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软实力来源问题看中国软实力崛起及其路径*

李浩源

为反对美国衰败论,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其在2004 年出版的著作《软实力》中,以软实力理论批评了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做法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衰败论的观点认为,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实力相对有所下降,但约瑟夫·奈提出,尽管如此,美国在文化和政治价值观方面仍具有最强大的吸引力。约瑟夫·奈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软实力概念的。与衰败论注重物质性力量相反,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注重的是观念和道义的力量。因此,约瑟夫·奈最初的关注是美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的正当性,并将软实力定义为此三者所能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实现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1〕[美] 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版,第11 页。。软实力理论的核心要点是以自身的吸引力去塑造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观念、偏好和利益,以此增强其他国际行为体对自己的认同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软实力要塑造认同感,那么国际行为体对某个观念的接受就必须是自愿的。因此,软实力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双向选择的过程。如此,在塑造对方的偏好之前,必须清楚对方需要什么。总体而言,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实际上是认为,美国应该大力扩散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并在外交政策上贯彻这一原则,以此来吸引盟友、对抗敌人,用观念的力量来维护美国的霸权。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诸多争论,焦点之一是软实力的来源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软实力理论的缺陷之一就是软实力的来源难以明确界定。既然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吸引力,那么就可以认为,所有能产生吸引力的东西就都能成为软实力的来源。这种观点认为,军事和经济力量同样会产生软实力,因为人们会羡慕和崇拜军事和经济力量强大的国家,并希望通过效仿来达到相同的水平,就此而言,军事和经济力量同样可以起到塑造观念和利益的作用。约瑟夫·奈在后来的论述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认为“经济实力既可以转化为硬实力也可以转化为软实力”。〔2〕[美] 约瑟夫·奈:《“软权力”再思索》,载《国外社会科学》2006 年第4 期。这一质疑的提出给软实力理论带来了发展,使其将物质性力量也囊括进来,但这也给软实力理论带来了一定的混乱。

从学理上来讲,美国衰败论认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对下降了,如果将此说法放到软实力理论当中,就意味着美国在这两方面的吸引力也下降了。实际上,正是由于要反对美国衰败论,约瑟夫·奈一开始并没有将军事和经济力量纳入软实力资源的范畴,因此,上述变化对于软实力理论来说,其反对美国衰败论的效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打折扣。因为约瑟夫·奈最初的目的是想从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角度来说明美国并没有衰败。而当该理论把军事和经济力量也囊括进来之后,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美国的衰败。从这一点来讲,约瑟夫·奈以软实力理论反对美国衰败论的努力是不成功的。

软实力理论发展至此,已经无法将军事和经济因素剔除。其结果就是,尽管该理论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却在分析软实力来源的问题上变得更加模糊不清。然而关于软实力来源问题的争论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关系到整个理论的建构基础。软实力理论必须将物质性力量包括进来这一点说明,软实力之所以“软”并不在于它是由物质性力量还是观念性力量产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是强迫性手段,但成功的经济模式可以使人敬佩,产生吸引力。保卫和平的军事力量给人以安全感,同样会得到人们自发的支持。而观念性力量尽管是无形的,但如果强行灌输也就变为了强迫性的手段,就像近代西方在殖民地所做的一样,同样会被批评为文化帝国主义,这不仅不能增强软实力,反而会损害软实力。因此,观念性的力量并不等同于软实力。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这些力量要如何运用才会产生软实力,才会使人们自愿地去改变观念和偏好。

引入“国际社会”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尽管约瑟夫·奈的著作中没有出现国际社会的概念,但他提到,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增强,信息的传递也非常迅速,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三维棋盘”。各国日益紧密的联系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并为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创造了历史条件。国际社会的发展增强了道义力量的重要性,无论是物质性力量还是观念性力量,只有在具有道义性的时候才会产生吸引力。

在这样一个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实际上会面临双重风险。除国家的威胁之外,还有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压迫,这是一种道义和舆论的力量。但并不像自由主义学派认为的那样,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下降了。相反,军事力量在这种环境下反而更重要了,因为在这种双重压迫下,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弱小,就有可能被彻底摧垮:首先在道义上被污名化,其次就是在军事上被打败,就像2003 年的伊拉克一样。同样,在中国走上崛起之路后,西方再一次祭出了“中国威胁论”,想要在道义上污名化中国。而中国则通过自身的实践行动证明,崛起的中国是一支和平的力量。

