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与治理：党建引领社区体育组织嵌入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为例

冯晓丽，周天伦

费正清指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1]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有能力整合各种利益诉求的政党并嵌入社会组织，是典型的基础性权力建设路径。

2015年9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意见(试行)》明确提出：“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部分。”[2]社区体育组织作为基层治理活动的重要载体，其党建工作的开展直接影响着政府基层体育治理效能、社区体育组织能力水平与居民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正如习近平2018年7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说“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大多没有真正破题。”当前，社区体育组织党建工作开展仍处于摸索阶段，双螺旋变革的互动模式给当下的实践带来挑战[3]。如何疏解政府部门与党群部门在基层治理过程双重管束的矛盾，如何构建“双赢”式党—社关系以达到党建与社建的有机结合，已成为当前社区体育组织党建工作破题的关键。

2013年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被中央组织部列为全国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社区。在近20年的社区党建工作探索中百步亭社区逐渐形成了“党的领导、政府服务、居民自治、市场运作”的基层治理格局。通过对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动态适调，在提升党建工作覆盖面的同时，实现了社区体育组织能力的有效提升。基于百步亭社区的治理实践，笔者试图借助嵌入性理论这一分析框架来捕捉“党建引领”下社区体育组织发展中的机制与路径，提高社区体育治理水平，助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发展。

1.1 行政吸纳与党建引领的矛盾

社区体育组织是我国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当下讨论体育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关系构建将更具实践意义。对于这种关系诸多学者采用了“行政吸纳”一词予以概括。康晓光提出“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认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实际上是通过行政控制的手段尽可能地掌握社会组织，以此杜绝完全性的市民社会产生，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巩固政体的权威[4]。在2016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前，体育社会组织在行政吸纳背景下需同时受到民政部门与体育行政部门的双重监管，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难以获得发展空间。相较于这种绝对意义上的控制，唐文玉认为其更具“支持”属性。指出支持对于社会组织的行政吸纳效果更为明显，并认为政府通过购买体育社会组织的公共体育服务达到了支持组织发展的目的[5]。但单靠讨论这种单向的职能转移是否能充分解释治理目标与组织发展的统一关系呢？

不同于政——社关系中的行政吸纳，党建引领则通过“支持与配合”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更具效用的沟通方式，但有研究发现党建引领与行政吸纳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对峙关系。纪莺莺认为虽然同为政府适调政——社关系的治理手段，但其内部存在着较强的理论张力，党建引领中的“支持”属性与行政吸纳中的“控制、替代”有着显而易见的分歧[6]。彭勃通过调查发现党建引领与行政吸纳的矛盾表现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双重约束。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科层制度，使得行政吸纳成为支配社会组织行为的主导力量，因此在社区体育组织进行党建工作时往往要考虑其行政效益，致使组织面临两难境地，社区行政部门与党群部门间难以形成优势互补与资源支持[7]。另一方面在行政吸纳中政府通过“行政发包”的方式完成了对社会组织的控制。这似乎意味着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的某种职能替代而逐渐消解，但来自于党群部门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与配合却成为其在国家治理中有利的在场证明。事实上这种行政吸纳与党建引领的对峙矛盾已经映射入社区体育组织的治理中并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问题，表现为社区体育组织在接受党群部门与行政单位的双向监督时由于工作内容与要求的差异限制了组织的发展空间。本研究将从嵌入性理论出发解释社区如何通过治理结构的重塑解决这一矛盾。

1.2 组织党建与社建的分离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探索。“以建立党支部为方式，实现两个全覆盖的党建格局”一度成为我国党建工作开展的硬指标。武汉市自2016年就开始要求社区体育组织进行登记备案的同时必须完成组织内党员个人信息采集工作、将组织信息录入区一级党建信息库并同步将党建的具体工作方案写入组织《规范》中。实际上这种由制度安排所支配的“刚性”党建方式极大程度地推动了组织形式上的党建，实现了党组织的有形覆盖[8]。但纵观社会组织已有的党建案例，这种科层式的党建工作一味强调覆盖面与工作效率，而似乎并未考虑到组织内业务的特殊性质，导致党建与社建的分离。并且在部分党建案例中社会组织由于在利益与意见上与党组织存在分歧，导致其消极对待甚至与党组织产生对立矛盾。

在社区体育组织中这一问题的产生来自于党群部门与组织间缺乏业务上的互嵌关系。当前，如何进行社区治理结构重塑从而激发社区体育组织党建自主性？如何创新党建手段从而找到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二者发展的契合点？解决以上问题已然成为当前社区体育组织党建与社建耦合的关键。

