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互动·新变：隋唐医人群体研究
时间：2023-06-03 11:45: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千帆，王逸之，缪胤序，林 叶
（1.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2.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医人”群体是揭示作为方技之一的医术如何与当时的社会产生互动的重要窗口。目前学界对医人群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谢萌将医人群体大体分为国家官僚体制下的医人、民众生活中的医人、有着宗教身份的医人以及外来的胡医等四类[1]。于赓哲把唐代医人大体分为官方医人、民间医人和巫医几大类[2]。胡凤梅则将唐代医人大致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类[3]。
隋唐时期的医人群体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官方医人群体、医学家族群体、民间医人群体等。
（一）隋唐官方医人群体
唐代官方医人资料散见于《旧唐书·方伎传》《新唐书·方伎传》《太平广记》等文献之中。《新唐书·方伎传》序称：“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能以技自显于一世，亦悟之天，非积习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则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小人能之，则迂而入诸拘碍，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众，神以诬人，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若李淳风谏太宗不滥诛，许胤宗不著方剂书，严譔谏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时者，兹可珍也。至远知、果、抚等诡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4]《新唐书》将方技之士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类，对于张果等人的诡行幻怪之术，又称为技之下者。
许胤宗在新旧唐书《方伎传》中皆有传，是隋唐之际官方医人群体的代表。许胤宗是常州义兴人，入隋后为尚药奉御，入唐为散骑侍郎。值得注意的是许胤宗不仅医学水平高超，而且有着深刻的医学理论修养。他认为：“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即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即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即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5]5091许氏认为病人情况千差万别，而脉象又不可形诸言语，治疗时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他不愿著书留世，使后世医者照搬医书而贻误病情。
张文仲，武则天时为侍御医。《旧唐书·方伎传》记载：
文仲尤善疗风疾。其后则天令文仲集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文仲奏曰：“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大抵医药虽同，人性各异，庸医不达药之行使，冬夏失节，因此杀人。唯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绝，自余则随其发动，临时消息之。但有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剧。”于是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视年终于尚药奉御。撰《随身备急方》三卷，行于代。[5]5100
张文仲擅长对中风的治疗，并受武则天指派主持编撰风气诸方，认为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又《太平广记》记载张文仲为人治病轶事一则：“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
