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时间：2023-06-02 19:00: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赵 玲，周 璇
(1.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2.宝鸡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人物志》是三国时期曹魏刘劭关于人才的著名论著。梁满仓认为：“《人物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研究考察对象的专门著作。”[1](前言)这样的评价主要受到著作名称的影响，过于笼统。应该说，《人物志》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人才的专门论述，其中最主要的谈到了如何认识人才、如何发现人才、如何使用人才等方面的问题。笔者以为，该著作最为重要的、最为精髓的内容则是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一
刘劭认为，对人才的考察最主要的是要看其德。“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祗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才，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工也。”[1](P2)上述，刘劭重点指出，古人在考察人的时候，要看重人的品德，因此，古人在制定礼乐制度的时候，就已经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等方面来考察人的恭敬守常的品德。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当然并非刘劭之首论，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古人就开启了以德论人、用人的先例，不过那时的“德”，并非单纯指人的品德，而是包括行为、作风、品质等多方面，是对人的言、行、心理等全方面的考察。黄帝(轩辕)当初立，是因为其“有土德之瑞”[2](P6)；
帝喾(高辛)所以立，是因为“其德嶷嶷”[2](P13)；
帝尧(放勋)所以立，是因为“其仁如天”[2](P15)；
帝舜(重华)所以立，是因为其能“行厚德”[2](P38)，且“天下明德自虞帝始”[2](P43)。也就是说，从“德”的方面来考察，虞(舜)帝是最为全面和经典的，由此树立了中华传统美德的典范。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在考察人和实施其教育理念的时候，也非常看重人的“德”及“德”的树立和培养。“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3](P127)孔子认为，对人的教育，要以诚信为主，唯义是从，当然还有公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其品德。老子则认为，作为人，要无私无欲、处虚取静、讲求仁爱、正直诚信、质朴醇厚，这才是有道德的人。[4](P149)我国最早的哲学著作《周易》认为：“可久则贤人之德。”[5](P374)能够与周围的人建立长久良好关系的人，就是有德之人。同时认为：“《履》，德之基也；
《谦》，德之柄也；
《复》，德之本也；
《恒》，德之固也；
《损》，德之修也；
《益》，德之裕也；
《困》，德之辩也；
《井》，德之地也；
《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
《谦》，尊而光；
《复》小而辨于物；
《恒》，杂而不厌；
《损》，先难而后易；
《益》，长裕而不设；
《困》，穷而通；
《井》，居其所而迁；
《巽》，称而隐；
《履》，以和行；
《谦》，以制礼；
《复》，以自知；
《恒》，以一德；
《损》，以远害；
《益》，以兴利；
《困》，以寡怨；
《井》，以辩义；
《巽》，以行权。”[5](P414)这些说的是人如何养成和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就是做人要做到和顺小心、懂礼守节、自省得失、坚守道德、远离祸害、善意待人、保持乐观、明理兴义、顺势而为。做到了这些，就是一个道德完备乃至高尚的人。
从道德的基本含义来看，道德是以善和恶的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这也就是说，道德的基本要求是向善的，是要人们心存善良、对人友好、善待环境、善待社会，它关注的是人的积极的方面。否则，就是不道德，这是关于人的核心问题。因此，人才的培养，首先要从德的培养上下功夫。对人的关注，其核心问题也是要关注人的“德”。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教育体制，其核心就关注人的“德”的培养。毛泽东同志把对人的培养归纳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将“德”排在第一位。在此教育体制的运作下，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爱国、具有奉献精神，也有吃苦和创新精神，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教育事业基本上是沿着德育第一、德育优先的路子走的。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西方各种思潮的不断涌入，加上中国人传统的望子成龙的愿望和要求，我们的教育在一定阶段走上了智育优先的道路，放松甚至忽视了对人德的教育和培养，从而使我们培养出的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出现了道德弱化、道德滑坡的现象。
