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我国国家动物园构想的思考

张谊佳 彭 蓉* 褚卫东 苏日娜 赵依丹

(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产业发展规划院, 北京 100010；
2.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北京 100714)

2021年10月，国务院发布《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明确指出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1]。在随后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我国向世界宣布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首批设立的5 个国家公园实现了23 万km2的保护面积，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植物园在北京和广州先后揭牌，至此，我国74%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65%的高等植物群落实现有效保护[2]。伴随着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植物迁地保护格局的落地形成，我国动物迁地保护顶层体系和体制机制相关研究仍较为缺乏。目前，动物园作为我国动物迁地保护重要途径，其相关研究大多针对特定种群的技术保护手段或针对发展模式等微观和具体操作层面，缺乏全局化、系统化的宏观布局。本文从有利于物种保护、扩大物种交流、关注动物生活福利、符合伦理道德的科研和科教活动等方面出发，继国家公园就地保护体系、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体系后，创新性地提出进一步建立我国国家动物园的构想，将动物园的建设管理提升到国家层面，实现动物迁地保护的国家统领，进一步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引领永续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动物园经历了“笼舍式动物园”“现代动物园”和“动物保护中心”的演化[3]。在此过程中，有些国家根据本国动物保护现状与发展，设立了国家动物园。相较于由纯企业运营、地方运营的动物园，国家动物园具有物种保护更全面、科研支持更集中、功能实现更完整、管理体系更健全、资金投入更多元、科普宣传更广泛等诸多优势，能够实现对野生动物从遗传研究、生物育种、栖息地管理等全方位的保护，并提供科学研究平台、学术交流平台，实现更广阔的国际交流与促进更全面的动物保护发展。例如，美国史密斯索尼娅国家动物园，以有效保护、科学研究、技术分享、启智创新为使命，在“国家”的主导作用以及“国家”和“地方”的共同形塑下，展现了诸多优势（如拥有独特的动物收集网络），动物来自于科学家、业余博物爱好者、宠物饲养者、国家公园、国内城市、海外国家等众多途径；
又如，提供公众理性与感性的双重体验，以多种方式融入美国的大众文化中，成为美国首都独特的名片[4]。目前，已设立国家动物园的国家有美国、南非、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全球国家动物园情况Table 1 Global situation of national zoos

2.1 野生动物资源现状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东西跨度极大，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气候季节变化明显，水系湖泊纵横众多。由于这些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我国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是全球野生动物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我国国土面积960 万km2，占世界总陆地面积的6.4%，但拥有的脊椎类动物达7 300多种，占世界野生脊椎类动物总数的10%以上。拥有中国特有濒危珍稀物种，如华南虎（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等；
拥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物种，如斑鳖（Rafetus swinhoei）、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等；
拥有全球15 种鹤类的9 种、148 种雁鸭类的46 种以及276 种野生鸡类的46 种[7]。然而，由于我国人口密度大、人为活动范围广，对野生动物栖息地造成了挤压和破坏，有些动物种群被铁路、公路分割成互不联系的独立群体，近亲繁殖导致品种日渐退化。据2021年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 第一卷 哺乳动物》，在其收录的700 种哺乳动物中，极危占7.7%，濒危占8.4%，易危占9.7%，近危占19.7%[8]，并有多个物种已经区域灭绝、野外灭绝或功能性灭绝，如果不及时开展有效保护措施，那么我国的濒危动物种类还会继续增加。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分布的分散性、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主体的全民性以及保护濒危物种的紧迫性等因素，促使我国动物保护行动应从国家高度更加系统化、体系化地开展。

2.2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现状

在资源本底调查方面，1995年原林业部启动全国首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基本摸清了我国野生动物的资源本底；
2011年原国家林业局启动第2 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有关工作，再次夯实了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基础数据。