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6]1673张文仲确为洛州人，但病人所患之病很奇特，而张文仲采取的治病之法竟是口读《本草》。估计这则记载显得过于怪诞，所以不被新旧唐书所取。由于张文仲医术出众，时人将其与李虔纵和韦慈藏并列，据《旧唐书》载：“虔纵，官至侍御医。慈藏，景龙中光禄卿。自则天、中宗已后，诸医咸推文仲等三人为首。”[5]5100由此可见，张文仲的医术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记载唐代官方医人的材料还有很多，诸如清漳宋侠，官至药藏监[5]5090。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二）隋唐医学家族群体
唐代医学家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之时。他们通过对医学技术的世代传承，不仅在民间取得了很高的医学声誉，还借此进入官府之中，成为隋唐中央医疗机构的管理者与决策者。据王焘《外台秘要》记载：“昔在幼年，经患此疾，每服食饼及羹粥等物，须臾吐出。贞（原文为“正”，据原文校注改为“贞”）观中，许奉御兄弟及柴蒋等家，时称名医，奉敕令疗，罄竭口马，所患终不能疗，渐羸惫，候绝朝夕。”[7]可知唐初的医学名家有许家、柴家和蒋家等。又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武德中，有德行尼名净明，患此已久，或一月一发，或一月再发，发即至死，时在朝太医蒋许甘巢之徒亦不能识，余以霍乱治之，处此方得愈，故疏而记之。”[8]由两条材料所载可知，蒋、许等家应为传承有序的医学世家。以下是对文献记载的唐代医学家族所做的初步梳理。
义兴巢氏。文献记载的有巢孝俭，唐《新修本草》的编撰者有一位给事郎守尚药局侍医云骑尉臣巢孝俭。此外，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望出义兴者，宋中书舍人巢尚之，玄孙公逸，为唐尚药奉御，世传医术，今称为《巢氏病源》者。”[9]巢氏家族在隋唐时期世代在官方医疗机构任职，世传医术，巢公逸在唐代为尚药奉御，而《巢氏病源》即为巢尚之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
高阳许氏。除上文提到的尚药奉御许胤宗以外，高阳许氏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许澄。据《隋书》记载：“宗人许澄，亦以医术显。父奭，仕梁太常丞、中军长史。随柳仲礼入长安，与姚僧垣齐名，拜上仪同三司。澄有学识，传父业，尤尽其妙。历尚药典御、谏议大夫，封贺川县伯。父子俱以艺术名重于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见云。”[10]许澄的父亲许奭虽然不以医术为官，但许澄却传其家学医术，仕隋为尚药典御。与许澄情况相似的还有许弘感，据《唐故太医令许君（弘感）墓志铭并序》记载：
曾祖智藏，玄史双总，智勇兼备。蚊怀惊梦，分美玉于文河；
猿臂呈姿，开伏石于飞箭。隋右卫将军。祖藏，余庆克传，良弓必嗣。拥将门之材气，隆作室之基堂。载居推毂之荣，频效蒙轮之勇。唐左卫大将军。父德，地望增峻，天姿英拔。皮里阳秋，气冲牛斗。仙禽卓卓，方惊唳于九皋；
逸骥昂昂，旋见羁于六局。唐六局奉御，信哉。珠潭圆折，玉水方流。将嗣美于珍裘，自标奇于碧树。孰当其秀者，惟我太医乎。[11]
许弘感的曾祖许智藏、祖父许藏都是以武职入仕，而其父亲许德则是以医术入仕，为唐代的尚药奉御。而许弘感自己也以医术入仕，最终成为太医署的太医令。许氏家族应该自南北朝以后，世代为医，只是因为南北朝动荡的社会环境，许氏家族成员不得不以武将身份参与政治，待到隋唐一统，社会安定，武职身份不再为家族成员提供仕途上的有利条件，他们便转而承担起自己的医学传承，以医入仕，从而获得家族的持续发展。
义兴蒋氏。蒋氏家族在唐代是著名的医学家族，其成员有很多人都在中央医疗机构中任职，声望远播海外。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蒋少卿，据《唐故殿中侍御医上护军蒋府君墓志》记载：“公讳少卿，义兴阳羡人，陈灭入随，因家于长安。曾祖天宝，齐桂州刺史；
祖硕尚，梁散骑常侍、右军将军、将乐县开国伯；
