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化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价值认同—价值共创”的新视角

何继新，赵丹青

(天津城建大学，天津 300384)

数智化拓宽了社会治理的发展空间，给公共服务领域的信息交互、资源整合带来了极大挑战，它打破了基层治理碎片化的供需模式，形成愈发多元、精准的治理效能诉求，从而倒逼基层治理行为主体的协同方式变革。同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对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双维度来看，传统的价值认同理念和价值共创机制已经难以切合数智化时代新的治理效能诉求，基层治理面临价值认同理念多元和价值共创能力不足两大难题，如何培育基层治理的价值认同理念和价值共创合力成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将从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的新视角出发，探究数智化驱动下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的新特征，深入剖析数智化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提出数智化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的内涵意蕴

价值认同的内涵意蕴已成为当前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学界从不同视角对价值认同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从价值冲突层面来看，随着新自由主义等社会价值思潮的涌现，社会个体价值诉求呈现出多元化、异质化的特征，这导致个人价值取向逐渐分化，公众价值精神难以凝聚，以情感为基础的价值认同追求应运而生[1]。价值认同就是指在价值冲突调适过程中，价值感知主体完成自我意识的觉醒，并通过寻找各方利益互补的契合点，实现冲突各方的价值协同。薛洁指出，从价值偏好层面来看，面对多样、主观的个人偏好，社会生活要解决的是人类非理性偏好，价值认同是以价值认知为基础、价值感知为体验，通过识别、叠加、聚合理性的价值判断，使价值偏好各异的主体获得平等的满足感[2]。孟茹玉提出，随着价值认同延伸到群体偏好层面，要引导个人寻求、凝聚、培育价值共识，从个人偏好出发挖掘、凝聚集体利益和共同目标，推动个人价值观念与集体价值规范的联结融通[3]。从价值建构层面来看，价值认同指绩效内涵和判定标准是由基层治理各参与主体所达成的共识，而这一过程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所以价值认同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元主体长期以来不断博弈、妥协和协同的过程[4][5]。进入数智化时代后，信息更新迭代加快、互动交流空间拓展以及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使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越发多元、参与基层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价值认同的塑造逐渐转变为多元主体主动寻求与自身利益需求契合的过程。由此可知，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认同绝非是强制性的“给定—接受”，而是自主性的“生成—建构”，只有激活主体意识、发挥主体能动性，才能实现高水平、持久性的价值认同[3]。

价值共创是指价值创造主体通过服务交换和资源整合，建立互动交流和共同协作的价值网络，使参与生产、交换的利益方都能发挥各自特长和优势，以实现价值的共同生产和协同创造[6][7][8]。在此基础上，张洪认为价值主体行为、虚拟社区感、服务质量感知等都会影响价值共创的效能[9]。何继新探究了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的创新模式，提出在公共物品全流程供给过程中有效推动多环节高效配置、多主体协同发力，能够实现社会价值的长效增值[10]。王玖河研究了价值感知主体参与和共同创造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在服务生态系统中应把提升主体参与共创活动的积极性作为实现价值共创的关键因素[11]。彭晓东和简兆权认为，虚拟社区是实现价值共创的重要媒介之一，其中的成员感、影响力和沉浸感显著正向影响自发的价值共创，因此要注重对供需价值契合的探寻和促进[12][13]。张明立探析了在线交流平台中顾客体验质量对价值共创产生的影响，认为可以通过识别和发掘体验感知促进参与生产、交换的各利益主体共创价值[14]。之后，在大数据驱动公共服务发展的背景下，董华和陈蕾进行了开拓性探究，从政策环境的构建完善和载体平台的搭建赋能两个维度研究了影响价值共创的要素[15]。现阶段，智能化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升级，加之与要素资源互动整合进一步深化，在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价值网络关系中，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的一些新特征逐渐显现。

