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乡贤研究热点和追踪分析——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王国新，叶彤彤 （新疆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尚未改变，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根本问题尚未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仍然在农村。为破解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发展滞后的难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和国家先后提出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新时代，在朝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进程中，乡村振兴摆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我国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才，新乡贤群体作为兼具城乡双重属性的新型乡村人才，是现代化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参与乡村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何正确认识新乡贤群体，破除其回归乡村治理的困境，更好地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学术界关于新乡贤研究文献的梳理，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借助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新乡贤文献进行科学计量分析并制作相应的知识图谱，通过分析我国研究新乡贤的学者及所在机构的影响、合作网络、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和聚类结果，并结合代表性的文献内容，分析和归纳我国新乡贤的研究历程与核心议题。

（二）数据来源

我国研究新乡贤的期刊论文最早发表在2014年，为了确保样本数据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本文文献检索起止年限设置为2014至2021年。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对“新乡贤”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共得到1 602篇相关文献，人工剔除会议、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综述、新闻、书评等无关书籍，最终得到1 002篇有效期刊论文。

（三）研究热点分析

1.我国新乡贤研究文献发文趋势分析

中国对新乡贤文献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之初，对新乡贤并没有统一的概念定义，直到2014年光明日报发文《“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新乡贤一词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因此，文章选取2014—2021年的中国知网期刊文献作为研究数据。经过整理分析，得到近年来有关新乡贤期刊文献的发表趋势。（见图1）

图1 2014—2021年我国新乡贤研究文献发文趋势

图1显示（2014—2021年期间），我国新乡贤研究文献年度曲线呈现较大波动。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14—2017年为缓慢增长时期，在这个阶段，文献数量逐步增多，这说明该领域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究其主要原因是在2014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提出新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至此新乡贤进入学者们的视野。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创新乡贤文化，要以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以促进乡村文明的发展。第二个时期是从2017年至今，文献数量开始快速增加，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虽然2020年的发文量稍有回落，但不影响整体发展态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挥农村乡贤的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2020年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2］。这一时期，有关新乡贤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2.机构影响及合作网络分析

我们将node types设定为institution，运行citespace共得到节点883，连线372，密度为0.001，可见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强度不大，合作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尚未形成较为广泛和紧密的合作网（如图2所示）。

首先，从机构发文的数量来看（见表1），发文数量最多的是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6篇），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10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5所院校各发文8篇，江苏师范大学法学系（6篇），湖州师范学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发文（5篇）。其他普通高校发文相对较少。其次，从节点还可以看出，关于新乡贤研究的一级研究机构主要包括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两大类；
二级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的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等。最后，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来看，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较少。但就所呈现出的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关系而言，机构之间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同一高校的不同学院之间或同一地区不同高校之间。

表1 我国新乡贤研究前12位研究机构的分布及发文数量

3.关键词词频统计分析

运行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1 002篇新乡贤的内容进行共现分析，采用以下策略：“Time Slicing=2014—2021，Years Per Slice=1，Node Types=Keyword，g-index=50，剪裁：path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得到新乡贤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3所示）。圆圈大小代表关键词词频，频次越大则圆圈越大，线条则表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线条粗细代表共现的强度，线条越粗表示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强度越强。由图3可知：新乡贤、乡村治理、乡村振兴、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乡村振兴战略、乡贤、乡贤理事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层治理等关键词位于图谱较为中心位置，字体较大，较为突出，与周边关键词联系较为紧密，主题聚焦这些关键词开展研究。

图3 我国新乡贤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和中心性是判断该研究领域研究热点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学者们关注焦点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进一步挖掘，得到高频关键词频次总体分布表，节选了前10个高频关键词（见表2）。由表2可知：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有“新乡贤（0.36）”“乡村治理（0.33）”“乡村振兴（0.25）”“乡贤文化（0.3）”“新乡贤文化（0.33）”，词频分别达到556次、323次、275次、126次、76次，均代表了新乡贤研究的热点话题。这与目前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重视新乡贤、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的发展趋势基本契合。