在国家立法方面，1950年我国便颁布《关于稀有生物保护办法》，1956年林业部颁布《狩猎管理办法（草案）》，196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196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1973年对外贸易部颁布《关于停止珍贵野生动物收购和出口的通知》，1974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颁布《关于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珍贵动物资源保护工作的通知》，1979年国务院颁布《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1981年国务院转批林业部《关于加强鸟类保护执行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的请示的通知》，198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严格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的通令》，1985年国务院颁布《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7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颁布《中国自然保护纲要》。1988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并经过历次修订，确定了我国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督的原则；
1989年林业部及农业部公布了我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并经过历次调整与更新后，于2021年确定共列入野生动物980 种和8 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34 种和1 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46 种和7 类[9]。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1992年我国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诺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地保护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2021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我国公布了首批国家公园，包括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及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面落实就地保护，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种类。2021年12月国务院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落实植物迁地保护。2022年4月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至此，我国初步构建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就地保护形式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植物迁地保护形式[10]，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日趋完善。

2.3 我国动物园建设现状

1906年我国建立了第1 座现代动物园[11]-北京“万牲园”，园区内收养了许多珍禽异兽，经过不断地发展与变革，该园于1955年更名为北京动物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伴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和政策的完善，我国动物园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20 世纪50年代，各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动物园或动物展区，至此我国现代城市动物园初具规模。

20 世纪90年代，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大众逐渐开始重视精神生活，“走近自然，接近野生动物”成为人们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1993年建立的深圳野生动物园是我国第1 家新形式动物园，动物园一改传统的笼养式饲养方式，采用人工散养方式，使动物处于相对野生状态，开创了我国野生动物园的先河；
随后，秦皇岛、上海、哈尔滨等地也相继建立了此类野生动物园[12]，动物园观赏模式由“人观笼中兽”逐渐向“兽看车中人”的方向发展。同时，随着动物园经营模式的探索与研究，我国动物园开始向着多元化经营方向发展。位于广州的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依托企业开展运营，集动植物保护、科学研究、旅游观赏、科普教育为一体，拓展了动物园的功能，提高了动物园的经营收入，为我国动物园发展提供了新的管理思路。

有数据显示，我国现在共有动物园近200 座，通常分布于大中城市，主要动物园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我国动物园建设情况Table 2 Construction of zoos in China

我国动物园已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形成了主要大中城市均建有动物园的发展格局，对动物的保护取得初步成效。中国动物园协会于1985年成立，其在动物园的濒危物种保护、研究、繁育、科普宣传教育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3]，为12 种濒危物种建立了谱系，其中4 部谱系成为国际谱系，并通过举办各种会议、编辑出版各类书籍为动物园的技术交流提供了条件，不断推动我国动物园体系向好发展。

然而，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我国动物园与世界先进动物园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行业发展尚存诸多问题：第一，物种种群管理系统性不强。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性物种种群，各动物园展出的动物大同小异，对中国特有物种保护和研究力度不够，动物园行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尚未完成，缺乏全行业物种种群发展规划。第二，存在动物园道德和动物福利方面问题。部分动物园无法提供满足动物健康生活需求和不同时期生理要求的饲养条件，侮辱、虐待、恐吓和殴打动物的行为仍时有发生，动物园的公益性与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未得到较好地解决，部分地方政府缺乏对动物园价值的正确认识，过分强调动物园的商业属性和旅游服务功能，偏离了动物园公益性的发展方向[14]。第三，动物园建设体系设置有待完善。各地动物园上级管理部门主体复杂，动物园的建设与管理涉及城市规划、园林、林业、发改、环保、农业、海洋等多个行政部门，职能存在交叉重叠，容易造成责任相互推诿[12]。第四，城市化进程与动物园发展相冲突。城市动物园面临发展空间受限的困境[15]，随着新品种的引入和动物的繁衍，造成园内空间拥挤[11]，动物园维护成本过高，地方建设存在资金压力。第五，科研及科普定位模糊。大部分动物园在建设和运营中涉及科研及科普方面的内容，但总体缺乏统一定义标准，通常仅仅是依靠动物园内的解说牌完成，动物园从业人员中缺乏专业人员开展科研活动及科普教育所需的各种示范，难以达到科学要求[16]。这些问题制约了我国动物园向世界先进动物园迈进的步伐，急需通过国家动物园体系的建立进行协调解决，以便通过更系统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建设来满足动物保护、生活福利需求，扩大物种交流，在符合伦理道德的情况下开展科研和自然教育活动，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以妥善处理公益性与经营性之间的矛盾，改善我国动物园行业的发展环境，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

