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媒介呈现与民族交融——以快手平台长三角地区自媒体为例*
时间：2023-06-04 14:00: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 静
（常州大学 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常州 213159）
民族团结进步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基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城市化带来了人口大规模多向度的流动，各族民众从相对聚居逐渐走向相互嵌入，面临着族际关联性的重构[1]。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2]。短视频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迅速崛起的新媒介，广泛影响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媒介呈现及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模式，它既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表达窗口，也是各族民众交往互动的社交平台，因而，短视频赋能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思路。身体作为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3]（191），形成了我们与世界融合的模式[4]（13）。在短视频等新媒介影响下，人被重构为交往中的身体主体[5]，从身体理论视角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短视频生产及各民族的互动交融是重要且必要的。
我国的城市发展过程伴随着各民族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这为民族间的交往互动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学界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交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张继焦[6]、马戎[7]、巫锡炜[8]等基于宏观人口流动背景探讨了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关系的高关联性及发展趋势；
汤夺先[9]、陈瑛[10]等从多个民族流动人口的中观角度分析了他们在城市族际交往中的现状及问题；
李吉和[11]、张立哲[12]、陈纪[13]等以某一民族流动人口或城市社区等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提出了促进族际交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目前，学界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交往的研究丰富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但主要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地理空间中的族际交往，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短视频平台等线上虚拟空间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交往情况，以及短视频作为新媒介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交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易于在熟人社会交往，形成城市民族社会交往交流的隔阂[14]，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的生产可视为拓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交往范围的新途径。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甚至“成了人们是否社会化的标尺”[15]（118）。手机的广泛使用，加上信息技术的支持，短视频逐步替代了单一图文内容和传统社交渠道，形成了碎片化生活下新的视频生态圈和经济增长点[16]。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1 年12月，我国网民达10.32亿人，其中有9.34亿人观看短视频，占网民总数的90.5%[17]。可见，短视频已经成为我国民众互联网使用的基础应用，当然，其中也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兴媒介，是其内部各行动者之间实践、互动所形成的媒介场域。场域是指在各个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8]（134），传播学学者延伸了布迪厄对电视场、新闻场概念的理解，提出媒介场域的理论[19]，用以指涉大众传播媒介所构成的场域。短视频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展示自我、情感分享及社交互动的媒介场域，它内嵌于短视频媒介场域，与其他类型的短视频媒介场域既相互联结也彼此独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短视频媒介场域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场域内部是结构性、关系性的。在布迪厄的定义中，场域是一个结构性的关系空间概念。作为短视频媒介场域中的子场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的空间内部自然具有结构性、关系性。具体来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短视频媒介场域内的社会关系和信息传播都是结构性的。与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介的单向传播方式相比，Web2.0建立在一种开放参与的架构之上[20]，短视频作为Web2.0 时代的数字媒介，将处于社会网络中的各民族用户连接起来，它的交互功能催生了大量社交互动，使多重社会交往场景并置，为族际交流提供了更丰富的平台。单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并不能产生意义，只有被纳入整个短视频场域中，与他人发生互动关系，才能在这个结构化、关系化的空间中获得意义。
其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场域具有动态性。“场域是动态的、流动的，社会成员可以通过信息沟通与互动改变社会关系及其内在资源。”[21]短视频的生产与呈现表现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各族用户在短视频媒介场域中不断生产、观看、互动及转发。同时，由于短视频具有碎片化、即时性、开放性等特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与各民族用户之间的联结强度、互动频度都在持续变化。这些促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媒介场域不断地运动且持续地生成。
最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媒介场域是具身的。具身是身体与世界直接联系的过程[22]，并不是个人的、自我的，而是交互主体的共同存在及构建。虽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各民族用户在短视频中的观看、点赞、转发等行为只是在短视频平台的操作行为，但虚拟认同再也无法与我们的身体分开[23]（286）。同时，梅洛-庞蒂所认为的视觉能让看者与被看者同时处于观看与被观看的自反性关系中，这也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与各民族用户在这个具身的短视频媒介场域中形成的交互主体性和身体间性。因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所构建的短视频场域是具身的，是现象学意义上活生生的意义关联。
