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人格与时代——评付秀莹《他乡》

◆朱永富

舍勒在《价值的颠覆》中分析指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1]而之所以对情绪进行抑制是因为主体的软弱，这种软弱既可能源于社会条件，也可能源于能力和性格。他认为在一种有内在等级或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下，社会怨恨会很小，比如印度曾有过的社会制度。但是在“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的社会结构中，“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2]新时期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这一方面是说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社会结构积聚了怨恨心理，另一方面也至少说明在这样一个时代虽然人们的实际权力、实际资产和实际修养有极大的差异，但是人们却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它权利，这些权利的平等是社会承认、深入人心的。这种深入人心的平等给那些处在社会结构下层的人们提供了向上层发起冲击的合法性。但在这种冲击的过程中，人们的情感体验如何，就成了当代文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话题。付秀莹的《他乡》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舍勒进一步阐释怨恨结构时说，“（确切意义上的）‘俗’从根本上讲是在于：自我价值把握与他人价值把握只在对自身价值与他人价值之间相互关系的领悟这个基础上进行。”[3]也就是说“俗人”是在与他人“攀比”中感受和判断自己的价值。西美尔认为高雅者拒绝与任何人攀比，但是舍勒表示不敢苟同。我同意舍勒的意见。处于人际关系中的人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的相互比较是难免的。舍勒对比较中体验价值的情感做了分类，他说：“‘流俗地’进行评价的类型，其强力的次类型将变成‘奋求者’，其软弱的次类型将变成怨恨型。”[4]舍勒重点分析的是怨恨型。他没有详细地说明“奋求者”，但是与怨恨者相对照，我们显然能够明白，“奋求者”是那些在能力和性格上比较有力的人，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处境，能够奋起追求，要成为他（她）与之比较的对象。在付秀莹小说《他乡》中翟小梨是兼具奋求者和怨恨者两种形态的，她首先感受到的是社会结构对她生存性的压抑，并且因为长久地不能改变这种状态，而积聚了具有自我毒害性的怨恨心理。与此同时，她也在不断奋求，最终她突破社会结构的限制，成为了她多少年来一直渴望的“他者”。当成为一个“他者”之后，她终于能够拔除多年来积聚在她心中的怨恨，小说叙事的起点也在这个人生节点上开始。

在传记形式的小说中，“人生”不是一个普通的词，而是小说形式赖以完成的价值基础。在《他乡》中，“人生”“生活”和“命运”纠葛在一起，“人生”就是具体“生活”状态的组合形式，而个体能够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又取决于“命运”，在“命运”中既有时代性，也有个体性。对于个体性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出身。出身是不由自主而又影响最大的起点。翟小梨人生的绝大部分张力就根源于她的出身与性格之间的矛盾。翟小梨出生在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普通的小村庄“芳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这个出身首先就让翟小梨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翟小梨生长的苦寒环境常常经由一个不起眼的词表现出来，就是“人家”，“人家”的中性含义是“别人”，但是当使用“人家”指称“别人”的时候，就含有了一种自我贬抑的意思在里面。当父亲要她记住借钱给她的贵叔时，说“你可要记住人家的恩情啊。”当翟小梨回忆村里出了个考上大学的孩子时，说那时几个孩子“相互怂恿着，去人家家里看。”[5]在翟小梨和章幼通热恋时，翟小梨的父亲说：“我们这样的庄稼主子，小门小户的，怕是高攀不上人家吧。”[6]在这三个“人家”里分别蕴含着翟小梨及其父亲在金钱、能力和出身方面的自卑。翟小梨人生发展的初始环境，既有时代性，又有典型性。翟小梨回望自己的时候，说她的性格虚荣、敏感而脆弱。这样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翟小梨性格的形成可以从她的家庭和校园两个人际关系的重要空间来考察。从家庭处境来看，她是父母宠爱的“三闺女”，有一种宠儿心理。从校园空间来说，作为一个女子，她比较漂亮，得到了被许多优秀女生爱慕的男生做男友。作为一个学生，她成绩优异，是一所著名中学的校友。在大专里，她深得老师赏识，鹤立鸡群。这些都使翟小梨像一粒饱满的种子，充满生长的力量。在我们这个时代，高考可以说是一次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翟小梨作为一所著名中学里刻苦努力的学生，在本来可以鲤鱼跳龙门的时刻，没有跳出应有的高度，对她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从此开始了她近二十年“命”悬一线的“翻身”苦旅。

