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言视角下句法演变的互补机制及渐进路径

王小穹

(重庆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54)

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语言学产生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个主要流派。这两个学派在语言演变观、基本假设上存在明显的对立。形式主义学派从语言理论出发,强调语言的“天赋性自主性”,认为句法演变是自足的,排除句法结构之外的认知策略,主张重新分析导致语言发生突变。功能学派的句法研究强调从语言外部,特别是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去寻求解释,认为句法演变往往是由语义演变、语用强化、认知策略等因素促动的,扩展是句法演变的主要机制,句法演变是一个渐进而非突变的过程。

在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这两个主要流派之外,还有一个既不完全赞同形式主义也不完全赞同功能主义的中庸学派——历史句法学派(historical syntax)。该学派句法演变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弗朗茨·博普(Franz Bopp)的粘着理论(Agglutination Theory)、奥格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的成长原则(Growth Principle)、安托万·梅耶(Antoine Meillet)的语法化理论、雅格布·瓦格纳格尔(Jakob Wacknagel)的词序变化的一般原则以及朱利叶斯·恺撒·斯卡利杰(Julius Caesar Scaliger)等语言学家提出的功能主义。他们认为,一个成熟的句法演变的理论既不能忽视人脑生理的天赋性动因,也不能否认社会交际性和功能性动因,句法演变本质上是一个离散并体现为突变的过程(Harris et al., 2007/1995)。

形式主义学派在研究语言的类变(Lord,1973; Ebert,1978; Lightfoot,1979)、功能主义学派在研究语言的殊变(Langacker,1977: 59-139; Hawkins,1983; Traugott,1972)以及历史句法学派在探讨理论方法对于句法演变研究的意义(Lakoff,1968; Greenberg,1978; Li,1975)等方面成果颇丰,但是他们有关句法演变基本机制的思想尚未统一,在句法演变的突变、渐变问题上存在理论分歧,他们对演变过程与演变结果缺乏区分,对印欧语以外的其他语种比如汉语也关注不够。鉴于此,本文着眼于重新分析和扩展这两个句法演变的基本机制,通过考察它们互补性的演变路径来分析演变过程和演变结果,并通过拓展包括汉语在内的跨语言的研究对象,来充实句法演变的理论设想。

重新分析是20世纪以来解释句法变化的最重要概念。有关重新分析的定义,最具代表性的是“重新分析是一种结构或结构类别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会使表层形式发生任何直接的或根本的改变”(a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an expression or class of expressions that does not involve any immediate or intrinsic modification of its surface manifestation)(Langacker,1977: 58)。这段话指出:结构或结构类别的变化,即底层语义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句法底层的语义结构已发生变化了,但句法外部的形式还保持原状。因此,由重新分析促动的句法演变是自内而外的,是通过改变句法底层的语义结构来实现的,相对于扩展的显性推广,重新分析体现为变化的隐蔽性,重新分析反映了语言学家们从语言内部寻求解释的思想。下文从底层结构的改变(underlying structure change)、探测式表达(exploratory expressions)和重新分析的实现(gradual realization)等方面讨论重新分析对句法渐进性演变的影响。

1.1 底层结构的改变

作为句法演变的内驱机制,重新分析作用于句法底层结构主要通过合并重组(merger and reassignment)、改变语法范畴类别(category labels change)这两种方式驱动句法底层结构发生改变。

1.1.1 合并重组

底层结构包括线性排列的结构单元和按层次组合的结构层级,结构单元和结构层级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底层结构的合并重组就是将原本不在同一层次的结构单元组合在一起,作为直接组成成分(immediate constitutes)再去跟上一层次的结构单元组合。如:唐代诗人杜甫诗作中的“醉把茱萸仔细看”,当“把”理解为“握持”义时,诗义为“带着醉意握着茱萸仔细看”,“把”与“看”为先后发生的两个动作,它们在各自的述宾结构的层级内分别充任述语,其结构层次为“[醉把茱萸][仔细看]”,“把茱萸”和“仔细看”处于不同的结构层;同时,唐代也是汉语处置式的形成阶段,那时“把”的功能已开始由“握持”义向处置标记“把/将”转移,因此,诗句也可理解为“带着醉意把茱萸仔细看”,“把”作为处置标记且用来介引处置对象“茱萸”,结构层次为“[醉][把茱萸i仔细看ti]”,原本不在同一结构层的“把茱萸”和“仔细看”,由于结构重组而以直接组成成分的方式首先组合在同一个结构层级内,然后再去与上一层级的“醉”组合。

结构单元和结构层级由于重新分析而发生变化的例子在日耳曼语中很普遍。例如,英语“for+to+INFINITIVES”的结构是中世纪英语“for+NP”重新分析的结果(Harris et al., 2007/1995: 62)。在例(1)中,“for+NP”是属于主句的:

(1)it is bet for me o sleen myself than ben defouled thus

it is better for me to slay myself than to be violated thus.

