中国经历四次翻译变革，虽然有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但研究翻译理论的人几乎没有，我们所有的是一些临时参考的翻译条例和片段的经验之谈[13]363。21世纪以来，中国译界学者相继提出在国内产生较有影响的翻译理论。然而韩子满老师曾对Routledge、John Benjamins等国际知名出版社2000年至2021年出版的译学工具书的参考文献统计得出[14]108，国外学者对张佩瑶教授和陈德鸿教授认知度较高，对中国佛教翻译历史和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有一定了解，但是对20世纪之后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关注不多，尤其是对新世纪以来产生的当代翻译理论更是少有提及。如果说今天中国的翻译研究普遍存在明显的不足，那就是理论层面的不足，而理论又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基石。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一个定义、争论和矛盾不断的时代，所有翻译活动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应由翻译理论来定义，这是翻译研究中最相关的领域之一。值此百年未有之历史大变革时期，中国翻译理论的建构需要借助更多的力量，西方翻译理论长期指导中国翻译理论实践与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笔者对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轨迹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帮助学者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构建的深度思考，如对比分析、批判思维，而对当时理论所处时代和背景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思想启迪。

两千多年里，翻译理论主要限于“字对字”与“意对意”这种二分法的讨论中，肇始于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与公元4世纪的圣哲罗姆，这一区分形成了数世纪所有译论的重要基石。1000年后，马丁路德《圣经》翻译对德国文化语言和民族身份均有决定性影响，他捍卫哲罗姆观点，认为我们必须问家庭主妇和儿童、问街上的普通人，听他们说的是什么并做出相应翻译[15]4。17世纪英国在翻译理论方向又向前迈进一步，如德莱顿的三分法：直译、意译和拟作；
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19世纪早期德国也出现这种辩论并伴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兴趣而蓬勃发展，施莱尔马赫写下了影响深远的《论不同的翻译方法》并提出：“译者要么就尽量让作者安居不动，把读者移动到作者的所在；
要么就尽量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移动到他的面前。”[16]149西塞罗二分法在西方翻译理论中随处可见。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理论学家开始借用语言学来分析翻译问题，然而所有语言学取向的翻译理论流派的共同点是翻译对等这个中心概念。语言学非常关注制定最佳翻译方法并为翻译人员提供指导，翻译涉及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称为“对等”。他们试图把翻译解释为发生在不同语言层次的操作结果，目的是使“源文本”和“目的文本”之间对等，原文是翻译的决定性因素，如何翻译的答案应在原文中找到。作为翻译实践中一个长期存在问题，“对等”是中西方翻译理论核心，语言对等的要求往往以不同形式构成，“忠诚”和“忠实”，也即西方的“同一性伦理”。各种各样的标签被用来描述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关系，通常是二元对立的。雅各布森在索绪尔能指与所指基础上思索不同语言之间的词语意义及对等；
凯特福德把翻译定义为用对等的其他语言(目的语)的文本材料代替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17]20，并认为一个源语文本有源语意义，一个目的语文本有目的语意义。凯特福德将“翻译对等”与特定语言上下文和语言功能结合起来，只有满足尽可能相同的功能，才能达到对等。除了从语言内部探讨翻译对等外，学者也关注到语言的运用，奈达基于语义学、语用学及乔姆斯基的转换成生语法理论提出“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的语用对等，后“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18]，翻译对等的讨论也从单一走向了多元。然而斯内尔·霍恩比批评对等是一种语言之间对等的错觉，这种对等除了在模糊近似值层面几乎是不存在的[15]20，除非是特定词汇，如技术术语、数字等等。基于对“对等”概念的模糊化，赫曼斯也表达了对“翻译对等”的批判思考，他认为：“是不对等在经常提醒我们整个文化是在联系着的，翻译所构成的成分是由规范和价值所控制，而在这两者之后是权力、阶层和不对等。”[19]61翻译研究也由此由“对等”的讨论转向“不对等”背后隐藏的内容的研究。

