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域下《飘》人物形象研究*
时间：2023-06-14 11:00: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 驰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玛格丽特·米切尔以《飘》展示了美国社会变革期的南方社会，揭示了其经济结构的变迁与传统精神体系的没落，塑造了系列鲜活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成长史中印刻着社会历史涌起的巨大波澜，他们身份认同的变化中折射着南北种植园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融和碰撞，隐现着作家对于人性的哲思。尤其是其中丰富复杂的女性形象，玛格丽特将现代自由精神与传统道德之辩寓于这些女性人物的身上，传递出了自己对于理想女性形象的期许。
斯嘉丽是《飘》中最完满、最具有精神感召力的“圆形人物”，米切尔对斯嘉丽形象的塑造是沿着叙事空间转换的线索进行的，地理标识的位移表征着主人公的成长曲线的延展。塔拉是斯嘉丽生命中的首个重要地标，她生长于典型的南方庄园主家庭，深受南方社会道德与传统礼仪的浸染，是位标准的“南方美人”。同时，受到来自父系的爱尔兰血缘的影响，她温婉端庄的表象下深深地埋藏着叛逆自由的灵魂，有着“精明而凡俗”的人格特质[1]。她看似周旋于众多年轻绅士之间享受他们的爱慕与逢迎，却始终忠贞地渴望着阿什利的爱情，并以渴慕的心情视仁慈宽厚的母亲艾伦为自己的榜样。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斯嘉丽尽管有着反叛的性格，勇于突破世俗的藩篱向阿什利主动示爱，主动地争取自己的自由爱情，但其自我意识仍然属于混沌的状态，依然想要回应南方社会对女性的预期：成为忠贞贤德、治家有道的家庭主妇。在经历了因冲动而促成的短暂婚姻后，斯嘉丽对传统婚恋的美好印象被现实击碎，她在朦胧间开始正视自由的珍贵，开始渴望冲破社会规约的层层束缚。
亚特兰大是斯嘉丽成长之路上的第二个重要地标。与白瑞德的重逢更令斯嘉丽死水般的生活波澜再起，在南方上层社会为筹款举办的舞会上，因寡居而被隔绝在所有社交活动之外的斯嘉丽大胆地回应了白瑞德的邀约，灵魂深处具有同等叛逆潜质的两人在交舞中迸发出强烈的精神共鸣。在白瑞德的影响下，斯嘉丽越发地认识到如何正视自我的诉求，越发地具有清醒独立的自我意识。在后来，斯嘉丽独自守候即将生产的梅兰妮，并历经苦难之旅将其与新生儿带回了塔拉，却惊闻母亲因病去世的噩耗。母亲的逝去不仅标志着斯嘉丽与纯真的少女时代作别，更标志着传统的南方道德体系从斯嘉丽的精神结构中失效，她从思想层面开始真正地转向了独立与自主[2]。物质的极度匮乏与家人的殷殷期待使得斯嘉丽背上了沉重的责任，父亲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更使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之主”，现实处境促使了她主体精神的成长，她在家庭结构中的地位也由“长女”置换为了“家长”。她清晰的独立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个体不再逆来顺受于命运的馈赠，不再阈限于文化环境施加的束缚，而是奋力地把握住自己生命的自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玛格丽特在形塑斯嘉丽时并不规避她对权势的渴求，甚至直揭其对于金钱的贪婪与强盛的虚荣心，这使得斯嘉丽的形象更加充满多元性与丰富性，因具有真实的人性和欲望而生机勃勃。为了保住受到税金威胁的塔拉庄园，斯嘉丽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披上母亲“积满了灰尘的旧窗帘”重返亚特兰大，希冀以谎言挣得白瑞德的帮助。