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政策体系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

杨 灿，魏 娜，陈远星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要求“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从根本上确立了慈善事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这是对慈善公益事业极大的鼓舞与鞭策，企业慈善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捐赠次数逐步增加，捐赠规模愈发庞大。2019 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预测约为1330 亿元[1]27-46，其中企业捐赠款物931.47 亿元，同比增长4.56%，占捐赠总量的61.71%[2]。企业公益性捐赠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03 年抗击非典疫情、2008 年汶川地震救灾以及近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许多企业都进行了钱款和物资的捐赠，并带动了全社会的捐赠氛围，对于应对突发事件和缓解政府支出的压力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第五个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福利制度、慈善事业发展等，这意味着通过有效的政策部署实现企业捐赠行为的妥善规制，正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企业慈善捐赠涉及股东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冲突、股东利益与董事利益的冲突、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企业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冲突[3]。因此，有学者认为，政策和制度规制一方面会刺激企业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行为，但另一方面慈善捐赠也可能成为企业保护产权、建立政治关系的重要渠道[4-5]，甚至可能成为政、商利益的交换媒介[6]。不难看出，由于企业捐赠涉及公司众多利益相关者，各种利益冲突导致企业慈善行为动机具有多重目的性，企业对慈善政策的反应因其动机不同导致慈善行为结果大相径庭。关于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现有研究，学者们提出了利他主义、利润最大化、政治和制度的压力、管理层机会主义四种观点[7]，从本质来看四种观点的差异主要在于捐赠行为本身的目的及其实现形式；
慈善伦理研究认为，慈善本身应是一种意志自由且动机单纯的道德行为，而不应成为利益交换，但慈善行为的出发点常被归结为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获取的利己行为和出于社会效益形成的利他行为。就我国而言，以财税减免和补贴为主的慈善政策成为引导企业积极捐赠的关键支撑[8-9]。但长期单一的政策体系使得我国企业慈善行为的边际政策驱动效果锐减，现行政策体系及驱动的有效性成为学者们的最新关注。随着有用性感知研究的深入[10-11]，有用性感知这一概念被逐步引入政府行为及政策效果的研究中[12-13]，这一概念对于深入解析企业对于慈善政策的刺激反应及其后续慈善行为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尽管学者们对于慈善政策规制、企业行为两个方面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讨论，但是，更多的研究集中于现有财税政策对慈善行为的影响，基于政策体系的全面研究并不多见，这使得相关研究无法全面捕捉除财税政策以外的其他相关慈善政策带来的行为干预的影响。此外，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行为选择受到主观预期和参考系的影响，但是类似的慈善行为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相关研究的重视。因此，本研究从政策体系设计（内容、宣传和执行）出发，通过测算政策感知效果，实现其中介效应的估计，全面分析政策体系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此外，针对政策体系和政策效果感知阶段，本研究引入调节效应剖析其作用机理。同时，在分析政策效果感知如何影响企业行为选择阶段，本研究引入行为经济学理论，通过预期满意度的测算，进一步分析了政策作用效果感知对企业行为选择的作用机理。

（一）政策对企业慈善行为的驱动效果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驱动企业慈善行为的相关政策主要以财税政策工具为主，因此学者们以税收政策为基础，深入讨论了财税性质的慈善政策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赵廉慧认为，税收优惠措施供给不足始终是困扰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8]。周波和张凯丽认为，企业所得税是激励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激励选项，慈善捐赠是企业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利他动机和利益最大化的共同体现[9]。李晶和王珊珊认为，税收政策对社会资本慈善捐赠具有激励作用，应提高慈善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比例，延长超扣除比例部分结转年限,规范临时性、应急性慈善捐赠税收政策，强化社会资本慈善捐赠的所得税征管[14]。显然，政策部署是一个更为系统的过程，政策体系的完善在慈善行为的引导中产生重要作用。

（二）政策对企业慈善行为驱动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选择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慈善行为通常是由捐赠获得的利益决定的[15-16]，心理学视角强调慈善主体个性及其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对慈善行为有重要影响[17]，而政治视角则强调社会资本对慈善行为的促进作用[18]367-601。结合企业慈善出发点，本文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获取的利己行为和基于社会效益形成的利他行为两个视角，对现有慈善政策和慈善捐赠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1.经济利益的利己主义动机