对等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功能主义与描述研究挑战[20]5。功能理论指一个学派，利用一般人类行为理论来解释翻译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一种服务于特定目的产品，一群行动者之间互动，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合作，赖斯(Reiss)、弗米尔(Vermeer)、曼塔莉(Manttari)、诺德(Nord)是功能理论代表人。弗米尔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理论的最重要理论，弗米尔假定翻译采取的步骤、行动方式、使用手段等都由预期目标，即翻译行动的目的所决定。功能主义认为翻译目的是决定翻译的主要因素，这种对原文地位降低通常称为“废黜原文”(dethronement of the original)。由于源语与译语关系取决于目的语，因此不能由任何现成的语言规则预先决定。诺德认为目的论对于可能目的范围没有任何限制，为了纠正功能主义鲁莽行为，诺德遂提出忠诚(loyalty)概念，指一种人际关系，忠诚意味着对原文作者、发起者和接受者忠诚[21]91。功能主义学者对“对等”也有讨论，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关注言语和言语行为，这种言语指向要求译者考虑交际主体在特定文化情境下是怎样使用语言符号的[22]36，这也直接转向的文本层面的交际“功能对等”。弗米尔和曼塔莉一致认为，当比较源文本的目的和它们的翻译时，目的上的差异往往是规范[23]59。译者开始意识到翻译文本如何操纵读者以达到预期效果，这样的转变很快导致早期描述翻译研究[24]1。最早提出描述翻译研究应属霍姆斯，他在其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描述了翻译研究所应该涵盖的内容，他将翻译划分为“纯”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研究又包括描写翻译研究和理论翻译研究[25]176。图里在霍姆斯构架基础上以图表形式呈现了翻译学科的构想，确定了描述翻译研究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并认为是翻译研究的核心[26]15。描述翻译研究又称为多元系统方法、操纵学派、特拉维夫——鲁汶轴线、低地国家集团。操纵学派的一些带头人出版了一本名为《对文学的操纵：文学翻译研究》的论文集，他们亦由此获得“操纵学派”称谓，主要代表学者有勒弗维尔(Lefevere)、兰伯特(Lambert)、赫曼斯(Hermans) 、巴斯奈特(Bassnett) 、图里(Toury)。他们的出发点与语言学流派观点背道而驰，即研究文本与其特定文化环境的关系，以及文本被选择和在不同语境中传递的过程本身[27]92。

以佐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认为，大量关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证和历史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多元系统理论。佐哈尔和其同事假设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文学”是一个诸多不同系统的集合，一个“系统中的系统”或称多元系统，其中不同的文类、流派等不断地竞争以取得一席之地。“文学”不再是静止的事物，而是不断变换的。佐哈尔进一步认为翻译远非被认为是一种边缘活动，而是在文学和文化史上起着首要的、创造性的和革新的作用，强调翻译由目的语文化各系统间的关系所决定，同时提示了翻译对目的语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佐哈尔认识到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上的首要重要性(创造新的项目和模式)和次要重要性(强化现有的项目和模式)[28]7。多元系统方法提供了一种将翻译与除源文本之外的一系列其他因素联系起来的方法，它将翻译融入社会实践和过程中，并对后来图里以及之后翻译学者思想产生巨大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对权力的兴趣成为1975年以来在翻译研究中的各种重要运动的贡献的背景[24]XII。勒弗维尔通过意识形态理解到一系列围绕利益的论述，这些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与权力有关，而权力对于整个社会和历史都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各个分支出现学术热潮，在描写研究领域出现了较有影响的学者，包括勒弗维尔以及图里。勒弗维尔出版三部著作，包括《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强调译者翻译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遂引入“折射文本”(refraction)的概念，后又提出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6]。译者不应再把自己局限于把单词作为翻译单位，译者必须同时考虑到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必须意识到所有语言使用都暗示操纵，如果说多元系统方法促进了后来的“文化转向”，那么这些操纵论文则直接演变成“文化转向”。