在谋定的计策被白瑞德识破后，她果断地抢夺了妹妹苏埃伦的未婚夫弗兰克，以自己的婚姻为筹码支付了高昂的税金。紧接着，斯嘉丽又抓住了南方社会战后百废待兴的时代之机，购得木材厂并开始亲自经营起了木材生意，赚得了大笔的金钱，重新成了世俗意义的成功者。她是新时代具有坚定自我意识与行动力的“强主体”，与她的勇敢果决、智谋过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什利的迂腐守旧和弗兰克的懦弱胆小，这种人物塑造方式颠覆了传统小说人物的塑造形式，使斯嘉丽成为文学中独特的女性形象。但是，我们也无法忽视文化伦理环境给个体带来的影响，南方文明所推重的道德伦理深深地扎根于斯嘉丽的身份认同与道德观念中，现代理念与传统道德的对冲带给她以精神上的阵痛。为了经营木材厂，斯嘉丽雇佣犯人充当廉价的劳动力，并为此不惜与旧南方的故友们断交，忍受来自米格太太等传统南方妇女的言语指摘。但实质上，她从内心深处并未背离南方的文明及传统，她所操守的依旧是南方社会的文化立场，她所希冀的依旧是“用他们的办法打败他们”。斯嘉丽之形象所展示的文化伦理的矛盾，恰也是美国社会经济结构与体系变革期南方社会民众内在精神世界的反映，玛格丽特以南方女性的成长史介入社会历史的阐释，赋予了人物以深厚的历史意蕴。
经济的独立使斯嘉丽在婚恋关系中逐渐脱离了对丈夫的依附，为其精神上的独立构建了基本的物质基石。斯嘉丽的爱情无疑是充满悲剧性的，她对阿什利的执迷隐含着对“旧南方”的眷恋，正是这种文化心理导致其错失了自己真正的伴侣白瑞德。但理想爱情的失落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沉沦，在白瑞德离去后，斯嘉丽在痛哭悲泣后并未一蹶不振，这个刚强而倔强的女人收拾起自己的狼狈，失落又乐观地自言自语：“我要动身回到塔拉去，我总会想出办法让他回来，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坚强乐观的生命姿态标志着女性已经挣脱对他者的精神依附，成为有争取意识与能力的独立主体，燃烧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自己生命的掌舵手。
《飘》中的梅兰妮是典型的传统南方家庭妇女，较之于斯嘉丽的锋芒毕露，梅兰妮虽温柔善良却失于柔弱，似乎是平面化的“圣母型”人物。然而探幽其人物形象的深处，我们却能够发现其形象内在的深刻沟壑。可以说，梅兰妮是玛格丽特·米切尔推崇的另一种女性典范，作家对其生长史进行了隐性的书写，她代表着作家内心深处对“行将消逝的南方”的留恋与歌咏。
从人物的表层特征来看，梅兰妮无疑是传统理想道德的具象化，她代表了南方社会对理想女性的全部想象。她宽厚友善地对待所有人，能够操持起盛大的宴会与日常繁琐的家务，是传统西方文明中典型的“家中天使”。且梅兰妮对古典文学与艺术情有独钟，能够应和人们对于贵族女性高雅品位的诉求，她与阿什利之间虽然并无狂热的激情，但是思想上的共同性却为他们婚姻的稳定奠定了牢固的基石。随着战争将人性中的弱点逐个放大，梅兰妮道德化身的形象仍然不带丝毫瑕疵，她由衷地虔信“南方联盟”斗争的正义性，主动地投身医院充当护士来照料伤兵，如同南丁格尔般予以他们精细的照料或临终的关怀。这种博大的爱使“瘦弱得仿佛躲在母亲围裙里的孩子”似的梅兰妮迸发出了美的光辉，而且这种博爱精神跨越了北方工业文明与南方农业文化的剧烈冲突。当溃败的南方士兵蜂拥向塔拉，梅兰妮坚持令吝啬的斯嘉丽拿出食物招待这些疲惫的人，让分享的快乐抚慰他们创痕累累的身心；
当众人拒绝为战争中遗留的北方士兵的坟墓清扫时，梅兰妮以温柔却坚持的语气主张“这样做会使他们的父母得以宽慰”，以人性纯洁的善意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分歧[3]。这种道德上的纯善彰显了玛格丽特的人道主义的立场，揭示了战争为人的身体与精神带来的考验之残酷，以及作家希冀用爱化解冲突的美好祈愿。