因此，当下的教育在道德教育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纠正。第一，过多强调智育教育，相对而言弱化了德育教育，这是当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各方面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和地方在对教育投入过程中，集中优势资源办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这些学校迅速做大做强，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心城市建设力度的加大，却忽视了基层教育的发展，使得我国教育事业的畸形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各类重点学校一味强调考研率、出国率、升学率等，将德育这个核心一步步边缘化。时至今日，各级各类重点学校仍然在不断追求考研率、出国率、升学率，德育教育几乎形同虚设，甚至出现了知名大学学生杀害母亲、中小学生乃至家长攻击伤害老师的现象，这些很值得我们反思。第二，学校、家庭、社会对学生的宠溺现象愈演愈烈，使得师道尊严、社会伦理受到严重冲击，老师不敢管、家长管不下、社会不能管的问题日益突出，从而使我们的教育成了“完全自由的世界”，传统的道德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第三，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我们的教育改革缺乏主线和重点，基本上都是临时抱佛脚式的，课堂德育教育跟不上去或者长期被忽视，导致德育教育每况愈下。第四，教师队伍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由于高等师范类教育界限的模糊化，导致了师范教育事实上被弱化，已经变更为综合大学的高校却仍然办着师范专业，而师范专业院校却设法向综合性大学靠拢，这样就造成了办学的同质化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师应有的从业规范和道德要求。而各级各类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大量涌进教育战线，也严重冲击了教师队伍的职业化和专门化。由于教师本身师范教育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学校职业规范和道德教育。“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
泛论众材，以辨三等；
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
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
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才，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1](P6)在此，刘劭借用赞扬孔子注重道德教育的事例，希望从事教育和选拔人才要以德为先。他坚决反对人才唯智育至上的畸形发展，对我们今天的学校道德教育乃至公民道德教育不无启发意义。
二
教育要使受教育者道德高尚，这样教育出来的人才从根本上来说是不会有问题的，这是刘劭在《人物志》中明确阐述的。同时，刘劭还强调，对人才的教育，思想和性情的培养不可缺失。他说：“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1](P11)思想关乎创造和行远，性情关乎融入和投入，这是教育的关键环节之一。
刘劭认为，观察人才就要从“九征”和“五常”两个方面去考量。所谓“九征”，就是人的九种情性和外部表现，即指精神、感情、筋腱、骨骼、气息、脸色、仪表、容貌、语言；
所谓“五常”，就是人的内部本质，即指仁、义、礼、智、信。“九征”和“五常”是表里关系，表里是否和谐以及和谐到何种程度，往往会影响人才品第的高低。表里高度一致达到中和境界的堪称中庸，这是最高品第的人才；
表里基本一致的称作德行，是次于中庸的人才；
表里部分一致的则称为偏才，属于更次一级的人才；