图里从译入语文化的角度出发，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目的文化中实现可接受的翻译。他的模型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并假设语言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每一个语言系统或文本传统在结构、储备、使用规范等方面都与其他任何语言系统或文本传统不同[29]94。只有从翻译文本的文化语境出发，才能理解翻译过程。图里之所以缺乏对原文忠实的关注是因为他认为，翻译本身没有固定的身份，他们总是受制于不同的社会文学背景因素，因此他们必须被视为具有多重身份，依赖于在特定时间支配决策过程的力量。图里也探讨了“翻译对等”，对他来说对等只是附加在两个文本之间假定存在翻译关系的一个标签[20]5，对等已简化为一个“历史”概念。与另一个源文本确定理论相反，图里提出了翻译的目标文本理论，它关注的不是某些概念的对等作为假定的要求，而是在源文本和它的事实替换之间建立的实际关系[29]39。图里用“对等”一词来表示在特定环境下发现的具有翻译特征的任何关系，或更全面地说“对等”是一个功能——关系概念，代表“一组关系”。图里采用了多元系统的概念，并基于列维以及波波维奇研究成果之上，定义了影响翻译决策的某些翻译规范，并将这些因素纳入一个更大的翻译理论框架中，发表在《寻找翻译理论》。图里认为，如果我们忽视所涉语言之间的结构差异所导致的规律，而专注于非强制性选择，我们可以寻找外部的社会文化约束来解释译者表现出的反复出现的偏好，图里称为规范。后又将规范划分为起始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图里认为，规范概念涵盖了对行为的约束范围，这个范围从绝对的规则到纯粹的特质。而对规范研究的深入，图里发现隐含在“对等”后面的“不对等”，规范使翻译研究从求同导向存异[30]。“异”包含译文与原文之“异”和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翻译理论之“异”。从整个翻译理论史来看，翻译理论经历了从“求同”伦理向“存异”伦理转变的倾向[31]16，尤其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翻译理论将差异性伦理诉求与文化认同联系起来。

在英语翻译史上，从德莱顿到泰特勒，无论任何体裁的翻译，归化法一直在英语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归化翻译是一种“去历史化”的翻译，翻译要跨越文化和语言就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去历史化的归化问题，这正是“民族中心主义暴行的症状”，产生的透明翻译从而将暴行隐藏起来，其结果是掩盖了译作产生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在翻译史上，译者一直在探索一种与流畅翻译不同的翻译策略，其目的就是彰显源语文本的异质性。韦努蒂呼吁从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坚持译者应在文本中明显地标记自己。异化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在文化建构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有利于民族的文化建构，有利于构造以异化为基础的文化身份。异化翻译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强调通过直译移植原文的“差异”；
第二、现代主义阶段，在目的语中运用非标准语言“差异”实现文体“创新”；
第三、后现代主义，强调“妄用忠实”的“反常”效果所产生的“差异”抵抗目的语主流文化[32]81。

(一)德国浪漫主义时期

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思想是西方现代主要翻译流派的发源地，对之后西方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产生重要影响。在语言巴别塔备受威胁、民族语言遭遇平庸、语言差异正在消失的时代背景下，该时期译者表现出坚守和维护语言的相异性，彰显出极具特点的选择。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译者包括诺瓦利斯(Novalis)、施莱格尔 (Schlegel)、奥古斯特施莱格尔(August Schlegel)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等，他们都围绕“构建”活动展开，翻译实践与理论思考共生共发，译者不仅为德意志民族留下恢宏译著，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翻译理论思考，对之后本雅明等人的诗学翻译以及文化建构带来重要启示。