道德上的完满与女性特质的突出使玛格丽特形塑的梅兰妮具有浓厚的母性光辉，这也正是作家所提炼的传统南方女性所具有的、最为核心的美德——她们如同南方肥沃的土壤般默默地向外输出着自己的能量，以温厚的胸怀接纳全部的痛苦，却对他者的缺憾保持充满宽容的缄默。这种天然的母性赋予了梅兰妮以刚强的品质，使她在温驯的表象下兼具顽强的主体力量，虽然这种力量的显现并不如斯嘉丽那么明显，但是从文本的细微处却时时得到彰显。面对潜入塔拉预备盗窃财物的北方士兵，梅兰妮尽管处于因生产带来的虚弱状态，仍紧紧地抓着哥哥查尔斯的军刀，试图为保护刚出生的儿子与其余的女眷做最后一搏；
获悉南方的溃败已成定局，她迅速地接受了梦幻的人文理想已经消逝的事实，勉力支撑起千疮百孔的家庭与精神萎靡的丈夫阿什利；
当白瑞德因认为自己无法得到斯嘉丽的爱情而痛苦，梅兰妮以母亲般的宽慰开释着这个“哭得像孩子般的男人”，使他从酗酒的窘境中得以解脱。倘若斯嘉丽的主体力量的内在驱动力是她对自由的向往与永不止息的欲望，那么梅兰妮的主体力量则源自于她纯善的人性与深厚的爱，她们一体两面地代表着玛格丽特对完美女性形象的诉求。
而从人物的深层特质来看，梅兰妮更兼具智性的品质，她的蕴藉性的处世哲学同斯嘉丽外向性的社交手腕交相辉映，共同反映着女性不亚于男性的丰富智慧。她从女伴们的口中早就洞悉斯嘉丽对阿什利的迷恋，但她也立即明白这种迷恋根植的并非真正的爱情，而是一种出于虚荣心作祟而产生的占有欲。因而梅兰妮从未将斯嘉丽视为自己的对立方，反而以宽厚的襟胸包容了斯嘉丽的任性与矫狂。经历战火的考验后，她愈发清晰地看到斯嘉丽骄纵虚荣的表象下勇敢直率的灵魂，并由此成为斯嘉丽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女性之间的“同伴情谊”结成了坚实的壁垒，重新支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塔拉。这种审时度势后对“盟友”的明智选择始终让梅兰妮从中受益，斯嘉丽的刚性与梅兰妮的柔性结合成了无坚不摧的力量，在南方社会普遍陷入低迷的时局中保证了两个家族的繁盛[4]。而经历了饥饿与贫困的双重考验后，梅兰妮也逐渐认识到了金钱真实的价值，于是她运用自己“不甚严厉的劝诉”与“温柔而坚定的请求”迫使阿什利答允斯嘉丽提出的合开木材厂的请求，使不能适应时代变动的阿什利得以在斯嘉丽的襄助下维持稳定的收入，从而维系家庭体面的生活。同时，梅兰妮以道德标杆的身份牢牢控制着亚特兰大社交场的“话语权”，温和地压制着一切关于斯嘉丽和阿什利的非议，以确保这一经济循环的稳固性。可以说，此时的梅兰妮已经通过主体的成长完成了身份的置换，尽管她依旧保有旧南方贵族妇女尊礼守节的表象，但本质上已经转变为了崇尚现实利益与物质基础的资产阶级女性。
梅兰妮的成长是隐秘而深刻的，她体现了玛格丽特对南方旧道德秩序的依恋，也显示了作家在直面现实后对思想转变的认可。我们可以说，梅兰妮的形象之复杂性不亚于主人公斯嘉丽，只是其主体力量的显现是隐性的，其精神成长史是需要接受者抽丝剥茧地去体察的。与具有男性气质与冒险者精神的斯嘉丽相比，梅兰妮是女性气质浓厚却具有强大支配性力量的个体，散发着同样迷人的人格魅力。
以女性主义的视域观照《飘》中的人物形象，方丹太太是其人物画廊中不可忽视的特殊形象，玛格丽特虽在文本中对其着墨不多，然而方丹太太无疑是作家投射了主观自我的特殊人物。她的文化身份认同表征着玛格丽特对南北文化冲突的独到理解，以深刻的理性传递着作家对于美国社会变革时期文化景观的阐释。