Kashif 等学者的研究认为行为参考、强制性规范和捐赠意图都有助于实际的捐款行为[19]。捐赠行为中存在着企业与政府的“利益互惠”，亏损企业捐赠越多，其获得政府补助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可以获得的补助金额也越多[20]，由此可见经济效益的获取可能会影响政策对企业慈善行为的驱动效果；
相对于态度、描述性规范和道德规范对捐款意愿没有显著影响[19]。相似的，Lwin 等同样认为慷慨等特征对于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政府在慈善活动中承担了很大的责任[21]。除此之外，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中国企业因“主动配合”或“被动选择”而进行慈善捐赠的动机[22]。

2.社会利益的利他主义动机

同时，企业的社会属性同样成为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持利他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为社会着想的利他行为[23]，在政府规制等相关刺激下，企业可以通过慈善行为发挥对社会的作用。周怡和胡安宁研究表明企业党组织作为外在于企业主权利的制度环境，能够通过影响企业主理念、利益的作用程度，进一步影响其慈善捐赠行为[24]；
王菁等认为期望绩效反馈效果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产生显著影响[25]；
许年行和李哲则利用2006—2014 年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数据，研究了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有过贫困经历且受过良好教育的CEO 愿以更多的慈善捐赠回馈社会，有过饥荒经历且家乡饥荒程度更严重的CEO 则更加慷慨[26]。由此可见，企业的捐赠动机不仅有利己主义，企业的社会属性即回馈社会同样在引领企业捐赠行为中产生影响。

3.文献简评

不难发现，现有研究认为捐赠动机是企业捐赠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政策则成为促使动机转化为行为的重要变量；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政策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刺激过程中，部分学者研究表明，捐赠目的和捐赠动机则比企业领导层面的个性因素对慈善行为最终的决策及结果影响更大，成为企业对政府政策和各种规制刺激做出积极反应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捐赠动机成为影响慈善政策对企业捐赠行为驱动效果的重要中介变量。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及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借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尽管现有研究在诸多方面对慈善政策和企业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但是现有研究鲜有针对慈善政策体系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的研究，特别是配合慈善政策部署的相关政策行为的分析更为少见。此外，政策部署可能在“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对政策部署效果的感知，但很少有研究对慈善政策的效果感知进行测量并展开研究。

实际上，政策实施本身就是制度化、系统化的过程[27]1-24，政策驱动目标的实现，首先要考虑政策制定本身的科学性及政策实施的科学性，其中前者是一个政策体系完备性、科学性的考察过程，后者是政策宣传和政策执行科学化的考察过程[15]，而流程复杂性是检测政策实施科学与否的重要考量因素，对政策体系和政策效果感知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不仅如此，人们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预期满意度的影响[28-29]。而关于预期满意度对政策效果感知和慈善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仍未得到妥善回答。由此，本研究借鉴Kashif 等[19]、王菁等[25]、王晓珍等[30]和Wang 等[31]学者的研究成果，引入效果感知[12-13]这一概念，并基于慈善动机做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两维视角划分，在系统剖析慈善政策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流程复杂性和预期满意度两个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全面分析慈善政策体系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缺失。

（一）政策体系与政策效果感知

1.政策体系构成

传统研究将慈善政策的研究重心置于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等方面。但显然，除却财税支持，慈善政策的内容完备性、政策宣传以及执行等诸多方面都会对企业对政策效果的感知产生影响。

政府对慈善行为的政策部署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于1601 年颁布的《慈善用途法》（Statute of Charitable Uses），该法令的序言中阐述了政府应对慈善行为做出的贡献，并促进公众利益的实现。企业的捐赠行为通常会涉及诸多政策以及法律问题，如何合理部署相关政策以实现预期目标则成为政策制定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研究指出，政策干预效果感知通常与政策体系设计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32-33]。就慈善政策而言，税收政策对慈善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34]。我国2016 年实施的《慈善法》第79 条到84 条明确规定了慈善捐赠行为可以获得财税优惠。此外，周波和张凯丽研究认为，货币性慈善捐赠具有便利税前扣除的管理优势，但非货币性捐赠亦在某些方面具有货币性慈善捐赠难以比拟的其他优势[9]。这种可能产生的“优势”与政策内容之规定有着极强的相关关系。事实上，政策体系设计通常包含多个维度，除却政策内容而言，执行力度[35-36]和宣传力度[37-38]通常是政策体系设计的两个关键组成。