施莱尔马赫于柏林皇家学院做了《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施莱尔马赫首先思考的是广义上的翻译，翻译存在于各种我们需阐释话语的场合中，简言之即所有交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翻译——理解的过程。而狭义的翻译即是语言间的互译，若原作者单纯服务于一项客观内容，那么翻译就是传译，无论是口头还是笔头，但若原作者倾向于“哲学”或“艺术”领域陈述自己的观点，那就是真正翻译。因此浪漫派发展了新型语言观，语言不仅是呈现更是表达，它不应“植根于被感知的事物中，而是要站在行为的主体那一边”。作为联系作者与读者纽带，译者怎样才能让读者尽可能正确完整理解作者呢？施遂提出，要么就尽量让读者休息，让作者移动到他的面前。从这个视角出发，所有提出的翻译方式都可以纳入这一视角的范畴。对施莱尔马赫而言，存在两种翻译，一种是真正翻译，另一种并非真正翻译。施莱尔马赫的贡献就是指出哪些是真正的翻译，哪些不是真正的翻译。而强迫作者移动到读者面前并非是真正翻译，因为它否定了作者与母语间的深刻联系，而否认他者也会否认自身。真正的翻译应具有两个条件，第一，对外国作品的理解成为被知晓且被渴求的事物；
第二，母语具备了一定的灵活性，而真正的翻译必然会为民族语言文化带来一定风险，有人甚至认为真正翻译可能会伤害到语言的纯洁性。而施莱尔马赫认为，“语言内部和平和发展”只不过是种神话，因为语言的独立发展从来都是不存在的。真正的翻译是场大规模的翻译，就是在语言文学的空间中开辟一块专属翻译的领地，而要想实现大规模翻译，就需第一种真正的翻译。不可否定，德语里很多美好而又严谨的事物得益于翻译，只有借助与他者之间的多元化关系，才能促进德意志语言的发展，让语言更有力量，而语言之间联系起来就形成一个可以代表整个欧洲的历史整体。施莱尔马赫为我们概括了他所处整个时代的翻译经历，以一种最完整方式为我们解释了建构活动的原则，引发了对翻译伦理价值的思考。

贝尔曼与德国浪漫主义者合作使他倡导一种非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方法，他强调作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和文学力量的作用。贝尔曼的研究引发了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他对伦理学讨论始于《异域考验》[33]，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翻译伦理建立在“好”的先验概念之上，他称之为翻译的“纯粹目的”。“真正”的翻译寻求与他者建立一种关系，通过外来物中介来充实自己的东西。当翻译反映了自给自足的文化幻觉就会产生“民族中心主义翻译”(ethnocentrism)，或他所说的“糟糕的翻译”。与此相反，他认为翻译伦理从本质上就与此相反，翻译本质是一种开放、一种对话、一种杂交、一种分离。翻译所做的就是将外国的作品从自然的本土语言的限制中解脱出来，摆脱腐坏的旧土壤。在翻译中，将熟悉变陌生和浪漫主义者所说的文学作品生成过程，即否定自然语言和摆脱外在指代进程有很大共同点。浪漫主义者对翻译抱有如此大热情，并不是因为与自然语言的关系而是因为在任何译介活动中，译者均需“杀死”自然语言，让作品飞升为恒星般永恒语言，也就是纯粹的绝对语言，这也是本雅明的翻译观。

(二)现代主义时期

受贝尔曼影响，韦努蒂开始对翻译作为文化建构的反思，以及对翻译作为一种去中心化过程的作用反思。韦努蒂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所涉及的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有强势和弱势之分，这会涉及翻译策略和翻译接受等方面问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是以语言和文化的异质性为前提的，其差异伦理是其学术思想的主线，贯穿学术生涯始终，前期稍显激进，而后期稍趋缓和。《译者隐形》这本书中对归化和异化作用和功能进行比较，认为译者一般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彰显原文异质性：一是采用偏离当今盛行的归化话语的话语策略，二是选择翻译可以挑战目的语中当代外国文学经典的文本[34]148。文本选择的形式和主题可以偏离国内的文学准则，但最重要的在于引入异化语的变体。在施莱尔马赫及贝尔曼研究基础上，韦努蒂进一步提到翻译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功能，他认为翻译过程每一个步骤，总由目的语中文化价值观协调的，分为顺从与阻抗。顺从的翻译通过抑制语言的异质，使译者无法理解和评价他们的翻译实践所承认和排除的东西，以及这些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关系。“阻抗式”翻译反对弱势文化在译入强势文化中常常出现的“透明的翻译”，以彰显民族特质，带有明确的后殖民立场和诉求。在翻译中寻求异域文化的差异性，彰显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并转变目的语文化的价值体系，阻抗能发挥文化重构作用。