时代性是超越个人的，它是个体挣扎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个体性中出身和天资不是后天能够改变的，人唯一可以左右的就是个体的主观努力，但是主观努力的结果却是不确定的，于是产生了千差万别的个体精神体验。在一个变量有限的环境中，人是很容易看出自己的“人生”的。翟小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变量有限的时空当中。在她读中学的时候，她的“人生”就是升学或落榜，在她大专毕业以后，她的“人生”就是回乡或留城，当她留在S市以后，她的“人生”就是城市户口的有无，这三组对立项中，每一个否定的选项，对翟小梨的人生都是毁灭性的。所以每一组对立项，对翟小梨来说，都具有“人生”的意义和“命运”的特征。每一次翟小梨为了获得肯定的选项都付出全部的精力，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波动，都极大地牵动着翟小梨的喜怒哀乐，耗费着她的心血。成功后的翟小梨回忆说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大的打击是高考失利。在“升学或落榜”这一组对立项中，翟小梨没有坠入深渊，但也没有得到理想的处境，虽然勉强晋级，却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形成了她需要一生来弥补的心理创伤。在“回乡或留城”这组选项中，她通过和城里人章幼通的恋爱关系而留在了S市，也算是勉强晋级了，在这次晋级中，她付出了巨大的身体和心理的代价。她不仅怀了章幼通的孩子并流产了，还在章家忍受无边的屈辱。她和章幼通的关系模式在这一阶段无疑是“灰姑娘的故事”，她经由“爱情”的桥梁和名义获取了社会资源。翟小梨回望自己和章幼通的关系，也曾反复诘问自己，在这种关系当中，除了爱情，有没有那么一点“小私心”。这点小私心恐怕是很难排除的。她回忆自己毕业，随章幼通一起回城时的感受：“我一头扎进他的怀里，像一个寒冷的孩子，拼命攫取着一丝珍贵的温暖和光亮。”[7]为了城市户口，翟小梨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是她在章父介绍的那所中学当英语老师，她作为一个没有城市户口的编外人员，拼命地工作，即便是引产这样的大事，她还是咬牙坚持，生怕被那个群体排除在外，怕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安身之所。她拼命表现的另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希望能够破格调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学生家长的朋友看上，以给她解决户口为诱饵，让她辞了中学的工作，到省政府上班，实际是想得到她的身体。她作为一个年轻女性虽然凭着本能隐约感觉到了那个男人的用意，但还是怀着侥幸冒着风险，试图抓住这次机会。她在工作之余，还要在周末带着水果和热气腾腾的心去给那个男人的孩子补课，看着那孩子淘气顽劣的样子，恨不能把热腾腾一颗心掏出来，一口一口喂给他。在这些细微隐秘的体验里有着“自我”极度压缩的卑微体验。但这段关系最终却以那个男人骚扰他，被其妻撞见而告终。翟小梨回忆这一次经历时，“不无后怕地设想，假如，那个中年男人，他只要一点点，就一点点，为了那个所谓的户口，我会屈服吗？假如那一回，我以自己为代价，果真换得了那个日思夜想的城市户口，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会安宁吗？”[8]翟小梨对自己这样一再追问，简直是无情地控诉。当翟小梨再次辞职，抱着糖炒栗子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时，她感到了栗子的温暖和香甜。当翟小梨回忆这这情景时，她说：“恍惚中，好像是看见了多年前，一个傻乎乎的女孩子，在秋日的细雨里无助地奔走，在某一个瞬间，忽然泪流满。”[9]栗子的温暖、香甜和泪水，都是源于自己对坚守尊严的庆幸。在这次辞职之后，翟小梨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再次找到了一个中学教师的工作。并且章幼通也与她结婚。有了“婚姻关系”和“工作单位”这两个条件，翟小梨终于把户口迁入S市，成了一个有户口有工作的城里人，得到了在城市生活的基本保障和社会生活。这时候的翟小梨是暂时地获得了满足，梦想成真走出乡村的她，连走路的时候都禁不住微笑。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她甚至不辞辛劳通过自考拿了本科学历，她在心里想着，作为一个中学老师，本科学历足够了，再也不必为考试受罪了。想到这里，就松了一口气。

