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角色两分视角解读《道德经》：一部中国式领导学著作①

刘 刚 梁 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5-19。，“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7-02。本文致力于以角色两分为突破口，将分布在《道德经》各章中零散、片段化却又蕴含着内在逻辑的领导学思想精髓加以梳理、提炼，对这部先秦中国式领导学著作进行深入、系统的解读，开展一场连接古今、跨越中外的领导学思想对话，让中国式管理研究在领导学领域显示更多“文化自信”的底气。

古往今来，《道德经》引发了广泛关注，影响范围涉及帝王、先贤、当代国家领导人、企业家等各个群体，涵盖哲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Will Durant)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3)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45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将《道德经》置于至高的地位。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会像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这些树根今天仍然生机勃勃。”(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7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87年，老子甚至被《纽约时报》评选为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这一称号赋予了《道德经》在人类思想史上崇高的地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已成为在当今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世界名著。在众多学者视角各异的解读下，《道德经》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哲学方面，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中说：“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5)黑格尔：《历史哲学》，1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文明方面，1944年美国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的《老子生活之道》、1955年布莱克尼(R.B.Blakney)的《生活之道》(《道德经》译本)，无不传递了以“生命”为主题的智慧探索，并一致认为“老子‘自然’、‘无为’、‘不争’、‘处下’的思想有助于弥补西方人的性格缺陷”(6)吴雪萌：《英语世界老学研究》，3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标志着西方文化的终结和机器文明崩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文化成为“拯救战后西方文明的‘良方’”(7)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1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一度引发追寻东方智慧与反思西方文化和机器文明的热潮。现代经济方面，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J.J.Clarke)认为：“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8)李世东、陈应发、杨国荣：《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276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道德经》所提出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利他以自利的市场交易途径，术有专攻、因时而变的市场主体技能，以及多层次的市场治理手段等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斯密(A.Smith)、魁奈(F.Quesnay)更为深刻。(9)刘刚、廖正贤、梁晗：《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中国思想溯源——〈国富论〉与〈货殖列传〉〈道德经〉比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1)。

然而，回顾其传世历程，不难发现，《道德经》不仅是道家学派的重要典籍，抽象出以“道”为核心的哲学理论体系，也是先秦时代关于领导学的经典论著，其价值在中国历代帝王及当代政治领袖的治国理政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由数位帝王为之注解或赞誉、被后世广泛誉为“君王南面之术”(10)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2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的典籍。唐玄宗对《道德经》的推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为老子奉上了“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的尊号。宋真宗赵恒称之为“治世之要”(11)邓广铭：《宋史十讲》， 8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宋徽宗赵佶对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推崇备至，封其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并注：“其辞简，其旨远，学者当默识而深造之。”(12)赵佶：《宋徽宗道德真经解义》，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明太祖朱元璋给予《道德经》极高的赞誉：“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13)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56页，上海，涵芬楼影，1923。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称赞道：“老子道贯天人，德超品汇，著书五千余言，明清静无为之旨。”(14)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御注道德经》，99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可以说，《道德经》中所蕴含的领导思想通过历代帝王的汲取，经由历代帝王的施政，对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明清时期，《道德经》开始传入西方，并在西方政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近现代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深受其影响。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R.W.Reagan)曾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以下引用该书只列章序号)来阐述其治国理念。(15)张守仁：《在那〈道德经〉诞生的地方》，载《光明日报》，2018-01-12。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Schroeder)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16)葛荣晋：《外国人眼中的〈道德经〉》，载《光明日报》，2012-09-20。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Медведев)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引用老子的言论“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并建议全世界“遵循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的教诲，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17)叶自成：《“原点”之思：历史、典籍中的执政思想源泉——传统文化精华与习近平治国理念》，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1)。。甚至，“有人用‘总统之师’来形容老子在美国政坛上的地位。”(18)吴雪萌：《英语世界老学研究》，22、49、124、14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可见，《道德经》对古今中外政治领导人影响之深远、弥久、广泛。