(二)数智化驱动下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的新特征

1.价值模式发生新变化

数智化时代，网络互联互通给社会主体带来了极大的互动交流空间。大数据、互联网和智能化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快速迭代，为各领域、各行业的社会主体提供了极大的价值选择、认同、创造、汲取、整合和共创的机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等不同社会主体可以基于数智化情境对社会各领域治理问题进行充分识别认知，进而依自身利益需求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不同社会主体互动交流甚至分享体验，不仅使其价值认知成本大幅降低，还使其在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博弈中由被动认知变为主动认同，由对抗冲突变为合作协同。一方面，数智化驱动下的不同社会主体对共建共治共享的诉求越来越强，自我利益表达和价值选择空间越来越大，而传统单中心下的价值独占和“强制非沟通式”价值理念诉求正逐渐被压缩，价值认同和价值创造模式正在从依靠政府“单一价值”和“单一能力”转向“多元价值认同”和“多元主体互动”，即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政府、民众等多元社会主体应更加注重彼此之间的利益认同和竞合协同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从数智化驱动价值发展实践中进一步观察总结和提炼，在工业经济时代，鉴于数智化信息技术落后，信息采集、挖掘难度很大，政府、民众等多元社会主体之间存在大量信息壁垒和信息共享利用的巨大潜在空间，大量价值因此而流失。而数智化时代的发展打破了这些信息壁垒，降低了信息获取和共享的成本，使交流互动、理念认同、资源整合、协同合作成为可能。数智化时代的价值模式是一种由多元社会主体主导逻辑的价值全流程模式，应当从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建共创中获得资源以创造价值，还要体现不同主体的利益价值诉求，是“价值认知—价值选择—价值认同—价值共创—价值获取—价值实现—价值维护”的全过程多环节的闭环体系，其中只有价值理念认同和共同参与的价值共创才是价值实现的基础。对于政府而言，其与民众等社会主体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强制指令关系，而是通过交互沟通形成“价值认同-价值共创”的合作关系，这也使得政府服务供给更高效。

2.价值要素发生新转向

数智化时代下，促进价值实现的新要素开始产生，传统要素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一是平台载体成为基础要素。任何主体想要实现价值的途径有二。其一，通过持续自我创新性迭代，降低成本、凸显特色和提升效能来创造和实现价值。其二，通过平台载体选择自我主导合作或参与合作共建的逻辑，实现资源整合共享和生态圈层合作，在融贯式创新中共创价值。在数智化驱动时代下，依托不同领域各类数智化平台载体，网络、数据、信息等通道得到了最大化的疏通，各种主体被整合到平台生态圈层体系之中，单个主体对自身价值独占敏感度有所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平台圈层中共同价值的缔造，这也是合作者之间从利益认同到交互合作的结果，打造“价值认同—价值共创”的平台载体成为更重要的价值实现途径。二是数据信息成为关键要素。数据信息已经融入基层治理价值链体系，在各主体的互动关系中，从底层数据连接采集到顶层数据优化决策，数据信息的精准高效使价值认知成本降低、价值选择空间扩展，从而推动政府、居委会、社会组织和民众等不同基层治理行为主体实现服务利益整合和价值共识塑造。数智化驱动的最大变化之一在于，智能化信息集成技术的深度普及应用使信息数据集聚共享和多维主体联建共治成为可能，并且数据采集、处置、存储和分析技术的升级，又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多主体协同治理效能，推动价值追求由理念层面的认同向实践层面的共创整体跃进。三是社群资源成为整合要素。在数智化技术场景下，以一定社会关系为纽带进行活动的共同体借助互爱、互信、互助的关系属性参与基层治理。一方面，政府通过搭建社群工作平台、提供活动阵地，培育基层治理的组织要素，激发社会参与活力，把价值引领充分体现在社会治理末梢，实现了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协同。另一方面，在基层治理中，每个社群不仅是参与者还是有力的推动者，社群资源通过打造包容认同的空间，柔化了各主体间矛盾，同时社群也能够汇集民众需求，增强居民参与治理的归属感和获得感，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和价值共创。