由上可知，当前社区体育组织的嵌入式发展面临着重大挑战。李建认为嵌入是党政部门将社区组织纳入执政框架从而有效解决治理矛盾的关键方式，并认为这种方式通过将结构、认知、文化等因素嵌入社会组织中，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了党组织在社区体育组织党建中的政治功能[9]。结合本文案例可知，嵌入性发展的内涵就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社区体育治理背景下，基层政府以重建社区治理结构为基础，通过完成党——社间意识形态、党性文化、组织价值等要素的相互嵌入，最终实现行政组织——党群部门——社区体育组织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嵌，完成党建覆盖与组织力发展的双重目标，解决行政吸纳与党建引领工作矛盾的过程。因此笔者通过结合部分学者对于嵌入性理论的研究与本案例特点，选择结构、认知、文化、政治四个嵌入维度，并依据其嵌入过程发生的先后关系为本研究的逻辑顺序，客观解读党建引领社区体育组织发展的四种嵌入路径以及逻辑关系，以实际案例推广社区体育组织发展的新型方案。

嵌入是由波兰经济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核心概念[10]。就国内的研究而言“嵌入”一词较多地被运用于描述社区治理中党——政府——社会组织三者在治理中的沟通关系。根据嵌入性理论，这一过程通常是从表层的“结构”嵌入开始，到内在的意识形态层面(文化、认知、政治)的嵌入，最终形成合力从而发展社会组织[11]。因此结构嵌入作为保证整个嵌入过程的基础必须首先进行讨论。

2.1 组织结构嵌入：党建引领格局的形成与组织交流关系的再造

结构嵌入是一种以组织结构位置，人员安排为特征的嵌入方式。武汉市安居工程集团作为百步亭社区的前身，自1995年建立以来就具备了企业型的属性，经历了近10年的治理实践明确了以企业为主领导“建、管、服”三种工作的管理体制。在组织结构上企业型社区的管理与服务都由企业集团一手操办。若由区政府牵头建设社区党群与行政部门极易造成实际治理过程中条块割裂的局面。而在实践过程中百步亭社区企业通过与区政府协商，在上级行政部门支持下主动牵头，建立了由区党委政府直接领导的社区一级党委以及社区管委会(行政部门)。由此百步亭社区“党建引领”的社区体育治理格局形成(见图1)。

图1 “党建引领”下社区体育治理格局及深度嵌入路径

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由社区党员与退休职工发起，在百步亭社区党委和管委会支持下成立的公益性服务组织。组织成立初期就将提供体育公益服务作为重点工作，打造了“四点半课堂”这一原创党建服务品牌，为社区孩子提供包含乒乓球、篮球、科学等各门类课程和作业辅导，解决了社区内双职工家庭孩子课后的托管难题。自2018年成立以来，组织遵循社区“大党委制”的做法成立了党支部主动嵌入社区组织联合党委中，并接受社区党委统一领导。在以往的社区组织结构中社区体育组织由于其非政府性与草根属性在实际治理过程中缺乏权力且认同度不高，难以在社区行政资源的竞争中得到平等对待[12]。针对这一问题，百步亭社区党委通过建立文体社区组织党支部的形式将社区体育组织纳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从2018年3月份开始，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就已经开始代表社区体育组织参与由党总支牵头的党建联席会议，并就社区篮球场违规改建停车场、组织内体育人才缺乏等问题多次与物业、社区两委协商并最终解决。在“党建引领”下，社区体育组织与社区两委、物业公司同被社区党委直接领导，属于同一行政层级。在治理的交流中，组织通过党支部所赋予的特殊身份取得了与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同等的对话身份与渠道。百步亭社区“党建引领”所构建的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以党支部为核心节点的关系网络，而社区体育组织则通过党建网络来融入社区治理结构中，并完成信息的交流与治理参与。

2.2 人员结构嵌入：社区体育组织参与治理权利的根本保障

党建过程中，社区体育组织人员结构的嵌入其本质是组织对于替代性行政资源的需求同社区党委行政任务的并轨。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筹划社区公益教学课堂的初期就将体育课程作为重点筹办对象，但某些运动项目的课程开设往往不仅需要具备运动教学示范能力的体育人才，还需要有专业的运动设施。因此课程的开展就必须要求社区体育组织、体育志愿者、文体部门、教育部门进行通力合作。但在以往的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体育组织由于不具备官方属性，因此在谋求多方主体协调合作时屡屡面临碰壁之局[13]。