事实上，《道德经》所蕴含的治国之要、御下之术、修身之道与现代企业领导思想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深受企业家的追捧，广泛影响着企业领导实践。张瑞敏在海尔创业20周年纪念会上谈及海尔所取得的成绩时，强调的第一条就是把握“无为”和“有为”的关系，即《道德经》的“为无为，则无不为”(第三章)思想。(19)吴晓波：《你还关心张瑞敏吗？》，载《钱江晚报》，2014-07-16。不仅如此，《道德经》中所蕴含的领导思想也深刻影响着其他国家的企业家，如在日本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Konosuke Matsushita)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领导企业的过程中，他主张将《孙子兵法》用在销售上，将《大学》用在管理上，将《道德经》用在最重要的领导上。(20)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15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曾担任诺基亚总裁的奥利拉(J.J.Ollila)自称以老子为师，他常引用老子的话：“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21)刘世英、万资姿：《老子的财富：经营的高境》，58页，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道德经》领导思想在企业界影响深远，展现出勃勃生机。

《道德经》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影响，也引发了管理学者对其展开探讨与剖析，并奉之为一种至高的领导准则和境界。迈克尔·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在其著作《道与方法：对〈道德经〉的推理探讨》中写道：“道家同儒家一样关心国家的领导权问题。而当代西方读者不仅可以将老子关于‘领导’理念运用到高层行政职位，也可以运用到任何需要领导决策的职位上，《道德经》中阐发的领导艺术是美国人所迫切需要的。”(22)吴雪萌：《英语世界老学研究》，22、49、124、14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美国管理学者卡尔·阿博契特(Karl Albrecht)在其所著的《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一书中，谈到管理的过去与未来时，引用了《道德经》的“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第六十八章)，并指出：“讲这几句话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代表见识不凡的管理者长久以来都在努力，但仍未有人能够趋近这种道的境界。从某种意义来看，管理者的历史，也就是试图实践这项基本观念的历史。”(23)阿博契特：《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145-146页，台北，长河出版社，1984。德国学者曼弗雷德·马丁(Manfred Martin)和加比·波尔纳(Gabi Porner)在《重塑管理形象》中把《道德经》倡导的管理境界列为最高境界，并说老子“是领悟领导真谛的大师”，其领导水平超过其他所有管理思想大师。(24)曼弗雷德·马丁、加比·波尔纳：《重塑管理形象》，50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美国学者约翰·海德(John Heider)所著《领导之道》从现代管理学的视角对《道德经》所传达的领导智慧进行了解读。(25)J.Heider.The Tao of Leadership.Atlanta:Humanics New Age,1985.在约翰·海德看来，《道德经》主要包含自然之道、处世之道(26)处世之道，或称“生活之道”，关注的是采用什么生活方式与自己、他人和世界和谐相处。约翰·海德另一本解读《老子》的著作——《日常生活之道》(The Tao of Daily Living)于2000年出版。和领导之道三大主题，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对‘自然之道’的认识、对‘处世之道’的把握，最终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领导智慧’。”(27)吴雪萌：《英语世界老学研究》，22、49、124、14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国内学者在对约翰·海德的《领导之道》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强调“以‘领导之道’解老是约翰·海德《老子》诠释的最突出特点。约翰·海德以‘道法自然’为基本原则，揭示了老子之‘道’及‘领导之道’的基本内涵，探讨了老子的柔性管理方略，进而阐述了成功的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和品格，从总体上展示了老子的领导艺术”(28)吴雪萌：《英语世界老学研究》，22、49、124、14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但不可否认，由于文化背景的缘故，约翰·海德对《道德经》的阐释充满了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例如他在《道德经》第一章“道”的阐释中写道：“Tao is God”，据统计，“God”一词在约翰的译本中出现次数高达18次，诸如“道”“德”“帝”“宗”等核心概念均以“God”一词来代替。(29)吴雪萌：《英语世界老学研究》，12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不难发现，目前对于《道德经》中领导学思想的研究总体而言较为零星、分散，尚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亟须深入把握、系统梳理《道德经》中所蕴含的领导学思想精髓，构筑一种自成体系的中国式领导学理论。但一部《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凡五千余言，篇幅虽不长，却文约义丰，本身让人理解起来颇费周折，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再加上《道德经》系老子口述，由函谷关守关将领尹喜记录下来，这种口述体的论著相对于精心谋篇布局的著作而言，思想往往带有较大的跳跃性，对系统地把握其中所涉及的领导学思想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道德经》中所涉及的角色多种多样，且在论述过程中，老子还经常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切换、转移，因此让后人读起来颇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如何立足于中国式领导视角，从复杂、深奥的《道德经》中抽丝剥茧，解读其自成体系的中国式领导思想，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就在于角色两分，首先必须对这些角色逐一进行甄别和归类，明确其相互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所言：“到头来，对领导者的唯一定义是他/她拥有追随者。”(30)弗兰西斯·赫塞尔本、马歇尔·戈德史密斯、理查德·贝克哈德主编：《未来的领导》，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可见，领导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相对于追随者，即被领导者而言，领导者才有存在的意义。沿着这一思路，细究起来，《道德经》中林林总总的各种角色，归纳起来无非就两大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总体而言，圣人、吾、我、天、天地、地、侯王、善人、主、君子、上、王、长、上士、王公、天子、人主、帝等，属于领导者之列；
而天下、人、民、万物、物、众人、不善人、百姓、俗人、过客、臣、下、下士等，属于被领导者之列(详见表1)。