软实力的产生,是国际关系从霍布斯文化进化到洛克文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霍布斯文化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原子化的关系,有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社会,也就没有公告舆论的出现,因此,道义的力量相对弱小。而在洛克文化中,由于交往密切,舆论发达,道义的力量就会逐渐上升。从国际关系学说的发展也能看出此种趋势。近代早期的外交文献中的论述多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道德分量较小。二战之后,道义的力量开始发挥极大作用。比如,二战的胜利宣言中,不是宣称打败了哪个国家,而宣称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软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设置国际议程,提供道德标准。尽管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也可以用来作恶”〔1〕[美] 约瑟夫·奈:《“软权力”再思索》,载《国外社会科学》2006 年第4 期。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中所引用的本·拉登的例子并不十分恰当。尽管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但对于被本·拉登吸引的信徒来讲,本·拉登的观念是具有道义力量的。他的观念使信徒们相信美国是邪恶的。就像美国把朝鲜、伊朗等国家定义为流氓国家一样。,但作恶的结果一定是损失软实力,就像美国在世界上到处强行推广其所谓自由民主的观念和制度,发起颜色革命以及干涉他国内政,给世界带了损害,反而使其所谓的自由民主观念的吸引力下降。所以,软实力必然是一种由道义所产生的力量。那么如何才能使力量具有道义性?

国际社会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社会,有助于解决国际矛盾的力量才能具有道义性。这正是约瑟夫·奈提出的对外政策的道义性。而对外政策的道义性则会直接影响其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这里需要简单探讨一下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三者关系的核心要点是:对外政策作为实践行为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这种实践行为并不指某项单一的政策,而是一种整体的战略行为。文化是以政治价值观为内核的,并为相应的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意识信息。政策尽管具有很强的变动性,但必须能够在既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被解释,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虚伪的。约瑟夫·奈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认为“美国的对外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交政策的实质与风格中传递的价值观”〔1〕[美] 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版,第82 页。。约瑟夫·奈注意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自由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但却没有深入探究为什么美国的政策难以反映其价值观。

约瑟夫·奈从美国当前强大的软实力出发,去提醒美国政府注意运用软实力,但却没有深入探究美国软实力强大的根源是什么,也没有根据当前的国际环境来分析美国的力量是在解决矛盾还是在制造更多的矛盾,而主要是论述如何运用软实力的策略和技术性问题,并在论著中经常提到公共外交和媒体传播,并认为此两者可以作为增强美国软实力的手段。然而这并不能直接涉及软实力建设的根本。约瑟夫·奈发现了美国软实力的强大,但约瑟夫·奈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美国的软实力并不是因为公共外交和媒体传播而强大的。在网络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来讲,开展公共外交以及通过媒体传播本国价值观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很明显的是,尽管世界主要大国的公共外交和传媒手段都很发达,但软实力却远不及美国,这种落差在中美之间尤其明显。软实力是吸引力,在同样的传媒手段下,吸引力却有强有弱,这说明吸引人的不是传媒手段本身,而是其背后所承载的故事。因此,软实力建设的关键并不在于进行更多的公共外交活动,或者设立更多数量的媒体,而是如何创造出吸引人的故事。但故事并不能凭空编造,而要以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活动为背景。

现代传媒手段,比如电影、网络自媒体等,会以艺术创作的形式对本国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活动进行再现,并传播到全球从而产生影响力。因此,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能够讲述怎样的故事,而故事本身的吸引力则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强弱。各国在软实力方面是参差不齐的,因此,不是每个国家的故事都具有同样强大的吸引力,而这种情况反映的正是各国在历史实践活动中的差距。这种差距归根结底是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反应在国际关系上,则是拥有最先进生产力的国家会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而生产力,也即物质性力量,则可以归结为硬实力。因此,硬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软实力也最强大,在国际上拥有最强的话语权。