2.政策体系内容完备性对政策有效性感知影响

慈善捐赠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在企业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慈善行为本身通常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就慈善主体而言的经济利益维度，另一个则是慈善所带来的社会效益[7]。政策效果感知则通常依赖于企业对于相关政策内容的感知。因此，本研究从两个维度考虑企业对慈善政策有效性感知进行衡量：一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感知，二是企业的社会效益感知。

针对政策内容的相关研究认为，政策的设计和制定方式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和结果，政策内容的表述不同，甚至可能会直接影响政策实施效果[39]。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1.1 及其子假设：

H1.1：慈善政策内容体系完备性对政策有效性感知有正向影响。

H1.1a：慈善政策内容体系完备性对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有正向影响。

H1.1b：慈善政策内容体系完备性对企业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有正向影响。

3.政策执行力度对政策有效性感知影响

就政策执行力度而言，Ottoson 和Green 认为，政策执行是一个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政策的想法被转化为行为，表现为社会行动[40]。由政策转变而来的社会行动通常以社会改良为目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计划、程序、法规或实践。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其中包括网络执行结构、社会政治冲突和行政改革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政策理念如何转化为社会改善方案[41]。例如，在网络治理中，旨在改善服务集成的横向关系（通常是与非政府合作伙伴）经常会和反映传统政府间关系的纵向或等级关系合并[42]，这些网络化的组织结构被认为提供了一种协作优势，政策执行力度具有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43]。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1.2 及其子假设：

H1.2：慈善政策执行力度对政策有效性有正向影响。

H1.2a：慈善政策执行力度对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有正向影响。

H1.2b：慈善政策执行力度对企业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有正向影响。

4.政策宣传对政策有效性感知影响

就政策宣传来说，钱再见认为，政策宣传不仅是一种信息工具，而且也是一种引导性工具和劝诫性政策工具，并且涉及政策循环的全过程，既应用于政策制定，也影响到政策评价和实施效果[44]。同时，政策宣传具有信息传播、行动引导以及劝诫功能[45]，是政策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政策效果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1.3 及其子假设：

H1.3：慈善政策宣传力度对政策有效性有正向影响。

H1.3a：慈善政策宣传力度对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有正向影响。

H1.3b：慈善政策宣传力度对企业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有正向影响。

5.政策流程复杂性的调节作用

不仅如此，研究指出政策实施本身就是制度化的过程[27]。政策通过改变社会环境中的规则、角色和互动方式及其程度，实现相关预期效果[46]。政策的实施是在政府做某事或停止做某事的意图和行动的最终影响下展开的，其中包括政策行动者和行动的集合[35]。政策复杂性本身可能既影响政策设计本身也影响政策客体的接受性[32]。因此，政策流程的复杂性可能在政策体系对政策有效性强弱关系中产生影响。流程越复杂，客体的接受性可能随之受到不良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1.4：

H1.4：政策体系对政策有用性的作用受到政策流程复杂性的负向调节作用。

H1.4a1：流程复杂性对内容完备性和政策带来的经济利益感知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H1.4b1：流程复杂性对执行力度和政策带来的经济利益感知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H1.4c1：流程复杂性对宣传力度和政策带来的经济利益感知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H1.4a2：流程复杂性对内容完备性和政策带来的社会效益感知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H1.4b2：流程复杂性对执行力度和政策带来的社会效益感知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H1.4c2：流程复杂性对宣传力度和政策带来的社会效益感知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二）政策干预效果感知与企业捐赠行为

1.政策流程复杂性的调节作用

如前文所述，政策干预效果感知可以从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就企业捐赠行为而言，捐赠意愿和捐赠频率受到了相关学者的关注[47]。研究认为，企业捐赠可能会改善企业的竞争环境、提升战略地位并最终实现企业绩效的提高[48]。有效的经济效果感知将可能对企业捐赠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2.1 及其子假设：

H2.1：政策干预使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对企业捐赠行为有正向影响。

H2.1a：政策干预使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对企业捐赠意愿有正向影响。

H2.1b：政策干预使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对企业捐赠频率有正向影响。

由同情心引致而来的利他主义研究指出，捐赠动机可能不仅仅由于自身在行为过程中获取收益，更多的是可以在社会层面获得内心的慰藉[49]。当个人在观察到他人需要帮助时，同情情绪会促使个人选择更为利他的行为选择。当社会效益凸显时，企业的捐赠行为可能会受到正向的促进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2.2 及其子假设：