表1《道德经》角色词频表

以圣人这个词为例，在《道德经》中共出现了31次。对于那些有修养、有境界的领导者，老子将他们称呼为：有道者、善为士者、善为道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者、同于德者、保此道者、善战者、善胜敌者、善用人者等，并给予他们极高的赞誉，甚至将其赞为“配天之极”(第六十八章)。界定了这两种不同的角色，就打开了一个全方位解读《道德经》的新视角。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道德经》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先秦时期的领导学著作。

正是由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这一角色两分新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梳理《道德经》领导学思想的新脉络，才使得我们得以窥知其中的奥妙。《道德经》这部先秦时期的领导学著作，具备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系统性。老子在《道德经》中讨论了领导者思维、领导者修养、领导力来源、领导者定位等一系列问题，涉及领导学的方方面面。第二，普适性。《道德经》中所主张的系统思维、辩证思维、贵柔思想、守中思想、不争之德、知足谦逊、持之以恒、诚信之德、担当意识、自省意识、授权原则、激励原则和沟通原则等，既适用于中国情境，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领导者，不仅被奉为政治领袖的治国之道，也同样被企业领导者视为充分调动下属积极性、主动性的金科玉律。第三，前瞻性。《道德经》中所提出的领导学思想，经受住了2 500多年的时间考验，历久弥新，对于现代各类组织的领导者而言，依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

思维决定行动，领导者思维是一切领导行为的基础。关于领导者思维，《道德经》讲求阴阳调和，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对于领导者而言，阴阳调和要求其确立两种基本的思维模式，即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

就系统思维而言，老子主张“大制不割”(第二十八章)，认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割裂开来。事实上，组织中许多问题的出现，就在于政出多门，出自不同部门的规章制度要么相互冲突，作用抵消；
要么相互之间难以做到无缝衔接，无法发挥协同作用，形不成合力。各自为政造成的结果是：合成谬误的现象在组织中极为普遍，每个部门、每位员工的主观意愿都非常好，大家也都非常努力，但所有部门、所有员工努力的结果却是组织整体利益的受损。“大制不割”思想的提出，有助于领导者从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配置资源，从而有效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出现，最终推动组织跳出合成谬误的陷阱。

就辩证思维而言，老子明确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认为规律的运动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而规律的作用形式则是保持柔弱的状态。

在老子看来，事物发展是相反相成的，正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大成若缺”(第四十五章)，“大盈若冲”(第四十五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四十五章)。有鉴于此，领导者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留有余地，切忌贪多求全，要“盛时常作衰时想”(3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一》，38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时刻保持危机意识。这也是曾国藩之所以追求“花未全开月未圆”(3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93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这一理想境界的根本原因，正所谓“盖天下之理,满则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3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13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正是认识到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老子坚信“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的道理，认为领导者应该谨守中道，把握合理的度，做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第五十八章)，真正“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不走极端，否则，就很容易遭遇“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第二十四章)的不利局面。对于下属，领导者一方面应该大力加以爱护，做到“利而不害”(第八十一章)；
另一方面，要清楚“甚爱必大费”(第四十四章)的道理，对其进行严格管教，不可一味纵容、迁就。对于财富，领导者要学会与下属分享，让为组织发展做出贡献的员工能从组织的发展成果中获益，否则，必然导致“多藏必厚亡”(第四十四章)。不可忽视的是，“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第四十二章)，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不应视为零和博弈，而应视为正和博弈。在正和博弈的情况下，表面上看，领导者在利益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虽然下降了，但充分调动起下属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将蛋糕做大”，领导者所分配的利益总额反而得以大幅增长。而在零和博弈的思维影响下，表面上看，领导者在利益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了，但组织由于内耗而使得其发展止步，领导者所能分配到的利益总额并不会增加多少，甚至反而会减少。所谓财散人聚，财聚人散；
财富越分越多，而不是越分越少，道理就在于此。“守中”思想对领导者做好悖论管理至关重要，提醒领导者不走极端，注意度的拿捏、分寸感的把握。老子讲“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第七十二章)，就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