3.价值关系获得新扩展

数智化技术推动多方资源精准匹配和供需关系双向调节，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大幅降低了服务搜索成本，提高了治理网络中认知、关系、结构的嵌入度，在价值实现的各个环节中完成了交流共享，建立起各主体间互相合作、交流互动的价值网络，价值关系由被动参与转向共治共享。价值网络能够推动参与主体认知、关系和结构的拟合优化，形成一种集聚协同的情感纽带，增进参与者的信任感和归属感，进一步提升价值认同的向心力和生命力，从而推动社会治理的精准参与和联建共治，最终实现基层治理服务提质增效。与此同时，关系网络能够促进多元主体深度参与，以实现价值共创和价值增值。在价值网络重塑过程中，智能技术的嵌入能够凝聚参与共享主体的价值观念，并将其通过信赖认同内化为一种约束性力量，规范引导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行为，以需求满足为起点、以利益共生为基点，推动治理空间从信息互联逐步走向价值互联，最终合力打造互惠共赢和互创共生的基层治理生态体系。

4.价值实现存在新难度

数智化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信息容量更大，信息流动更快，信息流向更无序，信息交互更复杂，信息真伪更难识别，这些变化可能会在诸多方面有形或无形增加价值实现的难度。一方面，这种变化虽然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让信息变得更加透明，但也暴露了价值网络生态圈中利益独占和利益共享的天然矛盾关系，若存在一个信息有所保留的“隐藏人”“玻璃人”，便可能会压缩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的空间。同时，数智化驱动下的数据信息壁垒一旦被破除并实现信息共享，价值网络中依靠信息不对称生存的各类主体也必然不适应这种变化，这可能导致更多此类主体参与对抗，使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面临极大挑战。另一方面，数智化时代下，任何单个主体想要实现价值创造，几乎无法避免要与其他主体相互嵌套和依赖，因此完善的政策促进体系变得尤为重要。但现实境况往往是政策建设的进度落后于数智化环境的变化。如果主体合作利益不能得到制度保障，合作主体所获取的价值相比不合作主体受损或更少，必然会影响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的后续进程，这不仅会破坏价值网络生态圈的缔造，也会损坏整体价值量。此外，数智化技术也会给参与主体带来信息安全的挑战，或抛弃数字贫民和信息弱势群体，并把传统的线性“分散式”治理模式改造成网络“垄断式”治理模式，易对特殊群体和中小型、分散的参与主体产生安全风险冲击。这些参与者可能因跟不上数智化速度或者抗拒数智化带来的风险安全，从而继续回归和保留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更难以实现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

(三)数智化赋能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的逻辑

数智化时代下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的形成都呈现一些新特征，在面对技术改造升级时，基层治理主体更注重智能技术赋能延展下价值形成的过程。依据数智经济和价值认同发展实践，可将价值塑造划分为认知、认同和共创三个关键环节。通过数智化驱动，深入且交互的认知交流可以推动价值共识机制的形成：公民个体通过参与互动表达自身价值诉求；
政府和基层服务组织提供契合需求的价值主张并协调彼此间复杂的关系网络；
参与基层治理的各个主体进行跨界合作实现互通融合。参与式认知的形成可以助力价值认同的培育：互动交流可以调整角色认知和责任纽带，通过协调关系网打造价值认同的民众基础；
数智化平台的创新迭代使价值认知成本降低、基础服务效能提升，为价值认同塑造提供了支撑载体；
推动了认知交互，使基层成为一个理念包容扩展、价值融合协同的治理场域，最终通过增进参与者的信任和依附，实现基层治理共创价值的持续性提升。

认知、认同和共创三个环节是紧密联结的，认同的形成对于价值实现至关重要，而认知和共创是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和目标归属。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认同的凝聚是以利益协同和情感纽带为核心，利益和情感的联结融通能通过认知交互实现。共创作为价值认同引导实践的依据，虽然在流程中位于认同之后，但其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强化理念、联结情感以及打造共情力的独特作用，是共同创造价值的助力点。由此，剖析数智化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作用机制，需要关注和探讨这三个环节的内在功能作用，基于行业和领域数智化赋能的新变化、新问题、新挑战，提升数智化在基层治理共同体中发挥的服务效能和实践能力。