在自己的问题告一段落之后，翟小梨很快发现自己的丈夫章幼通在工作上越发消沉，怨天尤人，沉醉于对“国家、民族、政党、体制”这些宏大词汇的抱怨之中，而在世俗生活中软弱无力，不能为这个小家庭撑起一片天，给她想要的生活。这时候考验翟小梨的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法。翟小梨生活在城市，却每天去农贸市场买菜，她自己觉得城市生活该有的一切，她都无力拥有，这是因为他们太穷，去一趟超市，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琳琅满目的商品只能深切映照出自己的卑微与贫穷。甚至连公公都嘲笑她和章幼通连一套保暖内衣也混不上。在婆婆生日的时候，为了给她的婆婆买一件九十九块的棉袄，阴差阳错地做了别人眼里的“贼”。为此，不仅付出了两千块钱的代价，还付出了自尊、荣誉、体面，唤起了翟小梨对物质的重新思考、审视和理解。

翟小梨首先是想通过改造丈夫来改变生活，她用尽了一个女人的温柔，一个老师的耐心，一个妻子的悲情，甚至苦肉计。然而章幼通无动于衷。在这样的生活中，章幼通也变得“敏感、琐碎、计较”，甚至以降低自己生活品质的方式，消极抗拒妻子的改造。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在这一阶段，物质生活对翟小梨来说不仅是作为一个生物体的需求，而是关涉到人的尊严问题。从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的五个层次来说，获得S市的户口，有了稳定的工作，对翟小梨来说是实现了“安全”的需求。当“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尊严”的需求又浮出水面，成为主导性需求。当然如果从叙事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此看成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需求。在为“安全”问题缠绕的那些时日里，翟小梨没有足够的精力，也不可能有良好的视点去思考更高层次的问题，这也是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的思维状况。当她在新的处境中定了定神之后，她很快就看清了她在这种新生活中的命运。一天下午，她在教学楼下看见一位在市里颇有名气的老师，步履蹒跚地从操场上走过，阳光洒满了操场，金子一样。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学教师的巅峰人生了。翟小梨“看着她，看着她，忽然，在那一个瞬间，悲从中来”。翟小梨说：“我看到了生活的底牌。一下子，我就看穿了自己的人生。这个老教师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那一年，我决定考研。”[10]如果翟小梨继续留在那所中学教书，那位老教师的生活，就是翟小梨可能获得的最好的生活状态，但显然翟小梨不满足于那样的生活，所以她要继续奋斗。而奋斗的出路，又回到了考试升学上来。翟小梨不仅考了，而且考取了超级象征符号“北京”这个城市中的一所大学。在翟小梨去北京之前，章父拿出一个装着一万块的信封给翟小梨，翟小梨回忆说：“我看着那个信封，心里真是百种滋味，难以下咽。那封信在我手里，好像是一只滚烫的烙铁，直烫得我出了一身热汗。”她先是“坚辞不受”，但是无奈生活窘迫，“人穷志短”，自己辞了职，丈夫不争气，孩子需要养，房贷需要还，自己读研还要钱，还是收下了。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翟小梨对这个历历在目的场景耿耿于怀，她后来回忆说：“多少年来，在我无数次的想象里，我把那个信封（牛皮纸，上面印着单位名称等字样）轻轻推开，就像推开这么多年以来，我经受的所有轻侮、伤害、辛酸，以及愁苦。然后，微笑着说，不了，谢谢。”[11]考取北京的研究生，给了翟小梨一个新的机会，但这时，她依然没有摆脱物质匮乏带来的精神折磨。翟小梨在物质与精神辩证法中挣扎煎熬的经验是我们这个时代多少人的共同经验呢！