父子翼，陈鄱阳王国常侍、随永和令。公早明因果，游心释教，摄生之道，拯救之方，颇迁雅思，略皆贯涉。”[12]由墓志可见，蒋少卿和许胤宗一样，都是义兴人，可见常州义兴在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医学望族的聚居地，这也有助于医学家族之间相互交流医术，共同促进医学发展。蒋少卿家族情况也同许氏家族颇为相似，蒋氏曾祖、祖父与父亲都以武入仕，而蒋少卿则修习医术，以医入仕，最终官至殿中侍御医。此外，据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所录唐高宗显庆四年修撰的《新修本草》识语所载，参与《本草》编撰的医官有尚药奉御蒋孝璋、太子药藏监蒋孝瑜、太医令蒋孝琬、太医丞蒋元昌、太子药藏局丞蒋义方[13]。可以看出蒋氏家族成员已经在唐代中央三大医疗机构出任要职，成为唐代最著名的医学世家，就连远在朝鲜半岛的百济王也很清楚蒋氏家族的医疗水平。据《文馆词林》所记《贞观年中抚慰百济王诏》载，百济王扶余慈请求唐玄宗派太医丞蒋元昌到百济为其治病[14]。对于蒋义方和蒋孝璋之间关系，《大唐故朝散大夫上护军行魏州武圣县令蒋府君墓志铭并序》提供了相关证据。据墓志记载：“府君讳义忠，字子政，吴郡义兴人也。自金陵霸改，石城隍复，帝宅中原，衣冠北徙，今为京兆人焉。曾祖子英，梁金紫光禄大夫、上明郡太守、平固县侯，食邑三千户。祖敳，皇朝使持节通州诸军事、通州刺史。父孝璋，朝议大夫、上柱国、行尚药局奉御。”[15]由墓志可见，蒋孝璋之子是蒋义忠，而蒋义忠和蒋义方应为家族同辈，他们应该都属于义兴蒋氏家族，尽管墓志没有直接提到蒋义方，但他和蒋孝璋很可能是叔侄之类关系。
（三）隋唐民间医人群体
对隋唐时期民间医人群体的研究，是医人群体研究的重心，相关研究成果有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谢萌《隋唐时期医人群体研究》、胡凤梅《汉唐时期民间医人若干问题研究》、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等。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从个案分析切入，来讨论民间医人的医学教育和生平事迹等。大体来说民间医人的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像孙思邈这样被后世所称颂的“药王”，也有像“福医”和“时医”这种医术平平，靠运气取胜的庸医。
1.孙思邈。隋唐民间医人代表应属“药王”孙思邈，其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不仅在当时广为传扬，至今仍被视为中国古代医人的杰出代表。孙思邈生于隋文帝开皇辛丑（581），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百余岁①。关于孙思邈的生平，据《旧唐书》记载：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适小难为用也。”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尝谓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
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5]5094-5095
据此可知，孙思邈知识渊博，少年时就喜爱庄子、老子、佛经和百家之学，不喜出仕，隐居太白山，学习各种知识。孙思邈对佛道典籍的研习，也为他撰写《千金方》等医学著作提供了学理上的资源。事实上，隋唐时期很多医学名家，他们不仅有着深厚的医学知识，还兼习儒释道等各家经典。这样不仅有利于他们在隋唐时期“三教论衡”的背景下，在仕途上得到有利的升迁，还可以为他们撰写医学著作提供理论支持。正因为孙思邈不仅有着丰富的医学知识，还研习儒释道等三教经典，所以他受到隋唐两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如隋文帝授予国子博士，唐太宗赐以爵位，都被孙思邈拒绝，唐高宗授其谏议大夫，又辞不受，最后高宗赐孙思邈鄱阳公主宅，令其居住。甚至当时名士宋令文、孟诜和卢照邻等都积极与孙思邈交往，并且都以弟子之礼事之，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向孙思邈请教医学知识，还可以和孙思邈互相探讨儒释道等方面的知识。
卢照邻之所以会和孙思邈产生交集，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卢照邻在壮年时期就身染恶疾，时常卧床不起，需要名医经常为他诊治；
二是卢照邻身染恶疾之时，正和孙思邈一同居住在京城鄱阳公主之废府，所以卢照邻得以经常向孙思邈请教医学方面的知识。据《太平广记》记载：“（卢照邻）因染恶疾……照邻寓居于京城鄱阳公主之废府。显庆三年。诏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亦居此府。思邈华原人。年九十余，而视听不衰。照邻目伤年才强仕。沉疾困惫。乃作《蒺藜树赋》。以伤其禀受之不同。词甚美丽。思邈即有推步导养之术。照邻与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资之礼。”[6]1669②据此可知，卢照邻应该经常向孙思邈请教推步导养等恢复身体健康的医学技术。不仅如此，他还和孙思邈一起探讨医学上更深层次的学理问题。