(Chaucer; cited from Ebert,1978: 12)

在乔叟那个时代,例(1)的结构是“[it is better for me][to slay myself than to be violated thus]”。“me”是一个跨层成分,既是主句结构“for me”的一部分,又是不定式结构“to slay”的逻辑主语,逐渐地“for me”和“to slay”跨层组合,被重新分析为“for+NP+INFINITIVES”,因此,现代英语中例(1)可分析为:

(2)[For me to slay myself][would be better than to be violated thus].

同时,德语的不定式结构“um…zu+INFINITIVES”也是由于重新分析而致(Greenberg,1978)。

(3)er ging aus um wasser zu holen

He went out for water to fetch

“He went out for water, to fetch (it).”

在这个句子中,目的/方向义前置词“um”与名词性成分“wasser”构成前置词短语,“wasser”本来是受前置词(um)控制的,故例(3)的结构是“[er ging aus um wasser][zu holen]”,但是“wasser”逐渐被理解为不定式的逻辑宾语(wasser zu holen),在这样的情况下,“um”失去了它本来的目的义而被重新分析为不定式结构的一个引导语素,例(3)的结构经重新分析发生了变化。

(4)[er ging aus][um Wasser zu holen]

he went out for water to fetch.

“he went out (for) to fetch water.”

经过这种重新分析后,“um”可在不带宾语(wasser)的情况下有选择性地出现。

(5)Esopus gieng umb ze suchen

Aesop went for to search.

“Aesop went to look for (it).”

(Steinhöwel, cited by Ebert 1978: 30)

例(5)说明,重新分析往往是缘于句法多义的,即,当一个句法表层形式可以表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义内容时,结构成员就极有可能被分析成不同的组合关系。

另外,重新分析通常服从“结构的最小变化”原则(Minimal Change Restriction,简称MCR)。结构单元在进行重组分析时,由于受MCR的牵引,重新分析最终会落实到位移、提取、添加、替代等发生变化少的结构上。日语对复句结构进行分析时,采用的就是MCR原则。

(6)Mary-wa John-o mi-ta onnanoko-ni hanashi-ta

a.Mary-wa [RCeiJohn-o mi-ta] onnanokoi-ni hanashi-ta

Mary-NOM John-ACC see-PST girl-DAT talk-PST

“Mary talked to the girl that saw John.”

日语是动词后置语言,英语简单句“Mary saw John”的语序在日语中是“Mary-wa John-o mi-ta”,但如果日语动词“mi-ta”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名词“onnanoko”时,在“[Mary-wa John-o mi-ta]onnanoko”中,方括符里的结构就会出现两种分析:一种是将“onnanoko”分析为主语“Mary”的关系从句(RC),仅涉及“onnanoko”的移位(见例6a);另一种是同时涉及“Mary”和“onnanoko”这两个名词性成分的提取和移位。

b.Maryi-wa John-o [RCproiejmi-ta] onnanokoi-ni shukai-shita

Mary-NOM John-ACC see-PST girl-DAT introduce-PST

“Mary introduced John to the girl that (Mary) saw.”

按例(6b)分析,“Mary”既是关系从句“mi-ta”的空主语,又是主句的大主语,“onnanoko”既是主句动词“shukai-shita”的给格,又是关系从句动词“mi-ta”的宾格,其名词性成分的提取要比例(6a)复杂很多,而例(6a)遵照了MCR原则,是理解日语复句的常规思路。

对多个名词性的复合结构进行分析时,基于MCR的简省策略在英、汉语等语言中也尤为常见,如:

(7)a.[church pardon] committee

b.church [pardon committee]

例(7)有两种语义理解,“church”的语义既可以指向“pardon”(即例7a),也可以指向“committee"(例7b),但例(7a)是默认的结构分析,即,左边的两个结构单元首先组合在一起构成直接组成成分,然后再与最右边的结构单元进行组合,这符合信息处理的从左到右的正向线性顺序,汉语对有些名词性复合结构的重新分析也体现了这一线性规则,如:

(8)a.[宗教赦免]委员会 a’.?宗教[赦免委员会]

b.[羊皮领子]大衣 b’.*羊皮[领子大衣]

c.[木头桌子]质量 c’.?木头[桌子质量]

d.[我们校长]夫人 d’.?我们[校长夫人]

e.[老师的孩子]的同学 e’.?老师的[孩子的同学]

不同于上例的是,例(8)只有a-e这样一种先左后右的语义组合,a’-e’在语义结构上要么存疑要么不合法。当然,汉语的名词性复合结构中也有先右后左的重新分析,如:

(9)a.北大[数学教师]a’.*[北大数学]教师

b.土壤[钾盐含量]b’.*[土壤钾盐]含量

c.黑色[圆领外套]c’.*[黑色圆领]外套

d.红木[方形桌子]d’.*[红木方形]桌子

e.黑脸[高个壮汉]e’.?[黑脸高个]壮汉

在例(6)~(7)中,a优于b的结构分析,说明在对多义结构进行重新分析时,“最小变化”的认知策略是影响重新分析的语言外因素。同时,我们也发现,例(8)只有先左后右的组合顺序,与例(9)的组合顺序正好相反,即,例(8)、例(9)的组合顺序是互补的,它们几乎都只能进行择一分析,这又说明了句法结构的语义关系是从底层决定重新分析的语言内因素。

1.1.2 改变范畴类别

重新分析产生的变化对范畴类别的影响虽然在语言结构的形式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组成这个结构的词语在语义结构关系、词性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句法结构的重新分析引起了词义、词性等范畴特征的改变。如,汉语“张三在家”的“在”为动词,在后面加上另一个动词“睡觉”构成“张三在家睡觉”的连动结构后,“在”就被重新分析为介词了。又如,有一种称作“Twi”的非洲语,动词“be at”在连动结构中也是被重新分析为前置介词“at”的(Lord,1973)。重新分析改变范畴类别指的就是这种情形。

汉语自古不缺少通过重新分析来改变词语范畴类别的例子,如,上古汉语的句末小品词“也”“矣”。洪波和王雪燕(2021)指出,周人语言受到古羌人OV型语言语序的影响,系词“惟”和完成体助词“有”后来变成了句末小品词“也”“矣”。也就是说,汉语早期的系词“惟”和完成体助词“有”是位于句末的,后来由于重新分析,就变成了句末小品词“也”“矣”,语序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词义和词性已经改变。

中古汉语有“S把OVO”这样的语序(王小穹 等,2012),“把”是动词,有“握持”义,“S把OVO”是一个连动结构,如:

(10)a.若把金来削做木用,把木来熔做金用,便无此理。

b.却不是把仁来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来指示仁也。

(〔宋〕黎靖德 编 王星贤 点校《朱子语类》 中华书局1986年版)

例(10a)“把金来削做木用”“把木来熔做金用”中,“把金”“把木”构成述宾短语VP;但在例(10b)中,“把仁”“把人心”的“把”已由动词变为介词,“把仁”“把人心”被重新分析为前置词短语PP。由于重新分析,句子内部的语义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表层的句子结构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词语还是按同样的顺序排列,不过这些词语的语法功能却发生变化了。例如,重新分析对范畴类别的影响在斯拉夫语中也有体现,如波兰语:

after all-PTCL immediately see-INF that

transwestyci

transvestites-NOM.TER.PL.SUBST

“After all you can see that they are transvestites immediately.”(来自NKJP波兰语国家语料库)

波兰语名词有六种格的形式,例(11)处在宾语位置上的“transwestyci”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复数主格形式,但这个主格形式反映的是连系动词与连接对象(object)的语义关系,波兰语将之称为主格形式的宾语,“transwestyci”的词形结构没有变化,但这个词的底层的句法语义却发生了变化,这也是重新分析对范畴类别影响的跨语言实例。

1.2 探测式表达

重新分析的前提是一个结构有多种分析的可能,有些语言不存在多义或意义模糊的现象固然也是可以进行重新分析的,但多义结构引发重新分析的可能性必然大于单义结构。句法演变过程中多义或意义模糊的桥梁结构是句法演变渐进性的体现,艾丽斯·哈里斯(Alice C.Harris)和莱尔·坎贝尔(Lyle Campbell)(1995:72)称之为探测式表达(exploratory expressions),彭睿(2020)称之为边缘构例或变异构例。他们认为,包括桥梁结构在内的任何结构的边界都具有语义上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主要是由于扩展的多维性所致。多义结构虽然不是进行重新分析的必要条件,却是触发语法变化的前提。