方丹太太在出场时便展露了强势的性格特征，她不仅是家庭结构中的尊长、上流社会的社交宠儿，更主导着每场谈话的话语主动权，她的聪慧与强势甚至让斯嘉丽觉得“自己像个拘谨的小女孩”。方丹太太年轻时经历过印第安人的袭击与至亲的逝世，成婚后更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几番变乱，因而对社会变革与文化冲突有着更深刻的理解。面对南方价值体系的崩塌，她乐观坚定地表示“能有普通的工作干已经十分幸运，无论时代怎么变化都不会消抹劳动的价值”，坚决反对家人随从南方人在精神上萎靡消沉在行动上迟缓无力的战后风气。她觉得斯嘉丽能够放下庄园主小姐的架子，领导家人摘棉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经济结构的内在转化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阶层变动已经“让南方成为了泛黄的历史”，与其彷徨在已经逝去了的时代不如直面现实的处境。这种冷静地观照时代格局的变迁，以适者的姿态继续生存的处世智慧对斯嘉丽产生了深刻影响，也表达了玛格丽特对美国社会变动的理性认识——逝去的已经逝去，现实的依然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方丹太太所表征着的理性主义观念还出现在几个关键的转折时刻，这些有意味的转折时刻尽皆反映了战后美国社会文化结构的移异，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认为方丹太太正是作家藉以投射自我，藉以传递自己的主体思想的表征性人物。在塔拉面临食物匮乏的危机时，方丹太太毅然地拿出自家本不富裕的粮食接济塔拉的妇孺老幼，并开导因扛起管家重担而精神低迷的斯嘉丽：“我们应该不是小麦而是荞麦，成熟的小麦面对风暴立即便被折断，而成熟的荞麦因体内的汁液能够弯腰，风暴过去了，荞麦依旧笔直硬朗。”[5]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所提倡的“以柔克刚”有着深层的互通性，在南方文明逐渐衰微的时代环境下顺应时代的洪流，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方丹太太以“精神引领者”的姿态出现，帮助斯嘉丽渡过现实难关的同时，也驱散了她精神上的迷惘；
当斯嘉丽决意要撇开懦弱的丈夫弗兰克自行经营木材厂，甚至在怀孕期间也要出门办理业务时，传统的南方妇女们普遍引以为这是惊世骇俗、寡廉鲜耻之举。而方丹太太却对斯嘉丽大胆的决定大加赞赏，认为其“与年轻时的我在骨子里十分相似”，并以自己的经验教导斯嘉丽要“学会微笑着等待时机的降临”，用自己的生存智慧引导年轻女性完成自己的主体成长。对旧的社会传统的摒弃体现了方丹太太务实主义的生存哲学，正是这种处世哲学使方丹太太在家族男丁凋零的时局中带领女性成员挣得了一份生存的天地。在斯嘉丽为是否同意妹妹苏埃伦与威尔之间的婚事而犹疑时，方丹太太指出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威尔在同苏埃伦结合后自然会留在塔拉协助斯嘉丽管理庄园，能够让斯嘉丽从深重的责任中解脱出来。方丹太太秉持的理性观念与现实主义哲学显示出了过人的智慧，尤其在面对文化冲突与伦理困境时，方丹太太总能基于对现实的观照做出最理性、最能够实现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她对南方文明有着深刻的眷恋，但主观的情感质素并不会干预其对现实的观照，这种以理性的文化立场应对社会历史变革的姿态正是作家本人所肯定与操持的。
从女性主义的视域观照《飘》，让读者能够更贴近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创作立场。作家不仅通过其中的女性形象重申了女性建构自我主体意识的重要性，肯定了女性所拥有的美好品性及其在社会中的价值意义，更以文学的形式介入了历史语境，书写了自身对于社会文化变革的理解与观照，使小说在不朽的艺术魅力之外兼具深刻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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