2.甄权。文献所见民间比较著名的医人有甄权。据《旧唐书》所记：“甄权，许州扶沟人也。尝以母病，与弟立言专医方，得其旨趣。隋开皇初，为秘书省正字，后称疾免。隋鲁州刺史库狄嵚苦风患，手不得引弓，诸医莫能疗，权谓曰：‘但将弓箭向垛，一针可以射矣。’针其肩隅一穴，应时即射。权之疗疾，多此类也。贞观十七年，权年一百三岁，太宗幸其家，视其饮食，访以药性，因授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5]5089-5090甄权在贞观十七年（643）时，已经一百零三岁，那么他应该出生在公元541 年，即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七年。《旧唐书》的记载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位民间医者是如何与官方产生互动的宝贵文献。甄权因为母亲生病，便和弟弟甄立言一起钻研医方，为母亲治病，由此可见甄权并非医学世家出身。因为医术的传承大多掌握在医学世家手中，所以普通人想要修习医术大多只能依靠自学，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才可能考入官方医学教育机构，这也是隋唐时期民间医者较为常见的情况。可能甄氏兄弟在修习医术方面的确很有天赋，竟靠自学便可以得医理之旨趣。甄权也曾短暂出仕过。隋文帝开皇初（581—600），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省正字，负责校理秘书省的书籍，很明显这与医学无关，由此可知甄权在学医之外，还兼修儒术。但是，很可能甄权对做官毫无兴趣，只想一心钻研医术，所以很快他便以患病为由，辞去了这个正字之职，此后再也没有出仕。因此，我们不能把甄权归入由儒学入仕，一边当官一边兼修医术的儒医群体。因为甄权对医书刻苦钻研，所以医术水平高超，便不可避免地会与朝廷官员产生互动。隋鲁州刺史库狄嵚患有风寒之症，手不能拉弓，请了很多医者都不能治愈，甄权运用针灸之法，先让库狄嵚拉弓向垛，然后对其肩膀上的穴道进行针灸，立即便能开弓射箭。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甄权的医术应以针灸治疗为主，而从他撰写的《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等针灸学著作来看，也可以得到印证。甄权针法高超，甚至“药王”孙思邈也向他请教用针之法，据文献记载：“贞观中，太宗幸甄权宅。权，颍川人，医术为天下最。孙思邈师之，以授针法。时年一百三岁。”[16]贞观中，《旧唐书》作贞观十七年（643），当时甄权已经一百多岁，不仅孙思邈拜他为师，向他学习针法，而且他的医术也引起了唐太宗的注意，亲自到他家中向他询问医学知识，并授予他朝散大夫一职，可惜甄权当年就去世了。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还记载了甄权的一些医学理论知识，借此可以对他的医学思想做一管窥：
甄权曰：“人有七尺之躯，脏腑包其内，皮肤络其外，非有圣智，孰能辨之者乎？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推究孔穴，所疑更多矣。窃闻寻古人，伊尹《汤液》依用炎农本草，扁鹊针灸一准黄帝、雷公，问难殷勤，对扬周密。去圣久远，愚人无知，道听途说，多有穿凿，起自胸意。至如王遗乌衔之法，单行浅近，虽得其效偶然，即谓神妙，且事不师古，远涉必泥。夫欲行针者，必准轩辕正经；
用药者，须依《神农本草》。自余《名医别录》益多误耳。”[17]
甄权认为人的体内有心、肝、脾、肺、肾五脏和胃、胆、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人的体表由皮肤包裹，人们没有“圣智”是不能正确分析和认识其中的病理。甄权所说的“圣智”，应该是既有深厚的医学理论素养，又有高超的医疗技术水平。因为，紧接上述引文，甄权便说自己十八岁就有志修习医术，直到自己年过百岁还在不断地钻研医经和经方，医经是医学理论知识的汇集，而经方则是医学实践经验的汇总。但是，甄权作为一个著名的医者，他对医学的认知肯定有着和普通医者不同的地方。随着对“脉经明堂”持之以恒的研究，对研究对象的认知本应更加明晰，但他却越发感到困惑。用现在的医学视野来看，甄权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科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研究越深入，产生的疑问便会更多。