《翻译丑闻》该书中提到翻译最大的丑闻：不对称、不平等、支配和依赖的关系存在于翻译的每一个行为中[9]4。书中集中讨论翻译与限制、边缘化或压制翻译的文化类别和实践之间关系[35]27：少数语言项目、作者资格、文化身份的构造、翻译伦理等。作者讲到他对少数翻译的偏好源于一种伦理立场，即承认任何翻译项目中的不对称关系。作者在文中引入 “少数化”(minoritizing translation)、“剩余量”(remainder)等新术语，好的翻译是“少数化”，它通过培养异质话语，开放标准方言和文学的教规，使其对外来的、标准的和边缘的东西开放，从而解放剩余量，更加凸显其差异性，其目标是促使拥有不同文化价值观读者对翻译进行认可[9]11。

(三)后现代主义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中解构主义对翻译的反思富有成效，解构主义认为，也许是翻译的文本在写我们，而不是我们在书写被翻译文本，解构虽没提供自己具体的“翻译理论”，但它确实经常“使用”翻译提出自己看法。德里达探索的话题是语言和国家霸权之间的关系，他一直致力于揭示理论与实践、文本与语境分离的不可能性。解构主义中有两个重要术语：“延异”(différance)与“印迹”(trace)。为表达语言的时空差异运动，德里达创造了新词：“延异”。他认为延异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词，我们不能给它一个“意义”，因为它是意义的可能性条件，是意义的运动或游戏的结果[10]。根茨勒也指出，德里达认为在翻译过程中那种难以捉摸的不可能存在称为延异[36]274。符号是根据它们彼此不同的事实来定义的，符号的意义通过无穷无尽的能指链被延迟或推迟，从未存在的也将作为可掌握的、已知的或理解的东西而存在[23]89。德里达认为，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直在修改原文的过程，一直在推迟和取代任何可能掌握原文想要命名的东西过程，从解构来看翻译是一种不断隐藏存在，阻碍所有欲望的活动。这样理解翻译使我们接触到的不是某个原始意义，而是语言和意义的多样性。他形象地迫使读者去思考未曾听到的声音，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丢失(或压抑)的东西。而“印迹”是德里达“延异”的具体体现，如徐敏慧所说：“印迹”是差异的游戏，“延异”的运动，文本即是“印迹”的交互编织，文本的意义并不限于文本而存在[37]。德里达去神化了形式主义的形式，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界限消失，延异概念指向翻译没有尽头的发展。

霍姆斯将翻译研究进行分类，他的学科理论建构为翻译研究向科学化迈出坚实一步。从中可以看出，理论研究是其重要内容。对西方翻译理论史梳理得知，西方翻译研究经历从求同到存异的发展过程。求同即对等，但以语言学为导向的方法阻碍了再现社会价值，研究的解释力与适用范围都有限。因此以功能为导向的翻译研究进入人们视野，如弗米尔，诺德等功能学派学者。随后，译者意识到翻译文本如何操纵读者以达到预期效果，这时学者将研究目光转向描写翻译研究。描写翻译又称多元系统、操纵学派，佐哈尔的多元系统将翻译与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对图里及其后的翻译学者产生巨大影响，如促进勒弗维尔的“文化转向”。图里采用多元系统概念发展规范概念，规范使翻译研究从求同导向存异。韦努蒂指出，异化翻译在文化建构中扮演重要作用，异化进程可分为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和后现代时期三个阶段。而女性翻译与巴西食人翻译更是将翻译的“异”推向了更高的地位。然而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历史长河中，“异”被认为是否定的，与忠实相悖，直译与意译之争也由此绵延至今。本文梳理了西方翻译理论历经由翻译求同到存异的发展过程，许钧老师阐明了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即翻译本质是要在异中求同、在同中存异[38]。对西方翻译理论梳理可以帮助读者理清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轨迹、深化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认识，可以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完整体系构建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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