老子非常关注事物的发展变化，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领导者如果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就可以少走弯路，做到事半功倍。老子讲：“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十一章)，对于领导者形成正确的财富观很有价值。财富积累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对财富的拥有给人带来利益，但静态的拥有难以让财富的效用充分发挥出来，钱只有把它花出去才能发挥作用，资金闲置在那儿只会贬值，只有把它投资出去，才可能实现增值，这也正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强调的“无息币”。

这种物极必反的辩证思维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老子对危机管理的论述之中。在老子看来，“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福祸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身处顺境的时候，领导者要学会居安思危，深刻把握“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二十三章)的道理，切不可得意忘形。此时，领导者应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明白“治之于未乱”(第六十四章)的道理，致力于将各种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做好各项危机预防工作。缺乏强有力的危机意识，对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挫折缺乏必要的认识，就很容易出现“多易必多难”(第六十三章)的局面。所以，老子主张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有足够的预估，告诫领导者“是以圣人尤难之，故终无难矣”(第六十三章)。特别是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领导者应力求“豫兮若冬涉川”(第十五章)，多几分谨慎，不光要考虑积极、乐观的一面，而且要关注消极、可能出问题的一面，在勇担风险的同时对未来面临的挑战有充分的估计，才能避免“勇于敢则杀”(第七十三章)，做到“勇于不敢则活”(第七十三章)。在组织顺风顺水、日子好过的时候，领导者依然要保持节俭的作风，不要大手大脚，时刻提醒自己“俭，故能广”(第六十七章)。尤其是当组织处于鼎盛阶段的时候，领导者应警惕“物壮则老”(第三十章、第五十五章)的情形加速到来，通过积极推进组织变革，开展各种创新活动，努力打破核心竞争力的刚性，从而避免组织过早滑落至衰退期。要做好危机管理，事前的预防胜于事后的处理。有鉴于此，老子使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句来说明危机预防的重要性：“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第六十四章)，提醒领导者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危机诱因或苗头保持足够的警惕，做好危机预控工作。德鲁克对于危机管理的观点可谓与老子不谋而合，认为“预测危机”是领导者实现未来目标的战略计划行动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34)P.F.Drucker.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0,p.9.

就“弱者道之用”来讲，老子坚信“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的道理。为了说明这一点，《道德经》采用了一连串比喻：“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第七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正因为这样，老子明确总结道：“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道德经》中“守柔曰强”(第五十二章)的观点对于与对手展开竞争具有很大的启示。既然“强梁者不得其死”(第四十二章)，无论对于组织还是个人而言，在必要的时候都要学会示弱，千万避免强出头。当然，示弱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让步与怯懦，而要求领导者具备强大的内心世界。正如老子所说“知其雄，守其雌”(第二十八章)，领导者内心要知道自己的雄心壮志所在，但表面上却要谨守柔弱的状态。可以说，“知雄守雌”是相互博弈的主体在竞争的过程中游刃有余的自我保全、自我发展之道。老子还不忘提醒领导者时刻警惕来自竞争对手的“糖衣炮弹”的潜在威胁，避免掉进竞争对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第三十六章)的陷阱。老子呼吁：“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第六十九章)，否则，阴沟里翻船的事也就在所难免。

正如德鲁克(有的译著译为杜拉克)所言：“一般的管理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目标则是有效地管理自己。只有那些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35)彼得·F.杜拉克：《有效的管理者》，序言，北京，求实出版社，1985。有效的领导首先来源于领导者自我修养的提高，老子认为“重为轻根”(第二十六章)，领导者如果不注重个人修养，必然会缺乏厚重的基础，最终导致“轻则失本”(第二十六章)。