总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所生产的短视频场域是一个超文本、交互性的动态结构，构成多向度、多层次的具身关系。具体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短视频场域分为个人场域和公共场域。个人场域是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自己拍摄、制作短视频所形成的具身场域，而公共场域是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将短视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后，各民族粉丝用户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互动实践的公共具身场域。
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的快速提升与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流入密不可分[8]。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上活跃着许多在长三角地区工作生活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笔者关注了快手平台上近百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的短视频，重点考察了粉丝量在1万以上的21个自媒体（如表1所示）的动态及其短视频内容。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个人场域的生产，可将其划分为日常生活、工作两种空间的身体展演逻辑。
表1：快手平台长三角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简况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个人场域的工作空间结构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视频个人场域的身体展演常常与其工作相关。少数民族群众从民族地区流动到长三角地区的主要动因在于通过务工提高经济收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是雇主、自营劳动者[24]，就业质量不高[25]。据笔者调查，长三角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种类更多，范围更广，主要集中于商品零售业、餐饮服务业、生产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不同职业种类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短视频个人场域所呈现的工作空间有所不同。
首先，从事线上商品零售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自媒体工作空间展现的往往是商品化、符号化身体。数字时代背景下电商与短视频平台的融合推动着直播电商的热度攀升，也促使从事零售电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的短视频生产呈现商品化倾向。比如“夏玛-大当家”和“杨姐[严选好货]”在售卖商品的短视频中参与到商品的展示、销售过程中，同时，其身体也成为短视频电商符号资本和媒体景观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短视频个人场域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的身体实践成为“现代商业资本、消费文化共同建构的消费身体”[26]，可以说，“身体和物品构成了一个同质符号网”[27]。
其次，从事餐饮服务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自媒体工作空间中呈现的是身体实践过程。如“Mm 玫瑰夫人”“穆司令汤料-上海”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营餐馆，他们的短视频工作空间展示的是其制作各种美食的实践过程。人类的身体实践联系着食物和技艺，饮食文化的创造和传承需要身体技艺和技术[28]。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作美食的身体实践过程也是身体经验与饮食文化知识共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反复表达、建构着自己的身份。但与快手平台上制作美食的少数民族自媒体不同的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也会呈现其制作全国各地美食的身体实践。比如，“Mm 玫瑰夫人”在短视频中除了展示制作传统民族美食的身体实践外，还会展示自己制作广式菠萝包、陕西凉皮等美食的身体技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城市面对的客户不是民族地区饮食习惯较为一致的民众，而是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饮食习惯和文化的各族民众。
最后，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身体与自媒体工作空间的关系是错置的。在工地工作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自媒体工作空间常常呈现其身体技术，如“小莎莎.”“白依作”“爱吹牛的小珠珠”等，在工厂的工位一边工作，一边对口型唱民族山歌，或者在厂房跳舞。与短视频平台中的大部分自媒体相比，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之所以受到粉丝用户的关注，并不在于其娴熟的舞蹈技巧等身体技术或者精致的面容等身体形象，而是他们的身体展演过程打破了所在场域的固有逻辑结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进行身体展演的空间是娱乐的、面向他人开放的，而工厂、工地等属于生产的、相对闭环的空间。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视频生产中的身体展演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所在的工作空间结构，因而在其短视频的个人场域中呈现的往往是矛盾、错置的空间结构，同时又是相互融合的拼接式空间关系和空间秩序。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个人场域中日常生活空间的身体叙事
日常生活空间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个人场域所涉及的主要空间。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的视觉文化样式，从一开始就是以生活化为底色，进入公共化传播后，生活化作为一种基本的表达策略[29]，成为景观社会中大众日常生活的美学展演[30]。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个人场域中，居住空间、休闲空间和消费空间等日常生活空间记录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体验和身体行为。
1.居住空间中的身体实践。根据调查，东部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常常租住在条件较差的群租房或城市周边的破旧出租屋[31]。作为居住空间，出租屋体现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
作为日常起居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租屋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体叙事的表达中介。因而，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的个人场域中，出租屋成为其表征身份与建构意义的载体。居住空间原本是中性的，但随着社会的城市化、商业化，其经济色彩、社会地位标签意味日益浓烈[32]（25）。比如，“TE.罗阿姨”和“々雅雅”等自媒体会在自己的短视频标题中标明自己出租屋的低廉价格。同时，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呈现自己装饰出租屋的身体实践来表达自己在务工过程中独立自主的状态及热爱生活的态度。“TE.罗阿姨”在其短视频的个人场域中呈现自己买来墙纸、布帘遮掩出租屋斑驳的墙体；
“々雅雅”在深圳等地流动务工，其短视频的个人场域常常呈现的是装饰出租屋的身体实践，她们通过装饰出租屋来表达对生活的态度，出租屋在她们的短视频个人场域中成为表征身份、表达意义的符号空间。