表里不和谐的属于末流。刘劭尽管是从考察人才的角度讨论问题，但这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仍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刘劭认为：“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1](P12)也就是人的内在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如此，便可达及“五材”，也就是造就忠、智、仁、信、勇五种品德。因此，培养人才的平淡、和谐境界，对克服我们今天教育界急于求成、浮躁偏颇的心理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培养人才就应该按照“五德”的标准去培养，也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温直而扰毅”(温和而正直)、“刚塞而弘毅”(刚健笃实)、“愿恭而理敬”(忠厚诚实恭敬庄重)、“宽栗而柔立”(宽宏大量而又小心谨慎办好事情)、“简畅而明贬”(简洁流畅、爽快刚直且明于事理又善于劝谏)五种品质。[1](P17)上述五种品质之间是辩证的关系，交互作用，不可偏废。如有偏废，则“直而不柔则木，劲而不精则力，固而不端则愚，气而不清则越，畅而不平则荡”[2](P19)。也就是说，只有“五质(水、火、木、金、土之品德——引者注)内充，五精(仁、义、礼、智、信之精神——引者注)外章”[1](P19)兼备，才可谓人才。所以，培养优秀的人才，首先要培养起良好的气质。气质定，方会有外表的精气神，所谓“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1](P19)。因此，我们对人才的培养，其关键是对其内在品质的培养。这种内在品质的核心便是“中和”，它是人身上最为珍贵的东西。只有内心中和的人，才具有“平淡无味”[1](P19)(即有内涵——引者注)的素质，而只有“平淡无味”素质的人，才能最终培养成“五材”(忠、智、仁、信、勇——引者注)[1](P12)之人。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所培养的人应该是具有极高品位的“中庸”之才，即刘劭所说“兼德而至”[1](P23)，最起码应该是“德行”[1](P23)之人，即“大雅”[1](P23)之人。而道德要想精纯完美，人就应该具备“九质”[1](P22)，即“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也就是具有感情明慧、精神勇敢、心理坚强、气度平静、情绪乐观、仪表端正、行为得体、缓急适度的高素质人才。
刘劭进一步认为，作为人才，还要有进取精神。这种进取精神，应建立在谨慎稳妥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冒进，也不是拘谨不争。也就是告诫我们，培养人才，一定要注意辩证、全面地施展教育。既要培养学生耿直刚毅的精神，也要防止走向偏激和攻击别人短处的道路；
既要培养学生宽宏大量、容忍谦让的心理，也要防止走向优柔寡断的道路；
既要培养学生勇敢刚烈的精神，也要防止走向猜忌多疑的道路；
既要培养学生谦恭有礼的行为，也要防止走向疑虑重重的道路；
既要培养学生刚直坚强的精神，也要防止走向专擅固执的道路；
既要培养学生能言善辩的能力，也要防止走向飘荡散漫的道路；
既要培养学生广纳贤众的精神，也要防止走向好坏不分的道路；
既要培养学生廉洁自持的精神，也要防止走向拘谨自闭的道路；
既要培养学生光明磊落的精神，也要防止其行为过程的疏忽遗漏；
既要培养学生的内涵修养，也要防止走向迟疑缓慢的道路；
既要培养学生忠诚不渝的精神，也要防止不分场合地完全暴露；
既要培养学生的足智多谋，也要防止走向犹豫不决。[1](P28)关于如何实现中庸人才培养之目的，刘劭认为：“夫学，所以成才也。”[1](P36)否则，“学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才之益失也”[1](P36)。也就是说，学习，一定要掌握知识的规律，要有好的方法和途径，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因此，我们的教育，应该把开发学生的思维和潜能放在首位，要注意引导学生，因材施教，给学生以好的学习方法和途径，防止学生走弯路甚至走上歧途。
三
关于人才的种类，刘劭认为，可分为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等十二类。[1](P40)所谓清节家，是指那些品德节操行为堪称世人楷模的人；
所谓法家，是指那些符合战国时期法家思想要求的人；
所谓术家，是指那些善于运用奇谋妙策的人；
所谓国体，是指那些兼备清节家、法家、术家三者素质才能的国家栋梁之才；
所谓器能，是指那些在清节家、法家、术家三方面略次于国体的人才；
所谓臧否，是指那些具备清节家的品德，但心胸不宽，喜欢褒贬他人、评论是非的人；
所谓伎俩，是指那些虽然不能为国家制定长远政策和策略，但有执行政策和策略技巧的人；
所谓智意，是指那些善于权变、深谙谋略、机制灵活的人；
所谓文章，是指那些文笔灿烂、运用自如的人；
所谓儒学，是指那些用心传授儒家学说的人；
所谓口辩，是指那些能言善辩的人；
所谓雄杰，是指那些有胆有勇谋略高超的人。[1](P40-41)刘劭所总结的十二类人才，未必全都恰当，但总体而言是符合人才的大致情况。尤其是他从德、法、术、辩、智、文、授、勇等方面，强调对人才进行分类辨识之观点，对我们今天深化教育改革、高质量人才培养、人才使用等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刘劭还认为，培养人才要防止“偏才”，要尽可能地培养国家需要的“通才”。也就是说，作为人才，同时具有“聪能听序，思能造端，明能见机，辞能辩意，捷能摄失，守能待功，攻能夺守，夺能易予”[1](P69)八种才能，才能通晓天下之理，这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作为人才，除了具备自身的优点和能力而外，还必须做到听力敏锐得能够分辨声音大小很细微的差别；
