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着微笑的悲歌——浅析影片《我不是药神》中荒诞美学的表达
时间：2023-06-11 19:10: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靖博
（上海戏剧学院 电影学院，上海 201112）
荒诞本是音乐术语，意为乐曲不协调、不和谐，后来被引申为人与人之间或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失调。阿尔贝·加缪明确地将荒诞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并继承了尼采的现代悲剧理论，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荒诞美学。《我不是药神》是由文牧野执导的，根据现实题材改编的影片，故事原型为2014年轰动中国的“印度抗癌药代购案”。影片在还原真实事件时并没有采用一悲到底、一味地悲天悯人的表达方式，而是以一种克制的态度展现了人的意图与现实之间的残酷较量。影片在前半部分加入了大量喜剧元素，这使得影片在喜剧与悲剧调性的动态转化中营造出了不和谐的间离效果，加之法理和情理之间的矛盾设定，从而形成了荒诞的审美体验，并且引发观众的深度共鸣，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荒诞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其精神实质与悲剧有着内在的共通性，以一种“扭曲”的形式承载着传统悲剧的血脉。但是，荒诞中的人不同于悲剧中的英雄，他们并没有用生命的毁灭来抗争苦难，而是用喜剧的外壳包含着悲剧的内核，给人以欲哭无泪的无奈之感。在荒诞色彩的叙事下，影片中的三个角色或群体：以吕受益为代表的病患群体、以刘牧师为代表的教会教友们和程勇本人，正好体现了在加缪看来人面对荒诞时可能呈现的三种态度，即生理自杀、哲学自杀和反抗荒诞。影片以吕受益的生理自杀为转折点，以病患群体的生存困境与诉求为助推，程勇踏上了从商人到“药神”的救赎之路，同时，对荒诞的反抗使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并选择了成为“荒诞英雄”来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
加缪认为荒诞是世界的不合理性与人所追求的合理性的冲突，人在这个自己所熟知且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里感觉到陌生、断裂，这种陌生、断裂即是荒诞感。在《我不是药神》中，影片以浸入式的影像风格，采用了大量中近景与手持镜头，最大限度地呈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现实。影片的摄影指导王博学说：“导演想让观众尽可能地感受到他们的每一丝呼吸和情绪，而中景和近景是非常利于表现演员的，在这部片中演员是画面中最有魅力的因素。”在程勇和吕受益抓住抢药的黄毛这场戏中，闭塞的场景、死一般的寂静与上一场戏里晃动的镜头和快速的剪辑形成了鲜明对比，房间中不时回荡着病人的喘息与咳嗽声。一粒粒归还回去的药落入药瓶的声音，仿佛意味着病人归还了活在世上的时间。这两场戏一动一静，在追逐黄毛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滑稽动作以及音乐所产生的喜剧效果在后一场戏里完全消解，将慢粒白血病对人身心的摧残与人求生不得的无奈体现得淋漓尽致。荒诞本质上是对主体被压抑的无奈，是对人生价值的漠视和真理的放逐，人世间不可名状的绝望、冷漠和深刻的孤独在一次次药物的掉落声中向观众蔓延开来。
另一方面，影片的类型人物塑造与矛盾设置把人性最脆弱不堪的一面剖开并展现给观众。没有彻头彻尾的大反派，也没有自始至终的老好人，每个人心中有贪婪的欲望，也有质朴的良知。影片中每个人物的形象越饱满，便越能拉近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使观众产生对故事的认同感。张长林作为程勇的敌对力量出现，但在被捕后接受审讯时并没有选择检举程勇，而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程勇，也是以生活中的失败者、唯利是图的市侩商人形象出场。矛盾的存在与荒诞感的建立密切相关，而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往往是直指人类存在本身的那部分。因此，影片将人类存在本身的矛盾性放在了突出位置，同时这也是荒诞美学所追寻的意义。
并且，“丑”并不是荒诞在其生成过程中的全部产物，荒诞是融合了悲、喜、丑的综合审美形态，以滑稽的笑的形式包含着无法言说的悲。徐峥和王传君带有喜剧色彩的表演与其角色的悲剧性相结合，形成了悲喜交加的多层次表演风格；
神父揭露张长林骗局所造成的混乱场面，也是影片前半段黑色幽默的点睛之笔。荒诞中的笑不同于喜剧的笑，喜剧的笑可以使人获得愉悦的审美感受，而荒诞中的笑是一种“站在绞刑架下的笑”，笑声中带有某种绝望，其审美感受往往不是心情的舒畅而是内心无限的压抑感。影片正是将在生活中捕捉到的矛盾进行精确转换表达之后达到了荒诞的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向观众呈现了荒诞人的自杀以及荒诞英雄的反抗与超越。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开宗明义：“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人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面对荒诞，吕受益最终还是走向了生理性自杀的结局。影片对此早有铺垫：一方面，年纪轻轻就患病的他意识到生活的意义自此被剥夺，那么对待荒诞的最直接办法就是肉体上的自杀，与荒诞同归于尽；