甄权主张学习医经要由古医经入手，他以伊尹撰作《汤液经法》为例加以说明，伊尹以《神农本草》为准，参以阴阳之道，引申触类，撰成《汤液经法》，而《神农本草》则相传为“神农”所作，是我国最早的医书之一。他还以《黄帝内经》和《雷公药对》为据论及扁鹊修习针灸之术，二书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对针灸等医学知识做出了周密的记载。正因为伊尹和扁鹊皆由古医经入手，才会成为著名的医者。甄权对隋唐时期的医者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愚昧无知，既离黄帝、神农等医圣年代久远，又不愿认真钻研《黄帝内经》等上古医经，而仅仅依据《名医别录》等现成医方，然而这些愚医并不知道此类医方大都是个案的汇集，其中不乏错谬之处，盲目地遵从只能贻误病情。甄权又从自己擅长的针灸之法着眼对隋唐时期的针灸学教育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当时的针灸学习只以《龙衔素针经并孔穴虾蟆图》《赤乌神针经》《玉匮针经》这些近人的针灸学著作为主③，因为这些著作浅显易懂，只要稍微加以学习，便可以给人治疗疾病并有所奏效，以至于被人们称为神效。但是甄权认为不从大本大源的《黄帝内经》等古医经入手研习针法，对针灸的学习只会流于表面，拘泥于《赤乌神针经》等医经，而无法深入。职是之故，甄权提出修习针灸之术者一定要从《黄帝内经》等古医经开始，修习药术者要从《神农本草》开始，而陶弘景编著的《名医别录》等书，虽然一开始很容易掌握，但是存在较多的谬误，初学者盲目地遵从，只会贻误病情。
隋唐时期的民间医者可以被皇帝征召，所以有些医者结交皇帝近侍，来为自己谋取官位。据《资治通鉴》“宣宗大中九年（855）”条载：“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为兵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有闾阎医工刘集，因缘交阗禁中，上敕盐铁补场官。仲郢上言：‘医工术精，宜补医官。若委务同盐，何以课其殿最？且场官贱品，非特敕所宜亲臣，未敢奉诏。’上批刘集宜赐绢百匹，遣之。它日见仲郢，劳之曰：‘卿论刘集事甚佳’。”[18]6735此事在《唐语林》中也有所记载：“柳仆射仲郢任盐铁使，奉敕：医人刘集宜与一场官。集医行闾阎间，颇通中禁，遂有此命。仲郢手疏执奏曰：‘刘集之艺若精，可用为翰林医官’。”[19]“闾阎医工”，胡三省注云：“医工无职于尚药局，不待诏于翰林院。但以医术自售于闾阎之间，故谓之闾阎医工。”[18]8057-8058刘集只是一位在民间行医的医者，但他竟通过皇帝近侍这条终南捷径谋取到官位，虽最终被柳仲郢驳回，但还是被皇帝赐绢百匹。刘集想以结交禁中的方式获取官职，虽然最终并未成功，可一旦侥幸被皇帝所赏识，也会受到重用。例如唐文宗时，郑注以药术得幸，《旧唐书》记载：“郑注，蜂州翼城人，始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5]4399郑注以医术交接长安权豪之士，得以被王守澄所用，《旧唐书》记载：“大和中，神策中尉王守澄用事，委信翼城医人郑注、贼臣李训，干窃时权。”[5]2199郑注以医术为豪门治病，后为王守澄所知，被推荐给文宗，并为文宗治愈风病得效，进《药方》一卷，甚得文宗、王守澄赏识[5]4400。郑注同样只是闾阎医工，交通中禁，飞黄腾达。所以，医人交通中禁而获授官职，刘集与郑注是同一情况，只不过刘集因柳仲郢所阻没有成功，而郑注却因王守澄的推荐受到重用。
医术与隋唐民间社会联系紧密，有些官方医疗机构的医者会图财利医治民众，也有些民间医者因为医术高超而被官府征召。但因为医术普及困难，所以隋唐时期不仅大量“福医”“时医”等庸医横行，而且更多是巫医以法术为人疗疾。一般而言，中央医疗机构的医官是只负责给皇室和朝廷大臣诊断疾病，但是他们也会私自给其他病人诊治。如《太平广记》记载：“贞元末，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床塌者累年，晓夜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母归长安。寓于常乐里之别第，将欲竭产以求国医王彦伯治之。彦伯声势重，造次不可一见，佩日往祈请焉。半年余，乃许一到。”[6]2427王彦伯是官方著名医师，普通人想请其治病，即使付出重金，也很难打动他。卢佩因为是朝廷官员，而且奉母至孝，并每天往请王彦伯。即使这样，王彦伯也半年多才愿意为其母看病，由此可见，这些朝廷名医地位尊崇，即使普通官员也很难接近他们。