德鲁克所指导的第一位管理学博士威廉·A.科恩(William A.Cohen)透彻剖析了德鲁克的领导力思想，并撰写了《德鲁克论领导力：现代管理学之父的新教诲》一书，其中用一整章的篇幅，对德鲁克告诫领导者应当避免的种种行为和性格缺陷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归纳，并称之为“领导的七宗罪”，分别是傲慢之罪、色欲之罪、贪婪之罪、懒惰之罪、愤怒之罪、嫉妒之罪和贪食之罪。(36)威廉·A.科恩：《德鲁克论领导力：现代管理学之父的新教诲》，66-75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事实上，“七宗罪”所强调的领导者应警惕的诸多行为早就在《道德经》中有所论述。但与“领导的七宗罪”所不同的是，《道德经》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从正面角度来讨论领导者修养问题，讨论的层面更广也更深，涵盖“恕”道、“不争之德”(第六十八章)、知足、谦逊、诚信、勇于担当等诸多方面，并认为修行之道在于持之以恒、自我反思。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为领导者指明了应该避免的不恰当行为和应该推崇的正确行为，更为领导者如何趋利避害指明了具体的努力方向。因此，领导者应“尊道而贵德”(第五十一章)。老子对于具有至高无上道德素养的人极为推崇，并将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素养誉为“玄德”。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第四十九章)。领导者首先应修炼“恕”道，具备换位思考的能力，在决策和沟通时习惯经常性地站在别人特别是下属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领导者在组织中的美誉度取决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为组织和员工做了多大的贡献，是自身努力水到渠成的结果。这就意味着，领导者的美誉度取决于组织成员一致的口碑。如果领导者一味为追求荣誉而作为，必然会出现“致数舆无舆”(第三十九章)的结局，反而无法获得荣誉。领导者应明白“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三十九章)的道理，只有真正为下属着想，始终关注下属诉求，才能不断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老子反复论证“不争之德”的重要性，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不争之德”也在实践中得到了重视，如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认为：“天之道，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唯有如此“才能处理国际关系”(37)李相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善若水作为人生信条》，载韩国《中央日报》，2015-12-24。。而在阐释“不争之德”时，老子进一步强调：“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第六十八章)，由此可见，领导者修炼“不争之德”，乃是其破解“愤怒之罪”的根本。此外，老子之所以强调不争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和大怨，必有余怨”(第七十九章)，一个人如果树敌太多，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正因为这样，“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八章)。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争的极端形态就是战争。老子极其反对战争，主张“不以兵强天下”(第三十章)，认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三十章)，提醒企业领导者应努力避免恶性竞争，对于企业摆脱恶性的价格战、跳出竞争激烈的“红海”、通过价值创新开拓“蓝海”市场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正是因为意识到“不争之德”的价值，老子认为领导者应“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十九章)，回到“圣人皆孩之”(第四十九章)的返璞归真状态。老子认为“治人事天莫若啬”(第五十九章)，奉劝领导者要学会爱惜自己的精气神。过于追求自我的物质享乐，纵情声色犬马，很容易让领导者迷失自我，因此，他提醒领导者：“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也就是戒“领导的七宗罪”中的“色欲之罪”“贪婪之罪”“贪食之罪”。

在老子看来，知足是领导者的美德，认为“保此道者不欲盈”(第十五章)；
而谦逊是领导者的立身之本，领导者应“功成而弗居”(第二章)。领导者如果贪心不足，必然会侵犯别人的利益，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很容易惹祸，所以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领导者如果充满娇骄之气，必然会招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九章)的不利结果。特别是以往功勋卓著的领导者，更需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要躺在曾经的功劳簿上自我感觉良好，原因在于：“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二十四章)。老子高度赞赏“圣人被褐怀玉”(第七十章)的低调作风，认为贤能是一个人的内在素养，而不应时时写在脸上、说在嘴上，领导者应“不欲见贤”(第七十七章)。凡是具有高尚道德素养的人，从来不标榜自己的道德素养，所以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有德之人，因此，他才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徳”(第三十八章)。即便面对下属因不理解自己而产生抱怨乃至怨恨，领导者依然要能坦然自若，做到“报怨以德”(第六十三章)。锋芒毕露是老子极其反对的处事之道，在《道德经》中两处呼吁领导者应“和其光，同其尘”(第四章、第五十六章)，努力与大家打成一片。由此可见，老子所提倡的领导者的知足谦虚之德，正是解决德鲁克所提及的“傲慢之罪”“嫉妒之罪”之良策。