数智化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唤起—相融—内化、激发—同构—外化”：采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智化信息技术，将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众等广泛联结起来，借助平台载体唤起价值需求，实现数据信息共享和情感纽带连接，促进个人价值选择与公共价值引领相融；
对资源要素进行挖掘和整合，以此为依据深度激发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对基层管理程序及服务行为进行规范，从而构建多方参与、多元共治、民主协商的良性生态系统(参见图1)。依据上述逻辑，本文从价值认同和价值共创的双视角出发，将数智化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作用机制划分为改变价值认同方式、提高价值认同效能、整合价值共创载体以及增强价值共创能力四个方面。

(一)改变价值认同方式，挖掘价值需求以提升参与意愿

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双重演进中，政府作为基层治理的主导力量，采用行政手段管理基层事务，实现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逐利趋向的市场往往打造以地理空间为边界的私人领域，从而增加商品的附加值。数智化场景下，这种境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之前位于价值链末端的社会力量逐渐显现，国家与社会力量相互交融形成价值引领，通过强化居民参与意愿、凝聚共享价值观念提升了价值认同的持久力。

数智化技术打破数据信息壁垒和交互时空限制，实现了多元参与主体供需信息实时交换。基于需求端视角探究基层治理共同体构建过程，数智化技术有效提升了社会整体的服务效能。一方面，数智化平台为行动者提供多元诉求的表达渠道，通过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结的信息共享网络，汇集个人需求偏好和多种价值选择，从而实现个人价值表达和公共价值重塑的融合协同。与此同时，平台共享机制拓展了社会治理空间，公开透明的系统运行机制推动了资源要素快速流动和多元治理主体快速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各主体间交流互动的成本降低，让平等参与、责任分担、风险共抗、互惠共享成为一种价值自觉。另一方面，数智化集成技术的嵌入打破了治理主客体互动的时空限制，吸引更多用户虚拟集聚，拓展信息交互的深度，实现供需关系精准对接，从而激发民众持续参与活力。同时，在互动关系场景中，通过跨界合作和协商共治，有效提升民众价值感知和价值归属，从而培育由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内生驱动力。

(二)提高价值认同效能，催生新要素有机整合

数智化技术采用共享逻辑拓展治理空间，通过资源整合及主体融合，实现精准收集数据、快速回应需求和改善决策支撑全周期的价值协同，将数据分析、监测、推算等功能应用到基层治理决策优化中，提高了价值认同的整体效能。但在数据信息的安全应用方面，参与者可能会担心数智化带来的安全风险而建立交互壁垒，因而很难融入治理共同体框架。对此，完善的政策促进体系和数据治理规则可以促进数据治理的主体协同效应，依托统一的数据标准、明晰的权责规范，助力治理数据的合规使用和合理流通，在保障参与主体价值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技术支持、互动质量、协作效率的优化。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算法保护数据信息，采用区块链加密技术使用户身份和数据实现分离，从而推动数智技术赋能效应和主体能动认知价值形成基层治理合力。

数智化技术在提高价值认同效能的同时，还实现了新要素的有效整合。社群是新型组织要素，在政府的价值引领和数智平台的支撑下，其聚力、增信、联建的社群效应持续扩展。相较于传统使用者，社群成员间会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交流互动，使资源需求与服务供给精准对接。同时，社群成员通过经验推广实现价值认知的集群化延展，在价值网络关系中群策群力，推动价值认同由个人感性向集体理性自觉跃迁。可见，社群能凭借数智技术搭建“线上+线下”的平台载体，以平台为依托联需求、联资源、联服务，实现零距离服务居民，极大提高了治理效率和联动效能，从而激活了基层共同体的治理活力和创新动力。