北京对于翟小梨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她不仅想在这里读书求学，而且还想要在这里工作生活。这实际上也是对翟小梨新的生活考验。

苦行僧一般的读书生活给翟小梨提供了必备的知识。在读书生活之外，她通过学校组织的主题论坛结交了社会上的能人董序清，然后通过董序清认识了更多人，老管就是其中一个。小说中的老管年近五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丰厚的资财，似乎是一个低调的成功人士，他成为翟小梨在新环境中的人生导师和通过考验的帮助者。在这里作者设置翟小梨和老管发展成了恋人，他俩都有家庭有孩子，都是离开家庭到北京去打拼。她几乎是把这种世俗眼光中的婚外情过出了初恋的味道。但在这种初恋味道的婚外情中，两人是各有各的体验，翟小梨其实还是处于弱势地位。不论是她的经济状况、知识状况、人生阅历还是社会关系，都远远无法和年龄大她许多的老管相比。在这一关系中显然也还是翟小梨更需要老管。在翟小梨对老管浓烈的“爱情”下，无法遮蔽翟小梨对老管的社会需要。老管是翟小梨抵抗丈夫章幼通的下坠力，融入北京生活的“一根稻草”。对于翟小梨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小人物来说，小说设置老管这样一个帮助者，虽然说有些传奇性和类型化，但总体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帮助者的存在，翟小梨才能够快速成长，承担起闯荡新环境的重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帮助者，翟小梨很可能在北京读完书之后，与许多同学一样，无法在北京立足而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并过早地结束她的成长之路。搞艺术的老管不仅提升了翟小梨的衣着审美品位，还利用自己的优势帮翟小梨处理了一些单位上复杂的人际关系。当然，翟小梨也尽自己所能帮助老管，比如帮他做一些翻译工作或润色修改文章。在翟小梨付出百倍的努力之后，她终于拿到了留京指标留在了北京一家报社。如果可能，翟小梨愿意离婚和老管在北京重新组建家庭，尽管老管比她年长二十一岁，生物身体比翟小梨的丈夫章幼通要衰老许多，但老管作为一个勤奋上进的成功人士的魅力和生命力是章幼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翟小梨也发起了行动，起诉要跟章幼通离婚。她希望的是老管也能和老婆离婚，没想到老管的离婚进程却很慢，以至于在翟小梨看来老管根本就不想离婚。在这种关系里面，翟小梨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弱势地位。她似乎明白自己尽管已经在身体方面做出妥协，但最终还是无法赢得老管。作为翟小梨成长的一个中间环节，老管这个人物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终将淡出翟小梨的生活。翟小梨为了自己的尊严，决定由她提出和老管断绝关系，而不是将最后的裁判权交给老管。翟小梨和老管的分手，简直是两个人之间的一场战役。她既想让老管先提结束，而欠她的；
又想自己先提，而让老管痛心失去。但最终还是决定为了尊严，自己先提。在她对老管说出“分手”之后，感觉如同“劫后重生”“大病初愈”，而老管却“回顾，哀求，认错，道歉”，“说他正在准备谈离婚”。如果先说出分手的是老管呢？恐怕翟小梨的心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痊愈。老管从翟小梨的人生导师发展成了她的人生伴侣，甚至有可能成为她的终生伴侣，但最终老管却是当作翟小梨人生的伦理教材而退场的。在这场并不单纯的情爱纠葛结束的时候，翟小梨透过手机屏幕上老管的千言万语，产生了对老管的反思：“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事业有成。有作为。有用。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呢（我不想用龌龊这个词）。老管说过，在中国，三分做事，七分做人。老管他是深谙此道的。老管的每一步，或多或少，都掺杂着一些不堪或者不洁的东西吧。在中国，太成功的人，太有用的人，在某些方面，多少都是有点不堪或者不洁的吧。他们必须在内心的秩序之外，扭曲，变形，随势俯仰，屈从于现实生活的逻辑和规则。他们在向着所谓的梦想之巅攀爬的时候，就像老管常常感叹的，一步一个血脚印哪。这血脚印里，有他自己的血，或许，也有旁人的吧。”[12]这段话是翟小梨的自述，可是它却是一段巴赫金所说的“杂语”，其中充满了不同的声音以及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性。在世俗眼光的标准中，老管是一个有用的成功人士，翟小梨也同意这样的判断，可是她却看出这种人成功之路上的“不堪”和“不洁”。“不堪”是对自己而言的，为了应对外在的既有社会规则，而扭曲了自己的内心秩序。“不洁”是对他人而言的，“不洁”就是在成功之路上违背了应有的伦理而损害了别人的生存。前者是“自己的血”，而后者是“旁人的血”。老管也是无奈的，他为了取得世人眼中的成功，不得不适应这种规则。老管不过是这种规则的人格化身。从这个角度来说，老管这个人物也有高度的时代性。他在一个情节功能上是一个类型化的人物，可是他在象征的意义上却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人物。当翟小梨看出了这一点之后，就意味着她的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老管这面镜子来映照自己，她也看出了自己的问题，开始反思自己跟章幼通这么多年的关系。最终翟小梨给了老管一个充满张爱玲意味的回复：“我已经不爱你了。我知道，你是早就不爱我了的。”[13]在精神上重生的翟小梨重新认识章幼通，“他固然是愤世嫉俗，安于现状，固然是，平庸，没用”，“然而，他做人清白，干净。他与世无争，内心安宁，他从来不曾违背过自己的内心。”[14]章幼通的缺点与优点都是在与老管对比中得出来的。其实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老管和章幼通不过是一个人的两面。