对于领导者来说，诚信至关重要，原因在于“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章)，如果领导者本身就信用不足，必然会失去下属对自己的信仼。为了更好地确立自己诚实、守信的形象，领导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轻诺必寡信”(第六十三章)的道理，一方面，应努力做到诺不轻言，说话要谨慎，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轻易表态，做到“悠兮其贵言”(第十七章)；
另一方面，应坚持诺不轻弃，讲究“言善信”(第八章)，一旦答应别人的事情，要言出必践，千万不能食言。正如德鲁克在讨论个人诚信的必要性时所说的那样：“下属可以原谅领导者的诸多错误，但是无法原谅他们缺乏诚信。”(38)P.F.Drucker.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New York:Harper Collins,1954,p.192.

老子认为领导者应具备强有力的担当意识，勇于担责。正是因为具备这样的担当意识，领导者才能称其为领导者，所以老子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第七十八章)。为此，领导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应重点关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将自己定位于自我实现的人，追求“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第六十四章)。当一般员工关注相对低层次物质需求的时候，领导者则应关注成就感、使命感这样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当一般员工稍稍掌握一些专业技能及管理素养就止步不前的时候，领导者要养成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习惯，才能带领好整支队伍，让它不至于偏离既定的方向。

老子十分赞赏“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第四十一章)的态度，认为领导者如果希望提升自己的修养，持之以恒的品质非常关键，应积极从当下细微的改变开始，以克制“懒惰之罪”。因此，老子呼吁：“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六十三章)。老子深知“知易行难”的道理，提醒领导者“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第七十章)，“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第七十章)。正是因为看到“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第六十四章)的情况经常发生，老子向领导者发出警告：“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第六十四章)，强调韧劲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只有一以贯之，才能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

自我修养的提升，要求领导者做到“自知者明”(第三十三章)，养成反思的习惯。为此，领导者应“致虚极，守静笃”(第十六章)，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给自己留出虚静无为的思考空间。须知，“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领导者如果每天都忙忙碌碌的，好像处于“实境”之中，但由于忙于“埋头拉车”，忽视了“抬头看路”，最终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局。尤其是对于自己的毛病，领导者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正视自己的毛病才能克服它，所以老子才说：“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第七十一章)。

领导力的提升不仅要关注领导者自我修养的提高，还需要关注领导力来源。现代领导学研究认为，领导的权力来源于五大方面：法定权力、强制权力、奖赏权力、专家权力和参照权力。(39)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管理学》(第13版)，475-47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而《道德经》作为先秦时期的经典，早已涉及对这几种领导权力的讨论，足见其前瞻性。

老子认为，领导力首先来源于领导者所拥有的正式职位。在他看来，“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第二十五章)，充分肯定了“王”这一正式职位所拥有的权力。这种正式职位所赋予的权力，即职位权力必须要求先定名分，赋予领导者以法定权，即“始制有名”(第三十二章)。一旦名分确定，就清晰地界定了该职位所对应的职权与职责，如果超出一定的范围，必然侵犯别人的权责范围，有鉴于此，领导者应努力做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第三十二章)。而这一点也与现代组织管理制度不谋而合，正是程序、身份、头衔等赋予了组织中某个人发挥领导作用的权力，才使其得以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做到在其位谋其政，正所谓“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第三十二章)。与此同时，老子也主张“常有司杀者杀”(第七十四章)，组织应努力避免各种越位现象的发生。否则，“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第七十四章)。可见，越位行为一旦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越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有违正“道”、打破规则的行为，然而，其对组织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时间上往往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偶然一两次越位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当时很容易被忽略，但长此以往，蔑视规则、不讲规矩的现象势必愈演愈烈，制度的约束力将一点一点被瓦解，直至荡然无存，引发腐败、谋私、犯罪等严重后果，不仅对领导者个人，也对整个组织产生严重危害，甚至让整个组织遭遇灭顶之灾，如曾经在英国历史上地位非常显赫的巴林银行，就是在期货交易员尼克·李森(Nick Leeson)一次次越权操作下走向破产的悲惨命运。

依托上述法定权，派生出两种相应的职位权力，即奖励权与惩罚权，这与现代领导学所强调的奖赏权力和强制权力相对应。老子充分重视奖励权的运用，认为只要激励到位，一定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即所谓“乐与饵，过客止”(第三十五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领导者切不能忽视对下属的物质激励，注意满足下属正当、合理的物质诉求，确实做到“实其腹”(第三章)。同时，老子也极为重视惩罚权的价值，认识到惩罚对下属的威慑作用：“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第七十四章)奖惩手段的综合运用，是确保组织高效运行的重要手段。