表2 我国新乡贤文献的关键词中心性与频次统计

4.关键词聚类及研究热点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新乡贤相关研究热点的知识结构，本文采用关键词聚类，在citespace软件中进行如下参数设置：“Years Per Slice=1，Node Types=Keyword，g-index=25，剪裁：ath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进而绘制出2014—2021年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见图4）。其中，Q值=0.6968（大于0.3），S值=0.9106（大于0.5），说明此聚类视图是显著且合理的。从关键词聚类视图来看，形成了#0新乡贤、#1乡村振兴、#2乡村治理、#3乡贤、#4乡贤文化、#5乡村法治、#6乡村精英、#7乡风文明、#8对策、#9乡村善治、#10乡村旅游、#11乡村文明、#12困境共13个聚类群。关于新乡贤的研究主要围绕这些聚类展开（见图4和表3），通过整理聚类群信息并结合现有文献的内容可以发现，新乡贤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新乡贤的内涵、新乡贤的回归、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新乡贤促进乡村善治、新乡贤文化促进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表3 新乡贤研究文献聚类群分析

图4 新乡贤研究文献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

（一）关于新乡贤内涵的研究

关于新乡贤内涵的研究，学者们通过追溯乡贤的历史渊源并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提出不同观点。赵浩［3］基于伦理精神的视角，从“乡”和“贤”两个层面对新乡贤进行论述，他认为当代新乡贤不必再强调其在乡性，而应以其对当地所做的实质贡献加以评判，且对新乡贤德业的评价须包括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两方面。胡鹏［4］认为，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有资产，能够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作出贡献的贤能人士皆可称作新乡贤，他尤其强调新乡贤的在乡性。李晓斐［5］通过梳理地方精英与民间权威的概念和内涵，强调作为新乡贤的关键是要遵从并满足当地文化观念下普通村民的普遍期待。姜方炳［6］基于民间认同和支配能力两个维度，认为新乡贤应该是以乡情乡愁为纽带，热衷于公益事业并被民众认同的复合型精英。殷民娥［7］认为，新乡贤必备的要素是地域、道德品格、能力和声望。肖正德［8］认为，在民主、平等、法治的时代背景下，新乡贤是指有道德、有才能、有资产、有声望、有影响，热心乡村社会发展而深受村民敬重的贤达人士和民间精英。

（二）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对立发展的政策，导致乡村社会面临经济发展失衡、内生性权威缺失、社会治理弱化、伦理失序以及乡村文化功利化等一系列治理困境。返乡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乡村建设的难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困境，这些困境阻碍了新乡贤治理的有效性发挥。主要包括：一是新乡贤与村委会职能边界存在模糊性［9］；
二是新乡贤参与实践的渠道、平台有限［10］；
三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缺乏配套的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制度［11］；
四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12］。

如何化解这些困境，更好地促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肖可杨等认为，应通过制定规范化的制度机制，明确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权责界限［13］，舒缓新乡贤与村“两委”职能边界模糊的困境。高万芹等提出应健全新乡贤回归的保障机制。各地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合适政策，促进各类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14］。刘开君提出应在结合乡村的民风与习俗的基础上，制定详尽的乡贤权益保障办法，解决乡贤回归后的医疗、租房等问题［15］；
许欢科等认为，应加强对新乡贤的精神激励，依据乡贤的认定标准、组织程序、责任义务等进行认定和规范，增强乡贤的政治认同［16］。陈寒非等提出在积极培育新乡贤社会组织稳步发展的同时，也应通过搭建互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参与创新平台，拓宽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参与渠道［17］。王守智认为，应将新乡贤个人及组织的经常性工作纳入乡镇党委、政府的指导和监督范围之内，接受多级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18］。

（三）关于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意义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乡贤作为农民带头人和引领者，其价值和功能在于提供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各种资源，促进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19］。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新乡贤是乡村社会公认的重要人才资源，新乡贤返乡会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返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乡村发展中人才短缺的困境［20］。依托自身人才智力的优势，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政策执行过程中还发挥着政策宣传、教育和影响的作用，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举措的落地生根［21］。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带有“乡愁”烙印的乡贤文化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有助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乡风文明［22］。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新乡贤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引领者，他们能够利用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助推当地优势产业的转型和发展，带动村民致富［23］。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保障条件。新乡贤能够有效嵌入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激活乡村的内生性力量，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建设增添新的血液和力量［24］。