(三)整合价值共创载体，完善基层治理价值关系网络

数智化时代，基层治理多元主体价值逐渐显现，使得治理网络关系呈现相互嵌套的特征，因此寻求可持续性价值涌现的新范式至关重要。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各参与主体通过精确发掘治理需求、精准整合治理资源和精细落实治理权责，保持自我调整和高效协同的能力，从而激发永续共创的内在力量。数智化技术对构建和完善基层治理关系网络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多元治理主体依托数智技术，实现了数据信息交互共享和治理空间深度拓展，这为构建基层共同体提供了跨界合作和情感联结，在交流互动过程中促进了价值理念的更新再造，从而搭建起共同创新创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关系网络。其次，数智化技术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治理功能的整合和个人利益的集聚，提升了参与者的群体归属和信任依赖，这些福祉的获得又进一步激励个体参与公共事务，从而实现价值关系的良性循环和延展增值。持续的福祉确保了集体智慧的汇集，为资源共通、价值共创、成果共享提供了物质保障，推动着理念认知价值向治理共创效能转化升级。最后，数智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政府具备科学高效决策和精益协同管理的能力，对于向社会传递价值引领和优化定向精准治理具有促进作用。政府依靠数据平台能够增强职能生态体系和多元互动关系的黏度，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成本的高效利用和治理方式的智治创新，为基层工作的智能化开展、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跃进提供了硬件支撑，将数智优势下沉到治理末梢、精细至基层网格，从而形成条块整合、合力共治的共同体价值关系网。

(四)增强价值共创能力，开发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数智化时代的多元治理系统打破了层级式、职能式的治理模式，使治理方式更灵活、更高效，为构建治理共同体提供集聚、整合和综合要素，是增强价值共创能力的有力保障。在跨界合作的治理体系中，多元的参与主体、需求偏好和利益追逐互相交织碰撞，使治理中的各种要素在交互中实现整合，从而形成统筹联动效能。在跨界价值共创过程中，基层治理不单单是行政主体的职责，社会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和民众也都是价值创造的力量源泉，这种从上层着力向基层发力转变的多元治理模式更加符合治理实践需求，能够有效拓展基层共创的价值空间。

数智技术的迭代升级，催生了共同体吸纳多元主体合力开发“协商融贯”的基层治理模式。基层建立了多方议事协商机制和多方评议制度平台，将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聚合起来同向发力，基层事务由单一被动管理转变为多元协作共治。民众通过多方议事平台表达自身价值诉求，持续提升参与效能感，这能推进民主协商向基层延伸，从而激发群众自治的内生动力，最终实现群体的意识凝聚和行动统一。同时，可通过引入市场运营模式，借助项目运作等可操作手段，吸纳市场力量使之融入社会治理实践，形成政府、市场、居民共创共赢的融贯格局，进而迈向更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新路径。这种治理模式不仅可以盘活社会资本，还能够通过搭建多方合作机制打通自下而上的基层治理通道，进而提高基层治理的价值共创能力。同时，主体增效、组织赋权、技术赋能共同打造了“政府在场、居民主场、市场进场”三场协同联建的基层治理模式，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聚合力、增活力、添动力。

(一)建立健全数智化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服务体系

供需精准对接是基层治理共同体形成价值认同的重要途径。在数智技术应用场景中，基层服务供给不足和治理统合力量薄弱往往给价值认同带来极大挑战，多元价值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往往会加剧治理共同体协同效力分化。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将大大降低基层治理共同体融合动力，明显削弱基层共同体驱动赋能的持久力。因此，建立一套多维供给、精准管理的服务体系对聚合治理资源和下沉基层力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在基层社会民众多元需求偏好和价值选择的交互碰撞中，服务数智共享水平不高、服务供给触角延伸不够、多方参与协作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触及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成为建构基层共同体的关键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一要建立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信息数据互通共享机制，搭建智能服务信息平台，实行一网统管、一网通办等服务创新模式，精准对接治理责任和主体，切实提升基层治理的智治效能。二要搭建线上平台载体与线下组织机构相互融合的智慧服务圈，在不断更新完善数据治理规则和组织运行机制的同时，尽快提升基层服务的精准和可及水平，将弱势、被边缘化群体的诉求纳入治理服务体系中，并完善网格责任管理机制，推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联动机制的形成。三要拓展基层治理数智化建设的应用场景，充分应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城市CIM建设成果，发挥数智化虚拟空间在基层治理中的增强效应，推动数字化和智能化为基层公共服务、综合治理、生活形态、民主协商应用场景赋能，促进相互协同和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过程。