综合以上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动物想要稳定地繁衍和发展，需满足最基本的资源条件，如食物、水分、隐蔽场所等，且与气候、竞争者、捕食者相互适应[17]，为提高动物保护性，需要在个别生境适宜性较低的区域采取适当的人为干预措施[18]，因此，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保护模式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国家植物园已批准设立的基础上，国家动物园的建立极具必要性。建立国家动物园，是我国实现系统化、体系化动物保护的必备模式，是我国全面涵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经之路，是为动物园行业树立标杆与进行引领的必要典范，是创新实现有效集合社会资本、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动物保护工作的必然选择。

3.1 彰显大国责任担当的重要体现

保护野生动物，我国一直走在前列。自从我国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后，我国持续致力于保护全球物种多样性。2021年10月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我国再次向全世界做出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承诺。建立国家动物园，是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彰显大国责任担当的重要体现，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3.2 践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途径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重要基石。建立大熊猫、东北虎豹等以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19]，从野生动物保护方面为生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20]。建立国家动物园，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式，是坚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践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途径[21]。

3.3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的重要补充

当前，我国建立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最高布局。在迁地保护方面，已批准设立的国家植物园是以植物迁地保护为重点，集中进行植物类群的系统收集、完整保存、高水平研究和可持续利用。建立国家动物园，将代表国家动物迁地保护的最高水平，是对中国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在动物保护领域的重要补充，是我国实现以自然保护地体系就地保护为主、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为辅的“一体两翼”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的重要路径。

3.4 强化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实践

为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标，动物的有效调配和集中科学力量开展研究是不可或缺的[22]，而分享惠益的目标要求须以国家动物园的形式体现国家事权，并在动物调配和科学攻关等方面体现国家的优势。建立国家动物园，是从国家层面整合优势资源以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将全面彰显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中国智慧。

3.5 引领野生动物保护的创新举措

野生动物保护已逐渐突破由政府单一开展保护、救助、执法等行为，转变为“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多边治理、合作共赢”的机制。国家动物园将通过系统的组织管理、全面的监管措施、健全的融资渠道、完善的资金管理等手段，为科研机构、社会公众、企业资本搭建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更加创新、开放、共享的平台。建立国家动物园，将进一步探索不同于现有动物园的管理体制机制，是拓宽我国野生动物管理保护与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的渠道，是引领野生动物保护的重大创新举措。

4.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全国国家动物园体系建立。以完善生物多样性体系、保护野生动物、增加动物福利、提高公众意识为任务，提升野生动物科研水平，创新有关机构合作模式，发挥动物园多种功能，确保野生动物得到系统性全面保护，为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4.2 功能定位

国家动物园是指以野生动物迁地保护为主，选择和营造适宜栖息地，以物种全面保护、科学研究、展示教育、休闲游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体现中国特色、对接国际标准，建设高质量国家级动物园。

4.3 基本原则

坚持顺应规律，保护第一。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科学研究建立于顺应动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时刻将野生动物保护作为建立国家动物园的初心使命，确保国家代表性和社会公益性，促进濒危野生动物恢复与健康。

坚持保障福利，丰富功能。以确保动物福利为基础，统筹物种保护、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休闲游憩等功能的全面发展，各功能之间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充分发挥国家动物园的积极影响，保障实现引领示范作用。

坚持完善体系，统筹发展。通过建立国家动物园，加强动物园协会、动物保护协会、动物保护研究机构、各级各地方动物园等组织建设和联系沟通，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与协作体系，确保我国动物园体系的全面建设，为实现永续发展作出贡献。

坚持政府引领，多方参与。发挥政府在规划、建设、管理、监督、保护和投入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社会公益组织、社会公众等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研究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多方投入机制，集合社会力量，确保长效发展。