民间医者因为医术高超而为朝廷官员治疗疾病，亦有其例，如《千金翼方》记载：“安康公李袭兴〈誉〉④称：武德中出镇潞州，嘱随征士甄权以新撰《明堂》示余，余既暗昧，未之奇也。时有深州刺史成君绰，忽患颈肿如数升，喉中闭塞，水粒不下已三日矣。以状告余，余屈权救之。针其右手次指之端如食顷，气息即通，明日饮谈如故。尔后缙绅之士，多写权图，略遍华斋。贞观中，入为少府，奉敷修《明堂》，与承务郎司马德逸、太医令谢季卿、太常丞甄立言等，校定经图，余后以所作呈示。”[17]644此材料为我们解读民间医者与隋唐社会的互动提供了诸多信息。首先此材料提供了医学著作的情况。唐高宗武德中时（约622 年左右），甄权以征士的身份跟随安康公李袭誉镇守潞州，当时李袭誉观看甄权所作《明堂》，不以为奇。此处所记甄权撰作的《明堂》应该就是《旧唐书·甄权传》记载的《明堂人形图》一卷，该书大致完成于公元622 年之前。其次，这则材料为我们展示了隋唐时期民间医者和地方官员之间的互动。甄权在随李袭誉镇守潞州时，当时深州刺史成君绰忽然患有脖子肿胀，喉咙紧闭之病，已经三天无法喝水与进食了。成君绰将自己的病情告诉李袭誉，而李袭誉便命令甄权去救治。甄权运用针灸之法，对成君绰右手次指进行针灸治疗，只治疗了很短的时间，成君绰便能呼吸畅通，第二日就可以正常饮水进食，并且像过去一样和人正常交流。在这个案例中，因为甄权对地方要员成君绰的成功救治，他的名医形象因此得以建立，以致此后朝廷士绅争相传写甄权的《明堂人形图》，甚至造成官绅人手一本的盛况[17]644。最后，此材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民间医者是如何进入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视野中的。赵明诚《金石录》中《唐李袭誉墓志》云：“右《唐李袭誉墓志》，《唐史》列传载袭誉官阀甚略。据《墓志》云：武德初，拜太仆卿，出为潞州总管，寻征拜太府卿。而传言高祖定长安，授太府少卿”者，盖《传》误。”[20]由此可知，李袭誉是在潞州总管任上被唐太宗征为太府少卿来修撰《明堂》的，他借此修撰机会将甄权所作《明堂人形图》呈送给太宗，而太宗看后才去甄权家中看望，并向他询问医药方面知识，授予甄权朝散大夫一职，甄权应该并未就任，在当年就病逝了。另外，孙思邈《千金翼方》中所记奉太宗命修撰《明堂》经图的甄立言则是甄权之弟，《旧唐书》记载他与甄权一起修习医方。
目前学界一般将儒医群体的兴起上溯至宋代⑤，然而按照学界对儒医的一般认知，“儒医为博学经史、修身慎行而又兼通医术的儒者”[21]，儒医的兴起可以上推至隋唐时期。由于唐代不禁民间私学医术，所以在官方医疗机构之外还有其他学医人群，特别是以学习儒术取得科举之名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在为官之余学习一些医术，这类群体区别于任职官方医疗机构中的医学人士，可以将他们归为儒医群体。他们获取医术的方法，一种是源自于家学传承，但因唐代更重视进士群体，所以他们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科举考试上。尽管他们日后登科入仕以儒臣身份出现在庙堂之上，但是由于自身的医学传承，还是会取得同僚以及皇帝的信任，来为他们诊断疾病。还有一种获取医术的方法是阅读医书、请教名医，由于他们拥有官方儒士的身份，那些名医也愿意与他们探讨医术。
以儒者身份入仕唐代中央官僚机构，但最终以医术留名史书的儒医代表人物是甄立言。据《旧唐书》记载，甄立言在唐高祖武德年间任太常寺的副职太常丞。唐太宗时期，御史大夫杜淹患风毒，身体发肿，“太宗令立言视之，既而奏曰：‘从今更十一日午时必死。’果如其言”[5]5090。由此可见，甄立言不仅擅长医术，而且对疾病诊断也非常准确。此外，甄立言还善于诊治疑难杂症，“时有尼明律，年六十余，患心腹鼓胀，身体羸瘦，已经二年。立言诊脉曰：‘其腹内有虫，当是误食发为之耳。’因令服雄黄，须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无眼，烧之，犹有发气，其疾乃愈。立言寻卒”[5]5090。尽管这则材料有些离奇，但从现代科学的观念来看，尼明律所患之病应属杯弓蛇影之类的心理疾病，尼明律估计是将所食之发误以为蛇，导致饮食不调，而甄立言以雄黄治之，去其心疾，所以尼明律之病乃愈。值得一提的是甄立言的医术乃是与其兄私下研习所获，死后更是留下医学著作《本草音义》七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5]5090。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之子刘贶，也是以儒为医的代表。据《旧唐书》记载：“（刘）贶，博通经史，明天文、律历、音乐、医算之术，终于起居郎、修国史。撰《六经外传》三十七卷、《续说苑》十卷、《太乐令壁记》三卷、《真人肘后方》三卷、《天官旧事》一卷。”[5]3174刘贶不仅家传经史之学，而且擅长天文、医、算等方技之术，可谓学识渊博。据新旧唐书等史料对刘知几相关事迹的记载，不见其有学医经历，所以刘贶的医学知识很可能并非来自家学传承，而是靠自己平时兴趣积累所得。刘贶虽然撰写了医书《真人肘后方》三卷，但却不以医学冠名，而是以国史编修为世人所知，可谓是典型的儒医。