H2.2：政策使企业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对企业捐赠行为有正向影响。

H2.2a：政策使企业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对企业捐赠意愿有正向影响。

H2.2b：政策使企业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对企业捐赠频率有正向影响。

2.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不仅如此，政策有效性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也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指出，人们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预期满意度的影响[28-29]。一方面，预期影响行为人对于行为选择可能产生的效用判断。另一方面，基于不同参考系的选择，人们的选择会受到预期满意度的影响。预期满意度越高，人们对行为结果的判断尺度将随之提高，换言之，人们越无法满足行为本身到来的效用。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2.3：

H2.3：政策有用性对企业捐赠行为的作用受到预期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H2.3a1：政策使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对企业捐赠意愿的作用受到预期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H2.3b1：政策使企业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对企业捐赠意愿的作用受到预期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H2.3a2：政策使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对企业捐赠频率的作用受到预期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H2.3b2：政策使企业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对企业捐赠频率的作用受到预期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3.研究理论模型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理论模型综合讨论政策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政策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

（一）研究对象及样本抽样

本研究面向全国各领域从业人员进行调查研究，为了避免群体限制导致研究结论的局限性，本研究强化了年龄跨度，学历分布以及收入、企业属性和企业规模的广泛性。为了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优化了抽样城市。此外，本研究采用了系统滚雪球抽样方法，即通过连续样本抽取来获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二）问卷设计与样本数据描述

本研究问卷设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步调研设计，邀请样本人群内的86 名受访者对问卷进行了初步调查，同时根据相关问答和讨论确定问卷问题是否符合语义要求。第二个阶段为正式的调研过程，面向调研对象，完成相关问卷的发放与回收。问卷共测度三个核心构念及两个关键调节构念，即，对政策体系相关构念进行测度；
对政策有用性构念进行测度；
对企业捐赠行为构念进行测度；
对流程复杂性及预期满意度构念进行测度。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424 份，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详见表1。此外，本研究对量表信度进行了统计检验，Cronbach’s α 为0.9016，满足了量表信度的要求。

表1 样本人口统计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变量设定与计算

为准确测算相关构念，且由于慈善政策可能并非全部受访者都尽然了解，因此，本研究特别提出被测者对慈善政策的了解情况作为特别指标进行相关题项得分测算的聚合基数，运用算术平均的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聚合。相关题项见附录。此外，为了充分区别被测者可能对政策产生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具有不同的预期满意度，因此，本研究对相关题项的得分计算同样进行了算术平均的处理进行区分。最后，本研究对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以便对相关交互项进行测量并减小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

（一）政策体系与政策干预效果感知关系的假设检验

1.政策体系与经济利益干预有效性关系的假设检验

假设H1.1—H1.4 及其子假设认为，政策体系的完善与政策干预效果感知成正相关关系。为了验证这些假设，本研究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考虑到本研究采用较大的截面数据且根据样本人口统计，本研究采用样本可能存在显著的异方差问题，因此，为得到稳健的标准误，本研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缓解该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此外，为验证潜在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相关变量的交互项纳入模型进行回归。

根据相关回归结果可知：模型1.1 的结果表明，慈善政策内容体系完备性对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1a 得证。此外，模型1.2 中，内容完备性与流程复杂性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负，说明流程复杂性对内容完备性和政策带来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相似的，模型1.3 和模型1.5 结果表明，政策执行力度和宣传力度均对政策带来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模型1.3 还指出，相比于基层管理者，高层管理者乃至具有决策地位的领导者更关心获取经济利益感知。模型1.4 表明，流程复杂性亦对执行度和政策带来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至此，假设H1.2a 和H1.3a 均得到验证。但是，当纳入宣传力度和流程复杂性的交互项后，宣传力度对政策带来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的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这说明宣传力度对政策带来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的促进作用依赖于流程复杂程度发挥作用。但同时，流程越复杂，越会带来宣传力度对政策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产生负面影响。假设验证结果总结如表2 所示。

表2 慈善政策体系与经济利益作用效果假设检验结果总结

2.政策体系与社会效益干预有效性关系的假设检验

与前文类似，考虑到异方差问题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缓解该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同样，为验证潜在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相关变量的交互项纳入模型进行回归。