老子也认识到，领导力还来源于职位之外的权力，即各种各样的非职位权力。领导者应注重道德权的培育，注意“行不言之教”(第二章)，以自身的示范作用来积极引导下属的行为。老子十分看重领导者道德垂范的改造作用，认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之于国，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第五十四章)。道德权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领导者发挥榜样的作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二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典型人物与事迹的挖掘与宣传，在组织中建立起阳光、健康、积极的氛围。为了打造组织正的能量场，老子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第五十七章)，领导者切不可将市场竞争中出奇制胜的游戏规则延展到组织内部，否则，必然会导致很多无谓的内耗，造成人心涣散的局面。领导者应注重亲和权的培育，明白“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第六十六章)的道理，时刻提醒自己“大者宜为下”(第六十一章)，始终保持谦下的姿态，多为员工着想，注重满足员工的利益，这样才能做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事实上，《道德经》所强调的“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七章)，并不是说领导者要多么保守，而是强调领导者应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前。道德权与亲和权，也是现代领导学研究所提出的参照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强调的是“由于个体拥有令人羡慕的资源或个人特质而产生的权力”(40)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管理学》(第13版)，47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此外，领导者还应注重专家权的培育，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把自己打造成某个领域的行家里手，做到“事善能”(第八章)，才能真正达到“绝学无忧”(第二十章)的境界，须知：最好的学问才能真正让人摆脱忧愁。在此基础上，领导者再将这些技能传授给自己的下属，在组织中建立起“善人者，不善人之师”(第二十七章)的“传帮带”机制。老子大力批评“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第五十三章)的现象，反对走捷径的侥幸心理，对于领导者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来打造专家权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领导者的时间、精力及所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明确领导者的定位就显得至关重要。老子对领导者不同的领导境界加以甄别：“太上，下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第十七章)。老子坚持“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一切皆需顺应自然，这是最理想的领导境界。只要奉行自然无为的领导法则，就能实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第四十八章)的理想情形，自然就进入“太上”这一最高的领导境界。这也是一些著名的企业家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第八任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就曾依据老子的“为道日损”(第四十八章)的思想，提倡“无为式”的“简单的管理”(41)杰克·韦尔奇：《赢》，122-123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而松下幸之助也曾表示：“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42)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15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说到《道德经》所甄别的“下知有之”“亲而誉之”“畏之”“侮之”四种领导境界，现代领导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林林总总的各类领导风格与其存在着很强的对应关系。

关于“下知有之”，苏辙在《老子解》第十七章中注解：“以道化育天下，而未尝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有之而已”，意味着在领导过程中，要倚仗“道”来指引，顺应规律，而不是采用行政手段横加干预，虽然被领导者并不知道是如何治理的，却知道有这位领导者的存在，并且自然而然地达到最优的状态。这一点与变革型领导所倡导的思想不谋而合，变革型领导提倡领导者通过领导魅力(或称为理想化影响力)、领导感召力、智识启发和个性化关怀(43)陈永霞、贾良定、李超平、宋继文、张君君：《变革型领导、心理授权与员工的组织承诺：中国情景下的实证研究》，载《管理世界》，2006(1)；
B.M.Bass.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85。，即所谓顺应下属发展需求和规律的“道”，从而激发下属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潜力，及其求新求变的意愿和能力，促使下属能够自发地为组织实现高绩效、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而奉献。(44)W.Bennis,and B.Nanus.Leaders:The Strategies for Taking Charge.New York:Harper & Row,1985.愿景型领导亦是如此，通过“领导者对未来组织状态的想象；
领导者有效地描述愿景并传递给追随者；
授权使追随者能有效地实现愿景”三个阶段来实现组织目标(45)F.Westley,and H.Mintzberg.“Visionary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9,10(S1):17-32.，也被视为变革型领导发挥领导感召力的核心部分(46)M.A.Griffin,S.K.Parker,and C.M.Mason.“Leader Vi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daptive and Proactive Performance：A Longitudinal Stud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10,95(1):174-182.，都是遵循“道”的“无为而治”，却能够触发下属自发地“做正确的事”。