唐代的儒医群体获取医学知识大多依赖兴趣爱好，自学而成。与医学家族世代为医，以医术为官不同，儒医群体的学习以儒术为主。他们经史传家，以儒为业，所以在以儒术取士的古代社会，较易获取功名。因此儒医群体不仅有时间去获取医学知识，而且凭借着他们有利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还可以和名医相互讨论医术。尽管儒医并不以医术为主业，但他们因为兼具朝廷儒臣和习医之士的双重身份，获得包括皇帝在内的重要人物的信任，为他们诊断疾病。这也因此建构起了他们儒学身份之外的另一重历史记忆，儒医应以儒术显明后世，但却因医术的突出而列名《方伎传》，这不仅彰显了隋唐时期儒医身份地位的嬗变，也说明了医术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地位的不断上升。
隋唐医人群体主要由官方和民间两大医人群体所组成，但二者之间又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之间又有着互动交融，从而构成了隋唐社会多元的医学群体格局。官方医人群体供职于太医署、药藏局等国家医疗机构之中，他们主要负责皇室和官员的疾病治疗。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与封闭性，在隋唐时期形成了许多举世为医的医学世家。这些医学世家凭借着医学知识的话语权，不仅成为了官方医疗机构的掌握者，而且在民间也拥有极高的威信。民间医人如孙思邈、甄权等，因其既重视医学实践，也重视对医理的阐发，所以其医术不仅在民间获得信任，也被官方认可，从而参与到官方医疗活动之中。官方和民间医人群体通过与患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不仅在政治层面对隋唐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民间层面也使得医学知识在隋唐社会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为以关怀天下的儒士群体提供了一种救世济民的渠道。正是在这种多元互动背景下，许多儒士也纷纷参与到医学活动中，他们不仅积极学习医学知识，还经常与医者相互探讨，甚至还撰写医书，传播医学知识。隋唐医学群体的多元共生，既是在继承魏晋南北朝医学体系上的开拓，又为宋代医学的开新准备了条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注 释：
①《旧唐书》在引用《卢照邻集》时将“皇辛丑岁生，今年九十二”改为“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而四库馆臣采用《旧唐书》对《卢照邻集》改动之后的文字，所以认为《卢照邻集》传写讹误，而事实上《卢照邻集》的原文所记和四库馆臣的判断一样，孙思邈生于隋文帝开皇辛丑（581 年），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 年），年百余岁。针对《四库全书总目》对孙思邈生卒年的考证，余嘉锡也给予了肯定，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讲到“孙思邈卒于永淳元年，年百余岁。自是年上推至开皇辛丑正一百二年，数亦相合，则生于后周隐居不仕之说，为史误，审矣。”
②《太平广记》记载有几处与《旧唐书》记载不符，首先《旧唐书》记载高宗召见孙思邈是在显庆四年，而《广记》作三年。其次，《旧唐书》记载高宗赐予孙思邈鄱阳公主宅邸是在上元元年，而《广记》也笼统记载为显庆三年。最后，《旧唐书》记载卢照邻作《病梨树赋》，而《广记》则作《蒺藜树赋》，查《卢照邻集》正作《病梨树赋》。
③“王遗乌衔”据叶明柱研究应该为《龙衔素针经并孔穴虾蟆图》《赤乌神针经》《玉匮针经》等三部针灸学著作，笔者认为此说可以成立。参见叶明柱著《“王遗乌衔”考释》，载《上海针灸杂志》，2011 年第9 期，第646-647页。
④据王雪苔《唐代甄权〈明堂人形图〉与官修〈明堂针灸图〉考》一文考证，李袭兴应为李袭誉之误。参见《中华医史杂志》2003 年第33 卷第4 期。
⑤程民生认为两宋时“儒医”首次出现，参见《宋代医生的文化水平和数量》，载《河北学刊》2018 年第3 期，第54-61页；
张玉漫、刘涛认为儒与医之间的关系，在宋代已开始出现融合态势，参见《明清时期儒、医融合的思想演变及其特征》，载《社会科学战线》2021 年第12 期，第18-24页。无论是范仲淹的“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说，还是《宋会要辑稿》中明确提出的“儒医”一词，都显示出儒与医、儒道与医道之间已经开启了融合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