在这样一个时代，像翟小梨那样的一个人会为了内心的安宁而甘于平庸吗？回答是否定的。所以她从章幼通走向了老管。但是一个人也很难为了世俗的成功，而忍受内心的扭曲。所以在成长到一定程度之时，翟小梨产生了一种重建内心秩序的冲动。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成长历程。这也是有着强烈时代性的成长之路。在世俗生活上翟小梨重新回到章幼通的家庭。在翟小梨审视老管的时候，她把人的内心世界理想化和神圣化了。这时的叙述人是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引导读者站在自己这一边审视老管的。实际上人的内心世界也是不断生成和建构的结果，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应然世界到实然世界，不断修正对世界认知的过程。所谓“扭曲”“违背”自己的内心，一方面可能是违背了自己对“应然”的认知，而导致的精神痛苦；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自我和社会两方面的认知都经不住社会实践的考验，在面对强大的外在世界时，必须承受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否定，才能适应社会。这种对内心的“违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个人的“成长”和“成熟”。就此来说，翟小梨对老管的审视恐怕也难免有一定程度的偏颇。而翟小梨对章幼通的判断，也显示了她其实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人。章幼通的“清白、干净”“与世无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与社会脱节，放弃担当一个父亲和丈夫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的，这样在伦理上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翟小梨起诉离婚之后，章幼通恶语相向大有鱼死网破之势，那也绝不是一个有理性、有担当的人应该做的。翟小梨过去曾对此深恶痛绝，那才是有现实感的认知。而在这时候，她修改了自己对章幼通的评价，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回归寻找一个借口。当然，这次回归之后，表面上她似乎掌握了这个家庭的命运，但是章幼通在艰难岁月的表现将始终作为一缕幽暗意识存在于翟小梨的内心深处。但是翟小梨没有提及这种幽暗意识的存在。受社会伦理眼光的约束和小说结构形式的需要，翟小梨重新回归家庭显示出了小说的妥协性。从人格的至高追求上来说，翟小梨是不会回去的。这种妥协性在小说中给出了一个变形的补偿，那就是翟小梨与郑大官人的精神恋。翟小梨在和章幼通闹离婚，在等待老管决定是否离婚的罅隙，和郑大官人搭上了关系。也许那时候她凭着本能已经感觉老管不可靠。当翟小梨回忆自己和郑大官人拉手的那个瞬间时，也怀疑是不是自己“在暗中等待老管那最后的一只靴子落下的时候”，“在情感上走投无路的时候”，“主动伸出了”她“羞怯的手”，“就像一个即将溺水的人，试图抓住岸边的石头，芦苇，或者任何可以救命的事物。”[15]在翟小梨反击老管的时候，郑大官人成了她的另一根救命的稻草。在精神上，她与郑大官人产生了柏拉图式“精神恋”。在小说中郑大官人是一个相对理想性的存在，他虽然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却似乎由于幸运而没有经历老管那样的“不堪”与“不洁”。他虽然喜欢翟小梨，却爱惜自己的“羽毛”，始终没有与翟小梨发生世俗眼中禁忌的肉体关系。