但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并不能自动地画等号,并不是硬实力强大软实力就自然而然地强大,而是看如何运用硬实力。若用来解决国际社会的矛盾,带来秩序和安宁,则会提升软实力;若是用来制造问题,给国际社会带来动荡和混乱则会损害软实力。因此,能否产生软实力不是看某种力量是有形还是无形的,而是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只是文化或政治价值观这类无形的资源才能产生软实力,只要是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治理能力的资源就可以产生软实力。因此,软实力本身是无形的,但产生软实力的资源既可以是无形的也可以是有形的,关键在于其产生何种作用。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其经济模式同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为中国带来软实力的提升。美国尽管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其如果利用美元的金融地位在全世界薅羊毛,给别国带来经济困难,即便再强大也不利于提升其软实力。同时,美国在全世界推广其民主价值观和政治模式,造成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动荡,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和危机,这种做法也不利于软实力的提升。

当然,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到底是给国际社会造成威胁和麻烦,还是有利于解决问题,也需要辩证地看待,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苏联在成立之初,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感到极其恐慌,并进行了武装干涉。但在二战时期,苏联却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军,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来讲,成立之初的苏联必然是带来麻烦的因素。而随着国际格局的发展,苏联却成为抑制世界战争的主要力量之一。今天的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20 世纪90 年代末及21 世纪初,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西方再次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从舆论上打压中国。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时期,很难说中国拥有多少软实力,但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努力将自身的力量打造成维护和平的力量,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世界认识到了中国力量的和平性质。中国的软实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相当大的提升。

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尽管美国还奉行门罗主义,但其硬实力也是非常雄厚的,而由于较少参与主流国际社会的事务,美国在此时并没有发展出同等的软实力。一战以后的美国,其软实力就表现为先升后降。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消灭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政权的主力军,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并在战后以美国自身的理念为指导,在西方世界建立了自由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其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由此具有了吸引力。美国软实力的强大并不是由于在世界上进行宣传和强行推广,而是在推动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的确做出了贡献。解决国际矛盾既要依靠美国自身的实力,也要有国际问题现实造成的机会。并且,美国自身发展起来的观念恰恰适用于解决欧洲的问题。现代科技的发展使欧洲延续了千百年的战争的残酷性变得令人恐惧和绝望,正是这种绝望迫使西方人去思考转变观念的问题。但观念的转变是需要物质基础作保障的,并且不是哪个国家随便就能提出新观念的。美国的观念德国和法国就无法提出,英国更是只看重欧陆的均势。1991 年的海湾战争,美国运用硬实力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径进行了惩罚,维护了国际社会的准则,也同样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相比之下,美国在2003 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非但没有使中东局势稳定下来,反而制造了更大的问题。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伊拉克长期处于社会动荡的状态,还导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势力做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力的强大并不在于公共外交和宣传,而是因为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美国的理念所指导的实践不仅使自身硬实力强大,而且用其硬实力解决了国际社会的复杂矛盾,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但是,美国如果在实践行动上不能继续发挥完善国际制度的作用,而是奉行美国例外论,推行霸权主义,破坏自由贸易制度,逆全球化的历史大势而动,那么其对外政策必定不会符合其所宣称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从而也会失去吸引力。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对外政策上更是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无法调和对外政策与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这证明美国需要的是从物质性力量到观念性力量的整体更新,而不是对现有的意识形态抱残守缺。因此可以说,软实力是随着政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软实力由解决国际社会主要矛盾和现实问题而产生,但由于历史条件不一样,软实力的性质也会不一样。美国的软实力是带有霸权性质的,利用其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攻城略地”,在别国制造混乱,如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和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约瑟夫·奈尽管看到美国软实力的强大,成为自由民主的标杆,但约瑟夫·奈并没有深入剖析美国软实力的性质,也没有探讨美国软实力会如何转型。美国是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建立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新事物孕育于旧事物之中,美国在解决旧矛盾的同时,也在慢慢造成新的矛盾,这是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随着美国霸权的式微,其霸权主义性质的软实力也不可避免地下降。这一判断并不能说明美国本身在衰落,而是美国在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任务之后,需要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尽管西方国家目前还是拥有最强的软实力,但其他文明国家要效仿西方增强软实力,并变得越来越强大。当它们超越西方之后,便会修正或摒弃西方的价值观。从现实情况来看,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理论后,美国在软实力方面并没有增长,反而在逐渐衰落。这证明观念的力量只有通过实践行动的不断创新才能产生吸引力。

