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贡砚中的双框篆文纪年款假说
时间：2023-06-09 21:30: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守亮（ 北京 ）
在新见宋砚中，见有两方在砚背镌刻双框篆文纪年款，分别为“咸平元年”和“嘉定十六年”。“咸平”砚为盖砚，砚盖高浮雕一卧虎钮，砚面平，砚背浅挖，在砚背正中竖刻“咸平元年”四个篆字，外饰双线框。“嘉定”砚，上窄下宽略呈梯形，砚堂平坦，四周隐起轮廓，上方雕一正面螭龙。砚池环绕砚堂一周，呈曲水样。砚墙较矮，砚背作浅坡，不出足。砚背正中竖刻“嘉定十六年”五个篆字，外饰双线框。
“嘉定”砚的尺寸比“咸平”砚稍大，两砚的纪年款与砚身成一定比例，大方得体。咸平元年（998）和嘉定十六年（1223）相距225年，但两方砚纪年款的镌刻风格极为相似，暗示了他们具有相同的特殊身份。赝砚欤？贡砚欤？御砚欤？
贡砚来自砚石产地，有专职官员负责督办，每年把品质优秀、稀缺珍罕的极品砚和精华砚进贡给朝廷。本节以端砚为例，略考宋代岁贡端砚的数量、采石制砚和进御后的用途。
2.1 贡砚形制
北宋欧阳修《南唐砚》记：“当南唐有国时，于歙州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号砚务官，岁为官造砚有数。其砚四方而平浅者，南唐官砚也。其石尤精，制作亦不类今工之侈窳。”米芾《砚史》：“仁宗已前赐史院官砚，皆端溪石，纯薄，上狭下阔，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犹有凤池之像。或有四边刋花，中为鱼为龟者，凡此形制，多端下岩奇品也。”
可见，纯薄、平浅和峻直是贡砚的特征之一。米芾所言赐史院官砚，是贡砚中的一类形制，本文“嘉定十六年”砚的造型与此比较相符。
2.2 岁贡数量
历代史志多记各地进贡物品的条目，很少记贡品的数量。史料中仅见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某年贡砚凡四十枚，其中端砚十枚。
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卷九记：“陕西路……虢州，虢郡……土贡（麝三两，地骨皮一十斤，砚二十枚）……宁州，彭原郡……土贡（砚一十枚）；
福建路……端州，高要郡……土贡（银一十两，石砚一十枚）”又见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十记：“任土作贡，三代而下未之或废，时有损益而已。高宗建炎三年，始诏除金、银、匹帛、钱谷，余悉罢贡，盛德事也。《禹贡》以来，历代史志及地里之书，但载土贡之目，而不书其数，惟《元丰九域志》为详。尝撮一岁所贡，凡为金二十四两……笔一千管，（江宁五百管，宣五百管），墨三百枚，（兖、潞、维各一百枚），砚四十枚，（虢二十枚，宁、端各一十枚），纸四千张，（越、歙、池各一千张，真、温各五百张）……”
苏易简《文房四谱》和朱长文《墨池编》均记：“《通典》云：虢州岁贡砚十枚”；
高似孙《砚笺》记“端州岁贡砚十（《九域志宋包孝肃公传》：端岁贡率数十，公知端，岁满不持一砚）……宁州岁贡砚十枚”；
吴兰修《端溪砚史》记：“淳化二年（991）夏四月庚午，罢端州贡砚。（宋史《太宗纪》）端州岁贡砚十。（王存元丰《九域志》）仁庙以前赐史院官砚多是下岩石，其后来岁贡，惟上岩石。（《砚史》）石材之大者尤为难得，每购求方六七寸，而无病脉者，固亦少矣。此岁所贡方砚耆砚者五，皆以文为准，然止于岩石之中品。或有眼，工人辄凿去之，恐异日复求，不可必致也。（唐询《砚录》） 兰修按：太宗罢贡砚，而元丰时王存等撰《九域志》仍载入土贡，《米史》亦载，治平中贡砚事殆未久己复也。”
从引用关系上看，记载宋贡砚数量的出处，似乎都来自元丰《九域志》。正常岁贡，端砚的进贡数量并不离谱，但在大观年间例外，大观的三年之中进贡九千枚，平均每年进贡三千枚，下文有述。
2.3 采石制砚