2.休闲空间中的身体形象叙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个人场域中的休闲空间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视频中所呈现的娱乐、游玩及社交的空间，具体可分为公共休闲空间和私人休闲空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视频个人场域中的公共休闲空间主要涉及公园等室外环境。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会在公共休闲空间进行身体展演，比如“王得成”在公园、湖边等地方摆造型唱歌；
“小莎莎.”会在公园、草地等公共休闲空间跳舞。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的身体叙事不同于其他自媒体的地方在于，其短视频的个人场域常常是在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中，而其他短视频个人场域主要在民族乡村。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常常会在其短视频的个人场域中强调其少数民族的身体形象，或身着改良版的民族服饰，或在短视频标题中注明自己的民族成分及工作地点。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私人休闲空间主要指其居家休闲生活空间。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主要是“做工—下班—回出租屋”的单线模式[33]（271），其中大部分人的休闲生活空间是出租屋，与此相应的，身体叙事常常以家庭为单位。例如，“古丽夫妇努力中”“福阳夫妇”的短视频个人场域常常呈现的是其与家庭成员在出租屋中跳舞、互动的情景。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个体为单位，在短视频的个人场域呈现身体形象。此外，对于一些从事小型餐饮服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他们的休闲生活空间往往是其工作空间。比如，“Mm 玫瑰夫人”“葵妈妈电商严选”都会呈现在自家餐饮店与家人互动的场景，其中“葵妈妈电商严选”还会自导自演日常生活的搞笑片段。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呈现的私人休闲空间的身体形象是丰富的、多层次的。
3.消费空间中身体与空间的互构。消费空间的构成要素包括空间内部的商品、服务以及空间本身[34]。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的个人场域中，较少呈现消费空间中的商品及服务，主要呈现的是其对城市空间的身体消费。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中的消费空间不只是购买商品的场所，还包括兼具城市符号象征意义的空间。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在其短视频的个人场域都会呈现自己与长三角地区标志性建筑物的合影，这些具有消费性质的建筑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的个人场域显现的是空间本身的符号性质。日常生活看似碎片化、重复化且无秩序，却是人们赖以生存且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复杂体系。因而，胡塞尔呼吁哲学思考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米歇尔·德塞托倡导我们应该进行日常生活实践。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视频个人场域中身体与日常生活空间的互动和互构中，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粗糙”又复杂的魅力。
总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短视频个人场域的日常生活空间、工作空间的身体展演和叙事，不断解构、重构着其所在的物理空间及网络空间。同时，在短视频的个人场域，日常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有时是难以清晰划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他们身体形象的多层次性、矛盾性和复杂性。究其根本，视觉上的身体展示“作为交流的方式”，可以传达并确立地位和身份[35]（2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视频个人场域中复杂的身体形象糅合了乡村、城市务工者、少数民族等多元身份，反过来，多元身份又具身性地体现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的个人场域之中。
互联网时代，现实社交的“离场”转变成用户在虚拟空间中的“在场”。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的公共场域中，族际之间的地理隔阂被打破，族际交往关系被重新组织。族际交往通常被定义为民族间的社会互动和信息传播[36]（14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公共场域中的族际交往主要包括民族文化信息传播及族际互动。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具身媒介场域中民族文化信息的传播
信息传播的组成要素一般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受众和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具身媒介场域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及短视频用户既是传播主体，也是传播受众，民族文化的信息传播媒介即短视频平台。
首先，短视频平台拓宽了各民族文化信息的传播渠道，改变了族际交往模式。相对于传统媒介“点对面”的单向传播模式[37]，在短视频的媒介场域中，民族文化信息的传播变成用户之间“点对点”的双向流动模式。短视频平台超越物理时空，将处于不同地区的各民族用户连接起来，形成新的族际交往网络，促使各族用户在短视频媒介场域交往交流交融。
其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身体展演，传播着民族文化信息和城市文化信息。短视频平台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现自我生活的具身媒介场域，赋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体表达的话语权，不仅丰富了互联网平台的话语体系，还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视频个人场域中的身体展演在公共场域中“被看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通过短视频的内容生产，成为各民族交流的中介，让民族地区的民众看到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丰富的身体实践，也让城市的民众看到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多元身体形象以及积极融入流入地的工作、生活状态。
最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媒介场域中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泛主体化。网络时代，信息传递过程呈现出泛主体和去主体的强烈意味[38]（298）。这里的“泛主体化”是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媒介场域的用户都是彼此依存的主体。具体来说，一方面，单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在个人的短视频媒介场域是民族文化信息的传播主体。比如，“九妹小美”在其短视频个人场域常常会讲述苗族服饰背后的历史故事和贵州丹寨苗族的支系等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处于短视频媒介场域的用户都是民族文化信息的传播主体。各民族短视频用户可以在短视频媒介场域自由观看、评论短视频内容，短视频平台所具有的交互性使各民族用户在其中自由交流，共享文化信息。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具身媒介场域的族际交融