当前的世界正在面临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国际社会中的权力格局正在经历着深刻变化,美国的软实力在逐步下降,新兴国家的软实力在逐步上升,但由于当前的变化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并不能彻底突破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因此,美国软实力衰落是缓慢的,其所留下的空白也并不能被马上填补,就像周王室衰微后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当前各国在软实力方面的较量会长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而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表面上看是对话语权的争夺,但根本上还是生产力的竞争,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更先进的文明体,这是产生软实力的真正基础。

软实力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国内层次、国际层次以及创造新文明体的层次。一个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升会赢得他国的敬佩,会使一些国家想要吸取经验,从而产生一定的吸引力。而由自身的发展带动全球的发展,则会使软实力得到极大提升,进入国际层次。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说明中国的软实力已经从 “内省”〔1〕2007 年的《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中提出,中国软实力的性质是内省的,而不像美国一样到处进行价值观的扩张。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载《国际观察》2007 年第2期。走向了扩散和传播。但中国的软实力与霸权主义性质的软实力是不同的,中国作为国际上的一支新兴力量,愿意用自己的实力来帮助解决更多国际社会的现实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以“一带一路”的形式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受益,推动世界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迈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将会逐渐增长。其中第三个层次是创造出更先进的文明体。国际层次的软实力增长还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当前的国际体系是由西方国家所塑造的,尽管中国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各方面制度规则都存在不公平,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而融入国际社会首先要接受其规则,在这个体系中有了一定的成长之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影响其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软实力经历了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但还远远不能称为强大,这是体系参与者的角色所决定的。

中国融入当前国际社会的过程是从另外一个体系转移到这个体系中的。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中国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在意识形态上甚至可以跟二战后体系的创立者苏联一较高下。然而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下,中国在话语权上不占优势。国际体系迄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已经出现了巨大裂痕,需要多方位的转变,这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重要契机。但中国的软实力会以一种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取决于中国在国际力量对比的重新调整中如何发挥作用。要想获得近代以来西方那种影响力程度的软实力,恐怕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西方国家的软实力是通过创造资本主义文明而得来的,是近代崛起后强大实力的延续。

从国际社会的整体来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中主流国家的软实力会趋于平衡。而要想获得比美国更强的软实力,则必须将自身打造成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体。这一历史时期也正在到来。从生产体系的角度看,当前各国都属于当代世界生产体系的一个单位,各国也都围绕着如何在现有体系下为发展生产力而展开竞争。但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西方右翼保守民粹主义盛行,产生了一股强劲的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全球化进程有可能出现某种停滞,但绝对不会停止,这是历史大势。这些现象说明,在过去经济较快增长时还能掩盖起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下的各种矛盾,目前都在逐渐暴露,但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却拿不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想拥有在全球占据引领地位的软实力,必须对生产力进行革命性的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明模式创新。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贫穷与富有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次生产力的大发展,都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更加深刻的结果。历史上,每次生产力的大变革都会带来知识的增长,以及社会结构的变革,一个政治共同体便由此获得代际碾压的优势,比如古代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和现代工业文明时期的西方国家。因此,判断一个国家在未来能拥有多强的软实力,需要看其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人类文明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诞生并不断更新迭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为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几个世纪的强劲动力,西方正是因为站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领导地位之上,才使其有了今天的软实力。因此,若想在软实力上超越西方,就要发展出能够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模式。

苏联的解体似乎宣告了资本主义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谷。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发生了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这表明资本主义体系还是无法克服自身的危机,并不能解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当然,相对于马克思的时代,当今的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作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必然是要超越资本主义水平的。美国霸权的式微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式微,这就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创造一个更加先进的范例提供了机会。这正是中国需要努力的方向,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道路上做一个引领者,才能在未来拥有强大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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