南唐时，歙砚产地设有砚务官。宋代，在端石产地也有漕臣或本地知府负责督办。因工程浩大，端溪采石（下岩）往往由官方组织。米芾《砚史》记：“（端溪下岩），穿洞深入，不论四时皆水浸。治平（1066）中贡砚，取水月余，方及石。”故苏轼有：“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之句。《宋会要辑稿》记：绍熙元年（1190）七月二日，肇庆知府林次龄“辄差虞兵，监勒石匠深入岩水打砚，致伤损身故”，被广东提举刘坦劾奉罢官。嘉泰四年（1204）六月十七日，诏：“肇庆府之砚石，岁凿不已，致江水渗入，今则候冬月岩水稍浅，命农夫车水，砚匠伐石。又有新坑南坑，搜挟殆遍。夫匠络绎山间，岁失生业，不能自存……肇庆不得取砚石……”
不过，米芾《砚史》又说“下岩既深，工人所费多，砚直不补，故力无能取，近年无复有……其后来岁贡，惟上岩石。上岩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粗性硬……”从前文的《宋会要辑稿》所述，及后文的大观三年下岩采石的记录来看，米芾之说（后来岁贡，惟上岩石）不尽然。
宋代的笔墨纸砚都设有专门制造的小手工业作坊（作、行、铺、店等），有的还发展为大型作坊。端石制砚，即由当地的砚作坊生产，既有小型的砚户，也有大型的砚场，如蔡襄《砚记》述“端州崔生之才居端岩侧，家蓄石工百人，岁入砚千”。
砚作坊完成贡砚之后，才可以生产市砚。
2.4 恩典赏赐
宋仁宗之前，贡砚主要赏赐国史院的史官。米芾《砚史》记：“下岩既深……闻有仁庙已前赐史院官砚，多是。其后来岁贡，惟上岩石。”“仁宗已前赐史院官砚，皆端溪石。”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亦有：“宋贡砚惟赐史官，故端砚重于天下。”
宋徽宗的赏赐范围，则扩展到王公大臣甚至跟随侍从。宋蔡绦《铁围山丛谈》记：“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观中（1107—1110），命广东漕臣督采端溪石研上焉。时未尝动经费，非宣和之事也。乃括二广头子钱千万，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时以三千枚进御，二千分赐大臣侍从，而诸王内侍，咸愿得之，诏更上千枚，余三千枚藏诸大观库。于是俾有司封禁端溪之下岩穴，盖欲后世独贵是研，时人或不知厥繇。今世有得此者，非常材矣。”
从元丰《九域志》可知，元丰前某年贡砚全国四十枚，其中端砚仅十枚。而在宋徽宗大观三年的时间内，进贡的端砚数量竟达九千枚之多。作为恩惠赏赐，宋徽宗对近臣侍从出手非常大方。
2.5 国库收藏
赏赐之外，宋徽宗将一部分贡砚收藏于国库。除蔡绦《铁围山丛谈》有记述之外，在南宋周辉的《清波杂志》亦有：“大观东库物，有入而无出。只端砚有三千余枚。”宋高宗同样有藏砚之好，其在《翰墨志》中记：“端璞出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坚致，潴水发墨，呵之即泽，研试则如磨玉而无声，此上品也。中下品则皆砂壤相杂，不惟肌理既粗，复燥而色赤。如后历新坑，皆不可用，制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于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韵度尤不足观，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无点缀。”但是，宋高宗收藏的贡砚却大部分沉入海底。明代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储贡砚，载以自随，拍浮沧波，徘徊岛屿。于斯时也，风鹤传警，阳侯震荡，随行舳舻，往往飘没，砚之沦于波臣者不知凡几。厥后渔人蜑户，偶或得之，流传闽广，奚啻天吴紫凤。”
大观库是宋代朝廷国库，宋徽宗大观中（1107—1110）置。大观东库主要储存坑冶金银及细软、香等物，西库主要储存钱币。其他御内国库，另见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三的“元丰库”：