多义结构通常会导致重新分析,这类结构或者因为一般的语法操作,或者因为碰巧随意形成的表达而被逐渐接受,到最后固定下来。

(语例来自NKJP波兰语国家语料库)

据上文分析,我们可将多义结构、探测式表达与重新分析的关系梳理为:多义结构是重新分析的前提条件,其本身不涉及语法方面的变化,它们是遵照现存语法规则而形成的表达式;探测式表达是跨越多义结构的桥梁结构,它反映了重新分析实施操作的实际过程,探测式表达的固化阶段是多义结构的最后阶段,也是重新分析的结果。

1.3 重新分析的实现

艾伦·汀布莱克(Alan Timberlake)(1977:77-141)认为,将“重新分析”与“实现”区分开来很重要也很有用。他将重新分析定义为一套新的底层关系和规则重组,将“实现”定义为重新分析的结果。重新分析先于“实现”,一个结构在经历某些变化时,是在它现存的语境中进行重新分析之后才扩展到另一个新的语境中去的。准确地说,重新分析的过程是渐进的,其实现结果才是突变的。

“唔”或“呒”(音m´e)是广东话常用的否定词,常出现于正反问句中,哈里斯等(Harris et al.,2007/1995: 79)曾用拉丁字母转写如下:

(13)nee zek-mu-zek in° ah?

you smoke-not-smoke in° ah

“Do you smoke?”

哈里斯等指出,藏缅语言一般都有把“mu”重新分析为是非问标记的现象,否定标记“mu”先与正反问建立联系,然后经重新分析扩展到是非问。也就是说,“A-mu-A”是“mu”进行重新分析的最初语境。这种扩展的情况与现代汉语普通话正反问“吃不吃”“好不好”“去没去”相同,由于后面语素脱落被重新分析为“吃不”“好不”“去没”,然后又在此基础上扩展为表达是非问意义的“吃吗”“好吗”“去了吗”。我们发现,以语素脱落的手段从正反问向其他疑问扩展的情况也存在于波兰语中,如:

(14)a.Jes´c´ czy nie (jes´c´)?(自省语料)

eat PTCL n ot

“吃不吃?”

b.Trudno czy nie (trudno)? (自省语料)

difficult PTCL n ot

“难不难?”

c.Jest problem czy nie (ma problemu)?(自省语料)

it is problem PTCL not

“有没有问题?”

“czy”是波兰语的疑问小品词(王小穹,2021),“nie”是否定词,句末“czy nie”是波兰语正反问句的标记。“czy nie”向是非问句扩展时,发生了“nie”的脱落和“czy”向前位移至句首的变化。如:

PTCL this possible

“这可能吗?”

b.Czy podac´) herbatę?(自省语料)

PTCL give tea

“要来点茶吗?”

藏缅语“mu”、汉语“不/没”、波兰语“nie”是否定词,其反向的否定语义必须首先通过重新分析与正向的问句产生关联,即它们先要在正反疑问句的语境下进行重新分析,然后才能扩展至其他类型的疑问句。也就是说,重新分析在对句法结构中的某个成分进行操作时,其过程是渐进的,而当它扩展到另外的语境中成为新语境的新成分时,作为重新分析的实现结果它是突变的。过程与实现的关系体现在重新分析的三个步骤中:

第一步,输入。这个输入的结构具有重新分析所需要的表层基础;

第二步,处理。即重新分析,逐渐生成新的结构并开始具有不同于最初结构的特征;

第三步,完成。重新分析产生的新结构具备了新的表层特征。

其中,第二步是重新分析的操作阶段,它把第一步和第三步连接起来,在此阶段,语言结构可以有多种分析,且多种分析之间存在历时上的连续性,语言结构的新旧特点都会在这个阶段出现。不同的语言各有不同的新旧结构特点,句法演变的进度也有快慢,句法演变的渐进性就是由于这种演变的持续性所致。重新分析有时候并没有走完全部过程,可能到了第二步就停止了;或者,到了第三步,经重新分析所产生的新的结构还没有固化下来,就开始了另一个新的重新分析;又或者,到了第二步的后期阶段但还没到第三步,就将新旧特征并存的混合结构扩展出去。也就是说,重新分析的结果在第三步的完成阶段可能会有多种情形。重新分析导致的结构改变往往会引起结构意义的变化,但是由于重新分析存在多种分析并存的情况,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重新分析总能引起意义的变化。