然而另一方面，最初轻生的态度随着儿子的出生发生了转变，对儿子叫自身一声爸爸的期待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最坚定的信念，他也因舍不得死而更加珍惜生命。死亡在吕受益身上同时显现出了矛盾的两面，且这种矛盾无法调和，即愈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愈对生命充满热爱和激情，两者的矛盾张力越大，越显示出世界之不可理喻。荒诞所产生的无奈与酸楚的审美体验比起悲剧所产生的悲痛更发人深思，更具悲剧意味。吕受益在医院进行骨髓穿刺检查时打趣自己的病情，而程勇在他病情恶化后来到医院探望时，形如枯槁的吕受益依然保持着幽默的语气，这种喜剧性表演的背后是病患群体无可奈何的悲剧性生存处境。
加缪将自杀分为生理性的和哲学性的，前者以最直接的方式解除了荒诞，后者则是祈望来世与彼岸世界，借助外在的上帝或神秘天国获得精神的避难所。宗教这一元素在《我不是药神》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刘牧师第一次出场就是在教会中用英语讲马太福音：“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但影片又在多处用谐谑的语气戏说着宗教，病患群体对彼岸世界的呼唤和上帝无理的沉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尼采的那句惊世之语——“上帝死了”。程勇在劝说刘牧师加入时毫不留情地指出：“让病人信上帝，病人就有药吃了吗？”最终真正维持教友们生命的，还是他口中念着“愿主保佑你”时递给教友们的药。后来，刘牧师所在教堂的作用从病友们精神的避难所变成了仿制药的销售点，程勇团队和购买仿制药的患者家属甚至在教堂中发生了激烈口角。正如尼采所说：“教堂若非是上帝的陵寝和墓碑，还算什么呢？”。影片以这种独到的方式形成了对哲学性自杀的消解。在否定了生理性自杀，又拒绝了哲学性自杀之后，加缪认为唯一值得肯定的态度是直面荒诞、反抗荒诞。“活着，就是使荒诞活着；
使荒诞活着，首先就是正视它。”
加缪将西西弗视为荒诞英雄，因为他在困境中依然能憎恶死亡，对生命抱有无限的激情：风尘仆仆的西西弗受到诸神的惩罚，不得不反复地将一次次滚下山去的巨石推上山顶，但是西西弗意识到了自己荒诞的命运，坚定不移地面对不知尽头的磨难，他永不停歇，永远在前进。朱光潜先生曾指出：“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程勇的人物原型陆勇，在现实中是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其身上的特质在影片中由健康的程勇和患病的吕受益两个角色分担。当程勇为了吕受益再闯印度之时，街头上有着毁灭与再生双重含义的迦梨与湿婆的神像预示了两个角色命运的转折。生与死亡往往是结伴而行，印度街头极具导演个性化的超现实镜头结束后，紧接着展现的便是吕受益的生理性自杀，即与荒诞同归于尽的选择。这意味着在人物原型陆勇患病的一部分消解的同时，健康的程勇被置于命运的岔路口。影片表现程勇在狭窄的走廊中穿过比肩继踵前来吕受益家吊唁的病患群体时，主观镜头与手持镜头的运用突出了对人物近距离的体察，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张力。起初符号化的患者群体逐渐显露出个体性，并成为观众的凝视对象，大量病患的静默表演加之吕受益的遗孀对程勇所表现出的失望之情，为程勇的转变提供了充沛的情感叙事动力：一边是自己作为普通人的生活，一边是为了救人而对法制的挑战。故事原型陆勇也坦言：“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为了自救的患者，顺便帮助了别人。”如此一来，程勇的选择超越了现实，使荒诞蜕下了喜剧的外壳，露出了悲剧的内核。程勇实现了从一个卖药为己、唯利是图的市侩商人，到卖药救人的荒诞英雄的转变。
加缪反抗荒诞的思想与鲁迅式的反抗绝望有着共通之处。绝望的反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没有明晰的指向。程勇同西西弗一样，只能隐约地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力量将引导自己无限趋近于终极意义。当程勇得知印度格列宁仿制药厂关闭时，依然坚持亏本从药店以零售价继续采购，甚至还将供药对象从本地扩大到外省，以“还债”的心态承担起每月数十万元的亏损继续照单供药。程勇作为荒诞英雄的反抗体现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毅精神，是在置之死地的前提下争取新生，是在命定的逼仄境地中实现最大化的自我超越。“吾魂兮无求乎永生，竭尽兮人事之所能。”然而，扩大供药范围伴随而来的是暴露于法网之下的风险，程勇最终的结局依然没能逃避法律的制裁。程勇在被押送的过程中，众多患者伫立在街道旁主动摘下象征着保护与安全的口罩目送他离开，这与病友群的群主们第一次与程勇相见时，在程勇的要求下不甘愿地摘掉口罩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患者们以主动摘下口罩的方式来表达对程勇的接受和尊敬，卸下了隔阂也迎来了生的希望。同时，在温暖的阳光下，人群中再次出现了吕受益和黄毛的身影，也意味着程勇彻底完成了人性的救赎。在加缪看来，痛苦和幸福本来就是同一大地的两个产儿，此时的程勇同西西弗一样，是幸福的。
荒诞具有多维审美价值，外在维度是近乎喜剧的滑稽模仿和夸张运用，内在维度是由悲转化而来的压抑情绪。但影片对内在维度的把握恰到好处，没有将观众引向一种虚无式的恐惧或可怕的空洞，而是回归到了对生命的激情与热爱。影片呈现出的这种荒诞所产生的审美体验带给人真正的感动不仅在于对生活坚定信念，更在于以自身意志完成对现实境遇的超越，正如加缪亦希望通过传统悲剧“超越”的精神力量来救赎荒诞的现实，使人的价值得以体现。《我不是药神》正是围绕着以人为本的创作思路，从生活中的事着手，紧扣社会民生痛点，将新闻事件转化为影视作品的同时把目光对准城市边缘弱势群体，在现实主义框架下通过塑造程勇这一荒诞英雄形象来引导观众与之共情，并且引发了对医疗保障领域的讨论，为我国当下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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