在实地走访中发现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党支部由一名党组书记、一名组织委员、一名宣传委员组成。他们同为社区中的退休党员，共同组成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会成员，书记兼任队长的同时代表组织参加社区党委列席会议。在与党支部书记的交涉中，“我经常以支部书记的身份参与区一级的社会组织党会，通过交流常常能获得社区外体育社会组织的专业指导与人员上的帮助。”实际上这种“两块牌子，一套人手”的人员构成方式本质上是赋予社区中的业务互动以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保证了组织业务活动的政治站位。在支部书记向其他组织部门表示资源诉求时，其以党支部身份替代社会组织身份形成了一种替代性资源。正是这种党员身份使得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中进行多方主体互动时更为容易。

在外部人员构成上，百步亭社区在采取党建引领治理格局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第一社区采取“大党委制”。社区党委成员由具有党员身份的企业高管、社区组织负责人、社区行政组织负责人构成。二是充分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积极推荐社区“两委”成员、下派在职党员进入社会组织担任职务的同时，吸纳优秀社会组织党员兼任街道“大工委”成员或社区“两委”委员。“交叉任职”在保障社区体育组织治理参与权利的同时促进了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案例中，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社区党委的联席会议获取到了参与治理流程的合法席位，并提升了其行政影响能力与政治站位。

3.1 “党员模范”推动组织力发展与党建工作并行

青春无限健身队是隶属于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体育志愿服务组织，主要以组织健身操、广场舞等群体性体育活动以及为居民提供健身指导为其主要组织业务。其中有党员12人、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5人。在疫情防控期间青春无限健身队党员带头响应“居家锻炼不能停”的号召，积极开展线上的居家锻炼指导。青春无限健身队通过视频软件创新了社区体育服务手段，为社区业主、居民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健身指导服务，提升了组织的服务能力。67岁的老党员张某同时是国家一级社会体育舞蹈指导员。其作为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骨干党员同时又是社区“青春无限健身队”队长兼任党组书记。面对疫情，他主动牵头带动组织内成员通过“群内打卡、视频直播、线上指导”的方式开展居家锻炼，相互鼓劲加油。凭借这种方式顺利完成了“坚持居家健身增强身体素质、助力抗击疫情取得全面胜利”这一政治任务。

实际上组织群体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内党员的引领力。只有当组织业务目标与党的价值取向相互嵌入从而实现两者的价值共享，才能促使党建与社建融合[14]。“党建立得住，关键看支部；
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青春无限健身队充分发挥党员的头羊效应，在组织内强化“党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群众工作路线，为居民提供居家线上健身指导，同时鼓励组织内其他成员一起共渡难关。这种党性上的感染力使得组织能在完成日常健身指导工作的同时，在内部形成以党为引领的高度思想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党员通过业务带头在组织内宣传了党的执政理念与意识形态，培育了稳定的群体意识，实现了组织发展与党建工作的耦合。

3.2 “公益创投”激发社区体育组织主动党建意识

2019年以来，百步亭社区在武汉市“红色引擎”工程的助力下，加强党建引领，大力开展公益创投。创新社区体育组织“党建载体”，拓宽公益创投服务项目对接平台，投入资金60余万元，开展了近10个体育公益项目。通过公益项目的孵化以及社区体育组织承办的方式，培育创造了大量居民欢迎的社区体育服务项目。打造了“四点半学堂”“红色引擎·军运同行”“公益体育指导进社区”等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公益体育服务品牌。社区通过引入“公益创投+党建”解决了部分初创微小型社区体育组织资金缺乏的问题，同时江岸区文体局为推进创投项目，为社区体育组织委派了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技术指导。

在实现社会组织党建与业务融合的过程中必须要找到二者的利益结合点[15]。百步亭社区在开展公益创投项目的初期就始终以提高党组织影响力，增进社会组织凝聚力作为目标。而在项目经费的使用中为了达成项目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激发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创投项目经费往往用于满足社区体育组织发展需求。例如：购买开展公益体育服务活动中所需的组织办公用品、体育活动器材、活动宣传服务。百步亭社区正是通过了这种公益创投的方式抓住了党组织与社区体育组织的利益契合点，使党建工作与社会组织同步发展，以此达成了“党建+社建”融合的政策目标。

社区体育组织党建的动机来自于对互补性资源的依赖。这种依赖关系是一种非对称性的，区政府及党委作为科层制的公共权力代表，同时也是公益创投项目的发起者，对资金资源有着绝对的掌控权[16]。根据《江岸区扶植公益创投项目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要求，“对党建工作开展较好的社会组织，在项目资金方面给予优先考虑”。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百步亭社区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申报公益创投项目时，评审组对组织内党建业务的开展程度进行了星级评估，按照百分制进行量化认证，考核中获得三星以上的社会组织在进行公益创投项目竞标时会优先予以考虑。这种具备“特定偏好”的竞标方案实际上是政府凭借自身的资源掌控权对社区体育组织形成的一种外部压力。这种“外生式”的动力不断迫使社区体育组织在追求自身发展资源的同时形成了“内源式”的主动党建意识。