无论哪个学派,都没法否认重新分析和扩展是句法演变的两个基本机制,在句法演变中,扩展通常跟重新分析互相补充,交替发挥作用。重新分析以影响底层结构的方式导致规则的改变,扩展以改变表层形式来引起规则的扩散。二者的互补性即在于它们通过不同的路径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去影响句法规则。扩展本身不涉及规则的改变,但它可以通过扩大新规则的使用范围来改变语言的句法。

2.1 扩展条件的渐进性

扩展条件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规则的前提”,即使用某个规则所必须满足的前提,这类条件指明一个规则能被使用的明确环境;另一方面是“规则的例外”,即表明某个规则只用于特定条件不能满足的环境。前提和例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提是规则能被使用的条件,例外是规则不能使用的条件。扩展的本质特征就是消除“前提”和“例外”。

汉语不乏消除“前提”的扩展例子。在中古和近代汉语文献里,副词性的疑问标记“还”最初只见于是非问句,后来扩展到反复问句和特指问句。这个句法扩展是通过消除“‘还’用作是非问句的疑问标记”这一规则来实现的。

汉语也有消除“例外”的扩展。先秦汉语里动词与宾语的语序通常是VO,但这个语序规则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当否定句、疑问句里代词作宾语时,代词宾语前置于动词前,即OV。可是,到了中古以后,动词与宾语的语序不再有例外,回到了VO状态,即,除了一些因为受语用支配的有标记表达式之外,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开始强制性的位于动词之后。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VO语序通过消除“规则的例外”,将VO语序扩展到宾语为代词的否定句和疑问句。

现代汉语里还有同时消除“前提”“例外”来实现句法和语义扩展的例子。疑问代词“怎么”从疑问句向陈述句扩展时,就同时经历了消除规则的“前提”和“例外”的过程。

(16)a.章鱼的这种特殊本领究竟是怎样练就的?

b.我知道怎么做。

c.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d.我怎么忍心拖欠着他的房租不辞而别呢?!

e.我怎么好意思在高手如林的电影学院显摆?!

f.你怎么这样跟妈妈说话。

例(6)a是一个特指疑问句,疑问代词“怎么”是特指问句的疑问焦点和疑问标记。例(16)b、c为非疑问句,因为当“怎么”跟谓语动词“知道”“认为”等知觉类动词组合时,“怎么”表示确指。“怎么”从疑问句到非疑问句的扩展是通过消除“疑问代词是特指问的疑问标记”这一规则“前提”来实现的,这是“怎么”的第一次扩展(即,a→b、c)。但“怎么”表确指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怎么”跟能愿动词“能”“会”等或表心理活动的动词性词语(如d句“忍心”、e句“好意思”)等组合时,不表确指而是表达否定性反问。随着疑问代词表否定性反问的频繁使用,最后疑问代词不搭配能愿/心理活动的动词也能单独表达否定,如f“怎么这样”即“不能这样”。也就是说,“怎么”通过消除“规则的例外”将疑问代词的确指扩展到否定句。“怎么”从疑问句扩展到陈述句再到否定句经历了疑问、非疑问、反问、否定等四个环节三个阶段,即:

阶段一,从疑问句到非疑问句:a→b、c(消除“规则的前提”)

阶段二,从非疑问句到反问句:b、c→d、e(消除“规则的前提”和“规则的例外”)

阶段三,从反问句到否定句:d、e→f(消除“规则的例外”)

例(16)“怎么”由非疑问的确指扩展至反问(b、c→d、e)时,同时经历了消除“规则的前提”和“规则的例外”,这说明前提和例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怎么”与表心理活动的动词组合既是“怎么”表确指的例外,又是其实现为反问的前提,b、c通过消除“前提”或“例外”将b、c扩展至d、e,并最后扩展至f。

2.2 词汇扩散的渐进性

不少显著的句法变化是通过词汇逐渐扩散的。扩展发生时,由于新构式与周围环境有一个适应过程(杨旭,2017),新旧规则往往共存很长一段时期,直到旧规则不再使用,变异才会出现。扩展开始时,最初的变体可能让人觉得不合时宜,但渐渐地这个创新的形式被人们所熟悉,原来的形式不再通用反而被认为过时且不合常规了,于是创新形式最终取代旧形式并获得无标记的通用地位。汉语疑问代词由疑问功能向否定功能转化时,疑问代词表达否定最初是有标记的,随着疑问代词否定功能的扩散,最后就实现为无标记否定了。如:

(17)a.靠近他们的人,也绝不是什么好人。

b.他们隐隐感觉到,要完成这项工作,可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c.这么严峻的事实,谁敢开玩笑。

例(17)a“绝不是什么好人”,疑问词“什么”和否定标记词“不”一起构成全然否定;例(17)b“没有多少时间了”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时间不多,疑问词“多少”和否定标记词“没有”一起构成部分否定;例(17)c“谁敢开玩笑”中没有显性的否定标记词,疑问词“谁”相当于否定词“没人”,疑问代词实现了从依靠否定词到无标记的独立否定。

芬兰语、爱沙尼亚语等印欧语系波罗的海语族的语言将分词(participle constructions)重新分析为间接语气的标记也是以渐进方式扩展的。爱沙尼亚语通过对从句中分词后缀的重新分析,扩展出间接语气(indirect or reported speech)的形式,并进而将这种从句中的间接语气标记扩展为主句的一种新的形态句法标记。如:

(18)a.sai kuul-da et seal üks mees ela-b

got hear-INF that there one-NOM man-NOM live-3.PRS.INDIC

“S/he came to hear that a man lives there.”

b.sai kuul-da seal ühe mehe ela-vat

got hear-INF there one-GEN man-GEN live-PRS.ACTIVE PTCP

“S/he came to hear that a man lives there.”

例(18)a、b语义相同,可以彼此替代,这类结构通常带有句外的言者主语。a句中的“et”是宾语从句标记,“ela”是限定动词。而b句没有“et”这个从句标记了,动词“ela”采用的是现在分词形式,现在分词是非限定动词的一种,爱沙尼亚语通过对现在分词词尾“vat”的重新分析,将现在分词转换为能够关联间接语气的限定动词了,藉此现在分词进一步扩展:

(19)sai kuul-da (et) seal üks mees ela-vat

got hear-INF that there one-NOM man-NOM live-PRS.INDIRECT

“S/he came to hear that (they say) a man lives there.”

如果说例(18b)为现在分词扩展为间接语气标记提供了可能,那么,例(19)表层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即从句标记“et”可有可无,以及例(18b)的体词由属格“ühe mehe”转变为了例(19)的主格“üks mees”,则说明限定动词所在的从句已扩展为间接表达了。进而,限定动词的间接表达形式最后扩展到主句中:

(20)a.ta tege-vat töö-d

he-NOM d o-PRS.INDIRECT wo rk -PARTITIVE

“They say he worked.”

b.naabri perenaine ole-vat linna sõit-nud

neighbor-GEN lady-NOM is-PRS.INDIRECT town tr avel-PAT.INDERECT

“They say the neighbor lady has traveled to town.”

爱沙尼亚语对分词进行重新分析的过程是,首先运用限定动词扩展出间接语气标记,然后这种表达间接语气的新规则开始见于宾语从句,并逐渐地扩大了其使用范围,最后这种表达间接语气的新形式扩展到了主句中。这种扩散的路径被安东尼·柯罗克(Anthony S.Kroch)(1989:72-133)称为S曲线。柯罗克认为英语里“do”就是以这种方式扩散的,“do”起先是被重新分析为表支持的助词,后来“do”开始用于包括肯定、宣告等一些表达支持的语境。S曲线本身代表了重新分析的实现,标记有无的变化出现在S曲线的中间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说话者开始将“do”使用于表达意图的那个阶段。S曲线是扩展的代表形式,反映了演变过程与演变结果之间的联系,也反映了词汇扩展的连续性渐进性。

重新分析和扩展是句法演变的基本机制,它们互相补充,具有跨语言的共性。它是句法结构根本的潜在的变化,主要通过合并重组、改变语法范畴类别来促使句法底层结构发生改变,探测式表达作为跨越多义结构的桥梁结构,体现了重新分析实施操作的具体过程。扩展受表层句法环境或语用环境影响,以消除规则“前提”和消除规则“例外”的方式且通过扩大新规则的使用范围来改变句法。重新分析和扩展交替发挥作用,前者影响到底层结构但没改变表层结构,后者影响到表层结构但不改变底层结构。重新分析对底层结构进行操作时具有独立性、离散性,重新分析机制下旧规则的改变过程与扩展机制下新规则的扩散过程,都反映了句法演变的渐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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