（四）关于新乡贤文化的研究

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扎根于中国乡村的母土文化，凝聚着农民千百年来的生活习俗、情感信仰、治村智慧乃至乡风文明，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25］。新乡贤文化则是对中国古代乡贤文化的历史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乡贤文化的思想内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地域性、道德性、知识性和公益性。当今新乡贤文化的建设有助于传承传统优秀文化和解决乡村治理的困境［26］，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培育乡村道德新风尚、构建德法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村经济复兴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乡村社会面临着乡贤人才急剧流失、乡贤文化逐渐物化、传统的乡村文明遭受新思想冲击等众多困境，亟须通过健全乡贤回归的保障机制、法律法规体系和增强人们对乡贤文化的认同等方式，为乡贤回归创造条件，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CNKI数据库，运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软件对国内新乡贤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得出以下结论：从文献年度分析来看，我国新乡贤研究发文数量经历了缓慢增长和高速增长的两个阶段，尤其是2017年以后发文量明显增加。究其原因，党和国家政策牵引作用明显。从发文机构来看，关于新乡贤文献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其次分布在科研院校、党校等机构。其中福建农林大学发文量最多，影响力最大。从研究内容来看，对关键词图谱、高频关键词及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分析，梳理出我国新乡贤研究内容主要涵盖新乡贤内涵、新乡贤文化、新乡贤对乡村振兴的意义、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与优化路径等方面。

（二）研究展望

本文借助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我国新乡贤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全面展现了我国新乡贤研究的核心议题和发展历程。从研究结果来看，我国新乡贤研究仍存在薄弱之处，新时代我国新乡贤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开展。

1.关于新乡贤在推动构建“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作用的研究，今后有必要在深入融合上进行深入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7］。通过“三治融合”的路径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现有关于新乡贤在构建“三治融合”治理体系作用的研究中，大多呈现碎片化特点，整体性和系统性较为匮乏，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经验的精髓是“融合”。因此，有必要增加对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2.研究应进一步聚焦对新乡贤返乡所遭遇阻滞因素以及如何引导返乡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深入分析。现有研究关于新乡贤回嵌乡土的研究文献较少，针对新乡贤返乡所遇阻滞因素的分析，也仅集中在合法性缺失、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城乡发展不均衡等方面。但当下乡村人才回不来、留不住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之间在产业发展、市场开放程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研究应进一步探索破解城乡分割的制度和机制，引导新乡贤长期扎根乡村。一是应结合当前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探索乡贤返乡购买宅基地使用权审批制度，为返乡服务的新乡贤提供住房保障；
二是应在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探索如何通过多部门协作的方式制定专门针对新乡贤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政策，使其愿意返乡并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

3.研究应进一步依据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设计相关量化评价指标，探索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当前学术界对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成效方面开展的定量研究比较少，且对治理成效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积极成效方面。乡贤治村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深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还迫切需要对乡村振兴实施进程和成果进行量化评价［28］。因此，研究如何依据实际情况，建立阶段性的量化指标对新乡贤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以及成效方面进行绩效考核评估，既有助于对新乡贤“返场”后作用的发挥进行监督和评议，也有助于保障新乡贤治村和乡村振兴战略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4.立足于基层党建视野，探索新乡贤嵌入基层党组织的运行模式还有很大的空间。办好农村的事儿，关键在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农村基层党组织是确保党的政策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广大农村贯彻落实的基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实现党对“三农”工作总领导的重要抓手。在探索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新乡贤，能够利用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及人缘关系成为农村社会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从而规避风险，破解村庄治理关键主体缺乏的难题。可见，新乡贤群体在加强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方面的价值不言而喻。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这类问题探讨不足。因此，立足于基层党建视野的思考，积极探索新乡贤内嵌于基层党组织的运行模式，也是新时代开展新乡贤研究工作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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