(二)完善数智化促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专业适用性政策

第一，要提升政府各级部门和参与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相关主体的数智化专业性和认知能力，以保障数智化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要加强对政府与参与基层治理建设的各类企业、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管理决策人员的数智化专业培训、场景示范和推广宣传，提高其专业知识和创新视野，明确基层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中技术支撑的紧迫性和数智化赋能的关键作用，使其从理念和行为上接受数智化赋能的价值。此外，保证政策可行和有效，解决基层治理数智化应用能力水平低、力度弱、范围窄等问题。第二，在充分掌握基层数智治理要素、数智设施建设、数智服务效能情况的基础上，搭建政府和企业供需对接数智平台，以明晰角色权责、整合功能优势、共抗治理风险为价值目标，通过低成本、近距离对接基层治理数智化转型需求，拓展数智技术赋能基层共同体构建的互动空间和联动效能。第三，要实施吸纳社会资本入场的政策措施，为数智化技术迭代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要吸纳数智化人才以满足数智技术更新迭代需求，真正发挥人才数智大脑助推共同体培育的积极作用，破解基层智治创造力不足、持久力不强的困境。总之，要统筹运用数智化专业认知和资源要素，着力构建多元共治、多方协同的基层智慧治理生态系统，为提升政策专业适用效能增添动力。

(三)形成数智化驱动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有效运行机制

技术赋能赋权成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培育价值、共创合力的实现路径。在数智化时代下，供需精准匹配和服务搜寻获取的成本大幅降低，智能技术深层嵌入使多元参与主体共享数据信息、共识协作效用、共创治理合力成为可能，这也推动着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治理运行模式的逐步形成。因此，建立一套智能化驱动下的具有灵活、高效、韧性的基层治理共同体运行机制对于提升居民参与效能感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意义重大。

一要打造基层治理的共享机制，增进价值交互空间的联动性。依托各种数智化平台，建立线上议事会与线下议事厅相结合的议事机制，打通多元主体平等参与、交互信息、功能优化的渠道。同时，通过一网统管、一站式服务、集成联办、电子政务等数智化创新服务模式，健全精准分析、分级响应、协同处置的基层治理机制，促进多元主体共享创建成果。二要推进基层治理的共识机制，强化价值网络关系的稳定性。通过数智化平台中数据信息的整合、挖掘和传递，构建跨层级、跨部门的合作机制，在数据交互深入和系统对接完善的同时，充分整合碎片化的纵向、横向和条块等治理力量，将党员、志愿者、业委会等主体共同纳入治理体系，并积极探索身份认同、行为协同的共识性治理方案，防止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关系的分割对立。三要构建基层治理的共创机制，确保智治自治协同的有效性。鼓励开发以社区为生活场景的移动客户端，打造以新基建为依托的基层数智化治理场域，拓展基层智治共创的公共空间，同时通过智能终端打造全过程参与的服务体系，培育智治的常态化、持久性力量，推动治理内生动力培育与外部资源联结的有效对接。

(四)协调数智化正向作用支持与负向风险监管的均衡关系

在空间拓展和场景应用方面，政府应给予数智化技术更多的重视和支持，以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效用。随着一网通办、电子政务、社区生活圈等多层面智能化服务平台的推广，从快速响应、分析研判到统筹决策、协同发力，数智化在多个层面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有力支撑。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发展依赖数智化发展的支撑，数智化作为赋能工具也能够为治理共同体发展提供利益调整、认知共识、协同共创等支持，但随着数智化技术纵向渗透效用的强化，一味地强调技术驱动而忽视风险管控，必然导致治理共同体圈层交往互动的无序和不可预期等多维风险。因此，随着数智化技术的深化应用，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新型问题逐渐显现，亟待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数据规范的约束。这也说明了在发挥数智化赋能效用的同时也应对数据信息进行安全监管，完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积极寻求数智化技术正向赋能公共价值和负向监管工具理性之间的平衡。鉴于此，一方面应提供支持和保障。政府应对数智技术的场景落地给予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还要鼓励市场探索数字生产要素流通的机制，助推数智化服务的跨界和场景在基层治理领域的延展，从而持续释放数智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新动能。另一方面要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要对试图侵害公共利益的数智化行为进行严格约束和管控，同时还应加大智能平台内部自律机制的建设，依靠行业规范形成风险监管的合力，从而扩大价值共创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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