坚持中国特色，国际标准。以国内动物保护繁育为根本，建立符合国情特点的国家动物园，展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接轨国际标准，与国际动物园建设体系对接，以国际视野高标准严要求进行建设规划，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发挥引领作用。

4.4 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是建立国家动物园，进一步完善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全面保护物种、扩大科学研究与交流、丰富公众教育形式、开展休闲游憩活动等功能，科学构建长效的建设、管理、保障、运营和合作新模式，示范引领全国各级动物园的科学管理、有效运营工作。

4.5 设立流程的建议

以国家统筹布局、地方配合建立的设立模式进行国家动物园系统布局，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分区域稳步推进国家动物园体系建设。

国家动物园的选址布局应充分考虑野生动物就地和迁地保护情况、现有动物园建设情况、可利用调配资源情况，统筹开展合理选址布局。

5.1 考虑就地和迁地保护相结合

我国已建立了大熊猫、东北虎豹等国家公园和一大批以动物保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体系初具规模。国家动物园的选址应充分利用自然保护地就地保护经验，在生境相近、交通便利区域进行选址，降低生境改造和运营成本，但应与保护地保持一定距离，确保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安全管理，巩固就地保护成果，扩大野生动物保护影响力。

5.2 结合现有动物园进行提升建设

我国动物园的建设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各省（市、自治区）主要城市均设有一定规模和体量的动物园，城市动物园体系已基本形成。国家动物园的选址应充分结合现有城市动物园和各类野生动物园的建设情况进行布局，合理利用已有动物资源、建设场所、运营团队等，有效调配现有资源，降低重复建设成本；
同时，提升国家动物园建设标准，体现中国特色，而非地域特色，避免与地方动物园的同质化建设。

5.3 利用可综合调配的资源

国家动物园作为国家层面对外展示野生动物保护成效的窗口，应充分考虑选址地可利用调配资源情况，包括城市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程度、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的实力、社会公众接纳度等，为国家动物园在动物运输、可持续运行、融合发展等多方面提供经济、人才以及资金保障。

结合上文，综合考虑我国生态地理区划、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带动辐射效用等实际因素，拟推荐设立国家动物园布局，具体见表3。

表3 国家动物园拟推荐布局设想Table 3 Proposed layout of national zoo

续表3

在组织领导方面，建议加强国家动物园顶层管理设计，成立由国家政府主管部门成员、动物领域专家等组成的领导工作小组，研究确定与国家动物园建设有关的指导性工作，保证体系建立的科学性与完备性，在监督管理、资源调配、项目扶持等体现国家事权。各级相关部门履行相应职责，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工作落实，与领导工作小组保持沟通联系，保障政策执行的上下一致性。

在资金投入方面，建议统筹“中央财政支持、地方财政配套、企业协会主导、社会公众投入”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采用合资、合作、公益捐助、“公益领养”等形式参与国家动物园投入建设。鼓励金融和社会资本出资设立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基金，对野生动物科学实验研究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在队伍建设方面，建议构建具有专业管理经验、高端科研技术人才的国家动物园机构和研究平台，探索适宜的管理模式，制定科学合理的机构设置、职责配置、人员编制等管理办法，开展全面的保护管理、科学研究与项目实验，助力国家动物园体系的长效发展。

在科技支撑方面，建议动物园加强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动物学会等开展交流合作，广泛集合各方优势与资源，鼓励技术共享与合作研究。设立重大科研项目研究课题，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系统研究，集成科研体系，保障研究成果的应用。与全球国家动物园、野生动物园等建立联系，充分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科学技术，发挥各方优势，积极参与全球野生动物的保护。

建立国家动物园，是落实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大国保护目标、解决我国现阶段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难题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建立以自然保护地体系就地保护为主、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为辅的“一体两翼”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的重要路径，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实现全面保护物种、扩大科学研究与交流、丰富公众教育形式、开展休闲游憩活动等功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未来，建议从国家统筹布局、地方配合建立的设立流程和充分考虑野生动物就地和迁地保护情况、现有动物园建设情况、可利用调配资源情况的选址布局等方面，进一步对国家动物园体系建设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最终实现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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