短视频平台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渠道，也为各民族群众提供了更多接触和互动的空间和机会。据笔者调查，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短视频公共场域，各民族用户构成了交错互嵌的网络结构，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场域属于民族互嵌结构的类型之一。短视频平台作为网络社会空间结构，各民族用户在交流互动中形成了动态、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构成的短视频公共场域可被理解为特殊的互嵌式社会结构。短视频平台的内容推送主要基于各民族用户的旨趣，因此，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短视频公共场域中，各民族用户在现实空间中原有的熟人关系网被打破，不同民族成员被嵌入其他类型的社会结构中，因而，短视频平台各民族用户的互动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创造了条件。民族互嵌并不单指空间上的嵌入结构，还包括了各民族群众的互嵌式交往。当前，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的公共场域，各民族用户不只是简单地观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生产的短视频，还在短视频媒介场域中建立了消费关系、社会关系，丰富了族际交往交流的情感体验。笔者跟踪观察的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在评论区、粉丝群等互动区域与各民族用户进行了广泛的交往交流。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与各民族用户之间的身体间性是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基础和前提。身体间性是梅洛-庞蒂基于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提出的概念，具体指身体与其他身体在总体的交互主体性与“彼此共在”之语境中互动的方式[39]。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与各民族短视频用户的身体间性是指他们在短视频公共场域所进行的交流互动中身体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与各民族用户从自身出发，通过短视频媒介场域成为交互主体。在短视频这个开放的媒介场域中，各民族用户作为主体的自我与客体的他者进行深度有效的交流互动，相互影响、相互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公共场域中各民族用户通过身体间性实现一定程度的情感认同。情感认同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高级阶段，也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努力方向[40]。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身体实践，加强了情感认同，推动了民族交融，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穆司令汤料-上海”自媒体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捐款、抗疫的身体实践短视频，这类短视频是其所有短视频中点赞数最高的。“穆司令牛肉面店”不仅为上海杨浦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赠送了25份牛肉拉面，还联合在上海的西北拉面馆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款，配文“病毒在肆虐，迎战在坚持，吹响的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集结号……疫情无情，同胞有义，五十六个民族守望相助，共度时艰，必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这几个短视频都由多组照片剪辑而成，主要呈现的是“穆司令汤料-上海”制作和运送牛肉面、与医护人员合影、捐赠善款的身体图像。在这些视频的评论中，各民族用户纷纷以大拇指、“666”或玫瑰花的动画表情表达赞赏和认同，也有很多用户留言“中华儿女能更团结，56个民族是一家”，“中国加油”等话语。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自媒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的身体实践呈现民族团结主题，激发了各民族用户在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内生动力，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
总之，身处短视频个人场域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身体展演及内容生产，传播着民族文化信息。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各民族短视频用户的身体间性中，各族群众跨越了身体界限，敞开心扉[41]（34），相互交流、相互关照、相互理解、心心相通[42]（187）。
小屏传播影响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交方式，短视频正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体展演的重要平台和族际交往互动的具身场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短视频媒介场域是结构性、动态性、具身性的关系空间，主要包括个人场域及公共场域。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在其短视频个人场域中的身体展演既是基于自身日常生活与工作空间的身体实践，也是一种对外的身体表达，反映了其多元身份的自我建构。另一方面，短视频所具有的参与性、交互性，促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在传播民族文化信息的同时，与各族用户进行广泛的交往和全面的交流，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交融。具身的媒介场域构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与各民族用户间交互主体性的基础。从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分框架来理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的身体是“被凝视”的客体，但从现象学的角度而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在短视频个人场域的身体叙事是基于主体性的身体表达，其在短视频中呈现的是具身化、场域化、多元化的鲜活身体经验过程。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在短视频公共场域与各民族粉丝用户进行互动，形成身体间性的结构关系，关联并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更深刻的意义。
总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作为梅洛-庞蒂所说的“在世生存”的身体主体，在与各民族粉丝用户的身体间性中，不断将这些互动、评价加以内化；
而各民族用户通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短视频身体实践中的沉浸感、参与感获得具身体验，在这种体验中，彼此之间实现了社会交往的双向建构与双向整合，促进了民族间鲜活情感的构建与联结。但与此同时，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媒体的短视频私人场域呈现出刻板化和低俗化倾向，这些都不利于民族文化的正向传播，也不利于族际交往。短视频促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各民族群众以具身的方式表达、参与民族文化的传播，激发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澎湃生命力。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借助短视频的传播、互动优势，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