在“亲而誉之”方面，苏辙在《老子解》第十七章中指出：“以仁义治天下，其德可怀，其功可见，故民得而亲誉之”，这就意味着：领导者可以采用家长型的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所推崇的以仁慈道义、道德操守来领导下属。(47)鞠芳辉、谢子远、宝贡敏：《西方与本土：变革型、家长型领导行为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的比较研究》，载《管理世界》，2008(5)。王弼在《道德经注》第十七章中写道：“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强调通过设立善的标准和模范，施与百姓恩惠，以获得百姓的亲近与赞美，这与交易型领导的做法相一致。领导者可以通过清晰地界定下属的角色定位，为下属安排明确的工作任务，让下属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并以某种奖励和利益作为下属努力工作的交易条件。(48)J.M.Burns.Leadership.New York:Harper & Row,1978.

对于“畏之”，“不复能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王弼《道德经注》第十七章)，这正是家长型威权领导所强调的：通过领导者个人权威以支配下属，从而达到领导效果。(49)鞠芳辉、谢子远、宝贡敏：《西方与本土：变革型、家长型领导行为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的比较研究》，载《管理世界》，2008(5)。

最次者“侮之”，辱虐型领导表现出持续性负面行为，如在公开场合对下属进行指责、嘲讽、贬低、辱骂、发泄怒气等，试图让下属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但长此以往，很容易引发下属持续性的焦虑、抑郁情绪，质疑自身的工作和价值，对领导者设立的规则、分配的任务避之不及，甚至以离职来反抗(50)B.J.Tepper.“Consequences of Abusive Supervi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2):178-190.，即“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王弼《道德经注》第十七章)。

表2《道德经》的领导境界与现代领导风格

关于如何通过“无为而治”实现“太上”的领导境界，老子以烹饪做比喻，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强调：当下属甘心从事其职责的时候，要努力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老子一再告诫领导者：“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二十九章、第六十四章)。当然，老子主张领导者“无为而治”，并不是要领导者没有任何作为，而是强调领导者的各种作为要顺应规律，不能胆大妄为，也不可胡乱作为，真正做到“以辅万物之自然”(第六十四章)。

要践行“无为而治”，领导者要学会授权，做到君无为、臣有为，大事有为、小事无为。(51)刘刚：《品国学悟管理》，137-1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通过赋予下属相应的权力，将下属的主观能动性真正调动起来，领导者就能做到“不出户，知天下；
不窥牖，见天道”(第四十七章)，最终达到“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第四十七章)的境界。

要当好领导者，沟通与激励这两种领导手段必须予以重视。领导者只有讲究沟通的方式、方法，做到“善言无瑕谪”(第二十七章)，才能获得下属的尊重，即“美言可以市”(第六十二章)。而有效的沟通首先要求领导者说话必须有根据，不能信口开河，做到“言有宗”(第七十章)。就激励而言，正所谓“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第七十九章)，领导者要学会与下属分享，才能实现“双赢”，因此，“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
既以与人，己愈多”(第八十一章)。老子深刻认识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第七十五章)，如果领导者不善于与下属分享，必然会出现员工离心离德、士气涣散的现象。

毋庸置疑，《道德经》中的领导思想得到历代帝王的尊崇，也经受住了2500多年来中西方各国政要和企业领导者的考验。然而，鉴于《道德经》口述体的撰写特征，且文字较为深奥，领悟其中所蕴含的领导学思想颇费周折，使得目前有关《道德经》领导学思想的研究较为分散、零星且不成体系。为此，本文立足于解读《道德经》领导学思想的新突破口——角色两分，将《道德经》中所涉及的形形色色的角色界定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两大类，并遵循这一思路抽丝剥茧，提炼了《道德经》所蕴涵的一套包含领导者思维、领导者修养、领导力来源、领导者定位等在内的中国式领导学思想体系，归纳了《道德经》领导学思想所具备的系统性、普适性和前瞻性三大特点，更为清晰地揭示了《道德经》作为一部完整的中国式领导学著作的本质。通过这一体系的搭建，构筑了一个连接古今、横贯中西的领导学研究对话框架。“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52)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03-28。，不仅能够在领导学领域为开展中国式管理研究做出积极、有益的探索，从而更好地运用《道德经》指导中国各个领域的领导实践，而且能够为世界领导学研究及领导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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