神宗常愤北狄倔强，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于内帑置库，自制四言诗曰：“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库，每库以一字揭之，储积皆满。又别置库，赋诗二十字，分揭于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国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宁元年，以奉宸库珠子付河北缘边，于四榷场鬻钱银，准备买马，其数至于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乾道以来，有封桩、南库所贮金银楮券，合为四千万缗，孝宗尤所垂意。入绍熙以来，颇供好赐之用，似闻日减于旧云。
参照库银的形式，国库库藏物品或有便于识别和便于归类的特殊标志。贡砚是按年进贡，又作为朝廷国库的库藏品，此“双框篆文纪年款”，会不会是库藏贡砚的特定标识？
御砚来自贡砚，也来自按样订制，贡砚并不等同于御砚。南宋叶樾《端溪砚谱》记：“宣和初，御府降样，造形若风字，如凤池样，但平底耳。有四环刻海水、鱼龙、三神山。水池作昆仑状，左日右月，星斗罗列，以供大上皇书府之用。”此处的“御府降样”，降到哪里？
在清代，内务府造办处设有“砚作”，专门负责宫廷用砚的制作。而在宋代，生产宫廷和官府用品的机构则是后苑造作所和文思院。其中，后苑造作所领八十一作，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文思院领三十二作，外加后苑十作，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器，及凡器服之用。皇帝有需求时，下诏让后苑制造，后苑造作所据此拟定“请领凭由”从相关机构中取得原料，然后便开始生产。文思院属于官府手工业机构，其上界打造金银服务于皇帝，补充后苑造作所的不足。其直接生产者和人匠是雇佣而来的，早上到院中入作生产，晚上离院回家并领取报酬。但是，后苑造作所和文思院都没有“砚作”，只有类似的“玉作”和“玳瑁作”。只要皇帝有诏，两个官方机构就有义务找到相关的能工巧匠，这一点毋庸置疑。
宋代贡砚和御砚，莫说今人，在当朝的常人都难见真容。可以肯定的是，能到此级别的砚，无论材质，造型还是做工，必定与众不同。如图之砚，能到此级别吗？
另见有文思院铸“嘉定十六年”纪年款的官印，知文思院制器有纪年之例。那么，宋徽宗降样制御砚，是降到文思院或后苑造作所吗？文中砚背的“双框篆文纪年款”会是文思院所镌吗？
纪年款是在器物上用写、刻或印等不同方法，标明器物制造年代的一种款识。字体有楷、有篆，款外常见双圈、双线方框或单圈，也有无圈框或双长方框，款字多为竖写。纪年款常见于明清官窑瓷器，以双线方框居多，且书写规整。民窑偶有纪年款，但书写较随意。
宋代五大名窑因多为颜色釉且满釉，不便于书写，但有刻画款（如定窑枢府款，汝官哥均见出窑后的刻画款，少见纪年）。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一方北宋越窑青釉砚台，入藏编号PDF273，背部刻有“元符三年中秋佳制”纪年款。
宋代双长方框纪年款瓷器，则见叶佩兰主编的《海外遗珍·陶瓷》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P130）中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入藏编号50.1999的磁州窑张家造黑釉花卉纹枕，有印阳文楷书双长框纪年款“宣和元年”，以及双框款“张家造”。在民间藏品中，宋代磁州窑亦见有双框“××造”款。
宋代贡砚进御之后，一部分宫廷自用，一部分用于赏赐，一部分收入国库。由于贡砚是按年进贡，为了便于识别和库藏分类，双长方框篆文纪年款，或为宋代贡砚或库藏贡砚的一种纪年标识。大胆假设，更须小心求证。此假说是否成立，需要更多的文献和实物进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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