在与老管决裂之前，翟小梨在事业上又有一次大突破：成了一个知名的作家。她最终取得了“事业”意义上的成功。但只有在情感上和家庭上都取得了安宁和保障时，她的“人生”才算得到了一个意义的终结点。成为一个知名作家，是小说《他乡》所设置的翟小梨的政治经济学的终点。娜拉出走之后，她最需要的是获得经济独立和生存空间。翟小梨只有得到了一个象征着物质保障和精神自由的职位以后，才能够真正有力地展开自己的人格。在螺旋式回归了家庭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精神恋的对象郑大官人也逐渐淡出翟小梨的生活。翟小梨终于不再需要“救命稻草”，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主体。至此，翟小梨的人生才能划上一个句号。这意味着翟小梨象征性地摆脱了她这一生所遭遇的从物质到精神，从外在社会到自我内心的各式各样的考验。付秀莹的《他乡》很注重形式，在大框架上采取书信的形式，将整个作品处理为主人公给另一个人的信，是寻觅知音之意。在主体部分由主人公翟小梨作为主要叙述人的同时，又以全知视角叙述某一个相关人物，或由相关人物以第一人称视角对某些部分展开重复叙事。但总体来说，主人公翟小梨的叙述构成了传记形式，承担了小说主体重量。在这种传记式的叙述中，作者采用了主人公翟小梨的第一人称回忆式叙事，这样的叙述方式可以立足于作为价值终点的“现在”，用“现在”和“当时”双重眼光去重新选择和评价生命经验中的碎片，从而整合人生，赋予过去的生命以新的意义，疗治心灵的创伤，安置自己的灵魂，同时也获得新生。《他乡》的开头和第三十四章都是同样的一小段话，在这一小段话里，翟小梨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愿意回忆往事。比起往事，如果一定要，我更愿意谈论现在。”[16]那么为什么现在翟小梨要回忆往事了呢？这至少需要翟小梨的人生到了一个让她自己比较满意的节点，而这个节点就是她已经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有了安身立命之本。从此她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从这样一个节点重新回望过去，一眼就可以看到那一连串自动闪现出来的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

《他乡》的主人公翟小梨是一位女性，在小说中情节的展开逻辑也依赖于她的女性身份，章幼通、老管、郑大官人都是她向上的阶梯。但是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翟小梨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千千万万在社会结构中不断奋斗的草根青年的典型。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提到了性别的社会学，认为社会处境的强弱是区别于人的生物性别的社会性别。[17]从这个意义来说，翟小梨的生物性别的女性身份，恰恰象征了我们这个时代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不同生物性别的人。人是社会性的，作为一个饱满的种子，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然而却以不断挣扎的人生，让我们这个时代无数的青年读者在《他乡》中认出了自己。

注释：

[1][2][3][4]【德】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13页，19页，20页。

[5][6][7][8][9][10][11][12][13][14][15][16]付秀莹：《他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38页，33页，68页，67页，207页，218页，404—405页，405页，426页，399页，（1页、436页）。

[17]【美】凯特·米利特著：《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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