4.1 红色文化的下行渗透：拓展社区体育组织的发展空间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并将“文化自信”首次以文字的形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显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传统体育文化，是当前社区体育组织党建工作的历史任务与使命。

青春无限健身队作为一个老年体育社团，在组织成立初期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区体育组织由于其内组织成员多为退休职工和老年人导致其组织管理虚浮，组织意识涣散。自2017年以来，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吸纳青春无限健身队党员完成了组织间的有效互动(见图2)。一方面在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红色头雁”精神的积极引导下青春无限健身队营造出了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以组织内广场舞、健美操等体育活动为抓手取得了相当好的党群基础。自社区内党建引领的治理格局形成以来，队长多次组织学习会议，每次会议由组织内党组书记对党的重要会议精神以及领导人讲话进行解读，不断加深组织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同感。组织成员在会议记录中写到“支部会定期带头学习领导人讲话、党史党章以及党的重要会议，并会通过半月谈、学习强国等App宣传与学习中央的各种文件精神。”实际上这种日常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完成区党委政治任务的“规定动作”，也是组织为了掌握政策导向进行的“主动学习”，以一种柔性的方式与组织融合，影响了个人行为，也增长了组织成员的政治知识[17]。

图2 百步亭社区体育组织互动关系

梁其姿曾说：“价值彰显是明清几百年间慈善组织不断发展的动力。”[18]通过考察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价值的彰显往往在于组织、政府、社会三者之间文化取向上的契合。在党建引领下充分体现爱国主义、公益服务精神的红色文化恰好构成了三者价值上相互嵌入的契合点。通过这种组织定期的政治学习实现了红色文化由上至下嵌入社会组织中。一旦这种政党、社会所共同期盼的文化愿景被组织所认同和信赖，那么组织就有了生存繁衍的土壤。青春无限健身队也正是通过彰显“绿色健康、公益服务、传统文化”这种旗帜性的文化符号获得了社区居民的拥护与上级党委的支持，成功拓展了其生存空间。

4.2 组织价值的上行表达：达成党建引领与行政吸纳的共同要求

在对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员的访谈中了解到，组织在为居民提供体育公益服务的过程中实际上受到了社区管委会与社区党委二者的共同监督。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成员表示“一方面社区管委会要求我们在公益创投项目中为社区青年、老年人、儿童提供必要的体育娱乐活动与健身指导，另一方社区党委希望我们的活动能够在弘扬核心价值观，推广爱国主义精神上有所作为。”这种双重要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部门与党群部门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产生的意见分歧。

曾有学者说：“在治理实践中，治理主体的价值冲突比权力、利益之争更难以调和。”[19]为了调和这种矛盾，以达成双重治理目标，江岸区委区政府设计了一系列以“弘扬爱国主义文化”“宣传公益志愿精神”为主题的创投项目。此类创投项目区别于以行政吸纳为目标的政府购买活动。项目本身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活动内容，而是对社区体育组织提供了一种“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补贴，以此将精神文化的宣传嫁接到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日常业务中。松杨太极拳掌门人钟某自2000年搬入百步亭社区，注册成为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区体育志愿者。2018年以来代表社区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了近10次太极拳团体比赛，并先后组建“松·杨”“松·鹤”两支社区太极拳队，培养了大量具备太极拳指导能力的志愿者，并进行了每日的常态化太极拳锻炼近200余次，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了近20余次线上太极拳教学。在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提交给宣传部门的活动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通过开展常态化的太极拳锻炼，增进了居民的体育参与感，培育了大量体育志愿者，宣传了志愿服务精神，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推进了社区文明建设与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播，激发了大家的爱国主义精神。”

案例中，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向区一级党委、行政部门展示所开展的体育活动中公共服务属性与文化宣传价值，以此达成服务群众的政治任务以及宣传核心价值观的党建目标，成功疏解了行政吸纳与政治引领双重要求的矛盾。实际上这一切都得益于党建过程中的“模糊发包”[20]。这种行为意味着社区体育组织只需完成政治任务与服务社会的公益目标，同时从中挖掘出符合我党所需宣传的文化价值，并将之向上嵌入于社区党委的党建工作中，就可以被包装成被政府与党群部门所共同认可的活动，从而得到党群部门与行政部门的双向支持。