根据相关回归结果可知：模型2.1 的结果表明，慈善政策内容体系完备性对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1b 得证。此外，模型2.2 中，内容完备性与流程复杂性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负，但内容完备性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这说明内容完备性对政策带来的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的影响依赖于流程复杂性。相似的，模型2.5和模型2.6 结果表明，宣传力度对政策带来的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的影响依赖于流程复杂性。而模型2.3 和模型2.4 则验证了假设H1.2b 和H1.4b2。此外，相比于超大型企业，微小企业并不关心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假设验证结果总结如表3 所示。

表3 慈善政策体系与经济利益作用效果假设检验结果总结

（二）政策干预效果感知与企业捐赠行为关系的假设检验

1.政策干预效果感知与企业捐赠意愿关系的假设检验

与前文类似，为缓解异方差问题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缓解该问题对政策干预效果感知对企业捐赠意愿关系的假设进行检验，为验证潜在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相关变量的交互项纳入模型进行回归。

根据相关回归结果可知：模型3.1 的结果表明，政策使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对捐赠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H2.1a 得到验证。然而，相比于超大型企业，微型企业不利于捐赠意愿的提高。但是，从模型3.2 结果来看，政策使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对捐赠意愿的影响通过经济预期满意度发挥作用；
特别的，随着预期满意度的提高，政策使企业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对捐赠意愿呈现出负向影响关系。同样的，微型企业不利于捐赠意愿的提升。此外，不同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预期满意度并不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但政策使企业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可以直接促进捐赠意愿的提升。假设H2.2a 得证，但H2.3b1 未通过检验。假设验证结果总结如表4 所示。

表4 政策干预效果感知与企业捐赠意愿关系假设检验结果总结

2.政策干预效果感知与企业捐赠频率关系的假设检验

类似的，本研究同样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缓解异方差产生的问题，进而对政策干预效果感知与企业捐赠频率关系的假设进行检验，为验证潜在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相关变量的交互项纳入模型进行回归。

根据相关回归结果可知：模型3.1 的结果表明，政策使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对捐赠频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H2.1b 得到验证。但是，从模型4.2 结果来看，政策使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对捐赠频率的影响通过经济预期满意度发挥作用，随着预期满意度的提高，使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感知对捐赠频率呈现出负向影响关系。此外，使企业获取社会效益的感知对捐赠频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类似的，社会效益同样依赖于社会预期满意度发挥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特大型企业，小型和微型企业都可能对捐赠频率产生不良影响。假设验证结果总结如表5 所示。

表5 政策干预效果感知与企业捐赠频率关系假设检验结果总结

（一）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结合政策设计理论研究了政策体系、政策作用效果及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政策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访谈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搜集，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就政策体系与政策效果感知的关系而言，慈善政策内容体系完备性、执行力度、宣传力度均对政策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感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就政策效果感知和企业捐赠行为而言，政策干预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感知均对企业慈善捐赠意愿和频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

2.考虑流程复杂性对政策体系与政策效果感知关系的调节作用时，本研究发现流程复杂性对内容体系完备性、执行、宣传力度与政策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感知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相对而言，政策流程复杂性在宣传力度对政策的经济、社会效益感知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即政策流程复杂性越高越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宣传用以中和流程复杂性带来的政策有效性感知的负面效应。

3.政策干预的经济、社会效益感知均依赖于预期满意度对企业捐赠意愿产生影响；
在政策干预经济有用性感知视角下，预期满意度对企业捐赠意愿和频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随着预期满意度的提升，企业捐赠意愿和频率都会随之下降。但在社会效益有用性感知视角下，预期满意度在企业捐赠意愿的路径中调节作用不显著。

4.基于此，本研究建议从内容体系完备性、执行力度等方面完善政策体系，进而促进政策效果的发挥，但同时要注意简化流程复杂性以降低其对政策作用效果产生的不良影响。如，政府应提出更丰富的政策内容部署，不应局限于财税政策，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标签化”形象认证；
此外，应将政策执行落实到具体部门，避免政府机构交叠无法将政策高效执行。同时，应强化政策宣传，使更多企业便利地获取政策信息。不仅如此，本研究还建议积极促进相关政策向经济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进行改良，并引导和给予企业合理的满意度预期，进而实现企业更为积极的慈善捐赠行为。

（二）研究局限

因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包含非上市公司的决策者，在实际调研中由于财务数据涉及公司商业机密，有关财务指标的相关数据异常值和缺失值较多。受限于此，本研究在控制变量选取时，并未将企业财务、经营状况相关指标纳入实证范围，对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会有些许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考虑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对慈善政策体系和企业捐赠行为关系进行研究以弥补这一研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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