思虑深邃得能够追溯到事物的开端，而非一知半解；
眼光敏锐得能够觉察到事物变化的先兆，也就是具有未来眼光；
言辞巧妙得能够充分表达心中的想法而不至于夸夸其谈；
处事敏捷得能够弥补一时的失误；
防守坚强得能够有效挡住强敌的进攻；
进攻凌厉得能够战胜对方严密的防守；
争夺巧妙得能够巧妙利用对方的弱点制服对方。因此，我们培养人才，就需要首先了解每一个培养对象的身世、心理、性格、语言、行为、世界观、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充分利用其已经具备的优势，因势利导。从以上八个方面进行全面培养，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不敢说个个是精英，但起码人人都能有所作为。显然，我们今天的教育还没有完全做到，应该深刻反思。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呢？首先要做到“因材施教”，即“人材异，则情诡”[1](P56)。也就是说，教育人才，由于每个人的性情不尽相同，因而就应该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只有摸清了受教育者的性情，教育方法对路了，教育才能成功。对此，刘劭认为，人的性情的偏颇有九种，即“刚略”“抗厉”“坚劲”“辩给”“浮沉”“浅解”“宽恕”“温柔”“好奇”。[1](P59-60)这九种性情偏颇的人就应该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刚烈粗犷的人，不能处理细微的事情，所以他在论说事物概貌的时候，往往会显得博大而高远，而在审察细微的道理时，则会豪纵不羁发生疏忽遗漏的现象，对待这种性情的人，就要在细致性情的培养上多下功夫。性情高尚严正的人，不能屈服折节，往往表现为公正不偏，但缺点是缺乏变通的灵活性，处理事情甚至过于生硬，对这类性情的人，我们一方面要保证其坚持公正不偏的一面，同时要培养其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灵活性。性情坚定强劲的人，一般都喜好钻研具体事务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对事物具体变化的道理明锐鲜明，而且掌握得明白透彻，但他们的宏观驾驭能力却往往表现不足，对这类人才的培养，就需要在他们坚持微观精细能力的同时，强化对他们宏观掌控事物和架构论题的能力。能言善辩的人，往往表现为语词丰富而又情意急切，对于具体事物的认识往往是见识精深道里深透，但他们对大道理的掌握和论述却表现出恢廓直率而不周到，对这类人才的培养，在继续保持他们精深一面的同时，需要强化他们对问题细致化和周到化能力的培养。性情浮躁不沉稳的人，遇到问题时，往往表现为蜻蜓点水，不能深入思考，具体表现为在排列疏密远近亲疏顺序时，往往表现为豁达广大，而在明确事物的关键点时则表现为飘忽不定，对于这类人才的培养，其着眼点应该放在让他们克服浮躁情绪，理解和掌握事物的关键点。理解问题肤浅的人，诘问能力较差，在听到别人辩说时因得到利剑一般犀利的语言而心怀喜悦，而在进一步审察精深的道理时往往表现为颠三倒四且毫无根据，对于这类人才的培养，重点应该放在让他们理解和对精深道理的认知上。性情宽厚能体察别人心理的人，往往表现为对事物不能迅速敏捷地反应，但却有宽宏和顺高尚文雅的一面，只是他们对时务潮流的反应往往表得迟缓和落后，对这一类人才的培养，除了继续保持他们优势的外，重点应该培养他们迅速敏捷反应的能力。性情温柔的人，其力量不够强壮，他们在体味道理时，往往表现出顺应适合平和顺畅，但当需要他们决断处理疑难问题的时候，则往往表现为软弱迟疑，犹豫不决，对这类人才的培养，重点要提升他们决断的能力。喜好标新立异的人，往往表现为纵横奔放追求新奇，在使用权谋时，会表现出不通寻常的瑰丽雄壮，如果需要他们按照清静无为之道做事时，则往往会表现出违反常规和不切实际，对这一类人才，关键是要培养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人无完人，一般情况下，人才性情各有偏颇，大致也就这九种类型。当下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的转变，应该切实把因材施教落到实处，使教育现实化、精致化，乃至关注到每一位受教育者，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也必须学做到的。
刘劭虽然处在三国时期，但他关于人才的论述，对我们今天教育质量的提高和人才培养方式的改进有诸多现实意义。尤其在时下，教育改革已经到了内涵发展、追求卓越的关键时刻，学习和借鉴刘劭关于人才的论述，无疑会有所启迪、有所帮助。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何真正做到课程思政化，不使其仅仅流于口头，《人物志》定会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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