5.1 外部政策引导：突出社区体育组织的党建领导地位

依据嵌入性理论观点，“政治嵌入是以社区体育组织所处的政治环境、权力结构、政治体制为媒介对主体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21]2017年武汉市响应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印发了《关于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见》。其中就全面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党建提出了“网格化包片联系”“三线一网管理”等工作要求，为百步亭社区体育组织党建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2020年以来，百步亭社区不断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化新时代社区党建引领治理格局，调动社区体育组织的党建积极性，形成了党建引领，支部牵头，社区体育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社区两委共同参与的社区体育治理“三方联动”机制，把社区体育组织培育孵化成了社会治理的主力军。同时依托于外部的政策引导提高了社区体育治理效能，增进了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关键是重点突出了党建的领导地位。

在社区体育组织的发展中，政治嵌入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基层党支部的领导力、凝聚力、执行力和战斗力，发展基层组织能力，同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带头作用。社区体育团体多由退休老人组成。人员构成流动性大，组织自治框架松散、组织能力涣散。面对自治难题，百步亭社区通过“述职+考评”，对党组成员进行季度的业务能力考核，以此保证组织内党组成员始终秉承严谨、务实、服务群众的工作作风，弥补了社区内缺乏体育类组织工作专项管理办法的缺陷，从制度层面加强了管理能力，提升了社区体育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实际上政治嵌入引导组织发展的本质在于将国家权力依附于党组书记嵌入组织内部完成治理互动[22]。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百步亭社区正是采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强化核心”的治理方式，实现了健全组织自治网络，强化了社区体育组织党委领导作用的政治目标。

5.2 内部资源给予：保障社区体育组织合法性

政治资源嵌入是社会组织获取经济服务性资源与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新型社会组织嵌入式发展的动力[23]。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社会组织会依据自己对资源的需求，而采取主动积极的行为，从而表现出自身在价值偏好和行为目的上与资源支配者的“亲近性”。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由百步亭社区的党员与退休职工自发组成，以提供公益文体服务与健身指导为目标。成立初期，组织内成员来自于社区内大小不同的二十余个社区社会组织，组织成员复杂，缺乏资金支持，同时又得不到区民政部门的认可导致其公益服务的开展一度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自2018年以来，组织通过参加社区党建联席会议了解到武汉市民政局正大力推广“红色引擎工程”，并且力图打造一批社区党建“领头羊”、社区社会组织“精英服务”品牌的政策安排，于是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组织内支部书记向社区党委表达了组织的服务意愿，成功在江岸区政府的帮助下打造了全市首例“四点半课堂”品牌公益项目，并开设了一系列的公益体育培训课程，帮助双职工家庭解决了孩子的托管问题。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合法性资源有着绝对的掌控权[24]。因此党建成为中国治理场域下社区体育组织获取合法性资源的关键途径。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党建为媒介表达了自身对合法性的诉求与服务意愿，寻求到了在价值取向上与政府的契合点，从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案例中，这种行政支持以政治背书与政治荣誉的方式来实现。在红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申报公益创投项目时，百步亭社区党委为其组织能力做了政治担保，使其获得了区民政部门的信任；
而民政部门通过宣传将“四点半课堂”打造成为全市学习的品牌工程，实际上是通过权威部门授予了政治荣誉。这种政治荣誉使得社会组织成为周边企业投资的青睐对象，争取到了包括中国体彩、区青教办每年赞助的近万元资金以及武钢集团、中南冶勘局赞助的运动器械。这些资金和设施不但补充了社区体育组织内部资金需求，还在一定程度上反哺了社区建设。总而言之，组织完成政治嵌入必然依赖于党建所给予的经济服务性资源与政治合法性资源。同时这也是其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通过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实践，我国所打造的“党社双强”式社区体育治理格局已初见成效，但由于社区体育组织力量薄弱、结构松散、管理虚浮等特征导致我国部分地区党建与社建的推进工作一直难以得到实质性突破。湖北省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在全国率先打造了“党建引领”式的社区治理结构。一方面通过文化嵌入完成了组织价值彰显与红色文化渗透，解决了治理中行政吸纳与党建引领的矛盾 ，另一方面借助认知嵌入以“党员模范”“公益创投”为手段，兼顾了组织发展与党建覆盖的政治任务，最终通过政治嵌入突出了社区体育组织政治功能，完成了其政治使命。通过几年的发展，已经依托于“党建引领”的治理模式打造了一大批优秀的社区体育服务品牌项目，为社区体育组织未来的“嵌入式”发展开拓了巨大的自主性空间，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实践证明，武汉市百步亭社区所探索的党建引领下社区体育组织的“嵌入式”发展模式是充分发挥党组织核心政治作用，保证社区体育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一项切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其“实践样本”是值得借鉴与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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